自宋代真德秀《文章正宗》选评《左传》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左传》评点拉开了序幕。及至清代,《左传》评点日盛,流派众多,异彩纷呈,著述丰富。清初实学代表人物王源的《左传评》,即其中重要且独特的一环。在《左传评》众多的评点话语中,多次反复出现的评点术语,蕴含王源的评点趋向,凝聚着王源的文学批评观点,毫无疑问地成为其文章评点的关键词。

《左传评》中出现频次最多的字眼是“奇”,也是最能代表王源文章观的一个核心关键词。其实,“奇”是中国传统文论中的重要术语,研究者众多。陈玉强《古代文论“奇”范畴研究》集中研究古代文论中的“奇”,是集大成之作,但此书并未收录《左传评》之“奇”,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目前学界对王源“奇”研究的态度与现状。

究其原因,大概有二:一是观念上的轻视。评点重感悟,缺乏理论提升,零散且不成系统,清代四库馆臣对此就明确表达了疏离与排斥,今人虽有改变,但此观念仍有很深的遗留;二是技术上的限制。四库馆臣对《左传评》存目而已,王源的《居业堂文集》《文章练要》未见整理本,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即使专门研究《左传》评点者,涉及此问题的亦不多。李卫军的《左传评点研究》视野宏阔,颇有开创之功,但因为通史式的研究,对某些重要评点著作未能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顾明佳的《左传评研究》论及“奇”,然仅就“结构艺术”而论,未遑其他。

另外,当下的关键词研究,囫囵吞枣、主观臆测的关键词阐释案例似乎也不少。究其根本,还是脱离了具体的“语义场”,不想、不愿对具体的语境进行细致入微的体察,难免“水过地皮湿”。基于此,本文以清代王源《左传评》中的关键词“奇”为标本,理其义,述其源,探其因,明其效,探求王源的精神世界,进而探查关键词评点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方法论价值和典型性意义。

《左传评》遴选部分《左传》原文进行评点,评点方式有眉评、夹批与尾评。王源在文本细读中遇到他认为的奇异之处,随手于字里行间夹批“奇”“奇句”“奇笔”“奇文”等字眼,意犹未尽,每部分的最后往往缀以大段评论,涉及字法、句法、章法等方面。王源的《左传评》单用“奇”字三百余处,单字之外,尚有“奇幻”“离奇”“大奇”“雄奇”“奇宕”“奇妙”“奇变”“奇绝”“奇崛”“奇警”“奇特”“奇观”“奇笔”等词组。因此,将“奇”作为王源《左传评》的评点关键词,可谓抓住了“关键”。

关键词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路,即正本清源,对关键词进行梳理、归纳、甄别、解说,明晰词义的历史、动态变迁。《左传评》中的关键词“奇”,内涵比较丰富,从具体的《左传》文本及评点方式方面,能够把握“奇”的意义。

《说文解字》释“奇”曰:“异也。”段玉裁注曰“不群之谓”[1]204,意为与众不同、异于常者。可见,奇异当是“奇”的基本义、最常用义。《左传评》对“奇”之内涵的运用及揭示,以此种意义最为常见,单字“奇”的评点,大多应从此层面理解,但是仅用“奇异”尚嫌笼统,不足以包括“奇”之丰富内涵,故王源通过两种阐释方式进行评点:

(一)同类相联

传统训诂学的训诂方式有互训法,即同义词或近义词相互解释,《左传评》将此种方式进一步灵活化,不再局限于“某,某也”的简单对应,循环阐释,而是将“奇”与同类意蕴的词语相互关联,并将同类词语的阐释与“奇”字相呼应,互文义,此即同类相联。实际上,此种具体语境的解读,既是对“奇”的意义的细化,也为“奇”增加了新的内涵。

王源采用较多的同类词语主要有两种:一是“变”;二是“活”。在《左传评》中,用“变”来阐释“奇”的地方有200余处,用“活”来说明“奇”的地方有20处。

变,在王源看来,不仅是为文之关键,而且是“奇”之形成的基础。奇异之生成,正在于变化之道存乎其中,“文无定格,化而裁之,存乎变而已”[2]200。王源将变化生奇视为读《左传》的妙法:“古人盖有意,在天之道,生而已。生则不穷,穷则变,变则生,生不已而愈无穷,持此以读《左传》,其庶乎?”[2]序

读《左传》原则的提出,有其理论根基,即天道与文道合一。“穷阴冱寒,万物闭塞,一变而为阳春;伏夏繁衍畅茂,一变而为秋杀,此天地所以为生物而至今常新也”[3]173,春夏秋冬,次第变化,此乃天地万物常生常新之所在,生生不息之根本。

与天道相应,文章之道亦然。古人喜欢将一切之终极追究到天,由此赋予其不容置疑的根基。这是王源在首篇《郑伯克段于鄢》尾评中提出的,为其评点确立了理论支撑,也为“奇”赋予“变”的内涵。“文章贵乎变化,变则生,不变则死。生则常新,死则就腐”[2]173,天道在变,文道也须变。天道变故四季常新,文道变则生就奇文。易言之,文章之好坏,从最根本上而言皆由奇变决定,文之奇变,可生妙文。

文之有奇,因有变化,变化则生就灵动之文章,文章才能“活”起来。《左传评》在评说宋穆公传位于其侄之事时提到:

穆公口口先君,声中有泪,义让也。穆公之义,宣公为之也。归美宣公,结穴“义”字,不必呆结穆公,而中有穆公在。此古人用笔最活处,亦最奇处,不得视为以宣公结也。[2]175

“活”与“死”相对,此处意为灵活、不呆板。“此古人用笔最活处,亦是最奇处”,将“活”与“奇”并列而举,同类斛释,“奇”之内涵中又附着了“活”之意义。

按照礼制,宋穆公当传位于其子公子冯,但因其王位为兄长宋宣公所传,故宋穆公决定传位于宋宣公之子。按照一般的写法,或许会对宋穆公的义举大书特书,而《左传》则以“君子曰”的口吻称颂宋宣公“知人”。王源认为,此为文章活络奇妙之处,不同常态,却能照应全篇,明颂宣公,暗扬穆公,读来含蓄蕴藉,意味深长。这就是“活”,也是“奇”。

同类相联的阐释评点方式,让关键词的阐释系统更加丰富立体,“遇变则生奇”[3]411,“变”为“奇”生就之前提,亦为“奇”存在之支撑,“活”则是奇的效果与目的。从文论范畴的角度而言,通过此种评点阐释,“奇”中被赋予“变”与“活”的意义。

(二)正反并举

与“奇”相对者,最重要且出现频率最多的是“正”。王源特别喜欢将奇、正并举,《左传评》中此种评点阐释方式,有300余处。当然这不是王源的原创。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常将奇正并举论说。

《孙子兵法·势篇》开篇即言奇正之作用,“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奇正密不可分,配合得当,遇敌亦能大获全胜,这是战术之通例,“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正,为正面堂堂之师;奇,为侧面偏师。如果奇正相成,变化生成,则能变化万方,“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故而在孙武看来,善用奇兵是取胜之关键,“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4]86-90。

王源好兵,年少时独嗜兵法,任侠言兵,生平为文,以言兵法者居多,著有《兵论》三十二篇、《兵法要略》二十二卷,对《左传》兵法更是津津乐道,直言“左氏知兵”,对《左传》之言兵法文字推崇备至。在“繻葛之战”的尾评中,王源写道:

战法之妙,千古名将不能出此范围。然非左氏知兵,安能叙之简而明、精而备如此。文人每叙战功不能传古人兵法之妙者,以不知奇正、虚实、分合之术也。他家无论,即以马迁之雄,亦不能辨,非不知兵之故乎?故千古以文章兼兵法者,唯《左传》,以兵法兼文章者,唯《孙子》。[2]179

繻葛之战,郑庄公设鱼丽之阵,射王中肩,终致周桓王大败,此战果得益于战术得当,王源盛赞其战法之妙。同时,在王源看来,更妙的是《左传》的叙战之法,以兵法写文章,简明精备。深于兵,故能括其要;神于文,故能详其本。

同样,爱好兵法的王源在点评时,亦不自觉地以兵法言文章。在《左传评·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一节的尾评中,王源写道,文章的妙处,就在于文有奇正。文章之正,如同正兵,堂堂正正,安排得当,四平八稳,不会让自己置于危险境地,遇敌退敌,亦不会有所纰漏。文章之奇,则如奇兵,变化多端,不按常理出牌,但能取得百战百胜的效果。具体到叙述方面,“文章之道亦然,如叙一事,叙其起如何,结如何,成与败如何,忠与佞如何,终始次第,有条不紊,是非得失,判然以分者,正兵也。借宾相形也,反笔相射也,忽然中断,突然离也,所谓奇兵也”[2]207,有条不紊与变幻不测即是正与奇之根本区别。

正与奇,对于兵家,对于文章写作都极为重要,缺一不可,“知正不知奇,兵之所以屡战无功也,知奇不知正,兵之所以一败不可救也”[2]207,只知正不知奇,文章写得再多也不会成就佳作;只知奇不知正,文章便会一败涂地。

奇正各得其所,文章自有妙处,此观点在刘勰的《文心雕龙》等文献中已有论说,但王源《左传评》凸显之处,还是强调一个“变”字,他更着眼于奇正相生,奇正之间的相互转化:

正之中有奇,虽正也,时忽宜于奇,则一变而为奇。奇之中有正,虽奇也,时忽宜于正,则一变而为正。奇正互变,敌则不知吾之正果为正,而乘其所之矣,又不知吾之奇果为奇,而乘其所之矣。总之,因时制宜,不可为典,要务期克敌制胜而后已。[2]207

奇正之间的转化,在于时机之不同,在于变化之存在,故需因时制宜。奇正相互转化,不易为人所察觉,更能出神入化,让人不知其所起,“正固人之所易见,奇亦人之所易知,若夫以正为奇,以奇为正,如雷电鬼神变化,不知其何自来,何自去,何自出,何自没,而能不为古人乘其所之者亦寡矣”[2]207。其阅读效果与一味求正、求奇,一味固守奇正规矩相比,更加震撼人心,由此生成的审美愉悦也是强大的。

奇兵、正兵、奇中之正、正中之奇,在《左传评》中多次出现,王源言此为“左氏序战功之妙,千古无两”[2]372的表现,亦是其评说章法的重要术语,奇正为章法之要,“奇正辨而宾主明,宾主明而章法出矣”[2]185,如此方能达到至奇至妙之境。

王源将用兵奇正与为文奇正紧密联系,通过与“正”的强烈对照,凸显“奇”的清晰意义;通过奇正之间的变化,也赋予“奇”对立面“正”的意义,寓奇变于规矩,由此形成的迂回反复、变化莫测,自然造就奇文。

总之,“奇”的基本义项为“异”,但王源在评点《左传》时,常将“奇”与“变”“活”同类联系,又喜将之与“正”反义对举,并且强调奇、正之间的转化,故王源评点《左传》的关键词“奇”,在“奇异”之外,又附着了“变”“活”“正”的内涵。此种具体语境之中的意义扩展,既构建了王源古文点评的术语系统与概念逻辑,也是对古代文学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王源阐发“奇”之内涵,并非载之空言、空无依傍,“奇文”即是其重要的文本载体,尚奇亦是王源文章学的一大主张。《左传评》中单用“奇文”二字进行评点者即有33处,在文章不同层面皆有展示,结合具体文本,可以理清王源理想中的“奇文”样态。

(一)叙述奇诡

奇诡无常,捉摸不定,是奇文的第一要义。《左传》是一部编年体著作,书写应该是顺序写之,但《左传》又不纯粹是一部史学著作,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在叙述方法上表现为经常打破历时性顺序,采用多种文学叙述手法。对此,王源极为颂扬,追求奇诡,反对平铺直叙。《左传评·叔孙得臣败狄于咸》篇后总评有言:

叙事之法,切不可前者前,中者中,后者后。若前者前之,中者中之,后者后之,印版耳,如生理何?唯中者前之,后者前之,前者中之、后之,使人观其首,乃身乃尾;观其身与尾,乃首乃身,如灵蛇腾雾,首尾都无定处,然后方能活泼泼也。[2]230

叙事,本是按时间顺序排列事件,但是若完全按照时间顺序则又会如同印版一样,程序化、模式化的内容增多,令读者失去阅读的兴趣。只有“陡然起,不知其何来;瞥然过,不知其何往;杳然去,不知其何终”,激起人的好奇之心的文章,方称奇文。

(二)事理辞达

一般而言,奇文亦需言辞奇绝,但王源则认为只要“辞达”者即为奇文。《左传评·骊姬乱晋》尾评写道:

文不过说理与叙事,吁!文有何奇?说得理出,便是奇文;序得事出,便是奇文。所谓“辞达而已也”。虽然,“达”易言哉?理则天人事物隐显高深,无一之不达;事则治乱贤奸话言情状,无一之不达,固非夫人之能事。然则苏氏谓“能达则文不可胜用”,非“达”为文章之要道乎?此篇亦直序之文,无他奇巧妙处,只是能达骊姬之情状而已。[2]192

文章无他,不过是说理文与叙事文二体,故奇文首先得“辞达”。叙事能够说清楚,说理能够讲明白,即为“辞达”。此貌似容易,实非易事,要“无一不达”,天理人事、言语情状皆需一一通晓,方可将事理说清,才是奇文。骊姬乱晋一节,与极力摹写奇巧者不同,力求以辞达为标准,无一不达,即属奇文。

讲清楚,说明白,当然称得上“辞达”,但这个“达”也要有“度”,当止则止,不可一览无余,言辞忌尽。作为历史著作,当然写得越清楚越透彻越好,但作为文学作品,如此“说尽”式书写,则索然寡味,往往令人生厌,自然也不能谓之“奇文”。

(三)结构自然

此处所谓“自然”,当然不是随便,不是“原生态”,而是经过苦心经营、剪裁之后的自然,是浑然天成,乍一看平平,实则巧夺天工。《齐崔杼弑其君光》篇尾评云:

自棠姜之娶至大史之书,种种事情,只一滚序下,不分段落,又一章法也。天下至平者无如水,而波则不平。平何以波?风也,砥也,高下也,曲折也。风则波,砥则波,高下曲折则波,宁有心于不平乎?随其所遭,因其自然之势而已。文之妙亦如此,但平平写去,而因其常以为常,因其变以为变,因其正以为正,因其竒以为竒,因其纯以为纯,因其杂以为杂,只在剪裁得宜,安顿恰妙,运用不测,则天功非人巧矣。然非惨淡经营,天工何由得哉?……然俱以剪裁得宜,安顿恰妙,运用不测,而后成一篇天工文字,岂若世之以庸平呆板为自然者乎?吾尝谓惨淡经营是经营自然,探得此中消息,而文之道思过半矣。[2]288

王源追求叙事奇崛,打破常规,把本来“顺序”的事件分节,重新安置位置,叙述因此迂回曲折,前已言之,但是并非所有的章节都适合如此构架,一个基本的原则是“随其所遭,因其自然之势”,易言之,要根据具体的情节、事件、人物、因果来剪裁、安置、结构,顺应自然之势,努力营造一种“自然”。宋代苏轼言:“吾文如万斜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干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5]2069王安石评张籍的诗云“看似寻常最奇崛”,可谓不谋而合,异曲同工。

崔杼弑其君,事件前因后果、本末翔实,固已复杂:崔杼娶棠姜,东郭偃、陈文子言不可,庄公淫棠姜被弒,贾举诸人争为之死,独晏子不死,而发“君死社稷”之论,崔庆立景公,晏子之盟言,大史之直笔,等等,此类结构,只需用心剪裁安排,一路自然叙述,便可波澜起伏,毫无平庸呆板,自是奇文。

王源认为,文章结构之自然,或惨淡经营,顺势而为;或以意笼括,文随意生,避免呆板,杜绝“刻意”,追求“恰好”,自成一篇天工文字、天然恰好文字。“奇不在幻而在平,只如泛论人情物态而天道遂莫能外,非天下之至文乎!”[2]342

因为评点体例,王源对《左传》奇文的评点及其奇文理论的阐释虽然零散,但比较全面,正反对举,不仅明确品评奇文之奇,还列出为文之忌讳,相得益彰,正面标准,有章可循;反面教材,引以为戒。二者相互补充,全面阐明了王源的奇文理论。王源以奇诡、辞达、自然为奇文的观点,大致涉及为文叙述、语言表达、文章结构等重要层面,又间涉文章意境、总体风格、文章生成,将“奇”的内涵揭示得很清晰,即为文需有曲折变化,奇势迭出,但不必刻意为文,着意修饰,只需文成自然,事理清晰。此三个方面层层递进,在一般认识基础之上,将奇诡者为奇文的观念进一步开拓,在强调变化的同时亦不刻意求奇,不拒绝平淡。

在王源的文论中,奇文成为美文佳作的代称,《左传评·陈人杀其公子御寇》一节评语“高矣,美矣,奇矣,妙矣,神矣,至矣”[2]191,是对章法安排的赞美,此六字当为并列,层列而下,极言文章之好。

王源对“奇”的论说,不局限于一隅,思路开阔,将“奇”之内涵扩大化、普泛化。如果单纯从“奇异”的本义层面来理解王源的“奇文”理念,无疑遮蔽了“奇”范畴的历史性与语义场。王源以奇为美、奇文即美文的观点,在清代《左传》评点史上很有典范意义。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爱奇之心,古今一也。”[6]625《老子》言“以正治国,以奇治兵”[7]220,虽有儒家对奇技奇辞的排斥与规范,然历代对“奇”之推崇与书写却不绝如缕。庄子的畸奇、韩愈的奇崛、苏轼的奇趣、李贽的怪奇、李汝珍的奇幻等,在散文、诗、词、戏曲、小说等领域开花结果,清奇、怪奇、峻奇、雄奇、新奇等关键词,引领了一代诗思文情。

一个关键词虽然在不同时代都存在,同一时代的不同人亦在使用,但是他们在运用时并非始终如一地用一个语义,语义场会发生变异,其中,个人的生命体认是关键因素。王源之好奇、求奇、以奇为美的批评标准,首先与其本性、志趣密切相关。

王源少时酷爱李贺诗作,读之手舞足蹈,后因他人以李贺诗作诡诞非正劝阻,虽迷惑不解,但不再读李贺诗。及年纪稍长,因读汉魏乐府诗,方知李贺诗作章法之新奇,遂感叹世人之浅陋,拘泥于字句之怪对李贺横加批评,“人不知其章法之奇,惟字句是怪,陋矣”[8]231。众所周知,李贺的诗歌想象奇,辞采奇,结构奇,风格奇,总之与众不同。王源少时对李贺诗歌没有缘由地喜欢,源自天然,可见其好奇之性。

王源为人洒脱不羁,即使羁穷落拓,亦不屈己志,自言“少窃自负,视天下事甚易,每以士非贤俊将相奇才,无足与友”[8]216-217,平生所交多为瑰奇隐异之士,他的儿子王兆符说“经纬如诸葛武侯、李伯纪、王伯安,功业如郭汾阳、李西平、于忠肃,文章如蒙庄、司马子长,庶几似之”[9]2;洪嘉植称其“岸异多英气”(《居业堂文集》原序),方苞称其“恢奇人也”[10]247,“所心慕,独汉诸葛武侯、明王文成。于文章,自谓左丘明、太史公、韩退之外,无肯北面者”[10]217。他敬佩经纬天地的奇才,敬仰建立奇功的奇士,心服写就奇文的文士。读史每见古代奇伟非常之人,辄恨生不同时,不得与其上下议论;著史喜为功勋卓著者、奇姿雄伟者立传。他为明人立传,以刘基为传记第一人,钦佩至极,言其明阴阳术数,运筹帷幄,屡建奇功,更直言“刘诚意之功伟矣,而实录所载,何其略也”[8],由此王源甚至将明朝灭亡的原因与不用奇士联系在一起,“假令明季有老成朔望为国家爱惜人才如侍读者,尽取天下奇才良士,加诸上位,太平曷难致哉!”[8]245-246不用奇士而亡,用奇士而兴,足见其爱奇之心、慕奇之意。王源将“奇”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自然提升了“奇”的地位。

王源是奇人,他仰慕的人物无一不是奇士,折服的文章无一不是奇文。从内到外,处处浸透着“奇”的一个人,将“奇”作为批评标准,那是自然而然的事。

不唯如此,王源的奇文批评、奇文理论之形成,还与其坎壈的命运遭际有关。王源先祖自明成祖时靖难有功,子孙世袭为锦衣卫指挥佥事。身为明朝官宦子弟,自负经世奇志,“独从事于经济文章,期有用于世”[8]133,然身处易代,生非其时,命运陡然转变,流转江淮间,为文论兵、考察地理,正如顾炎武,意图戡乱复国。年四十余,贫困无所遇,往京师求仕,却屡屡碰壁,奔走四方,久不得志。清政权稳定后,他寻求的不过是“数椽容膝,百亩供餐,足以闭户而无求,便可成其稽诵著述之志”,然“谋之三十余年,终如河清难矣”[8]110。一生困顿不堪,溘然逝于淮安。

国家、家族及个体命运沧海桑田的骤变,内心的不平之气,郁积于胸,必发而为文,《居业堂文集》前附管绳莱《王昆绳家传》言:“源以世家子弟,国变家毁,苍凉欎勃之气,无所发泄,一寓之于文……当时号为古文家者,未足与比也,然非遭时之艰,困心衡虑,乌能成其所至若此哉?”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则自然为奇文,王源于《六陵遗事序》中言:

予自幼读谢皋羽《冬青树引》,未尝不流涕也。嗟乎!六陵之祸,悲夫!何其痛也。天下义烈忠伟之事,虽由性生,亦往往激发于不容已,激愈甚,则发愈奇。[8]186

谢翱是南宋遗民,《冬青树引》写的是亡国之痛。宋亡后,元人将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等六帝的骨骸挖出,从绍兴运往杭州,与六畜之骨同埋于镇南塔下,陵中的金银财宝悉数掠走。得知此事的遗民唐钰、林景熙、谢翱诸人,悲愤无比,筹划良久,将六帝之骨骸从镇南塔下取出,葬之兰陵山后,并从临安故宫挖掘六棵冬青树,分别种植于六陵之旁,以作标志。《冬青树引》即是以隐晦手法对此事的吟咏,“桀骜有奇气,而节概亦卓然可传”[11]1413。王源是明朝遗民,感同身受,易代之痛,痛彻心扉,故每读此文辄为之痛哭流涕。

文人因不平而写就奇文,王源认为是水到渠成的事。他在给新安奇士洪去芜文集撰写的序中说:“然则士不得志于时而著之文章,以为法于天下后世,胡可少也。”[8]208此种观念,是韩愈“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理念的继承,是传统的理论命题,但王源在阐发过程中,融入了故国之思与人生感悟,遗民的身份、历史的反思、坎坷的人生,也因此使其阐释渗透了真切的人生体验,是在含泪带血的生命体验中凝练起来的。

需要注意的是,王源对奇之推崇,有着认识上的转变。年轻之时,王源对奇发自本性的喜好,后来则是奇正互补,以正驭奇,转变契机是王源对兵法及儒家经世学说的服膺。儒家自始对“奇”采取审慎态度,按照儒家的礼制规定,国君出入不乘奇车,不穿奇服,不食奇味,不育珍禽奇兽,不言怪说,不玩奇辞,一旦违背便会导致风衰俗怨、礼崩乐坏,必须加以规范,“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12]414。此种约定,与清代儒者大力提倡的经世思想密切相关。

魏禧、颜元、李塨,与王源亦师亦友,皆提倡经世致用,与王源论学甚契,见解相合。《居业堂文集》的《将论》《战论》《八阵论》《子元论》《魏舒论》《庞涓论》《李广论》《庾翼论》《谢安论》《苻坚论》《李密论》《韩蕲王论》《耿炳文论》等文,顺次排列,在相对集中的篇目中,以具体事例阐述儒家影响下的兵家奇正之道。可见,王源对于奇正的论说,亦有兵家、儒家观念的影响,不单是一味好奇,而是有着理性的思考与选择。

论说的最高境界是让人心悦诚服,王源是个中高手。他不是空洞言理,而是用生命感受奇、阐发奇,并传达出感发生命的力量。因此,王源对“奇”的阐释与评定,既有生命体认的高度,亦有关注现实的锋利。王源不仅是“奇”的阐释者,还是“奇”的书写者,评点者与文人身份的二重性,让其《左传评》的关键词“奇”更加富有阐释厚度。

关键词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下产生的,背后深层支撑它的是历史、社会、观念等方面,因此对关键词的解读必须放在当时的话语体系与社会语境中,方能切中肯綮,得其真意,“如果我们不能建构起这样一种解释性语境,我们就不可能指望对该言说的重要性给出解释,也不可能说出其作者的真实意旨”[13]195。

清初思想界,尤其是遗民群体,其焦虑即明亡问题,“遗民学术的批判热情,集中表现于‘明亡原因追究’这一政治的又是史学的课题上”[14]346。与此相关,士人亦深刻反思晚明以来之文风,将文风与国运相连,思索文章之如何经世致用。作为遗民之一,王源亦有其对当时文坛现状的理性反思,他对当时文坛诸多弊端的不满,对科举时文及当时文章写作取法倾向均有所批评纠正。因此,王源“奇文”理论之形成,除了个性、遭遇、家国之痛诸因素使然,还有深层的经世缘由。

八股取士,明清皆为选士之首策,文士竞相学习时文,以之为敲门砖,谋得一官半职,如此选拔的人才,结果则是,面对社会失序、国破家亡之时,束手无策,王源曾言“人才靡弱不振,至宋已极,而明殆有甚焉”[15]45。

王源鄙薄时文,不习时文,反对时文。他认为时文并不能作为衡量人品、文章好坏的标准,反而会误导文章走向歧途。一二侥幸科举及第之人,将其支离谬戾之文传播于天下,一般学子便会竞相模仿,于是“荒经蔑理无文义之体”[8]236便流荡于文坛。

时文写作讲究多,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高低等也都要相对成文,字数也有限制,而王源强调的是错综之法。《左传评·公矢鱼于棠》言“未有不错综而可以言文者,后人务取枝枝相对,叶叶相当,板到底,俗到骨,皆宋人陋习”[2]177,四平八稳,起承转合,乃八股写作之基本,王源的好友方苞曾撰《左传义法举要》,强调为文要对偶,王源也品评《左传》,但与方苞理论全然不同,他认为此种写法既死板又庸俗,皆非错综离奇之文,不利文章写作。《左传义法举要》卷首程崟撰写之《题识》云:

崟与北平王兆符,成童以后并请业于望溪先生。兆符尝以其父昆绳先生所发挥《左传》语质于先生曰:“先生与吾父为兄弟交,以道义相然,信而论学,则相持治古文,并宗《左》《史》,而兆符暨二三同学从问古文,未尝举吾父之说以为鹄的,何也?”先生曰:“凡所论,特为文之义法耳,学者宜或知之,而非所急也。且《左氏》营度为文之意,众人不知,而子之先君子独悟者十之三,其中屈折《左氏》之文以就己说者,亦十之三。吾尝面请而不吾许,是以存而不论也。”[16]45

面对相同的文本,王源、方苞二人的评点迥然不同,不唯具体之评点,意图趋向亦异,故二人虽为好友,但方苞讲评《左传》时对王源之评点一概不引,存而不论。不过,也正是在此层面上,王源的《左传评》及其倡导的奇文理论具备了不同时俗的意义。

自南宋吕祖谦《古文关键》选择古文进行点评开始,古文评点与科举考试便结下了不解之缘。最初的评点侧重经义,随着考生对经义的烂熟,评点重点开始转向文章做法。通过古文论作文之法,以制八股,成为最通行有效的方式之一,故明清时期古文评点甚为盛行,主要就是应时文之需求。方苞的《左传义法举要》即为典型的场屋写作指南,对此,方苞都羞于将之流传于世,他曾对门人王兆符、程崟说:“是余之赘言也,以生等迫欲闻此而偶发之,何必传之人世,使畅精神于蹇浅乎?”[16]45方苞无非是借《左传》中的六篇文章,传授他的场屋经验,这属于小道末技,因此他自己也说是鄙陋浅薄,这不全是谦虚之辞。

王源鄙薄时文,不屑为时文。四十余岁因家贫游京师为人佣墨时,有人讥笑他不会写八股时文,王源“笑曰:‘是尚需学而能乎!’因就有司求试,举京兆第四人。寻舍去,曰:‘吾寄焉,以为不知己者诟厉也。’”[8]217因此,王源的《左传评》绝不是为时文写作服务的,尽管其中亦不可避免地也涉及一些文章的写法。他反复标榜推崇“奇”及奇文理论,并将之提升至经世致用的层面,这其中受到他的老师魏禧的影响,魏禧有《左传》评点之作《左传经世钞》,直接以“经世”命名。更多的是,王源不满明清盛行的误国之八股以及与之密不可分的古文评点之作,也有对清初文坛宗法唐宋八大家倾向的“反其道”。

明末清初,文坛出现一种取法唐宋八大家的倾向,清初三大家之一的侯方域即其代表。侯方域在当时影响极大,“近日论古文,率推侯朝宗第一,远近无异词”[17]213,侯方域力倡为文从唐宋八大家入手,是为文最佳路径。王源自言“最爱朝宗文,有流水行云之致,而深不服其入门必由八家之说”[8]89,喜欢侯方域的文章,缘由在于其为文脉流畅,但为文贵乎变化,譬如奇正之术,正有定,奇无定,而以正为奇,以奇为正,则正亦无定,如学习唐宋八大家亦步亦趋,不知超越,不懂提升,那么学到极致也不过是寄八家篱下。况且宋文靡弱,能正不能奇,能整不能乱,能肥不能瘦,缺少变化,根本就不是什么优秀的模仿典范。

诗歌亦是如此,王源直言“今之诗人,多取宋人糟粕为新奇”[8]219,于字句、调式上沾沾自喜,自以为工,实则不工,自以为新奇之作,实则拾人牙慧,作诗为文者切忌效仿。

为文之道,王源自忖有一定的思索,他于经史典籍的熟稔,令其言之有据,据之有理,他也曾想在为文之法上自成一家,然迫于生活压力,无暇将此意付诸实践,“生平略能知古文之意,惜窘于遇,不获殚力造其室,以自成一家言”[8]231,但从其文集、评点著作中,亦可窥见一斑。王源言为文之道,需学习古人,但学习古人,一是要明确学习对象,文从经史中来,当从先秦西汉文中寻求为文之法;二是需学之有道,“予尝谓学古人者,不可无我,有我则可以彼,可以此”[8]231,需保持自我,如此方可千古之间纵横驰骋,上下求索,一旦无我,便成伪古人。

王源对清初文坛两种弊端的拨乱反正,既强调了为文之用,又强调了作者的主体性、独立性。文章需经世致用,堆砌知识、卖弄文辞,有害于文之用,故而文需辞达自然;为文不能丢失自我,故而才学非文。了解王源的为文之道,方能明晰其关键词“奇”的普泛化系统的由来,方能明白实学代表王源的现实寄托。

关键词,作为凝练简洁的语言符号,概括性强,富含意义,承载着文化、社会、思想的诸多诉求,体现着不同作者的异彩纷呈、不同文学流派的源远流长。在西方,较早采用关键词批评的是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他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以历史语义学为学术路径,对文化的一些核心词汇进行了细致的考索剔梳。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关键词研究自1990年代在中国逐渐兴起,在文学、文化领域,通过关键词来探寻时代的变迁,阐释词语背后的政治文化,出现了大量有影响的学术论著,但是对于评点关键词的阐释研究却是关注较少。

王源《左传评》中的关键词“奇”,既是其为人为文之道的凝练概括,也是其评文的重要标准。通过对此个案的阐释,目的不仅在于了解《左传评》的“奇”本身,更重要的是要探求评点关键词研究的路径与方法,以期形成更大规模的评点关键词系统。

关键词研究,首先要辨析研究对象是否称得上是关键词。目前对关键词的界定诸说纷纭,但一个不可反驳的义项是重要的、核心术语。具体到评点而言,一个相对简单可行的方法便是依据词语出现的频次判断。此种方法的出现,与评点的独特性有关。评点是随文阐释,有点抹、眉批、夹注、尾评等方式,有些字词在字法、句法、章法的点评时会多次反复出现,虽然数量不是绝对的判断依据,但一部评点作品中成百甚至上千的出现频次,绝对是重要的参照与评判标准。

评点重感悟,简短零碎,对于评点关键词的理解与阐释,强调的是具体而微,回归文本。此文本有二:一是所评点的文本;二是经过评点者评点后生成的文本。只有回归文本,方能在字词的上下语境中厘清关键词蕴含的语义群,才能真正探知到关键词的“关键”,“对文本的历史理解,也就是对文本原生话语的理解,是一切理解的前提。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当下的理解才有所附着,才有对文本的当下理解”[18]10。我们之前的文学史、学术史教材乃至研究,多关注宏大叙事,强调整体意识,却忽视了很多具体的个体,而这些个体恰恰是检验宏大叙事是否成立的试金石,也是组成整体的重要支撑,不可或缺。

本文研究对象即是一个普通而典型的样本。“奇”在中国文论中是一个长时段的存在,在时空的历史传递中,形成了体系庞大的语义场,也产生了环环相扣的“历史巨链”。王源在此链条中,其意义在于努力提升“奇”的地位。古人尚奇者不少,然而斥奇者也很多,王源不仅好奇,而且好之有道。他以饱满的热情、数量密集的“奇”字排列、有理有据的阐释:一是从文章学言说为文不可不奇,奇文即是美文;二是从社稷存亡、经世致用言说治国不可不用奇士奇文,将“奇”上升到古代最为重视最为重要的位置,为“奇”正名,不容置喙。

这便是《左传评》关键词“奇”的地位所在。推而广之,采取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将历史上相关关键词的建构、断裂、变异,振叶寻根,观澜寻源,既能确立不同个体的位置,又能形成明晰的谱系。

“关键词研究是一种新的学术范式,其特征首先表现为关键词研究不是语言研究而是思想研究”[19]152,因此关键词研究不是单纯的字词释义,而是要考索其产生的语义场与历史语境。此种考索,不仅要关注关键词出现的时段,还要强调前后时段的具体存在;不仅要强调人的力量,还要关注社会的控制,以此揭示词语背后的政治、利益、立场,展现相关问题的生成与流衍。

作为一种观念,关键词不是单纯的抽象存在,它发端于人的心理感受,源于历史社会,又反作用于人的生活,形塑人的行动,甚至影响历史的进程。因此,对古代评点关键词的系统研究,是回溯历史,更是构建未来的需要,其具体的言说方式、重点、路径及得失创获,对于构建当代文学批评方法论和理论体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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