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晚周诸子的著作中《,庄子》因其混杂舛驳、歧变较多、细微精深,解读更难,因此诠释版本更多,其中极为突出的是郭象。郭象思想依据庄子思想而生发,但又与庄子有所不同,因而被称为"误读"《庄子》。但从拉康思想来看,在文学作品的解读实践中,误读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阅读本身不是阅读文字,而是阅读文字背后承载的真理和思想,而真理和思想无法被直接传达,只能通过读者的阅读和"二次创造"来实现具象化。既然误读不可避免,文学作品解读的意义何在?核心在于"人",在他人的文本或思想中寻找自己、认识自己、塑造自己,这既是对自我的找寻和追问,也是他人和客体的建构或重塑。
一、傅伟勋的“误读”概念和郭象对《庄子》的诠释
傅伟勋从诠释学角度梳理和构筑中国传统思想时,提出了“误读”这一概念,误读不等于误解,而是指从剑走偏锋的角度理解作者,甚至超越作者,从而实现文学的创造性解读,在傅伟勋的研究例证中,有一例是郭象的《庄子》解读。
在晚周诸子的著作中,《庄子》因其混杂舛驳,歧变较多,同时因其细微精深,解读更难,因此诠释版本更多。在《庄子》诠释史上影响最大和成果最为突出的便是郭象。郭象主张万物“独生而无所资借”“自足其性”“冥然自合”“无心”“无为”“逍遥”等[2]。
这些思想依据庄子思想而生发,但又与庄子有所不同,以《庄子》中的“逍遥”思想为例,《庄子》文本本意更侧重于阐述一种无拘无束、自由漫游的逍遥,如“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这种状态浑然忘却俗世和自我,在达到这种状态本身后,没有额外的前加条件和后置情况而更显得悠然自得,但达到这种状态前需要一定的条件,即只有“至人”“神人”“圣人”才能领略。
而郭象认为每个存在皆有属于自己的逍遥之境,只要适应情性、得其所用,不分圣人至人神人,没有大小优劣高低胜负之分,“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庄子注·逍遥游》)郭象在这里强调的“物任其性”主要指“性分”,可理解为天性,即万物生来具有的、先天的禀赋和本性,如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物各有性,性各有极”(《逍遥游注》),面对性分,人们需要安于接受,任其自然,“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养生主注》)因为万物存在各有性分,先天不同,比较没有意义,“夫以形相对,则大山大于秋毫也;若各据其性分,物冥其极,则形大未为有余,形小不为不足。苟各足于其性,则秋毫不独小其小,而大山不足大其大矣。”(《齐物论注》)放弃了比较,就能“自足其性”,再进一步就是“无心”,放弃感知,放弃区别事物,做到“齐物”,“夫使耳目闭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故将任性直通,无往而不冥。”(《人间世注》)从而达到“逍遥”的境界。
可以看出,普遍意义上理解的庄子的逍遥是一种不同于世俗、超越世俗、超越普通自我存在的,物我合一、世我相融的大境界。而郭象强调的是接受现实、顺其自然、安于自己“应当成为的存在”,并且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倡导放弃感知和自我意识,和犬儒主义略有相似。
除了对“逍遥”的“误读”,郭象主张“独生而无所资借”(《养生主注》),用“自然”取代“道”,否定了“道”的存在,甚至或许对原文进行部分删改。《大慧普觉禅师语录》说:“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郭象和庄子思想的关系。
二、拉康思想与文学解读
在精神分析学出现后现代主义发展趋向时,拉康延展了弗洛伊德的学说,对“人”这个本体投注了更多关怀,将研究的对象由梦境和现实延伸到语言的构筑上。由于现实世界是需要被“认知”的,因而构筑世界的不是客观的事物,而是被理解和传达后的“事实”,这份“事实”的载体是语言[1],“事实”经过“语言”的二次解析后天然具备了不可知性。
语言的衍生物则是“文学”,拉康思想的核心关注点在于对“人”的本体的关怀,在他的许多论著中,可以看出他看重读者和文本的相互作用,而在这语言和社会与人的互动中,在意义的生发方面,更偏重“阅读”这一切的读者,这与接受美学的核心理念一致。
读者“阅读”的过程、语言和社会与人的互动过程,就是文学解读的过程,这是一个三元一体的系统:具象化文本、对象化自身情感、对文学创作主体做出判断。具象化文本指使得文本不再是单纯的字字句句,而是将其同外在形象联系在一起,在阅读的过程中在思想中建构起文本对应的形象,从而顺理成章地唤起情感和共鸣。对象化自身情感指将情感提纯,将阅读过程中接收到或自己二次创造感受到的情感做好清晰的认定,“认为”自己感受到了什么,“明白”自己感受到了什么,并将认定后的情感作为一种从自身体内剥离开的“对象”而非“内在的一部分”进行分析和判断,根据头脑中的判断,选择认同或者反对文学创作主体,做出属于自己的判断。
将这三个元素连通和现实化的手段就是对文学作品解读的实践,解读的实践和建构显现了客观世界中存在的主体间的冲突与融合,这份冲突与融合会通过文本解读而成为“对象化”的情感,从而能够以客体的形象在精神世界中显现出来,再进一步方便分析和判断,在判断过程中,人们容易令其结合自身的生活、经历与价值观念,即反观到了“人”这一主体的自身,最终实现自我理解和被理解,这是文学解读与实践的起源和归宿之一。
三、从拉康思想看文学误读的不可避免
郭象解读《庄子》,析出“真理”。真理是被语言承载和遮蔽的存在,是“经过语言及语法加工后的事物和人工现象”,哪怕郭象一板一眼地按照庄子的本意解读《庄子》,也不存在“不误读”,因为阅读本身不是阅读庄子的文字,而是阅读文字背后承载的真理和思想,真理和思想无法单独存在,只能依附于文字之类的客观载体,而一旦依凭载体,就意味着阅读或解读这一文学活动多了一个“中介”,这就决定了误读的不可避免,只是有大小和是否被人群承认的区别而已。[3]
“误读”,是读者通过阅读或解读对文本的二次重塑,重塑的过程就是结合自身的知识水平和生活经历,在他人的文本或思想中寻找自己、认识自己、塑造自己的过程,核心在于“人”。这既是对自我的找寻和追问,也是他人和客体的建构或重塑。
郭象作为一个魏晋玄学家,主张“任自然”,安于现实和天性,倡导入世和出世相统一,在注《庄子》的文学过程中,郭象并不从挖掘作者本人思想的角度出发,而是先代入自己的思想,再进入《庄子》的思想,寻找佐证、支撑或者延展,在这个过程中,活动的主体不再是原作者庄子,而是读者郭象,他在《庄子》中寻找和构筑自我,透过语言辨析被遮蔽的属于自己的那份真理,将新的真理用新的语言传递出去,作为世界“事实”的一部分,再由其他的解读者解读事实,析出属于自己的那份真理。新的文学解读过程中,活动的主体再次被变更和取代,不再是庄子,也不再是郭象,而是新的读者。
“文学”自身没有价值,“价值”这个词本身也没有价值,所谓的被大众认可的价值是人为的添加物,这种添加便是一次经过自我反馈的再塑造,从而使“价值”不再是纸面上的两个字符,反而活跃并真实起来,成为大众认可的一种客观存在的观念。而这个文学活动,从始至终,都是通过“人自身的解读”来进行的,而非作者的叙述,这来自作者的叙述但并不以此为根基,反而因为“误读”“牵强附会”“强行解读”之类的事情存在而远远脱离“根基”的地位。阅读是自文字中寻找共鸣、自我或者他者指引及治愈,但这些感情生发的主体都是人,有情者,一字也可辨得千言。
四、文学行为在于“人”自身
再反观回拉康的理论“三界说”,他在《象征、想象与实在——1953年在SFP的就职演说》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想象、象征与实在这三大维度。想象维度是世界构筑的第一维度,这个过程发生在人完善自我认知之前,重点在于自我感知,在摸索中寻找和建立自我,易出现误认自我等问题。象征维度的关键在于使文化浸染“人”这个个体,使生理意义上的存在变为文化和社会意义上的存在,获得主体性。实在维度是抗拒符号化、表达化、能被一次性接受的直接的“实在”,它通常以“效果”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创痛,天然具备“不可知性”。
无论是想象、象征还是实在,每个维度的生发和存在的基础不仅仅是阅读者,更是写作者,只是阅读者的阅读使文本活跃,生发出文学活动的最终意义,即当“事实”从写作者出发、被阅读者接受后,才能完成具象化文本、对象化自身情感、对文学创作主体做出判断这个过程,在“判断”中让“价值”脱胎诞生。
在这个过程中,从始至终,文学行为的起始和终结不在于文本文字,甚至不在于他人,而在于“人”自身。
参考文献:
[1]卢毅.意识形态与无意识--阿尔都塞式马克思主义与拉康式精神分析的一种对话[J].社会科学,2020,(04):127-136.
[2]吴昕明,郭淑新.郭象对《庄子》的“误读"[J].滁州学院学报,2019,21(06):39-43.
[3]赵靓.拉康与维特根斯坦︰以语法、真理及欲望为轴[J].学术研究,2020,(11):41-46.
文章来源:朱奕璇.文学作品解读实践与理论——从拉康思想看郭象“误读”《庄子》[J].今古文创,2021(35):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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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中国比较文学
期刊人气: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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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比较文学学会
出版地方:上海
专业分类: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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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刊号:31-169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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