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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桃》中重母倾向与伦理创新探究

2020-10-20 496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宗教学家许地山先生曾因对道教的研究而闻名于学术界，加之其逐渐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倡导写实主义文学。道教重的重母倾向与许地山先生本人对女性群体伦理态度的思考使得影响着短篇小说《春桃》的创作和女主人公“春桃”一角色的塑造，对当时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关键词：
伦理
春桃
母权倾向
短篇小说
重母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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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桃》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许地山先生1934年载于《文学》三卷一号的一篇短篇小说。迄今为止，许地山（1893—1941）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文风多样且别具一格的人物：作为一名关注社会局势的流变和人民实际生活的作家，他参与创立了文学研究会并宣扬写实主义的文学风格；基于原生家庭的宗教信仰及童年生活经历之影响，许地山先生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和散文，又大量充斥着道教、佛教和基督教等的精神与内涵色彩，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学家兼宗教学家。《春桃》虽然作为许地山作品巨塔的一隅，只为我们呈现了寥寥一万一千余字渲染的故事画卷，但其中除了大家老生常谈的女性独立、人道主义精神、追求民主自由等等中心思想，字里行间也隐含了道教的重母色彩、母权倾向；同时我们也可细细研读出小说结局为我们构建出的超脱时代的新型伦理关系，延伸到作家在时代剖面下对社会局势的改变以及重组的渴望。

一、“春桃”———道学研究下流露出的重母色彩的代表

1.许地山的道教研究

虽然作为一名基督教徒，但许地山对道教的剖析于研究使他闻名于学术领域，为后世宗教学者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成果。许地山对道教文化熟络于心，据周俟松回忆，许地山假日里常常伴着岳父和家人出游，谈笑风生，尤其对于庙宇道观典故了如指掌，解说娓娓动听，且言出有据。[1]在1927年至1942年这十几年的时间，许地山陆续编撰了《道教史》、《中国道教史》、《云笈七签校异》、《道教词典》、《道书源流考》等一系列的道学研究作品，可以看出许地山对道教研究于探索的执着和热忱。中国的道教发轫于先秦时期的老庄哲学思想与理论体系，其间夹杂着两汉时期的黄老学说和民俗文化中对神仙、长生和丹药的敬奉崇拜，同时也使原始宗教中的母权色彩与女神崇拜生生不息。简单来说，道家秉承者遵循世间万物的自然规律，顺应自然，包孕容纳万物的原则看待世界，为人处事。老聃于《道德经》中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加之老聃提出的包容就是公正，公正就是完整，从而“全乃天”的思想，潜移默化中陶冶了许地山的性格，影响他平日里行事待人的准则。对道教不同于《命命鸟》、《商人妇》、《缀网劳蛛》、《空山灵雨》、《枯杨生花》等多数夹杂着佛教于基督教色彩的文学作品，《春桃》的创作则流露出了些许道教文化的因素，重点发散在女主人公———春桃的身上，闪烁着浓厚的道学重母色彩。

2.细数“春桃”所反映的重母色彩之体现

老子在《道德经》的第六章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冯友兰先生认为老子将“道比作是女性的生殖器，将道化生万物为天地之根的形而上的意义通过对女性生殖功能的崇拜表现出来。[2]同时车钟鉴先生也认定老子眼中女性生命化的观念。道学中的重母色彩与女性观点又区分于我们今天所讲的“女性主义”辐射范围较之相对狭窄。小说《春桃》出版于1934年，历经了“五四运动”新思想的传播、“五卅运动”的创伤、“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一系列社会局势的风云变幻，许地山逐渐从浪漫主义的风格写作转向写实主义，为人民群众发声。可以说宗教观念影响浸润着许地山文学创作进程的始终，“春桃”这一特别的新女性的诞生，为社会爆出一记响亮的惊雷，也映射出了许地山对封建与传统视角下女性群体的关注。

春桃于新婚之夜遭遇了兵匪徒之祸，丈夫李茂也随后被抓走，杳无音信。春桃为了逃难辗转从乡下来到了北京，因瘦不了西洋人身上的味道就辞掉了原本安稳的保姆工作。看似平淡的开篇叙事，实则奠定了春桃独立坚定的人物性格，虽然出身不够好，也不认得几个字，但敢于在大环境，尤其是封建思想与“贞节牌坊”的温床———北京城中如此“乱来”，可见一开始春桃不仅仅只是小说中的一个主人公的存在，而是以女性本位的视角试探当时社会条件与思想主流下女性合理行为规范的边缘，这种“重母性”的中心性和性格和后文中行为的边缘化相互纠缠撕扯，彰显出春桃极其富有张力的个人色彩。进一步深入了解我们不难发现，春桃认识了同是逃难的刘向高后与其一起相互扶持着同居在别人的破院子里，纵使刘向高每日“媳妇”，“媳妇”的叫着，春桃却三番两次地拒绝承认是刘向高的妻子。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虽说西方先进的民主自由思想已经传入中国，但一个丈夫生死未卜的独身妇女和一个男人同在一个屋檐下却不是夫妻关系，明显将会被十之八九的人们投去白眼与闲话。在此我们不难联想到道教文化中对作为独立个体女性、女神们的尊敬与崇拜，佛教思想虽也流露一二但还是相对微小，不妨碍我们继而可以推断出许地山冥冥中赋予了春桃被视为“独立女性”的天赋。为了让这种思想蕴藉有适当的存在理由，春桃为什么只是一个“可怜的乡下独身人妇”也就可见一斑了。小说的后半部分俞发跌宕与戏剧化：春桃在历史上与失了双腿的残疾丈夫李茂重逢，当李茂谈及自己与春桃的关系，春桃斩钉截铁地表示“你若认我做媳妇，我不认你，打起官司，也未必是你赢。”她既不承认是李茂的衣服，也不认同和刘向高的关系。显然这时残缺的李茂是远远配不上美丽、善良、淳朴的春桃的，在一向以父权、男权为主流的封建社会，只有男人挑选、拥有女人，又怎么能有女人“休”男人的道理呢？《春桃》的结局把许地山心底的重母观念推向了表达范围的巅峰———春桃作为一个管理者与规则指定者充分掌握了话语权，意欲构建“一女二男”的家庭结构体系，既把握了自己的命运轨迹，也想让李茂与刘向高遵循自己所认为的最好的安排。

在中国没有完全拜托封建时期的社会下的女人们是可悲的，她们没有选择的权利，不能为了祖国于沙场冲锋陷阵，只有侍候丈夫长辈、为男性传宗接代，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依附生活。许地山也许看到了这一点，他笔下的“春桃”某种角度上就是借重母色彩唤醒女性与整个社会：也许不能改变，但至少我们正在追寻。

二、两性、家庭伦理结构的大胆创新

如今每当我们谈起“伦理”一词，可以从很多种角度解读其内涵，大部分人认为伦理就是社会集团中存在的人伦道德、约束行为之理，在此我们就倾向这种说法，采用龚咏雨在《重大人生启示录》中的定义之一，把伦理理解为人们心目中认可的社会行为规范。1919年的“五四运动”使爱国、自由、民主等先进思想深入人心，人们的婚姻伦理观也相对有了变化。新思想的注入，使一大部分青年们逐渐拜托传统家长制下“包办婚姻”的枷锁与缧绁，从而自然的转向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离婚与妇女再嫁自由。而春桃正是这种黄金浪潮的“试金石”，李茂归还了象征与春桃婚姻关系的“龙凤贴”，且不忍破坏春桃与刘向高安稳平静的生活想要自戕；刘向高被李茂的肝胆仗义所折服而约定默默远走，这样极端的局况下，春桃内在的善良与道义让她想到同时挽留刘向高于李茂，同这两个男人一起生活。从伦理关系的角度观之，春桃同李茂与刘向高均没有夫妻关系，但她同李茂成过亲，又与刘向高同睡一张床榻，三个人一同生活的模式实为是一种新型伦理关系的建构。假设把这三个主人公最终的关系定义为单纯的朋友关系，三角间错综复杂的情感过往也不能把牵绊抛掉太多；如果把他们之间看做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关系，这种“亲”我们也无法去明确。不能把他们看做单纯的长幼兄妹关系，若是春桃是其中某个男人的媳妇，春桃自己也是不承认的。刘向高在小说的尾声初把春桃叫做“咱们的媳妇”，春桃没有像从前那样当机立断地反驳他，无疑升华了提倡女性拥有部分决定与导向权利的意识。

对于春桃与两个男人的三角纽带关系，春桃到底属于谁、是谁的媳妇已经不再是那么致命的关键了。“五四”后中国传统的两性婚恋伦理关系的地位受到威胁，人们逐渐意识到保守的致命缺陷而一度趋于拥趸夫妻平等、女性解放，女性新贞操观的提出尤为惊喜：第一，节烈决不是道德；第二，守节与否应该由个人自由意志所决定；第三，维持贞操的责任应该由男女双方共同承担。[3]由此观之小说最终三人共同生活但各自清白分明，只是单纯互相扶持以维持生计的关系有一定合理与前瞻性。许地山个人大胆而美好的愿景诉说的不仅是一个女人的传奇命运，更是一个时代渴望褪去旧日禁锢的阵阵哀鸣：渴望自由，需要平等，摆脱封建顽固。

三、结语

有论者认为:“许地山就宗教皈依而言是一个基督徒，但在具体的信仰方面，他是灵活的，宽容的，这种宽容既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的。”[4]许地山潜在的重母的宗教情绪与其本真的对现实的人与社会的同情、不满、观察与思考使得成就了“春桃式”社会伦理关系，结构与创新了旧社会对两性的刻板态度，也为女性群体代言并欲争得其灵魂与肉体独立自由的统一。如今我们重新剖析《春桃》，继续深入了解许地山，相信总会有源源不断的珍贵思想的蕴藉等待世人不断靠近、琢磨感悟。

参考文献：

[1]黄慧.许地山的宗教情怀与文学写作[D].闽南师范大学,2019.

[2]孙苗苗.道教重母思想及其女性伦理观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8.

[3]周婷.五四时期婚姻伦理变革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8.

[4]程小娟.文学领域中的宗教宽容与和谐——许地山的非一神论上帝观及其启示[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38(05):12-14.

孙可欣.浅析《春桃》中的重母色彩与伦理创新[J].文学教育(上),2020(10):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