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案》即《龙图公案》，全称《绣像龙图公案》或《新镌绣像善本龙图公案》等，不题撰人，以其篇数为依据，可分为繁本(满百篇)、简本(不满百篇)两个系统。据黄岩柏的考证，该书“明末版本极少见。清代版本则有金阊书业堂以下20余种版本”[1]。《包公案》是继《百家公案》之后，又一部以包公为主人公，讲述其为官时所审理案件的明代公案小说集。

从内容上讲，书中故事大多是作者抄袭自他书而成，并非原创，据赵景深、马幼垣、朱万署、程毅中、杨绪容等学者考证，全书一百则故事大都有出处可寻，具体而言，“共抄《百家公案》四十八则、《廉明公案》二十一则、《详刑公案》十二则、《律条公案》三则、《新民公案》一则”[2]86，其中运用智慧破案的故事(以下简称为智断故事)占据书中较大篇幅。从题材上讲，书中故事有很多取材于民间故事，如“《石狮子》取材于‘城陷为湖型故事;'《白塔巷》取材于‘哭夫不哀型故事’;《鸟唤孤客》取材于‘动物鸣冤型故事’;《阴沟贼》取材于‘藏金被窃型故事’;《杀假僧》取材于‘枯井尸案型故事’……”[3]83-84其中取材于民间故事类型中的AT926型故事最为典型，这类故事强调断案时的智谋，情节设计极其生动多变。

同样是描写智慧断案，《包公案》中智断故事与民间故事中AT926型故事有何关系?王琰玲在《明清公案小说》一书中列举:审判物品、证心虚的罪犯现出原型、在官员背后说的实话、重罪恫吓、拆穿谎言、特别的提示、自呈赃物等七种审案方式时指出这些内容或是见于AT926型故事，或是与AT926型故事相同。1顾希佳的《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一书，列举AT926型故事时，指出俗文艺《廉明公案》《详刑公案》《龙图公案》《海公案》《施公案》等中的一些内容便是敷演AT926型及其亚型而来[4]162。但是以往的研究大都比较宽泛而简单，并没有详细地阐释这种关系及其影响。《包公案》抄袭几部明代公案小说而成，能够大致反映出明代公案小说的面貌，而且书中智断故事数量较多，所以本文以《包公案》中智断故事为例与民间故事中AT926型故事进行比较，在分析其关系的基础上，探讨研究小说与民间故事之间关系的价值。

一、《包公案》中智断故事与AT926型故事

为了更全面的研究，本文使用《包公案》繁本系统中，冯不异校点清末藻文堂刻本《百断奇观重订龙图公案》，前有清嘉庆十三年戊辰(1808)春月孝冈李西桥序为底本。《包公案》100则故事中，共有35则智断故事，详见表1。

表1《包公案》中智断故事

官员断案是公案小说中非常重要的环节，断案方式无非是“神判”和“人判”两种，也有可能兼有之。智慧断案是“人判”方式中最重要的手段，不仅需要官员实地勘察，分析罪犯心理，微服私访，可能还要使用欺瞒恐吓等非常手段。这类智断故事曲折生动，意趣横生，贴近生活，在公案小说中较有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表中所列《包公案》中35则智断故事，主要凭借包公过人的智慧和观察力，通过推理分析之后破案，鲜有神鬼因素，是《包公案》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类故事，且更好地将包公“人”的一面，而非“神”的一面展现在读者面前，思想立意也较为高远。

AT926型故事是“AT分类法”中的一个类型，该方法“是由芬兰学者阿尔奈提出，后经美国学者汤普森所完善的一种编制故事类型索引的方法。国际上将这种方法称为‘阿尔奈———汤普森体系’简称‘AT分类法’。即按相对有限的情节类型，将故事进行分类编目的一种分类方法”[5]。“AT分类法”将故事划分为五类，AT926型故事属于第二类普通故事中“聪明的行为和聪明的话”(920号～929号)。该类故事名称较多，如“所罗门式的判决”“孩子到底是谁的”或“巧断争儿”，内容主要指的是法官智慧断案的故事，包括亚型在内共有8个故事类型。1978年美籍华人丁乃通在其《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一书中最早运用“AT分类法”来分析我国的民间故事。书中列举了包括亚型及次亚型在内的约17个AT926型故事，如“926所罗门式的判决;926A聪明的法官和罐子里的妖怪;926D法官霸占引起纠纷的物件;926*争执的物件平分为两半;926B1*谁的袋子;926*D谁偷去了卖油小贩的铜钱;926*D1审判驴和石头;926E*钟上(墙上)涂墨;926E1*抓住心虚盗贼的其他方法;926F*泄露秘密的物件、谁偷了驴(马);926G1*谁偷了鸡或蛋;926H*失言;926L*假证人;926M*解释怪遗嘱;926N*这些钱币是什么时候铸造的;926P*‘这些不是我的财富’;926Q*他嘴里没灰;926Q1苍蝇揭露伤处。”[6]

学者金荣华于2000年已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类型索引》“丁氏索引”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并补充了几十个新类型。针对AT926型故事书中补充了近19个故事亚型，如:926A.2怎样分猎物;926B.2钱袋拆穿了谎言;926D.2假意生气捉真贼;926D.4谁偷了藏在屋外的钱;926E.2头上有只黄蜂在打旋的是贼;926G.2是谁冒认布匹;926G.3跑得慢的那个人是贼;926G.4力气小的那个人是贼;926H一句话破案;926H.1大树作证;926L.1麻袋套头破奸计;926L.2试抱西瓜斥诬告;926L.3马的哪只眼睛长白翳;926M巧判前夫后夫案;926R巧使谐音破疑案;926S多子徒惹争产苦;926T斗米斤鸡;926T.2惩罚奸商兼济贫;926U抬鼓破案。2“丁氏索引”和“金氏索引”更侧重于近代以后故事的研究与收集，对于古代民间故事举例则相对较少。

顾希佳在“丁氏索引”和“金氏索引”的基础上，运用“AT分类法”对中国古代的民间故事进行研究，丰富了AT926型故事，补充了4个故事亚型和16个情节相似未进行分类的故事类型，如:“926D3浮脂辨盗;926E2神判辨伪;926G1巧断偷鹅人;926P巧断牛的主人;辨尸断案、巧断母讼子案、巧断分家案、巧判斗牛案、智勘中毒案、智勘瓜蛙案、智勘没头案、偷听断案、晒银字断案、盲人智破谋杀案、智断婚礼悴变案、智破冒名通奸案、智勘枯井女尸案、抄灭淫寺案、验刀擒凶、真假珠宝。”[4]164-176

从以上几位学者的研究来看，AT926型故事类型非常丰富，包括约30多个故事亚型及次亚型，而且情节多样，尤以智慧断案为重点，从古至今流传不息，受到了百姓的欢迎。这些故事中的法官大都正义执法，也有极少数利用智慧谋取私利，还有智抓魔鬼等非现实性的内容，内涵非常丰富。

二、《包公案》中智断故事与AT926型故事关系的表现

鲁迅较早地指出了小说与民间故事的关系，在其《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一书中提出“至于小说，我以为倒是起于休息的。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7]313民间故事是中国古代小说的起源，口传的神话或传说经过演进，“正事则归为史，逸史即变为小说了”[7]313。俄国著名汉学家李福清在研究中国小说与民间文学的关系时也曾指出“长期以来，中国小说与民间文学存在着如下关系:一是民间文学通过作品、母体、形象和语言等对作家的创作产生影响，一是作家的创作对民间文学产生影响。于是，就形成了较为独特的文学现象，即:民间文学经过作家改写成为文人作品，文人作品又回归到民间文学之中。”[8]76所以，笔者认为小说与民间故事之间存在以下关系:一方面，民间故事是小说的起源，为小说的创作提供可借鉴的素材;另一方面，小说中的一些内容又会变为民间故事，回到民间文学。

下面以《包公案》中第五十五回《夺伞破伞》与926A1型故事的简单比较予以证明。926A1型故事最早来源于东汉时应劭《风俗通义》的佚文“薛宣判缣”故事及印度佛经《贤愚经》的记录，后来该故事在五代时和凝等所编撰的《疑狱集》，宋时郑克的《折狱龟鉴》、桂万荣的《棠阴比事》中都有所保留，故事情节大致是两人争物告官，官员将物分为两半判给两人，骂官员昏庸的人则是物品的真正主人。这则古代民间故事在明代公案小说《廉明公案》中《金州同剖断争伞》以及《包公案》中《夺伞破伞》的也有所记载，其主要情节结构基本一致，可见926A1型故事至少为《廉明公案》《包公案》的创作提供了素材来源。后来，公案小说《包公案》中《夺伞破伞》的故事又演变为民间故事流传于安徽一带，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安徽卷》中收录安徽省淮南市寿县赵守国讲述的一则《包公判伞》故事，内容大致是黄五、许六争伞告到包公处，包公将伞分为两半判给二人，并派王朝、马汉偷听二人谈话，黄五大赞包公英明而许六大骂包公昏庸，包公根据两人的表现找到真凶[9]。故事内容几乎与《包公案》中《夺伞破伞》故事如出一辙。所以，926A1型民间故事为公案小说《廉明公案》《包公案》提供了主要的故事情节，而《包公案》中《夺伞破伞》故事又最早将该故事类型中的官员由早期的“薛宣”变为了“包公”，继而小说又演变为民间故事在安徽一带流传。

小说与民间故事之间这种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使得小说与民间故事在情节设置、主题表达、人物塑造等方面有明显的相似性，笔者以《包公案》中智断故事与民间故事中AT926型故事进行比较，将这种关系予以具体分析。首先，小说与民间故事同属于叙事性散文，故事是其核心要素，而情节又是故事的核心，所以小说与民间故事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情节设置方面。《包公案》中智断故事与AT926型故事在情节上呈现明显的对应关系。具体而言，《包公案》中共有十一则智断故事与AT926型故事的主要情节存在明显的一致性，详见表2。通过表2《包公案》与AT926型故事情节的比较，不难看出《包公案》中有的智断故事在主要情节方面几乎与AT926型故事完全一致。考察其出处，表中所列《包公案》中十一则智断故事均不是作者原创，明显地来源于古代民间故事，如《阿弥陀佛讲和》与五代时王仁裕的《玉堂闲话·杀妻者》，《骗马》与唐朝张的《朝野佥载》，《三娘子》与宋朝施德操的《北窗炙录》。这种源流关系在马幼垣、朱万署、程毅中等学者研究《包公案》故事的来源时已多有论证，本文不再具体展开。需要说明的是，《包公案》中这些已被学者所证明的十一则智断故事来源，早期大多是作者对于流行于民间口头故事的记录。考察其演变，《包公案》中的内容又会转变为民间故事，如《骗马》故事演变为民间故事流传于河南、甘肃一带，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河南卷》中的《包公审驴子》、《中国民间故事全集·甘肃卷》中的《包公审驴》。《阴沟贼》故事则流传于广东一带，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广东卷》中《包公审石桥》故事，等等。

表2《包公案》与AT926型故事情节比较

其次，在主题表达方面，《包公案》中智断故事与AT926型故事也有明显的相似性。从归类上讲，AT926型故事属于“聪明的行为和聪明的话”(920号～929号)，便可看出这一故事类型的主题在于对“聪明”或“智慧”的赞美。关于《包公案》的主题，清朝时李西桥则总结为“明镜当空，物无不照。片言可折狱也。然理虽一致，事有万变，听讼者于情伪百出之际，而欲明察秋毫，难矣。《龙图公案》(按即《包公案》)世传为包公所断之案，尝阅一过，灵思妙想，往往有鬼神所不及觉。而信手拈来，奇幻莫测，人人畏服。所以然者，包公非有异术，不过明与公而已矣”[10]。其中“明察秋毫”便是对于包公以“智慧”断案的赞美。所以，《包公案》中智断故事与AT926型故事在主题方面都是以赞美审案官员的“智慧”为主。

第三，在人物塑造方面，《包公案》中智断故事与AT926型故事中人物的地位、人物的性格以及塑造人物的方法都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一是《包公案》中智断故事与AT926型故事中的人物地位并不高，都是串联情节的一种手段，人物大多作为一种陪衬，而占据中心位置的是故事情节。也就是说无论是将包公还是AT926型故事中的主人公换为其他人物都依然不影响故事本身。二是《包公案》与AT926型故事虽然不是以人物描写为重点，但是故事毕竟要依靠人物的行动来承载，在这些人物中，最突出的人物形象就是判案的官员。AT926型故事中有众多拥有无比智慧的人物，《包公案》将这些智慧人物集于包公一身，使得包公成为了“东方的福尔摩斯”。三是在塑造人物时，《包公案》中智断故事与AT926型故事都通过使用对比的手法烘托人物形象，如将官员的智者形象与罪犯的狡诈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并且人物的性格也都比较单一，都属于“扁形人物”即只有一种或很少几种特性，用“智慧”二字便可概括他们的主要特性。

三、研究《包公案》中智断故事与AT926型故事关系的价值

通过上文对《包公案》中智断故事与AT926型故事关系的分析，不难看出小说与民间文学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有学者将这种关系总结为三个方面:第一，中国文言小说有不少民间故事情节与民间文学的母题，被作家改变写成小说。第二，明清话本与章回小说也利用民间故事的情节和神话与传说的情节单元。第三，章回小说的流传到民间，也影响民间文学口头传统，在民间说书艺人创作中这些作品又被加工，而变成口头的作品，又影响民间讲的故事[8]93-94。通过以上文《包公案》中智断故事与AT926型故事关系的研究为例，研究小说与民间故事的关系，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价值。

首先，有利于小说研究中故事源流的考证。如以《包公案》为例，杨绪容在《论〈龙图公案〉的成书》一文中曾指出书中《接济渡》和《瓦器灯盏》分别与《新民公案》卷二的《猿猴代主伸冤》和《鳄渚究陈起谋命》的情节有一种对应关系，有可能是作者根据此类故事改编而来。”[2]90根据故事情节的比较来看事实是否如此呢?

《接济渡》的故事情节为:1．船夫张杰将外出做生意的同乡徐隆谋财害命;2．张杰发家致富，为儿子请家教;3．某年端阳佳节家教出对“黄丝系粽，汨罗江上吊忠魂”，张子对不出，借故上厕所;4．徐隆的冤魂教张子对下联“紫竹挑包，接济渡头谋远客”;5．张子说出鬼教的对子;6．张杰惊慌失措，阴谋败露，包公依法处置。很明显，在《接济渡》故事中对对子是此故事中最核心的情节。《猿猴代主伸冤》的故事情节则为:1．乞丐被民壮谢能谋财害命;2．乞丐养的猴子向官员鸣冤告状;3．猴子引领官员找到乞丐尸体;4．官员假装说衙门里有一把椅子，引众人围观;5．放出猴子，找到凶手。《鳄渚究陈起谋命》的故事情节为:1．陈起推郑明下水谋财害命;2．留言———“我因家主赶，吃你饭数碗。今日你下水，盘缠借三两。”3．官员看到留言，心有疑惑;4．官员在神灵的帮助下抓住真凶。从所列三则故事的情节来看，《接济渡》不可能来源于《新民公案》中《猿猴代主伸冤》或《鳄渚究陈起谋命》故事。那么，《包公案》中《接济渡》故事究竟来源何处，考查明代公案小说中，似无所获。笔者发现，顾希佳的《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一书中列举700号～749号其他神奇故事类型时，在749A相思树故事类型后列举一类名为鬼教对复仇故事类型，这类故事的主要情节顾氏总结为:“甲在无人知道的情况下杀了乙。乙变成鬼，把当初谋杀的秘密编成一个对联，教给丙。一次，几个人在一起饮酒吟对，丙说出了鬼教给他的对子。甲惊慌失措，阴谋败露，因此而伏法。”[4]104从情节来看，《接济渡》与鬼教对复仇故事情节几乎一致。以(明)王同轨在《耳谈》卷一一《端午学子对》为例，略作分析:

相传成化间，山中一学子，于端午日，师出对曰:“青丝系黍，汨罗江上吊忠魂。”学子素暗，不能对。忽有人在耳畔教之曰:“紫竹挑包，赤肚河中谋过客。”师大喜，然不甚解。以语其父，父色变，谓师已知之，故讽己，遂吐实。盖往所为杀夺事也。师挟不已，竟讼于官，以从戎。[11]90

从故事内容来看，《包公案》中《接济渡》故事与鬼教对复仇故事类型有密切的关系。再考查这几部书的版本时间，王同轨的《耳谈》中明确指出该故事发生于明成化年间(1465—1487)，《耳谈》的成书时间当在明万历丁酉年(1597)前后。[11]14《包公案》明代版本少见，黄岩柏的《中国公案小说史》、苗怀明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史论》、夏启发的博士论文《明代公案小说研究》等文献中都认为明代第一部公案小说专集为《百家公案》其最早刊本为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与堂朱仁斋本，《包公案》为最后一部公案小说集，晚于《详情公案》《神明公案》，出版时间当在崇祯年间(1627—1644)。可见《包公案》的面世当晚于《耳谈》，并结合《接济渡》的内容来看，取材当来自于这类民间故事。所以，掌握小说中与民间故事的关系，通过对于民间故事的研究，有助于弄清小说中一些故事的源流。

其次，有利于民间故事类型的判断。“民间故事的评论研究有多种方法，其中故事类型研究，流行于世界学苑，成为切入民间故事艺术世界，从微观到宏观揭示民间故事特质的一种有效方法。”[3]8民间故事尤其是古代的民间故事，借助于小说的记载予以保留，通过研究小说与民间故事的关系，有利于进一步检索出小说中的民间故事，丰富民间故事的类型。如以AT926型故事为例，30多个故事亚型及次亚型中在我国古代小说中几乎都可以找到。祁连休的《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一书中也明确指出“涉及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的古籍文献，首先值得关注的是录写民间故事最多的历代文言小说，包括志怪小说、逸事小说、传奇小说、笔记小说等”[3]9。该书不是按照AT分类法而是按照时间顺序研究故事类型，对于AT分类法可以作有力的补充，如觇妪获贼型故事、“活佛"骗局型故事、婆奸媳型故事等。以觇妪获贼型故事为例，这类故事主要情节包括:1．官员审理杀人或抢劫案时，单独审问该处的一位老妪;2．将老妪放出、命公差觇察与老妪共语者;3．罪犯心虚询问老妪官员审问情况，官员抓住罪犯。从情节来看这类故事可以归属于926E型利用罪犯心虚的特点破案这一故事类型。所以，掌握小说与民间故事的关系，通过研究小说尤其是我国古代小说，有助于民间故事的类型研究。

最后，对于比较文学研究，尤其是对于跨学科研究具有参考价值。小说与民间故事分属于文学和民俗学两大学科领域，有各自的研究对象与方法，有些内容又存在着明显的交叉性，而“长期以来，大量的古代民间故事一直被作为文言小说对待，而没有将其作为民间故事进行专门的研究”[12]。白话小说中无论是宋元时期的话本小说还是明清章回小说中也同样有很多故事取材于民间故事。民间故事中又有很多小说内容的演变。对于小说与民间故事的关系研究大可补充比较文学研究中跨学科研究的内容与角度。另外，刘守华在《比较故事学考论》一书中提出一种新的学科建构———比较故事学，即“对民间故事进行跨国跨民族以及跨学科比较研究的学科”[13]。小说与民间故事之间的比较，便可以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四、结语

《包公案》中智断故事有很多取材于AT926型故事，而AT926型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中又受到公案小说的影响，同样以讲述官员智断案件为主的故事，虽然分属于不同文种的故事，但是在情节设置、主题表达、人物塑造等方面都存在相似性。这种民间文学与小说之间的互动不仅存在于《包公案》中智断故事与AT926型故事之间，而且明清时期世代累积型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中也有所表现。对这种关系的研究，不仅有利于考证小说中故事的源流，也有利于民间故事类型的研究，而且对于文学与民俗学之间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也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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