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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外悲剧文化以《窦娥冤》和《哈姆雷特》为例

2020-05-05 1024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窦娥冤》与《哈姆雷特》分别代表中西方悲剧文化的杰出作品，本文将就《窦娥冤》与《哈姆雷特》两部作品进行比较，从作品形成的文化背景、人物抗争、叙事美学等方面进行分析，旨在梳理、发现两部作品所呈现的悲剧差异及文化传统的不同。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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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娥冤》
悲剧差异
悲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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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雷特》，又名《王子复仇记》，是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作品之一，也是莎士比亚的代表作品之一，讲述的是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为父报仇并与仇人同归于尽的故事[1]。王国维[2]曾首度在中国引入“悲剧”的概念，许多学者便以西方悲剧作为衡量标准，认为中国文学作品缺少悲剧。但实质上，受传统文化差异等因素影响，中国文学作品多喜大团圆的结局，但这并不能因此否定中国文学缺乏悲剧色彩。关汉卿的《窦娥冤》就是其中悲剧代表之一。《窦娥冤》是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的传世名作，描述的是中国底层女性窦娥遭到无赖诬陷，昏官昏庸而错判斩刑，含恨而终，最终以窦娥发下血溅白练、六月飞雪、大旱三年为愿，并以窦娥父亲为其申冤作为结局，控诉了当时社会底层人民的苦难。《窦娥冤》与《哈姆雷特》分别代表中西方悲剧文化的杰出作品，本文将就《窦娥冤》与《哈姆雷特》两部作品进行比较，从作品形成的文化背景、人物抗争、叙事美学等方面进行分析，旨在梳理、发现两部作品所呈现的悲剧差异及文化传统的不同。

1、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冲突对比

《窦娥冤》刊行于万历十年（1582年），故事渊源于《列女传》中的《东海孝妇》；《哈姆雷特》创作于1599-1602年间，讲述了王子哈姆雷特在父亲被害、叔父篡位后的孤独与苦寂，并最终为父报仇的故事[3]。这两个戏剧故事创作时间接近，且都是以悲剧作为结尾，在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体现了不同的悲剧特点。

1.1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戏剧形象对比

《窦娥冤》和《哈姆雷特》都基本创作于十六世纪，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在中国传统文化下，女性，尤其是底层女性是极受压抑的，这些表现在窦娥无论是被卖到蔡婆家作为童养媳，还是最后被诬陷，都具有被动性，窦娥也没有做出实际性的反抗，只是感叹命运给她的不公平、社会的黑暗；丈夫死后，窦娥悉心照顾婆婆，被诬陷时担心婆婆捱打便招认罪行，赴刑场时不想被婆婆看到等场景，又体现了她孝顺、善良的一面，而这些又屈从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孝道”的影响；即使临刑前，也是控诉天地，并以三大誓愿作为寄托，这些都使得窦娥的形象有一种悲凉、困苦而不得解脱之感[4]。

《哈姆雷特》创作时的欧洲正处于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人文主义思想萌发，作为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莎士比亚也赋予了哈姆雷特这些人文主义情怀。就英国的社会环境来看，当时的伊丽莎白王朝与资产阶级组成的临时同盟出现瓦解，繁荣一时的英国开始出现衰败的迹象，人文主义理想与社会的动荡、现实的残酷之间不断激荡，要想实现理想就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这种情怀上的激荡在哈姆雷特的复仇之路上得到不断释放[5]。哈姆雷特最开始相信世界的善与美、相信爱情，在经历了父亲死亡的真相、母亲快速改嫁及叔父的假仁假义后，他的人生理想发生了动摇。但是在挣扎的过程中，作为王子的哈姆雷特，他所表现出与窦娥极大的不同，那就是他主动进行抗争，去克服自身的弱点，并没有把自己的精神寄托于虚无，因此更具主动性、坚定性。

1.2不同文化下对生与死的激烈冲突对比

《窦娥冤》与《哈姆雷特》中的两位主角虽然身份不同、经历不同、所处社会环境不同，但都是以死亡作为结尾，为自己的命运涂上浓情的悲剧色彩。正如海德格尔所言，生与死的矛盾是人类面对的，最终极的矛盾。无论人类如何进化、如何自我完善，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人类的心头。正如前文所概述那样，不同社会地位、不同社会背景下，造成了窦娥与哈姆雷特在面对生存与死亡的冲突时，他们的态度也不尽相同。

在最初，哈姆雷特就发出了“生存亦或是死亡，这是个问题”的提问，一旦他下定决心，那么就对死亡的结局有着清晰的认识。但是，生与死的矛盾并不是剧作想要突出表现的矛盾，当结局哈姆雷特死去的时候，他表现出一种无畏与果敢，这种生与死的冲突展现出一种强烈的悲壮感。

如果说哈姆雷特是坦然接受死亡，那么窦娥则是被动地接受，她从最开始就展现出强烈的生的愿望。当张驴儿父亲被毒杀时，她选择官休，其实就是希望有清官能够给予她生的权利。但是，当面临“捱千般打拷，万种凌辱，一仗下，一道血，一层皮”时，生与死的选择第一次摆在了窦娥面前，窦娥仍旧选择生，只是当怕婆婆挨打时，她选择了认罪，选择了死。押赴刑场时，她的独白也展现了对自己被迫面临死亡的无奈的选择。临刑前的三大誓愿更多的是对现实的哀叹。

1.3结局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对比

中国古典戏剧多采用直叙的方式，按时间顺序推动故事的发展。《窦娥冤》就是围绕赛卢医欲杀窦娥婆婆、张驴儿父子救蔡婆、张驴儿误杀父亲诬陷窦娥、窦娥屈打成招、刑场赴死许下三大愿、窦娥冤魂诉冤最终冤情得以昭雪为线索，一步步向观众展示故事的发展。结局中，《窦娥冤》的结局采用了极尽浪漫主义的方式，以一腔热血溅洒白练、六月漫天大雪及大旱三年表达出窦娥对自己冤情的控诉，同时又采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冤情得以昭雪、坏人得到坏报的大圆满式结尾，这一结局正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庸”“仁”等的体现，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不强调个体意识与主体意识，宣扬“和”的中庸思想，这也与中华民族天生的乐观向上的价值取向有关。

《哈姆雷特》则采用埋伏笔的形式，先是写老国王鬼魂现身诉冤，哈姆雷特几经挣扎，最后杀死叔父克劳狄斯，为父报仇，故事情节像抽丝剥茧般将冲突随着剧情慢慢展现，并在人物挣扎中不断推向高潮。这种回溯式的结构设计为剧情营造出一种悬念感，从哈姆雷特得知真相、犹豫、坚定决心、再犹豫，直至坚定复仇，最后与克劳狄斯同归于尽，这是一个回旋曲折的过程，这种结局的设计通过一个又一个冲突，充分调动观众观赏的兴趣，直到以主角死亡作为结局。与中国大圆满式的结局不同，西方悲剧的结局往往较为残酷，显示出极尽的现实主义色彩。这种差异表现为中西方文化传统观念及审美取向的不同。中国悲剧往往带有一定优美性，体现出浪漫主义特色，即主角身世凄凉、一生曲折坎坷，但结局圆满。而西方悲剧能够引起观众对命运的恐惧，且多存在向死而生的个人英雄主义特点。总之，如果说西方悲剧是顺境向逆境的走向，体现人生的残酷与真实，那么中国悲剧则是以逆境向顺境而动，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庸”且乐观的思想。

2、悲剧式人物抗争的对比

2.1悲剧式人物与命运的抗争

窦娥作为中国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她的一生都是逆来顺受，在与命运的抗争上，她并没有多有力，也没有做出实质性的反抗。这也与女性在当时社会地位低下，多承受较多苦难有一定关系。即使最后面临死亡，窦娥也只是叹息命运的不公，提出的三大誓愿也是寄托于天地间的虚无，将命运“交付”给外部力量而非自己的抗争。

哈姆雷特作为丹麦王子，本应顺利地继承王位，却因叔父克劳狄斯的篡位使这一切都化为虚无，使他的命运走向了为父报仇上。与窦娥不同，哈姆雷特在命运面前，更多地表现为自我意识的主张与自我抗争。在父亲死后，母亲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就改嫁，这种行为让他不断地怀疑自己之前接受过的教育。于是，他称命运女神为“一个娼妓”，但在确认了叔父谋杀的事实前，又不得不承认命运的存在，并承担起复仇的命运。

因此，在命运的抗争上，窦娥更多地表现为被动、退守型，而哈姆雷特则更具有主动性、进攻性。

2.2悲剧式人物对自身的抗争

窦娥作为一个底层劳动妇女，她是人生苦难的化身，三岁丧母，七岁被卖，十七岁亡夫，作为一个年仅二十岁的寡妇，她更多的是希望守节尽孝，以修来世。但当她被诬陷时，她选择“官休”，这时她对官府还怀有一定的希望，希望政法清明，明察秋毫，无奈官府给了她一个巨大的打击，这时窦娥仍没有提出什么宏伟的人生目标或口号，只是从自身出发，提出生存下去的最起码的要求，但这个简单的要求也被社会无情地打击了，最终，窦娥临死前发的三大誓愿，也不过是对自身的无力的抗争。

性格决定行动，进而对人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哈姆雷特在复仇之路上，不断与自我进行抗争。首先，他的本性是善良的，且痛恨一切暴力行为，但是，为了复仇，他又必须使用暴力。这种强烈的性格与思想上的冲突，使他在行动上出现延宕。剧中“戏中戏”的上演，哈姆雷特已确认父亲鬼魂所言非虚，并下定决心复仇。然而当他发现克劳狄斯在祈祷时，又出现犹豫，要在他沉醉或纵欲时再杀他。这种延宕的行动，表现出哈姆雷特不断地与自身进行抗争，冲破自身的性格障碍，然而这种挣扎也决定了他悲剧式的命运结局。

3、《窦娥冤》与《哈姆雷特》的叙事美学对比

戏剧是一种将时空高度集中的艺术表现形式，如何利用有限的空间展现主角丰富的经历，在中西方悲剧表现中却呈现明显的不同。尤其是《窦娥冤》与《哈姆雷特》在叙事美学上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展现了中西方悲剧的不同内涵，也体现了中西方文化传统的不同。本文在叙事美学的赏析中，从“鬼魂申冤”及“人物语言独白”两方面进行对比分析，探讨中西方悲剧文化差异。

3.1“鬼魂申冤”情节下的叙事美学对比

《窦娥冤》与《哈姆雷特》在故事情节上，都出现了“鬼魂申冤”的情节。鬼魂作为复仇之神，它们的申诉都是整个剧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推动了整个剧作的发展进程，决定了结局。两个“鬼魂”都因一缕执念而不肯将息，游荡于世，寻找申冤的机会。它们的出现，都是在黑暗之中，因此它们的上场营造了阴森、冷戚之感。鬼魂并不存于世，但作者的这种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不仅没有出现有悖于伦理现实的感觉，反而使整个剧本呈现出悲怆、凝重的氛围。《窦娥冤》中的鬼魂申冤出现在结尾，给这一场“感天动地”的冤情以大圆满的结局，同样的申冤，窦娥的鬼魂是窦娥对自己冤情的最后的抗争，表现出一种“死而不已”的个性。它的诉求凝聚着当时底层人民无辜被害之后的悲愤之情，代表了当时底层民众的朴素与善良的愿望，反应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善恶因果意识。

《哈姆雷特》中的“鬼魂申冤”出现在开场时间，并为整个故事奠定了结局走向，至少决定了哈姆雷特的复仇的命运。在父亲鬼魂申冤之后，哈姆雷特的内心开始了“生存亦或是死亡”的挣扎，并最终选择克服了性格上的软弱，达到了复仇的目的。这里的鬼魂申冤更像是一种警醒作用，它使哈姆雷特完全抛开了之前的天真与单纯；当哈姆雷特出现犹豫不安、踌躇不前的时候，鬼魂再次出现，坚定了哈姆雷特的内心，使王子的个性得以苏醒，鬼魂一次又一次出现，更像是哈姆雷特内心的挣扎。在此，鬼魂影射了当时英国的黑暗现实，并借助鬼魂形象的出现，来对抗现实，获取心灵慰藉。

3.2人物悲情性语言的美学对比

王国维评论《窦娥冤》人物的语言独白美学时指出，《窦娥冤》“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所谓曲尽人情，字字本色，即人物的语言自然朴素、言浅意明。即根据人物的形象、性格、身份，作品中既有底层人民，也有上层官员，不同的人物性格、身份及生活特点，使其表述时的语言各不相同，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如见其人。这一点也与戏剧的表演形式有一定关系。戏剧毕竟不是诗歌，无需供人字字斟酌，只需在大众舞台上表现出来，让观众与品味，许多观众甚至不会去看剧本，所以剧本的语言如果太过含蓄、深邃，不仅不符合观众的欣赏水平，更影响观看感受。

在语言应用上，莎士比亚独具特色，他的剧本语言生动精练，他一方面应用书面语言与口语，另一方面采用民间俚语、谚语，使他的作品语言丰富、生动形象。《哈姆雷特》中的语言即采用优美的文字，也使用了粗野的语言、比喻、俚语等，全剧主要采用无韵诗体写就，同时结合了散文、歌谣、有韵诗句等，“戏中戏”则采用押韵诗体写成。这种富于变化、生动丰富的表现形式在英国作家中也是首屈一指的。

4、结束语

《窦娥冤》与《哈姆雷特》是中西方悲剧的代表作之一，这两部戏剧故事形成时间接近，都是以悲剧作为结尾，在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充分展现了中西方悲剧文化传统特点的不同，及当时社会风貌。本文从中西方悲剧文化的角度入手，从文化背景形成的、人物抗争、叙事美学三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探讨才者不同的悲剧文化特点及其形成因素。

《窦娥冤》的主角窦娥是中国底层社会劳动妇女，作为被压迫者，她的身上呈现出一种消极、无力争及悲凉感，而恶人得诛的大圆满式结局，又展现了中华传统儒家文化中“和”与“中庸”的特点。《哈姆雷特》作为欧洲文艺复兴的代表作之一，体现了当时英国社会的精神风貌，而作为一个受过良好人文主义教育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几经犹豫，最终克服自身性格弱点，在抗争中更加积极、主动，具有斗争性。

参考文献：

[1]周先慎.中国四大古典悲剧[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

[2]王国维.宋元戏曲考[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

[3]莎士比亚.朱生豪译.莎士比亚经典全集[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

[4]江李汇.黄梅戏《窦娥冤·斩娥》中窦娥的人物塑造[J].戏剧之家,2019,312(12):46.

[5]程德香.《哈姆雷特》艺术特色新解——基于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和史学观[J].兰州工业学院学报,2018,25(2):119-122.

王韦智,梁娜.《窦娥冤》和《哈姆雷特》的悲剧文化对比研究[J].农家参谋,2020(09):198-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