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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先秦文学中的“戏剧作品”

  2020-05-13    418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学界往往多于先秦歌舞或楚辞作品中探寻戏剧表演的源起,或就先秦散文《左传》《国语》等著作探索戏剧剧情的素材来源,而忽视了先秦散文的虚构叙事中,已有许多与剧本创作相通的要素。这为剧本发展的研讨提供了更早的借鉴因素。《战国策》中众多带有托名虚构性质的拟托文,与剧本作品相类,皆产生于对现实的模拟创作。更因这些拟托作品已具有设置人物角色、创造人物交集、设计人物台词、构造戏剧冲突等戏剧化因素,使其在这些方面比其他任何作品都更富于剧本创作的意味。或可将《战国策》拟托文称之为“准剧本”作品。

  • 关键词:
  • 《战国策》
  • 剧本
  • 戏剧冲突
  • 拟托文
  • 文学作品
  • 模拟创作
  • 角色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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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艺术之综合性质,在于其以故事表演为主线,并兼涉歌舞曲乐。对戏剧的起源与形成,相关研讨可谓纷繁,几成霄壤之别。譬若“古巫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提出“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1]4,其说虽意指宽泛,仍颇受后代推崇。又如“先秦说”:闻一多认为《九歌》是“一种雏形的歌舞剧”[2];陈多、谢明《先秦古剧考略》提出“《诗经》中记录的剧作是春秋时北方剧种的代表,《楚辞》中保留的剧作是战国时楚地的伟制”[3]。更如“汉代说”:杨公骥以“西汉巾舞《公莫舞》是我国戏剧的祖型”[4];周贻白称汉代之时,“《东海黄公》这项角抵戏应当成为中国戏剧形成一项独立艺术的开端”[5]11。再如“唐代说”:任半塘《唐戏弄》推举《踏摇娘》已于演故事中、兼备音乐、歌唱、舞蹈、表演、说白五种技艺,是中国古代“戏剧已经具体而又时代最早者”,应为“唐代全能之戏剧”[6];蒋星煜又以“《唐人勾栏图》对中国戏剧形成于唐的论点稍有补充”[7]。还有以戏剧起源于宫廷乐舞,抑或傀儡戏等等,可见相关论说多元林立,指不胜屈。而戏剧艺术,于歌舞曲乐等表演形式之外,更侧重于对故事的叙述与表现。戏剧之表演形式、歌舞形态,既已可于先秦时代之巫傩祈神、优倡娱戏种种传统中溯其孕育之源,而作为决定戏剧表演的最主要内容——剧本,又是否当有更为深远的“渗透”因素,更须予以深究?因是,本文拟对先秦散文中戏剧化因素的孕育及萌蘖问题展开探讨。(1)


一、先秦文学中的“剧本创作”因素


透过对戏剧起源的纷纭论说,可见其复杂与繁博。《吕氏春秋》录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8]51;《礼记》载伊耆氏蜡祭之辞,曰“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9]1454;《周礼》有巫舞之述,“男巫掌望祀、望衍、授号,旁招以茅……王吊,则与祝前”,“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旱暵则舞雩……凡邦之大灾,歌哭而请”[9]816等,俱可寻其与戏剧之间的歌舞承续痕迹,“是我国戏剧发展最远的源头”[10]。《史记》载楚庄王之时便有优孟假扮孙叔敖,模拟其言语、神态打动楚王,“像孙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别也”[11]3890,进而劝谏之事,后世多有学者以为“优孟衣冠”正是先秦已有戏剧表演雏形之证明。我们于先秦时的诸多典籍传载中,不仅可寻戏剧歌舞表演之萌生痕迹,更可探索剧本创作方面的孕育因素。

剧本是戏剧表演的根本依据。虽然对歌舞与剧本的关系,前贤曾有过论争。王国维《戏曲考源》云:“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12]王氏此说意指“先有歌舞的形式,因其表演故事”。周贻白却以其所论有所未安,故事情节才是戏剧表演中主要呈现的内容。“应当是先有故事或先作内容上的构思,然后以俳优或倡优装扮人物而表演出来。”[5]6“剧本为先”的创作观念,正合乎元代以来剧作家林立及杂剧作品层出的历史实际,并可解释明代以降出现的戏剧作品“文人案头化”现象。

一部剧本作品的创作,自当需要经由人物角色的设置、表演台词的编写、戏剧情节的构设、剧情冲突的创造、情节场面的模拟等诸多步骤。故而剧本创作的首要因素便应属角色设置。作者创作剧本,便须设置人物,剧本不能允许“作者自己闯入剧作之中”[13]。除若独角戏外,剧本一般都拥有两名以上人物。人物往往在开场之时便被设计登台,并直述其角色姓名及来历,这正是以代言的方式叙讲故事。再伴随着内容的进一步推动,作者会编写大量人物对话台词,并设置不同人物间交集。为使剧中人物更加真切,作者还会采用多重角度刻画人物。如杂剧《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关汉卿运用多人口吻刻画关公形象:前两折以乔公、司马徽称道关羽勇猛叱咤;后两折令关公自叙功业及气概。不啻如此,许多剧本作品中塑造的典型角色,已具有流传千古之风姿。譬若元杂剧《窦娥冤》遭受冤屈的窦娥、《西厢记》热心伶俐的红娘,明传奇《牡丹亭》深情还魂的杜丽娘等,俱是家喻户晓之人物。

其次,剧本创作注重对戏剧情节冲突的创设。王骥德云戏剧剧情中有“令观者藉为劝惩兴起,甚或扼腕裂眦,涕泗交下而不能已”的“大头脑处”[14]213;李渔更谓剧本需“立主脑”,曰:“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15]是以知戏剧情节有通贯全篇之“主线”。而围绕剧情主线,作者又须设置对立人物与事件,创造双方矛盾势力的形成、爆发及收尾过程,即创造戏剧冲突。元代陶宗仪《辍耕录》载乔吉之语云:“作乐府亦有法,曰凤头、猪肚、豹尾六字是也。”[16]此说于杂剧诸文体均可类推适用,剧本作品亦须有充沛饱满、混融交织的主体情节方成佳篇。即“没有冲突便没有戏剧”之义。若《西厢记》接连展开张生白马解围、老夫人食言赖婚、莺莺佯怒酬简及老夫人拷红逼试等重重矛盾,层层推进,终归于崔张二人“有情眷属”。《窦娥冤》编创窦天章别女、赛卢医歹意、张驴儿逼亲、羊肚汤投毒、窦娥遭冤死、窦天章梦魂等矛盾。作者借矛盾冲突的起落收合,完成对戏剧剧情的立体化塑造。

又次,戏剧将人物、故事搬到舞台上,以代言方式令角色表演、呈现其所装扮人物的经历和生活。故模拟现实情景而构设剧情,是剧本创作中尤为重要的特征。焦菊隐曾言“中国戏曲的现实性非常强。它所用的艺术手法,都有生活的根据”[17],揭示了古典戏剧模拟现实的特性。剧本的创作,不论是对人物的部署,甚或是对情节内容的设计,都脱离不了对现实人事的模拟参校。王骥德《曲律》云“戏剧之道,出之贵实,用之贵虚”[14]201,即剧作与现实有若即若离之关系。戏剧所表现的时空转换、离合悲欢等,都来自于对现实人事的模仿与重塑。亚里士多德说:“从孩提时起人就有模仿的本能,每个人都能从模仿的成果中得到快感。”[18]47戏剧所包括的“情节、性格、言语、思想、戏景和唱段”,“两个指模仿的媒介,一个指模仿的方式,另三个为模仿的对象”[18]64,彰示出戏剧剧情是以模拟现实为手段而进行虚构创作的。

上述剧本创作要素,皆可于先秦文学作品中寻其暗合踪迹。譬如人们或以楚地巫觋传统与巫风歌舞是古代戏剧表演的源头之一,而《离骚》《九歌》诸辞章所体现的设置角色、创造冲突及模拟现实等特征,同后世剧本“创作因素”多有吻合,可见戏剧剧本的创作早已于先秦时期便可探索其影响因素。

《离骚》主人公开篇自云来历,与戏曲人物登场自述相似,又兼有模拟巫觋降神情形。篇中众女嫉眉、天门不启,及求于宓妃、有娀佚女、有虞二姚而不得等情节,正是对冲突矛盾的屡屡设置,与剧本的戏剧因素无二。《九歌》设置神性主角,模拟作神与神、神与人的思慕故事。更多设情节波折,如湘夫人哀离“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祈见“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19]。《九歌》几可视为“类剧本”作品。郭沫若亦以《湘君》《湘夫人》诸篇乃是“戏剧式的写法”[20]。

可知先秦诸作与戏剧艺术着实有割舍不断的渊源关系。但世人往往多于先秦歌舞或楚辞作品中探寻戏剧的产生,而忽视了散文作品所孕育的戏剧化因素。钱锺书先生曾于《左传》一书中,察觉到其叙事与院本的互通联系,道:“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21]院本者,《太和正音谱》谓“行院之本也”,王国维考证为“行院者,大抵金元人谓倡伎所居,其所演唱之本,即谓之院本云尔”[1]65。这便启发我们,收录战国士人游说故事的《战国策》一书,其中同样涵括许多“本非国史”的虚拟辞章,它们所具有的与剧本创作因素的相通之处,亦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二、《战国策》拟托文的演练说辞与编撰“剧本”


《战国策》所录乃“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其中材料出于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22]1195。故而《战国策》中文章成篇的宗旨正是为帮助策士学习、演练游说功夫,包括策谋,亦包括口才。《战国策》中篇目,多有不可考证者,这点于此书类属的一再更定亦可证明。《汉书·艺文志》将此书归史类,《隋书·经籍志》列其入杂史,至宋代《郡斋读书志》晁公武因“其纪事不皆实录,难尽信,盖出学纵横者所著”[23],而更为子部,正彰显出历代对书中非实录成分的认识。而缪文远考证《战国策》497篇策文中,时地错讹或言辞虚妄的作品便有97章。并将书中不可考证的非实录篇目,定为“后人之拟作”[24]1,即拟托之文。可知《战国策》确多有乖谬史事的虚构篇章。

所谓拟托,乃是托名真实历史人物而虚构其言辞、编造相关故事的文本作品。《战国策》文之所以多为拟托,取决于其策文的来源和撰写主旨。

《战国策》拟托文产生于士人对纵横家的模拟附会。士人意欲借助这些游说故事以提高劝谏水平,增长才干。面临不同情况,如何做出恰如其分的应对态度,该说什么,怎样说,这都需要进行预先的演练推想,甚至需要编撰说辞的底稿。因此正是模拟演练的需求,促进了拟托文的产生。作者常常会主动设置人物、构造场景、设计事件,在反复琢磨中使游说情景臻于细致,令游说辞令与语言形式趋于纯熟。这些托名虚构的游说故事,并非简单的言辩理论阐述,更不是单纯的劝谏手法总结,而是通过虚拟预设,对策士游说使用的手段技巧、策略说辞等进行现场模拟演绎。这种模拟假想,是《战国策》作品形成拟托的前提。如此一来,拟托文的产生便进入了与剧本创作十分类似的想象编撰境地,近乎于是在构思、编排一幕幕情景剧作品。职是之故,拟托文必然会具有人物、场景、情节等诸多“戏剧化”要素;这些类似剧本作品的因素,都是通过创造性想象模拟现实而创作成的。

戏剧本就是模拟现实而表演的艺术。剧中人物的唱念做打,皆是在对现实情景的模拟之后做出的改良或变形虚构。譬若戏剧表演中要表现角色出入屋室,便令人物隔空模仿现实中推拉门动作以虚拟表现;如要显示时空的转换,演员翻个筋斗、走个圆圈,便是“人行千里路”“马过万重山”[25]。而《战国策》拟托作品作为战国策士演练策谋和训练口才的研习性文本,本身就带有模拟现实进行创作的内涵意蕴,所以拟托文的产生与剧本创作有着共通的模拟创作根源。

具体至文本,有的篇章虚拟代入人物而模拟对话。《魏策·田需死》田需死后,昭鱼向苏代表示对继任魏相者的担忧,欲以太子为相。苏代担保自己能替昭鱼说服魏王,昭鱼便问其计谋。苏代说现在你当成梁王,我来说给你听,“君其为梁王,代请说君”。继而详述张仪、薛公及犀首任魏相之弊,更指出任命太子之益。后苏代见魏王告其此语,“太子果自相”[22]839。文中苏代所云“君其为梁王,代请说君”显露出明显的模拟虚构痕迹。缪文远考证苏代与昭鱼相交悖于史实,“苏氏昆弟仕齐在湣王时,时齐、楚关系疏远,苏氏昆弟不当有适楚事”,“犀首与楚关系亲密,昭鱼何故恐其相魏”[24]234。《战国策》策文供于演练之创作目的,决定了大多作品的内容就是在模拟现实而虚构设计。苏代假想昭鱼为梁王而演练游说之事,就是一段现场模拟,几乎类似一幕情景剧作。

有的篇目借预设事件结果而模拟情景。如《齐策三·楚王死》一则,借助楚怀王在秦,太子为质于齐之事,假托苏秦之口,接连设置了九种说辞,正属此类的典范代表之作。苏秦数番游说于孟尝君、楚太子及新立楚王之间:

苏秦谓薛公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东国。”

苏秦谓薛公曰:“臣闻谋泄者事无功,计不决者名不成。今君留太子者,以市下东国也……”

谓薛公曰:“楚之势可多割也……”

谓太子曰:“齐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请割地以留太子,齐少其地。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资齐,齐必奉太子。”

谓楚王曰:“齐之所以敢多割地者,挟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权王也。故臣能去太子……”

谓太子曰:“……齐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见矣。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图之。”

苏秦使人请薛公曰:“夫劝留太子者苏秦也。苏秦非诚以为君也……”

又使人谓楚王曰:“……今人恶苏秦于薛公,以其为齐薄而为楚厚也。愿王之知之。”

又使景鲤请薛公曰:“……今苏秦天下之辩士也,世与少有……”[22]365-371

全篇叙事俱为“苏秦谓某人”,带有明显着意创作的痕迹。文中设置人物苏秦,并为其编写大量台词,又针对其所提策略,一一作预设结果,曰“可以请行也,可以使楚亟入地也,可以益割于楚,可以使楚益入地也,子亟去也,可以使太子急去也,可使人恶苏秦于薛公也,可以为苏秦请封于楚也,可以为苏秦说薛公以善苏秦”[22]365-371。然楚怀王为秦所拘,太子横便由齐归楚,“立为王,是为顷襄王”(《史记·楚世家》)[11]2082,且楚怀王乃卒于顷襄王三年。可见“谓薛公”“谓太子”“谓楚王”云云,实不可考,苏秦所云“可以……”“可以……”等,分明乃假设之辞,是在根据不同情况做出假想应对。文中所设事件结果,最重要目的是通过假想预设以达到模拟演练的效果。策文可相当于苏秦往复游说的表演剧作。

基于楚襄王为质于齐之事,还有《楚二·楚襄王为太子之时》及《楚四·长沙之难》等拟作。《楚襄王》由齐归楚太子而索地之事开端,襄王令群臣就此事谋划应对。子良先登场言其计策,其以不可失信诸侯提出献地,“王身出玉声,许强万乘之齐而不与,则不信,后不可以约结诸侯”[22]532;继而昭常入见反对割地,“今去东地五百里,是去战国之半也,有万乘之号而无千乘之用也,不可”[22]533;而后景鲤又至,欲求秦援,“楚亦不能独守,臣请西索救于秦”[22]533。楚王将诸计悉数告知慎子,慎子云可皆用其计。遣子良献地,再令昭常守之,更命乞景鲤救于秦。襄王从慎子之言,故楚不费一兵一卒,保全其地。文中慎子所言“臣请效其说,而王且见其诚然”,正带有明显姑妄试言的预演性质,“效其说也就是试说”[26],证明策文只是在进行空谈。文中的谋略与结局,均假设之言辞、预测之结果,其文纯粹是模拟现实而进行的假设预演,近类模拟的情景剧作。

还有的篇目借演练策谋而模拟故事。如《中山策·司马憙三相中山》司马憙三度任中山国之相,因阴姬对其颇忌惮,田简便建议他向赵王使臣夸耀阴姬的美貌,尽力敦促赵使去向中山君讨要阴姬。这样一来,阴姬一旦被送予赵王,司马憙在国内的威胁便迎刃而解;如若中山君不送阴姬,就可以趁机提议立阴姬为后,阴姬感念此事必会厚报司马憙。司马憙依从田简之言,当赵使向中山君索要阴姬时,司马憙以不能结怨于赵为由,“固无请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22]1178,趁机劝立阴姬为后。文末一句带有论说性质的结语,揭示出此事并非实录而来,曰:

田简自谓:取使,可以为司马憙,可以为阴简,可以令赵勿请也。[22]1178

可以说,田简此番向司马憙呈献的取悦赵使之计,对司马憙、阴姬皆有裨益。此“田简自谓”之言正足以说明此文属于游士在模拟演练计谋时的一段附会编造。而此篇下文《阴姬与江姬争为后》一文,叙述司马憙主动出使赵国,向赵王夸耀阴姬之美貌。当赵王有意讨要阴姬,他又返归劝中山国君速立阴姬为后,“王立为后,以绝赵王之意”[22]1181。两文的谋略如出一辙,后文更为司马憙增多说辞、增加场景,足可见策士反复模拟演练计谋能力的不断深化。

这些策文在内容中显露出的模拟演练特征,与戏剧剧本编写中模拟现实的创作思路,有着高度的重叠切合。且策文的人物、情节都已较完备,类似是在编撰“剧本”作品——设置人物,让人物对话,模拟情景为人物编写“台词”。

这种模拟假想之作,设想面对不同事件该如何说、说什么、怎么说,设置不同情景应怎样应对,设计身为人物当如何对话,若描述曲折、细致一些,揣摩周到一些,模仿生活逻辑、人物性情更真切一些,情节集中一些,就接近于剧本创作的效果了。事实证明,《战国策》许多拟托篇目,已设置了性格鲜明的人物角色,构思了具有戏剧性冲突的情节内容,极富于戏剧性因素,类似编撰之“剧本”作品。


三、《战国策》拟托文的人物设置与“剧本”角色


《战国策》拟托文欲演练说辞,首先要设置开口说话的人物角色。篇目中又常常通过人物说辞表现其身份与性情。这同剧本创作重视以唱词说白塑造人物的特征可堪类比,与舞台剧塑造人物有类似的特点。

拟托文中人物多开篇便自述其意,譬若《战国策》首则《秦兴师临周求九鼎》(《东周策》),“剧情”是秦兴师临周索九鼎,颜率至齐“献鼎”搬救兵,逼退秦师,又以鼎难以运抵齐国相抵赖,保住了周鼎不失。齐王回答颜率运九鼎所经路线有梁有楚,都被颜率恐吓否决,于地理和情理不符,因此可断为拟托。文中颜率出场,面临秦索鼎的危机,开口一句“大王勿忧,臣请东借救于齐”[22]1,现出颜率临危之时的沉着。这种开篇直接令人物开口而自我表现的形式,正与剧作中设置人物登场便自作交待言语,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元杂剧《汉宫秋》毛延寿登场自云阴狠,“为人雕心雁爪,做事欺大压小”[27]1;《楚昭王疏者下船》伍子胥甫一登场自述恨意,“某因费无忌谗谮,害我父兄,不得已弃楚投吴,思图报复”[27]277,亦同此类。

《战国策》中设置最多的人物乃权谋策士,对人物形象的具体刻画与塑造,亦截然有异。一类一类当属运筹决胜、口若悬河的辩士,譬若《秦策·苏秦始将连横》苏秦以精心言说取悦赵王而封相,“横历天下”;《楚策·张仪之楚》张仪佯言为楚王求郑、周之美女,而先后诓得楚王及南后、郑褏珠玉黄金之赠;《魏策·齐王将见燕赵楚之相于卫》公孙衍假意与齐王久坐言谈,而离间齐与燕、赵、楚之攻魏盟约。又如多见载录的陈轸、甘茂诸人,均属在滔滔说辞中突显出人物精明机敏的形象。另一类便是行事隐晦、城府深沉的谋士,《楚策·楚考烈王无子》李园的阴狠毒辣在其献妹、与春申谋嫡中展现淋漓;《齐策·成侯邹忌为齐相》邹忌的利己营私、公孙闬的工于心计,于假意劝战和操金卜市描述中得以彰显。除典型的策士形象,《战国策》还有很多富于典型性的人物。如《魏策·秦王使人谓安陵君》不畏强权、视死如归的唐且,《赵策·秦围赵之邯郸》誓不帝秦、气冲霄汉的鲁仲连,再如《楚策·魏王遗楚王美人》阴狠毒辣的郑褏,皆具传神艺术色彩,于后世流传深入人心。

人物登场后,剧本便会安排发起不同角色的交集互动,更为人物设计大量台词以凸显其个性特征,并推动剧情进展。这种以对话塑造人物的方式,正是《战国策》拟托文于行文中十分突出的创作特质。复以《秦求九鼎》为例,颜率出场便表现救危之志,继而为解秦索鼎之难,又同齐君之间进行了多番游说。先佯许齐国九鼎,“不若归之大国”[22]1;秦兵退后便假意询问齐国运鼎之路;再三提出运送路线不妥。最终空许待齐王日后详虑运送之途,使取九鼎之事作罢,“疾定所从出,弊邑迁鼎以待命”[22]3。面对齐王屡屡逼迫,颜率以巧舌如簧之辩言一一抵挡回击。颜率之老练圆滑形象于其说辞中跃然而出。策文将战国谋士在列国纷争中翻手作云覆手作雨之叱咤本领,表现得浓墨重彩。

在选取不同时代人物以设置情节、对话的拟托文中,这种根据人物编设交集的创作特征更为明显。《战国策》多有错置人物年代之文,如《齐策·孟尝君有舍人而弗悦》混淆孟尝君与鲁仲连的生卒年,乃依托之作。其文以鲁仲连劝诫孟尝君之语引起全篇,为打消孟尝君逐舍人之念,鲁仲连谆谆劝慰,物各有所短,猿猴浮水不如鱼鳖,骏马历险不如狐狸,若曹沫“释其三尺之剑,而操铫鎒”,从农耕之事比不上农夫。“物舍其所长,之其所短”[22]384,则各有不及。不如勿逐,孟尝君欣然称善。文中设置原本时代相去甚远的二人相交,并铺设一番情理恳切的交谈对答,本就属虚设内容。而透过鲁仲连从容严密的说辞,正将他的轩昂气度刻画入微。

虚造人物交集,并在对话中彰显其个性风貌,前举《秦求九鼎》《孟尝君有舍人》诸文,是集中于两位角色间对话展开,剧情单纯,独幕完成。而《战国策》不少策文已设计多个角色于不同场景对话,正类似于舞台剧多幕转换之效果。《赵策·秦围赵之邯郸》体现得尤为突出。

此文错淆了人物生卒年,属拟托文。“剧中”一连设计了鲁仲连、辛垣衍、平原君等主要人物,又安排魏王、赵王及晋鄙等次要角色,共同导演了一出“鲁仲连义不帝秦”之剧。“剧情”之始,安排秦军围困赵之邯郸,魏王所遣救赵之将晋鄙作犹疑之举,适时主要人物逐一登场。辛垣衍先入而说平原君,愿其劝说赵王帝秦解难,“赵诚发使尊秦昭王为帝,秦必喜,罢兵去”[22]703。复而场景更换,鲁仲连出场,其先责平原君欲尊秦之事,得知此计乃辛垣衍所倡,便立即请求“为君责而归之”[22]704。由此全剧焦点立时一转,换为鲁仲连与辛垣衍二人之会面对谈。鲁仲连先以沉默对辛垣衍,待辛垣衍发问后,便以秦国乃“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22]705,断然不愿做其顺民,表示要解除赵之危难。当辛垣衍问及何以救赵之时,鲁仲连直言将借魏、燕之力,合齐、楚之助。辛垣衍进一步详询先生何能令魏王助赵,鲁仲连便举齐威王“生则朝周,死则叱之”[22]705,商纣王醢鬼侯、脯鄂侯、拘文王,及齐湣王以天子自居,而过鲁、邹之时其人不纳等事例。更详细分析帝秦之殆,秦若称帝,必将更替诸侯之臣子,“夺其所谓不肖,而予其所谓贤”[22]707,魏王何能安然度日,辛垣衍又如何长保荣宠?句句直指帝秦之害。于是,辛垣衍心悦诚服,致歉帝秦之议。“剧情”最后一幕,是秦军退兵之后,鲁仲连辞拒封赏而隐,“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22]710。鲁仲连凌然之义气,洁然之操行,便于其反帝秦、让封赏等言辞中凸显出来。策文正展现了一场多幕转换、情节起伏的好戏。

文中所设鲁仲连与辛垣衍会面初时之默默,继而慷慨之论辩,最终高洁之辞隐,令鲁仲连的谈辩机警、高妙渊博、傲然英风于文中呼之欲出。这种立体化、多层次设计人物形象的方法,正相类于戏曲作品塑造角色时,“多侧面、多层次地揭示人物的精神面貌”[28]。

聊举数例,以资反三。由上已可见《战国策》拟托作品善于多侧面设计人物角色、虚拟人物会聚、编造人物台词及利用剧幕场景转换等特质。拟托文这种设置人物登场自白,并多以言辞推动情节的创作方式,正惯用于后世剧作之中。


四、《战国策》拟托文的戏剧冲突与“剧本”情节


戏剧冲突是情节矛盾的集中反映。一部好的剧作,不仅要在限定的场次中塑造真切而典型的人物形象,更需将故事情节叙述得精绝入神、抓人眼球。这就要设置矛盾双方的对立人物,并设计剧情冲突的起伏收落。“我国的戏曲,也是在矛盾、冲突、解决中展现人的社会生活。”[29]因此剧本创作时,必须紧紧围绕剧情“主线”,利用剧中人物创造冲突事件,使剧情富于张力。试想若一出戏剧枝蔓旁出、平淡冗杂,则观者必会望之却走。《琵琶记》围绕赵五娘孝妇寻夫主线,从蔡公逼试、夫妇暂别,蔡伯喈奉旨招婿,赵五娘糟糠自餍、祝发买葬、乞丐寻夫,至剧终一门旌奖,承转有序,观者自能察觉剧情酣畅动人之处。

若《秦求九鼎》围绕九鼎之争,为颜率与齐王对立双方,设计两处冲突,先是颜率借齐力退秦兵,后是颜率据诡辩抗齐王;《秦围邯郸》据“鲁仲连阻帝秦”主线,接连编造秦困邯郸、辛垣衍鼓动、鲁仲连驳斥及鲁仲连辞隐等众多矛盾波折,将情节刻画得波澜丛生。可见拟托文的戏剧化创作因素俯拾皆是,有许多篇章已有扣人心弦的冲突效果。

《齐策·邹忌修八尺有余》与《吕氏春秋·恃君》列精子高“窥于井”[8]266、《新序》田巴“窥于水”[30]之事结构雷同,当为拟托文。其文设置邹忌与齐威王为主要人物,而邹忌之妻、妾、客及徐公诸人皆从属配角。策文开篇便进入“剧情”的关键冲突,即邹忌欲与徐公比美之事。作者先安排邹忌依次与其妻、妾及客会面,进而作类似问对,三人皆言邹忌之貌胜于徐公,似乎欲以平缓手法推进剧情进展。而此处场面却猛然一转,直接进入此处情节的矛盾核心——当邹忌亲视徐公之来,便自以为其貌“弗如远甚”[22]325,蓦然始悟众人之谬赞。此处剧情冲突虽略作缓和,旋即又转入下一场景的情节矛盾中。邹忌朝见齐威王,以其妻妾的私畏之心而警醒齐威王,“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22]326。故齐威王行纳谏之政。正是借“比美”之矛盾推动了邹忌讽劝的剧情起落。

更有策文于剧情主线之上,设置戏剧冲突交错迭出。《魏策·秦王使人谓安陵君》悖于战国末年秦国盛状,唐且佩剑入秦殿又不符戒规,当为拟托。“剧情”之始便直入秦王易地之紧张环节,秦王欲夺安陵君之地,云“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22]922。安陵君婉言相拒却引来秦王不悦,情节进入第一个紧张节点。是时,安陵君遣唐且入秦,场景便转入唐且与秦王互作驳诘的另一重矛盾之中。秦王责问唐且,质疑安陵君轻视秦王,唐且却以“受地于先王”理由挡过秦王之责。剧情还未及稍作和缓,复而推入更剧烈冲突,秦王勃然发怒,以“天子之怒”威逼唐且,唐且挺剑并言专诸之刺王僚、聂政之刺韩傀、要离之刺庆忌等“士人之怒”针锋相对,欲作牺牲。安陵君与秦王、唐且与秦王的重重矛盾,于唐且毫无惧色的应对中消解,“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22]923。篇中围绕“唐且不辱使命”主线,渐趋进至秦王与唐且激烈相争之矛盾中心,而终于唐且之勇毅。策文可堪称人物鲜明、冲突集中、情节紧凑又结局完整的极富于戏剧化因素作品。

于主线之外兼设辅线,作二重戏剧冲突,亦是拟托文创作中颇擅利用之法。《卫策·智伯欲伐卫》与《说苑·复恩》吴赤市报信卫国相类,并非实录。其文始于智伯将谋取卫国,先送卫君以厚礼。场景随即转至卫国,卫君获赠四匹野马,白璧一双,与群臣俱有欢欣之意,独南文子曰:“无功之赏,无力之礼,不可不察也。”[22]1159卫君便从其言,警戒边境戍兵防范。此时复转至智伯之视角,智伯果然攻袭卫国,而其军见卫国戒备森严,无奈“至境而反”[22]1159。在智伯袭卫的主要情节冲突中,插叙智士南文子洞悉智伯阴谋之次要矛盾,此文于视角场景转换中设置兼互相依的矛盾冲突,其戏剧化意味昭然。

再如《齐策·张仪事秦惠王》与《魏策·张子仪以秦相魏》情节相类,是套用情节之拟托文。文中便安排二重戏剧冲突。“剧情”始于秦国,秦惠王死后张仪受左右同僚排挤,齐国亦遣人指责秦武王重用张仪。张仪便言明秦王,愿赴魏国而挑动齐王加兵于魏,秦国可趁机渔利,“王以其间伐韩,入三川,出兵函谷”,“挟天子,案图籍,此王业也”[22]350。秦王喜而送张仪入魏。齐果然攻魏,使剧情达到冲突高潮。魏王惧,张仪适时言于魏王称其有退兵之法。场景便转入齐国,张仪遣其舍人冯喜入楚,冯喜又借楚使身份至齐。见齐王后,冯喜和盘托出张仪转祸于魏,及秦欲攻伐之计划,明言齐王已中张仪之诡计。齐王闻而罢兵,使秦、魏与齐之矛盾消除。策文于场景更迭中设置秦与齐、魏与齐双重矛盾,并令张仪、冯喜各自推进一条矛盾线索发展递进,最终聚而得解。

戏剧重视情节冲突的创造。元杂剧《迷青琐倩女离魂》便用二重戏剧冲突。王文举与张倩女为张夫人所阻,王生赴京赶考。剧情由此分作两端,一边是倩女魂魄离体,追随王生;另一边倩女真身抱病在床。二重情节酝酿的矛盾伏笔在王生衣锦还乡时汇聚。张夫人见倩女之魂,惊呼鬼魅,王生欲斩之,“(正末云)小鬼头,你是何处妖精……(做拔剑砍科)”[31],剧情推入高潮。最终魂体合一,团圆收场。在剧情冲突的分散、并行、会聚、冲突与消释中,使剧作臻于动人心魄的艺术境地。

戏剧囿于表演篇幅及舞台场次,须在有限时空范围内编排展现、择机布局,力使剧情“线索清澈,脉络分明”[32]。一出好戏又要有个性鲜明之人物及耐人寻味之情节,不能平铺直叙。故剧情矛盾冲突的孕育、爆发及消解,才是戏剧的核心与灵魂。拟托文中精心设计的各类矛盾冲突,与剧本创作中的戏剧冲突因素不谋而合,说明《战国策》拟托文模拟创作与编纂剧情正相类似。

《战国策》拟托文之所以会比较富于戏剧冲突,当与战国争斗之严峻与策士游说之激烈密不可分。游士要借言说扶危救急、趋利避害,稍有不慎不仅其遭逐见弃、富贵陨灭,更可能危及国事、祸难兵革,而致使其性命不保。反顾诸篇策文,更多涉及的是战争、政局或生死之重大矛盾,可见策士说客要解决的是国与国之间的问题嫌隙甚至是激烈矛盾,关乎于你死我活、流血纷争,而非鸡毛蒜皮之琐事。像《赵策·赵太后新用事》触龙说赵太后以长安君为齐质,其劝谏虽委婉迂回,但面临却是太后“唾面”之患,要解决的是一国之难。故而策士游说必须审时度势、详加揣量。拟托文中多有对人物间矛盾、冲突的模拟虚构,也是为求临危之时集中解决、一发即中。


五、《战国策》拟托文的“准剧本”创作


当然,《战国策》拟托文并非皆具有明显的戏剧性。如《西周·楚请道于二周之间》虚构苏秦为周君应对楚国借道之事,通篇展现苏秦一人说辞。这种仅以只言片语架构篇目的作品,并无设置人物角色及创造戏剧冲突,便不能称为“准剧本”。纵观《战国策》中97篇拟托作品,除去约10篇一人独言或纯述说理的篇目,剩下篇章或多或少都存在比较明显的戏剧化因素。就戏剧性而言,又主要表现在文中人物双方的言语辩驳、敌对势力的巧行诈伪等情节的描述中。从数量而言,如“鲁仲连义不帝秦”和“唐且不辱使命”这样多转场、多角色的多幕剧,更多于“孟尝君舍人进谏”这样的二人独幕剧。后世常以《战国策》作品读来更富趣味性,也是缘于此书策文具有十分突出的戏剧化创作因素。

《战国策》拟托文乃策士模拟现实而作的演练说辞文本。这些作品在谋篇布局及编设内容上所体现出的诸多特点,如模拟现实虚构、设置人物角色、设计人物台词、构造人物交集、创造戏剧冲突等因素,皆与后世戏剧剧本创作的重要特征,有千丝万缕的相通之处。《战国策》拟托文正是在这些方面比其他任何作品都更具有剧本创作的意味。前辈学者往往以为先秦散文《左传》《国语》诸书对戏剧的剧情提供了素材来源,却忽视了早在《战国策》多则虚构叙事中,已有大量与剧本创作相通的重要因素。这些因模拟演练而产生的拟托故事,虽然并非为表演而作,但其所含种种与剧本作品的契合之处,甚至可以令我们称之为非常类似的“准剧本”作品。

虽然《战国策》中拟托纵横家言论的策文,当时是为游士提供学习底本,但它们显示了时人开始趋向托名虚构创作的一种能力。今天看来,关于戏剧艺术中剧本的孕育与创作,已可从《战国策》散文作品的模拟虚构中,发现更早、更为深远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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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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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详情

主办单位:四川师范大学中华传统文化学院,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

出版地方:四川

专业分类:文学

创刊时间:2014年

发行周期:半年刊

期刊开本:16开

见刊时间:1-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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