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目前,国际上针对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套伦理治理体系。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国际政府间组织,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制定了一系列指导性文件;第二个是国家政府制定的法律或法规;第三个层面是以世界医学会为代表的科学共同体制定的文件。这套伦理体系的形成最早始于20世纪70、80年代的美国,随后得到欧洲国家的迅速响应,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推向国际组织层面。21世纪初,许多非西方国家出于发展生物技术的需要,也开始回应这些规范的要求,开始在本国制定相关的法规。应该说,目前的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规范是以西方伦理规范为主导,其核心主要围绕胚胎道德地位展开,涉及了尊重、公正、有利、知情同意等伦理原则,具体规定了14天规则。1

虽然目前已经存在了一个伦理规范体系,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研究中对如何看待胚胎的道德地位,如何理解知情同意原则,中西方科学家有不同的道德判断,在具体的研究中存在道德文化的冲突。2015年中国中山大学生物学副教授黄军就和他的同事首次成功修改人类胚胎的DNA,由于研究中胚胎使用的道德问题,论文被《自然》和《科学》退稿。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报道指出,“担心中国的医学研究人员正跨过西方长久以来公认的伦理界线。”[1]国际再生医学联盟组织发出呼吁,希望终止相关研究。更有一些研究者在一些重要学术期刊上发出紧急呼吁,在人类胚胎实验的安全性得到证明、伦理方面得到社会认可之前,停止对人类胚胎进行此类研究。英国生物学家爱德华兰菲尔向《自然》杂志表达了他的批评,他要求暂停这一研究。这种遭遇并不是偶然的。2005年韩国汉城国立大学教授黄禹锡遭遇了《科学》杂志的退稿,国际学术界质疑其使用了研究队伍中两位女性提供的卵子。[2]2016年墨西哥新希望生殖医学中心首名三亲婴儿(线粒体移植)的诞生遭受到了伦理质疑。而非西方国家的科学家对这些质疑有不同的看法。针对黄军就研究的道德质疑,清华大学生物学教授陈国强表示,“有关批评所提出的要求过于武断。这一领域研究的突破最终会惠及所有人。”上海复旦大学生物学家赵世民说,黄军就研究团队“完全没有道德问题”,他们只是在用无活性的胚胎进行实验,距离临床或商业应用还很远很远。针对黄禹锡遭遇质疑,韩国社会指出,女研究员依照本人意愿捐献卵子的做法不能认定与规范医学实验的国际公约——《赫尔辛基宣言》相悖,也没有违反法律和伦理准则,主要矛盾应归结为东西方文化差异。同时,新希望生殖中心医学主任也向《自然》发问,为什么英国的伦理审查委员会(IRB)就比墨西哥的好?并且称这是科学沙文主义。

著名伦理学家恩格尔哈特指出“文化战争的战斗在不远的将来决定生命伦理学的特点”。[3]科学研究面临巨大冲突,科学家在国际化的背景下需要国际合作,同时道德判断在文化上存在差异。因此,建立尊重文化差异为基础的全球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准则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对中国科学家的具体访谈,了解科学家对已经形成的伦理道德规范的实际态度,分析影响道德判断的因素,从而为建立一套全球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体系提供基础。

二、研究方法

1.研究假设

本文将根据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规范实施情况和中国科学家所处的传统文化背景做一个研究假设,通过访谈来验证中国科学家的实际态度。

(1)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规范实施多年,这些规范与研究人员的日常研究生活息息相关,本文假设中国科学家对相关的伦理规范是比较了解和重视的。

(2)伦理意识的形成与文化背景有明显的联系,研究中假设中国科学家的道德判断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影响,但同时,由于科学研究的国际交流较多,因此假设中国科学家比其他人群受传统文化影响要更小。

(3)科学家职业受到了研究方法和职业价值观的影响,本文假设中国科学家对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规范的态度受到了职业特征的影响。

(4)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规范的主要伦理原则来自西方国家,这些伦理规范约束了中国科学家的研究行为,研究假设中国科学家为了科学研究有动力去推动规范的改变。

2.研究对象

为了解影响中国科学家在伦理规范上道德判断的因素,本次的访谈共有19人参与。其中男性10人,女性9人;年龄20-29岁为5人,30-39岁为9人,40-49岁为4人,50岁以上1人;职业为从事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研究员和学生、临床医学人员、其他普通职业人员四类;学历为博士、硕士、本科、大专以及初中毕业。目的主要是比较科学家在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规范的认识是否存在年龄差异;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是否存在职业和学历的差别。(见表1)

表1访谈人员列表

2.访谈过程

访谈提纲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受访者的研究方向开始,逐渐展开对待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规范、“14天规则”、胚胎道德地位的认识,以及如何平衡夺取胚胎生命和科学研究之间态度;第二部分,通过胚胎的认识谈到对待人的认识,包括人的定义以及观点形成的原因,重点访谈观点背后的逻辑结构;第三部分,访谈堕胎理由的选择。

本次访谈主要采用了深度访谈、电话访谈、网络访谈等。由于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规范话题较为敏感,采用三种方式可以相互弥补不足,又可以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达到预期的效果。。

三、访谈发现

1.受访科学家大多对伦理法规普遍感到困惑

第一,受访科学家大多采取回避的态度,他们认为伦理规范并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在采访时,Y1用“这不能讨论得太泛,也讨论不清楚”的方式进行回避。Y2认为“西方国家看待这个问题很多都是基于他们宗教的问题,对他们而言是必须要去考虑的事情。在我们国家并没有这个方面的需求”,并且认为14天规则“是炒作得太厉害了”。

相比从事相关研究的学生群体,只有X2选择少回答或尽量不回答。而其他受访学生没有涉及到这个方面,主要归结于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伦理规范起到的约束作用。

第二,受访科学家对规范的内容大多没有完整的了解。Y4和Y5对规范的了解主要是来自相关文献的查询。Y4认为规定有一定的道理,在实际研究中按照规范做就可以了,至于为什么这么规定并没有思考过。Y5对14天的规定持保留态度,“单纯的从科学的角度去考虑,这样的规定我觉得不是特别合理,”但是在研究中,又会按照规定去执行。Y6表示对该伦理规范是在采访时第一次接触,此前从未有过了解,并且觉得14天规则太过于保守,他说如果是个人研究,不会介意使用超过14天的胚胎。

从事相关科学研究的学生群体,对规范显得更为困惑。绝大多数表示“不知道”、“不清楚”,只有X1表示在实验室中听说过,X5表示从网络上看到过。

第三,受访科学家大多表现出来把人类胚胎干细胞伦理规范看作是外在的约束,而不是发自内心的道德理由。首先,有科学家说14天规则形成的背景很复杂,并非完全出于道德考虑。Y1觉得14天到底合不合理很难说,“因为我们都不在制定这个规则的历史时期。我们在一开始做科研的时候就在执行这个规定,现在要跳开这个来讨论,很难讨论。其实这个很复杂,宗教、政治各方面的交替在一起。”其次,受访科学家认为14天规则可以突破。Y2觉得“目前的这种14天规则是需要去突破的。”Y3认为14天规则的改变会随着科学的发展进行调整,“伦理规范指导规则可以与时俱进”。而Y1则认为“这个规则定下来很不容易,发展了这么久,这是目前大家能够接受的一个期限。如果还要往后推的话,觉得未来五年、十年都不太可能。”

相比从事相关科学研究的学生群体,受访学生也认为14天规则可以突破,突破的理由不是源自胚胎本身的道德地位。X1认为“如果以后有更新的认识,相信科学规则也会改变。”X4认为是否使用超过14天的胚胎,“要看研究什么,可能会比14天短,可能会比14天长。”X5认为提取14天以内的胚胎要看方式,“如果是挽救家人时,可以酌情考虑使用超过14天的胚胎。”

第四,受访科学家在人类胚胎干细胞伦理规范认识上存在责任分配的意识,倾向于把责任推给他人。Y1在访谈中谈到“这个不是我研究的范畴,胚胎都是医院去提取。”Y4也同样表达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认为胚胎是辅助生殖中心提供的,只要履行了正常手续就可以,这和他的研究没有关系。

临床人员和科学家有着相同的看法。L2从事胚胎移植,对胚胎的提取和丢弃都不关注,认为都由实验室完成,具体操作不需要了解。

相比从事相关研究的学生群体,因为和胚胎提取的环节并没有直接接触,在这方面的伦理警惕较少,不存在责任分配意识。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到,受访科学家对伦理规范大多不够重视或者感到困惑。因为他们把伦理规范看作是外在强加的,没有从道德的内在要求来看待这个问题。

2.伦理意识的形成与文化背景有明显的联系

研究中假设中国科学家的道德判断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但同时由于科学研究的国际交流较多,因此假设他们比其他人群受传统文化影响要更小。

第一,关于胚胎道德地位的认识,受访科学家认为胚胎具有一定的价值,虽然不具有与人一样的道德地位,但比一般生命物质的道德地位要高。首先,受访科学家将胚胎的生命和人的生命进行了区分,认为胚胎不能等同于人。Y5认为“杀胚胎等同于杀人”的描述“太严重了。”Y3觉得“14天的胚胎和人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要看样本的具体情况。”其次,受访科学家认为胚胎比一般生命拥有更宝贵的生命价值。Y6说“胎儿和人不一样,但是胎儿也是生命,就跟小狗小猫一样杀了的话会心疼,但是胚胎和小猫小狗的生命是不一样的,要更高级一些”。另一方面,受访科学家在堕胎的理由的选择上,虽然侧重将胎儿威胁母亲生命、胎儿有严重缺陷或者母亲有选择权作为堕胎理由,但同时Y5强调胎儿威胁母亲的生命或者有严重缺陷都要有医生的建议,只有出具了医生的证明才能认可堕胎的理由,这也是尊重胚胎生命价值的体现。

第二,关于人的认识,受访科学家具有从人的生物性和位格性判断区分的意识,但普遍将出生或与社会的联系作为判定人的标准。首先,Y3从人的生物属性去判断,人的概念非常广泛,植物人或者功能异常的都是人,所以他从生物学的角度认为从受精卵结合之后就算人。Y4分别从生物性和位格性的角度判定说“如果我从父亲的角度看,我认为孩子出生了是人。如果生物学的角度来讲,就要提前。”其次,Y2、Y5、Y6侧重胎儿的出生与社会的联系角度来定义。Y2认为出生且独立存活下来算人。他谈到“由于医疗条件的成熟,不论是自然分娩的胎儿,还是六七个月早产的胎儿,只要具备存活条件就算人,前提是出生。”Y6认为出生了才是人,并强调人是具有社会属性的。Y5是一名已生育的女性,从胎儿与母亲的联系角度出发,说到“很多小宝宝在妈妈肚子里,已经有自己的意识了,已经能够接触到外界的刺激了”,她认为在肚子里的时候就已经是人了,能够感受到外界刺激就算。

相比学生群体,受访科学家对人定义的认识相对成熟,年轻学生在这个问题上思考的显得迷茫和矛盾。X2最开始认为出生是人,在进一步访谈中也要确定从什么角度来看,最后认为自己“回答不了”。X4在刚开始回答时表示“有思想,并且可以表达出来”的可以判定为人。访谈最后又否定了自己的说法,觉得人不光要有意识,还要有其他,其他是什么还不清楚。X5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在刚开始认为“胚胎是从一个干细胞到成长个体的一个过度阶段”,在回答发育到那个点可以成为人时,又说是受精卵。在进一步的访谈中,表明自己刚开始的想法没有想好。

第三,与胎儿频繁接触的程度影响了对胎儿的认识。由于临床医务人员比科学家接触的胎儿机会要更多,所以他们对于人的判定大多来自于临床的判断,但在受访科学家中,并没发现这个特征。

L2从事临床生殖技术,他从临床妊娠的角度看,认为“怀孕B超能看到胎心胎芽就算是人”。L3认为具备存活条件了就是人,是否出生不重要。她认为现代医疗技术可以使得22或23周的胎儿存活,因此以此为界限定义成为人的时间点。Y2和L2都从医疗技术成熟的角度出发考虑,不同的是Y2坚持认为要出生,而L3则认为不必要一定出生,只要医疗技术可以实现就可以。

第四,受访科学家和其他普通职业人员一样,在人的认识上没有什么差异。B1、B4和Y2、Y6认为出生是人,同时,B1进一步解释了出生具备社会关系,如亲戚关系的重要性。社会属性的观点和Y6一样。B1同时又与Y4在回答时都以“作为父亲”为前提,从父亲的角度理解什么是人。B3、B4、B5都是已生育女性,在回答什么是人的问题,将自己的经历与道德认知结合起来,这与Y5相似。B3认为“孩子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所以我觉得早期的胚胎,比如受精卵那个时期的胚胎,肯定不是人,只是块肉。”同时B3认为胎儿出生前与出生后并无本质差异,所以认为有人形了就可以是人。B4将胎儿与母体的情感联系结合起来考虑,她认为“胎儿在很早的时候和母亲就有联系了,胎儿主动发出联系的信号,比如胎动、打嗝”,同时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她觉得出生才是人。B5认为“看到了就算人。”她举例说在过去出生才能看到,所以出生算人,但是现在医疗技术发达了,三四个月照彩超就能看到,所以现在觉得三四个月就是人了。“能够看到孩子笑,打哈欠,这就肯定是人了。”Y5将在妈妈肚子里对胎儿能够接收到外界刺激作为判定人的时间点。

因此,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受访科学家普遍认同胚胎是有生命的价值,也认同尊重、公正、有利等基本原则,但是由于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对这些基本原则的理解不相同。同时,从访谈结果来看,受访科学家也并没有因为比其他群体拥有更多海外交流机会,就表现出传统观念淡薄,反而和其他群体一样,没有存在明显差别。

3.科学家职业受到研究方法和价值观影响

本文假设中国科学家对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规范的态度受到了职业特征的影响。

第一,受访科学家从职业角度出发,将胚胎当作“材料”或“样本”来看待。Y1、Y4、Y5习惯性将胚胎称作“实验材料”,Y3称胚胎为“样本”。Y4说“因为是个医疗废弃物,拿来当作实验材料很正常。”

第二,受访科学家面对夺取胚胎生命与科学研究之间冲突时,一致倾向于科学研究。首先,有的科学家会侧重考虑动机和目标。Y2说“如果使用了超过14天的流产的胚胎,要看目的,一定是从科学挽救的角度出发是可以的。”Y6则认为“如果是以追求发表文章为目的,倾向于不要夺取胚胎生命,如果是从科研推动人类进步来说的话,就会更倾向科学研究。”其次,有的科学家会侧重胚胎来源进行选择。Y1、Y4、Y5和Y3都倾向于医疗废弃物或者注定不能发育成人的胚胎来用于研究。但是上述科学家的态度会存在细微差别。Y1倾向使用试管婴儿中废弃的胚胎,或者是一些细胞材料。“如果是在这个范围内,去从事对科学研究,对人类有益的,我个人觉得是可以的。”Y4则认为只要是医疗废弃物,用来从事研究是“毋庸置疑的”。

第三,受访科学家会从自己职业角度出发考虑规范的适用性。Y3以他的科研经历为例,认为目前实行的伦理规范相对国外而言,中国更宽松,“松动性应该比国外会更好一些。”Y4觉得14天规定并不能代表什么。“觉得没有什么意义,我就做实验的,规定制定了就遵守就行了。”他说,“从实际操作来说,有很多国际同行在做,他们做到哪我们就做到到哪,这是最安全的。”Y5认为“在一定的科研层面上,科学家们还是希望科学成果能够推进,单纯的从科学的角度去讲的话,目前的伦理规定不是特别合理。”

相比青年学生群体,他们和受访科学家一样倾向科学研究,甚至为了科学研究伦理规范的制定可以更加宽松一点。X1认为“以科学研究的立场,条件越宽松,对方科学家来说肯定会更好。”X3觉得如果用于研究,任何时候堕胎的胎儿组织。但X4、X5认为合理法的研究会更好。X4说“在夺取胚胎生命和科学研究之间,应该多支持合理合法的研究。”

因此,从访谈比较分析中发现,受访科学家因受过科学方法的训练,客观分析事物的方式使得他们在道德态度上更漠视胚胎的生命价值,因而把胚胎看成是实验材料。虽然在伦理约束和科学研究的冲突中,受访科学家更倾向于研究,但是在伦理规范的具体应用时,会为了追究科研成绩,具体去考虑规范的适用性。

4.伦理规范约束了中国科学家的研究行为

第一,受访科学家承认道德文化存在差异。Y4在谈到剩余胚胎时说,“我们国家流产一般都是三个月,我们习惯上三个月以前不告诉外人或者别的什么的,这个习俗西方没有。”Y1在探讨14天时说道,“规则是要考虑具体国情的”。

相比学生群体,他们同样持相同看法。X4认为“我们和西方国家的差异也不是一点点,意识观念本来就不一样。”X5觉得“中国没有像西方国家看的这么重。”他们将文化差异看作是正常现象,并没有意识到伦理问题的敏感性可能是由文化不同而造成的认识差异。

第二,受访科学家认为西方社会掌握了话语权。Y1认为西方掌握了话语权,想要获得国际认同,只能被迫服从。Y1说“西方国家《自然》和《科学》发篇评论是国际的,我们的《科学日报》发篇评论最多也在中国。这个话语权很不一样。”因此,有的科学家认为既然已经有了规则,就要遵守。Y3认为“首先要尊重行业政策,再开展相关的研究。”Y5也赞成“有这样的规定存在,我们还是要遵守”。

相比从事相关研究的学生群体,学生与受访科学家一样,都表现出了无奈接受的态度。X1认为现行的伦理规范不公平,但只能“被迫接受。”X3与Y1一样,认为话语权很重要,“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是从西方开始,咱们毕竟是后来开始跟风做的,所以他们是掌握了先机,掌握了话语权,才更有资格去说这个东西。归根到底,是话语权的问题。咱们落后别人,只能听他们的。”X4认为规范不分中西,只分适合不适合,针对目前的现状,她认为“规范都已经有了,那就用了。”

第三,受访科学家普遍认为伦理规范的话题颇为敏感,虽然有的科学家不认同现行规范的某些内容,但也无力改变现状。Y1说14天规则的时候,认为“单独讨论14天的话,相信不会有人去踩这个线,这是条很敏感的线。”并且研究中的胚胎只限定在辅助生殖多余的储存在液态罐内的,其他形式的胚胎避免讨论。Y2、Y3、Y4、Y5、Y6在采访前会确认信息发布的方式,在访谈结束后会反复要求不要公开姓名、单位,并且在回答某些核心问题时比较谨慎,不进行正面回答。所以,Y2对目前已有的规范表示很无奈,“觉得真正能够改变这个情况的应该是在该领域研究比较权威的人,或者是有话语权的人。”

相比从事相关研究的学生群体,他们能够意识到话题的敏感性,但对敏感程度的认识低于科学家。在回答态度上,学生群体较少出现科学家面对问题时的停顿或思索。

因此,中国科学家承认道德文化多样性,但认为西方国家掌握科学研究的话语权,所以对已经形成的伦理规范体系不得不遵守。即使有不同看法,在无力改变现状的情况下,只能被迫服从。

四、访谈分析

通过以上访谈对比,分析了影响科学家道德认知主要的因素,包括传统文化、社会政策、职业和道德推理特征。

1.传统文化的影响

关于人类胚胎的研究是一个复杂的内容,涉及人类胚胎的价值、地位和生命权利,对胚胎的认识与个体所处的民族、文化传统有很大的关系。我国从古到今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儒家学说经历代统治者推崇,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独占大一统思想地位,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一,传统儒家学说主张尊重生命、珍视生命。

孔子将生命视为道德关怀的对象,以仁爱为怀。“君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4]不仅如此,传统儒家学说提出仁爱是更广层面的“泛爱众”及“行仁德于天下”。孔子在《论语》中曾指出"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由此可看出,儒家传统思想对生命是非常重视和尊重的。

第二,传统儒家学说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认为出生了才是人。

《韩非子解老篇》说道“人始于生”,人有形体,更要具备人是有精神心理的生物。”其次,人是通过学习来获得知识,是一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荀子认为“凡可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5]同时,儒家作为一种主体价值,认为人类的生命价值必须在生命主体和生命客体的关系中得以确立。儒家选择社会作为生命客体,侧重从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来考察和确定人的生命价值。[6]因此,人一出生就立即被置于一个社会环境中,他不是一个人进行活动,而是和其他人,他是无法脱离个体在人际关系角色种进行实践,只有出生的胎儿才能拥有社会关系。在访谈中Y2、Y6、X2、L1、B1、B4都将出生作为判定成为人的标志。特别是Y6在访谈中强调人的社会属性,B1在访谈中谈到“出生了就拥有了亲戚关系”。

第三,传统儒家思想重视家庭,道德判断会将家庭关系纳入到考虑范围。

儒家关系中强调五伦,即亲子关系、君臣关系、夫妻关系、长幼关系和朋友关系,在这些关系种,儒家伦理将家庭关系放在第一位。例如“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推崇将爱父母亲放在第一位。孔子说,“夫孝,德之本也,教这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在孔子看来,个人的身份首先要从他们所承担的家庭角色中来,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是天生给予的,不是个人选择的结果。[7]正因如此,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受访者,在考虑问题时是没有脱离家庭背景去考虑。Y6在访谈时就曾说“作为父亲,觉得胎儿出生才是人。”“父亲”就赋予了Y6家庭角色。此外,堕胎的考虑时,L3、B2、B3都选择将家庭经济情况和教育情况作为考虑条件。而Y2、Y3、Y4、X2、L3则将母亲的选择权视为最重要的考虑因素。这些都是以家庭作为道德考虑的依据。

2.社会政策的影响

中国于1971年就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从1982年开始,政府严格要求各地把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国家基本国策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要求,全民必须满足只准生育一胎的政策,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所有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者都严格按照政策规定执行。[8]《宪法》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一对夫妻只生育了一个孩子,同时保证不再生育。一对夫妻领养了一个孩子,同时保证不再生育。一对夫妻生育双胞胎不算做独生子女。但可以不缴纳罚款,不实施人工流产手术。”1984年生育政策调整,开始适当放宽独生子女政策。各地普遍实行了农村独女户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2016年1月“全面二孩”的政策正式实施,它主要的中心内容是进一步放松了生育手续的审批,允许家庭自主的安排自己的生育计划。[9]

首先,早期计划生育政策使社会形成了“4-2-1”的家庭结构。B4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成长在“4-2-1”的家庭结构中。周围大多数家庭都是这种家庭结构,在她的潜意识里她认为家庭只能有一个孩子。“当时环境使她了解,一个家庭不允许有两个孩子,如果有了会选择流产。”其次,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人们通常没有考虑到胎儿的权利。虽然“国家推行计划生育,对公民来说不是强制性义务,是倡导性义务,主要采取国家指导、群众自愿,因此必须从鼓励和提倡入手。”[10]但在在很多地方,大多数妇女超过生育指标就会选择流产。最后,政策的强制执行改变了社会的观念。强制堕胎的事情时有发生。例如2012年陕西镇坪村妇在镇政府干部的强制要求下,被迫引产了已经七个月的女婴。[11]湖北监利也出现怀孕妇女七月被强制堕胎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强制政策使得道德判断发生变化,改变了社会的观念。

3.职业特征的影响

科学家作为一种职业,是近代科学的诞生而逐渐形成的。科学家职业的普遍特征,即研究的国际性。这一特征促使科学家经常参与各种国际研讨和交流,从访谈的结果来看,这些科学交流并没有促进科学道德的交流。

科学研究追求客观真理,这是科学家职业素养核心特征。在长期的职业成长中,科学家习惯性将胚胎进行物化,不自觉的将胚胎当成自己的研究对象去看待,而不是从对象本身的道德地位去考虑,因此,在科学研究的实践过程中,把胚胎当成“材料”或者“样本”。

科学的研究方法使科学家把胚胎看成是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科学家在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中,主动消除了个人主观感情,并认为胚胎和其他实验材料没有本质区别。

4.道德推理特征的影响

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规范的形成是以伦理论证为基础,伦理论证影响到了尊重胚胎生命权等一些最基本原则。在访谈中发现,中国科学家的道德推理大多都是零散的,或者是从情感角度出发,或者在某种情境中进行推断。

首先,受访者道德推理原因较为零散,没有一以贯之的核心理由。例如在母亲的选择考虑上,Y2、Y3、Y4、Y5都认为母亲的选择权是考虑堕胎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在为什么要考虑母亲选择权的问题上,Y2认为要和丈夫商量,他没有继续将母亲的选择权作为堕胎推理的核心因素,而是将父亲的选择权加入进来了。Y5认为“主要看母亲自己的选择,旁边的人没有办法评价”。在推理过程中,Y5习惯性将母亲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考虑,但在道德理由当中为什么母亲选择权在他看来这么重要时,他却显得比较无奈,没有办法评价。

其次,受访者将情感因素作为道德推理理由。Y5谈到人的定义的时候,从自己经历出发,“很多小宝宝在妈妈肚子里,已经有自己的意识了”以此否定出生才是人的判断。B3认为“孩子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所以推理早期胚胎不是人,只是块肉。B5认为“看到了就算人。”过去是出生才能看到,现在三四个月就能看到。B4在道德推理过程中将怀孕感受联系起来,如“胎儿主动发出联系的信号,比如胎动、打嗝”,作为谨慎堕胎的理由。

最后,受访者将自己置于某种情境中进行道德推理。X5在推理是否可以使用超过14天的胚胎挽救人的生命的时候,他将自己置于自己家庭的情境中,认为如果为了挽救自己家人的生命可以。如果是其他情况,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科学家在推理14天的原则的时候,将自己置于科学研究成果发表的情境中,Y2认为“这个红线以内,科研可以做出成绩,就没有必要跳出这个圈子的要求。”Y1和Y4也认为目前14天的限制“够用”,就没有必要进一步去讨论。

五、结论

1.中国科学家大多把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规范看成是外在的约束,出于国际交流的需要,只能被迫服从。同时,他们承认道德文化多样性,但是由于现有规范是以西方为主导的状况没有改变,因此科学家也不愿意去主动挑战。

2.中国科学家在人类胚胎的生命价值和尊重、公正、有利、知情同意的基本原则以及对西方论证的结果上,都表示认同。但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具体理解这些原则时上存在差异,特别是进行道德推理时,习惯把家庭利益放在首位,从具体情境中进行推断。

3.科学伦理规范的建立要尊重文化差异,在商谈伦理的基础上,构建全球伦理治理体系。第一,非西方国家应更早参与到制定人类胚胎干细胞的伦理治理体系中去,而不是在形成以后。第二,商讨的过程要以尊重文化差异为基础,同时要明晰各自的道德原则,寻求共同的伦理底线。在自由个体的基础上,通过交往对话,寻求具体的判断共识,从而达到对伦理道德原则实现重构。[12]第三,形成对现行规范不断进行调整的机制。科学研究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与之相关的伦理规范也是需要不断调整的。在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规范讨论中,协商主体间对话要在平等互动中不断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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