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批英国女性剧作家在女性解放运动的影响下，反抗主流男性文化，伸张女性应有的权利，改善女性在戏剧史中的缺席与失声地位。帕姆·杰姆斯(PamGems)作为当时崭露头角的作家之一，虽然没有像同期剧作家卡里尔·丘吉尔(CarylChurchill)那样获得广泛关注1，但凭借对女性神话的敏锐嗅觉与解构意识，逐渐受到批评家的重视。杰姆斯于2011年逝世，英国卫报在讣告中评价她的剧作“扯去神话的面纱，将女性经历搬至舞台中央。这种现象不仅在20世纪80年代很少见，哪怕在当下也显得十分难得。”2作为第一位出版杰姆斯剧作研究专著的学者，戈迪瓦拉(DimpleGodiwala)也坚称:“自从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开始唤醒女性意识，一些边缘剧作家和女性剧团对历史经典戏剧予以重写。但无人能像杰姆斯，她通过拆解神话完成对意识形态的解构，其影响如此彻底，形式如此统一。”3

杰姆斯的名人传记体戏剧不同于以往的女性戏剧。传统女性戏剧强调连续统一的身份政治，而杰姆斯的作品通过展现杰出女性与普通女性在声望、地位、阶级等方面的差别，暗中驳斥了女性身份既定的跨历史性、单一性以及普世性。她在《想象力与性别》(“ImaginationandGender”)一文中认为，女性不应止步于男权批判，应当将关注点转向女性群体内部的分歧。“成为女性群体中的一员，不时让人感到一丝友爱和真情，仿佛远离了森严的等级制度。但现实并非总是如此美好。怨怼与纠纷时常发生，你我皆非完美之人”。4杰姆斯本人明确表示，“我认为‘女权主义作家’这一叫法毫无意义，因为它意味着论辩。论辩是改变事物的直接政治行为，而戏剧是颠覆性的。”5杰姆斯不主张利用长篇累牍的状书谴责男权的罪行，也不倡导离开权力中心从而另起炉灶。她对于“女权主义作家”标签的思考及其剧作特征暗示女性剧作家应转向解构女性神话的迂回路径，以此调整打倒父权的政治立场。

虽然国内学者一般将“Myth”译作神话，但“Myth”一词在国外学术界具有不同的所指，并已在人类学、语言学、心理学以及其他文化研究领域被提及与探讨。例如，法国人类学家、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施特劳斯(ClaudeLévi-Strauss)在《神话与意义》(MythandMeaning)中主张消除“科学”与“神话”两种思维之间的分野。他提到:“如果我们在研究历史时，将它构想为神话的一种延续而绝非与神话完全分离的历史，那么，在我们心智之中萦回不去的‘神话’与‘历史’之间的鸿沟，还是有可能被冲破的”。6施特劳斯倾向于将原始部落的传奇故事作为论述的基础。而这仅仅是神话内涵的其中一方面。另一方面参见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的《神话学》(Mythologies)，也是本文探讨女性神话的主要理论前提。巴特论述的神话不是指民间历代相传的传说，而是某种事物受到群体的广泛流传后被奉为圭臬的文化现象。如他所言，“神话表现为一种言语的类型。”7社会生活中各类事物浸染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同语言层面的所指分离后，与文化层面的所指结合，最终成为自然化的神话。

在意识形态与历史意图操纵下，女性名人在男性中心主义的表意系统中，接受男权话语的洗礼与编码，随着时间的推进与空间的更迭，经过意指和再意指实践，最终转变为大众符号，女性神话的轮廓便得以显形。克里斯蒂娜是一位17世纪的瑞典女王，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一生:执政、弃位与流亡。相关的记述称颂女王摆脱社会习俗与规范的限制，按照个人意志行使权力，没有充分认识到其复杂的性别身份危机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克里斯蒂娜被“剥夺了‘女性’符号的外延意义(一个具有生育能力的人)，换上了诸多内涵意义，如‘他者女性’、‘永恒女性’或‘男性欲望的客体’”8。携带此类转义的女性神话潜入充当媒介的历史传记文本，在传播的进程中取得合法地位。本文运用文学事件理论分析杰姆斯的剧作《克里斯蒂娜女王》，探讨该剧如何吸收、批判与修正历史传记中的女性神话，分析当时社会背景下的性别问题。

一、女性文学的修正与事件性

1977年，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上演了《克里斯蒂娜女王》，并获得了大量好评。之后，杰姆斯陆续创作了一系列人物传记体戏剧，其鲜明的修正风格也得以确立，如《琵雅芙》(Piaf)、《蓝天使》(TheBlueAngel)和《玛琳》(Marlene)。传统观点认为，糅合了传记历史的女性戏剧一旦采用修正手法，其表达女权意识的意图往往会削减历史的真实性。经过后现代观点对历史真实的拆解，即还原历史真相的档案与文献皆经过话语的过滤和挑选从而得到保存与传承，修正所背负的不忠于历史的质疑便就此搁浅，因此女性传记体戏剧的创作不必囿于历史语料的记载。就女性作家而言，修正既非完全在女权意识形态的指导下进行，也非过度追究原版和修正版孰真孰伪，而应当关注各版本的得与失，并体验矛盾交织的对话性与开放性。

针对文学修正与女性主义的联系，国外女性主义批评学家已作出相关讨论。在英文的语境中，“re(-)vision”一词的含义不单单指“修正”，即调整、补充、修改和补偿，同时还包括“再审视”，意味着以全新的视角介入过去。再审视不仅是重拾过去，也是在满足某种立场需求的前提下对过去进行重组与转变。可以说，当下的阐释能够赋予过去价值和意义，过往事件历经不同时间维度下的解读从而恢复与更新自身的传统根基。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Rich)在《当我们这些死者醒来—作为再审视的书写》中(“WhenWeDeadAwaken:WritingasRe-vision”)将再审视理解为女性从男性文化历史中复活、以及重新确立女性历史地位的重要途径。“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里奇针对再审视的理解成为广泛各类的女性重写西方文学经典的集结号。”9苏珊·古芭(SusanGubar)与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Gilbert)肯定了里奇的论点，并在《阁楼上的疯女人:妇女作家和十九世纪文学想象》(TheMadwomanintheAttic:TheWomanWriterandtheNineteenth-CenturyLiteraryImagination)中进一步指出在面对文学先驱时，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拥有不同的“影响的焦虑”(anxietyofinfluence)。后者可以取代先辈或拥有先辈相同的地位，前者却无法做到。对于生活在19世纪的英国女性而言，执笔创作意味着自我毁灭，因为不单是男性文本歪曲了女性形象，整个社会化进程也对女性充满着深深的敌意。10女性既未充分享有出版自由，又遭受创作层面上的性别偏见。摆在女性作家面前的是双重难关:她们不仅要矫正父系文学谱系所掩埋或扭曲的女性形象，还需突破社会传统与文化规约，竭力运用修正的写作策略还原一个忠实的再现。伊莱恩·肖沃尔特(ElaineShowalter)于《荒野中的女权批评》(“CriticismintheWilderness”)一文中明确提出女权主义批评是修正性的，并揭示了女权主义批评家的矛盾心态:女权主义批评家一方面迫切批判以普世男性经验为基础的批评理论，另一方面又渴望得到作为先辈的白人男性的认同与见证，以免陷入自说自话的状态11。

女性作家的修正策略具有革新性的力量:首先，有助于纠正认为女性作品是控诉、忏悔、独白类型的偏见，消除认为女性话语是寄生性、衍生性的误解。其次，转换对于学院派女性主义不恰当的认知，并强调学院派女性主义的理论建构与草根女性主义的行动实践同样具有转变世界的力量。再者，引导女性作家在修正过程中，感知移置、重塑、交替、循环的文学性，摆脱以固定的性别标记作为攻讦靶子的创作思路。最后，延展女性主义学说的研究边界，从一个只以性别为轴线的批评流派，过渡至诘问与内省人性的宏观领域。

面对关于女王克里斯蒂娜的传记，杰姆斯运用承前启后的修正策略，由原文本的接受者蜕变为再创作者。修正写作策略的运用不仅凸显文学角色的切换，同时牵涉女性作家/文本的性别身份/特征问题，这构成了女性文学事件议题的重要元素。文学的创作首先是一种行动，而文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事件，原因在于作品得以问世的助推因素以及作品自身引起的效应具备突破规范的可能性。德里克·阿特里奇(DerekAttridge)在《文学的独特性》(TheSingularityofLiterature)中认为阅读这一行为是同作为他者的文学作品之间进行的互动，是“对作品的他者性(otherness)、创新性(inventivenss)和独特性(singularity)做出反应”12。一方面，读者在体验作品的独特性之时，“不仅要理解纸页文字的潜在寓意，也要关注文本阅读发生的特定时间与地点”13。另一方面，读者“若完全接受文本的安排，其作出的反应就毫无价值可言”14。修正不隶属于纯粹的原创或者单调的模仿，它在同文学规范的博弈中保持再造与更新的前进动力。模仿和原创之间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模仿是通向原创至关重要的一步，它标志着去拥抱作为他者的原文本，不止是一次敞开，而是数次永续的开放。女性作家阅读父系词句，便是直面文学作品表征的性别规范;而作为性别规范的父系文学谱系，会面临女性作家带有修正倾向的接连解读。

在《当姿势成为事件》(“WhenGestureBecomesEvent”)一文中，朱迪斯·巴特勒(JudithButler)回顾了她在20世纪提出的性别操演性理论，并进一步强调易感性(susceptibility)既让主体在非自愿的前提下接受性别规范所施加的影响，又能促使“酷儿现象得以发生，规范得到否认或修改，或者抵抗、偏离和性别的崭新形态开始出现”。15由此，巴特勒认为性别展演(gender’senactment)的特征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性别规范的话语力量先于主体而存在，主体难以规避性别规范的渗透性。其二，再生产(reproduction)构成抵抗与颠覆性别规范的契机16。而她的著作《至关重要的身体》(BodiesThatMatter)又引导我们发现在操演的途中，身体的物质化过程具备以下三种情形:(1)或大或小的偏移(2)重新意指的失败(3)永续不间断的重复且没有断裂。它们或构成抵抗性别规范的潜力，或再次支持与加固性别规范，或重新被性别规范吸入与含纳。日常生活中的身体实存被巴特勒挪用为可修改的动态文本，彰显出重复和差异、模仿与创新、通情与距离、认同与抵抗，这可为讨论女性文学的修正提供重要启示。一个具有某种生理性别的作家，可锤炼“男性化“或“女性化”的书写风格。而经由作家意图渗透的文本性别，并非一成不变，也会得到大众的检验和探索。举例来说，英国小说家乔治·艾略特(GeorgeEliot)，原名玛丽·安·伊万斯(MaryAnnEvans)，就化用了具有男性特征的笔名来逃避时代的审查。发现真相后的大众感到惊奇不已，慨叹这样本应由男性作家执笔的作品竟出自一位女性。在真相浮出水面以前，艾略特藏在男性笔名的身后，利用男性作家的口吻对世事发表见解。当艾略特的生理性别广为人知后，读者一边翻阅印着男性笔名的书页，一边牢记她的女性生理性别，将作品中的叙事声音理解为双性同体的写作特色17。

何成洲关注到文学事件所涉及的作品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对文学事件的整体性进行了总结。他认为文学的事件性体现在作者的经历、作品本身、作品的接受与影响可形成一个回环，并在与读者对话中不断产生新的意义18。杰姆斯不单单作为历史传记的读者，且运用文学修正创作了传记体戏剧，从而推动了文学事件的传承与发展。而她的作品必然影响下一代的接受者，她(他)们可以承袭杰姆斯剧作的遗产，将女性名人分别在传记和剧作中的不同形象进行比对，投入引领下一波文学事件的创造活动。这是类似接力棒传递的运动:文学事件不会在第一回环中戛然而止，也不意味着在不同作者、不同文本创造的回环彼此隔绝中运行，具有事件性的修正作为桥梁可引起旧回环与新回环之间的承袭与碰撞，这是双向互动的，同时也是循环更替的。

早期文学批评过分关注作者意图，并将作家的经历背景作为解读作品的主旨意蕴的重要线索;新批评认为文本具有封闭的语言系统，提倡脱离了社会文化环境的文本内在的美学特征;再到后结构主义宣判作者的死亡，主张文本常常发挥出超出作者期待的效果，是读者在释读中创造的结晶。对比看来，文学事件的理论观将文学作品的生产、流通以及接受纳入全方位的考察视野，采取兼顾以上各个环节的包容姿态，而不是在排除其他环节的基础上实现某一要素的中心化。而女性文学的修正可为现有的文学事件理论提供新颖的思考路径，即经过多次的回望与重读，修正文本会催生惊奇与讶异之感。在具体的历史文化条件的作用之下，并伴随女性作家同时作为接受者、修正者以及创造者多种身份的相互重叠，文学事件得以在交替运转中完成承接。

二、神话的历史再现:本质主义与浪漫式克里斯蒂娜

在《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ChristinaofSweden)一书中，斯文·斯多普(SvenStolpe)基于17世纪瑞典社会持有的女性性征观念，记录与描绘了克里斯蒂娜的事迹与形象。他在第三章围绕“克里斯蒂娜作为一名女性”(“ChristinaasaWoman”)展开论述，认为女王拥有干烈而又燥热的性情(dryandhottemperament)，“生来比其他男性更为强大”19。尽管克里斯蒂娜的行事与着装颇具男性化风格，但斯托普“从医生那里得知女王具有规律的月经周期”20，所以判定历史中的女王为“虚假的雌雄同体”21。他以生理特征作为判断性/性别差异的标准，暴露自身本质主义的逻辑弊病。从事生命科学或医学的不少专家学者将身体视作真理来源的客观对象，对身体进行解剖，演算着各种公式与数据，却浑然不知脑中已然形成的关于身体器官的概念界定，早就经过掺杂着政治与社会利益的科学话语的传递、洗礼与过滤。他们对稳定的生物基础深信不疑，这体现出不肯面对既定的生物事实本身就包含话语性、社会性以及规范性的鸵鸟心态，是一种拒绝价值重估的保守姿态。“女性”这一指称不具有与之完全对应的身体经验，生物医学得出的女性知识不能作为定义女性的根本基础，也无法覆盖女性状况的全部图景。

《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这部传记可谓功过并存。斯多普在书中引用并批判了相关历史人物的口述以及一些学者的观点，对克里斯蒂娜的浪漫形象也持有怀疑态度。尽管与杰姆斯的创作意图产生了些许共鸣，但他的分析依旧代表男权中心主义的立场。浪漫化与神秘化密不可分，掩盖了生活中潜在的冲突、矛盾和对立。法国使节沙纳特(Chanut)认为，“女王看重的是名誉与美德，胜过其他一切事物。女王的美名遍及天下，不是凭借强行征服，而是杰出的功绩。她因自身的努力而扬名，并非全靠臣民的优良品质。”22他对女王的玩乐主义与放荡不羁只字不提，称赞她的英雄气节与责任意识，夸大了女王的自由意志与人格品行。让人不解的是，作为一名精于世故、多年驰骋政坛的外交大臣，他对女王的评价为何如此片面与狭隘?这包含着他本人对权威的屈从，同时折射了男权意识形态的操纵。经过话语改造的克里斯蒂娜的生平满足了接受者对于权力与胜利的渴望。女王成为再现的神话，她只是一个替代，一个可供幻想的对象。

克里斯蒂娜的美德与清誉得到抬高，掩饰了三十年战争中的暴力、杀戮与血腥，也未能如实地反映其退位后不够体面的言语和行为。历史学家马汀·韦伯(MartinWeibull)试图为女王开脱道:“她却更爱守着模糊的言辞、玩笑以及反语或讥讽式的非严肃语气。虽然这是把双刃剑，但她以卓越的能力将之运用。”23克里斯蒂娜在自传中袒露了心声:“我坚持按照斯巴达(spartan)的行为模式塑造自身，但全世界的人都不认为我固执或者拥有如此古怪的生活方式。”24具有施行效力的评价实际上“谋杀”了女王:男性将无法企及的完美形象强加于克里斯蒂娜之身，使其囚禁于男性想象世界的牢笼，女王的主观意愿因此难以被察觉。由此，文字的功能并不局限于记录女王克里斯蒂娜的一生，同时介入并影响着关于女王现实生活的理解和接受。这促使我们意识到现实世界并非作为前语言的先在客体而出现。律法体系通过生产现实的面貌，建立起界定现实本质的话语机制。不是现实在前，语言在后，而是语言为现实提供了栖居之地，甚至代替现实从而成为现实。语言将现实撕裂，定义现实的过程隐藏着权力关系，现实本真的最终解释权会出现争夺现象。所以现实是经过此岸调解之后的彼岸。我们坚信的纯粹现实，却没有一个纯粹的发展源头，于是还原现实的本真成为了理想化的构思。

在男权窥镜的影响下，女性的自我形象向超越的正面与堕落的负面分裂，是一次命名与分类，女性客体无法成为表达欲望与话语的独立存在。这枚平面镜吸收并消化男性投射的影像，文化代替自然成为现实，话语机制生产的生理事实也成为性别现象不容置疑的本源。这一过程呼应了罗兰·巴特的神话学，证明人物传记扮演了加强并认可神话的角色。而传记体戏剧《克里斯蒂娜女王》将之击碎，成为窥探女性真实特质的内视镜。靠近具有凹面特性的内视镜，“在垂直母线的影响下，人的首足会在反射中发生颠倒”25。镜像随之翻转，能指与所指经历错置，男性主体的同一性逻辑由此被打破，从而换来包含差异的女性主体身份且其不断分衍。

三、改写神话:女性社会困境的揭露

在拍摄1933年好莱坞同名电影时，导演马穆利安(RoubenMamoulian)向女王的扮演者格兰特·嘉宝(GretaGarbo)提出建议:“我想要你的脸庞成为一张白纸，想要每位观众书写各自的版本。我希望你甚至不要眨动双眼。”26嘉宝的妆容呈现死寂般的雪白，在深渊般乌黑双眼的映衬下，显得难以接近与触碰。她的脸是一种超越了肉身的存在，一种类似于图腾的假面。巴特评价道:“面对观众的凝视，嘉宝呈现出人类的柏拉图理念。”27而杰姆斯则对电影中嘉宝的理想形象抱有怀疑态度:“克里斯蒂娜不是一位闪耀夺目、洁白无瑕且才智过人的美人，她无法完全自由选择人生，现实生活不是浪漫的，而是更为残酷的。”28剧中的克里斯蒂娜“皮肤黝黑、相貌平平，有一只跛肩”29，却对哲学与神学悟性颇高。这与她本人的成长轨迹息息相关。由于她的母亲王后埃莉奥诺拉(Eleonora)一直无法产育男孩，克里斯蒂娜从孩童时期便作为王位的继承人来抚养。在父亲以及大臣的教导下，她开始接触男性的专长领域———骑马、射箭，向笛卡尔学习哲学，带兵上阵以及坐在谈判席同敌人周旋。当她逐渐长大继承王位、统治国家之时，以大臣阿克塞(Axel)为代表的王室成员希望克里斯蒂娜与德国王子成婚，诞下子嗣，为王朝绵延香火。可克里斯蒂娜早已习惯男性的生活方式，同母性渐行渐远:“我绝不会为了臣民们生育，不愿像我的母亲那样，一生的好光景都被生育摧毁了”30。在杰姆斯看来，《克里斯蒂娜女王》与现代社会的问题紧密相连，“这部剧不是纪录片，剧中的人物被改动了，一些事件也被调整了……真实的克里斯蒂娜从小被当作男性进行抚养与培育，然而等到继承王位时，又被要求进入婚姻并生育。她的困境也许与今日不无关联”31。

随着贝特·弗里丹(BettyFriedan)《女性奥秘》(TheFeminineMystique)的问世，女性走出家庭的号角由此吹响。越来越多的女性认识到需要“把爱情、孩子和家庭这些以往限定女性的因素与面向未来、目标远大的工作协调起来”32。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在《女性时间》(“Women’sTime”)一文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她认为第三代女性应当弥补第一次与第二次女性浪潮的缺陷，兼顾女性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平衡女性的职业发展与家庭生活。要实现弗里丹与克里斯蒂娃的希冀尚待努力。男性对待女性主体的发展依旧持有双重标准:他们接受女性作为社会平等的个体，允许她们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权、工作权与经济权，却要求她们继续扮演繁衍后代的角色。杰姆斯以该剧为隐喻，揭示了自然与文化之间难以调和的对立，以及女性担任延续后代与生产文化两种角色造成的冲突。她选择女王幼年时期作为剧本的起点，呈现出女性徘徊于两者间的心理诱因:惧母症(matrophobia)。

剧本开篇并置了两个重要时刻:(1)分娩的母亲不断发出嚎啕的哭声。(2)国王决定将克里斯蒂娜培育成具有男性品质的女王。

孩子:妈妈为什么在哭喊?

国王:我们将把你培养成女王。

孩子:(退缩)不，我不想。

国王:不用担心，我们不会把你变成你母亲那样，而是像我，像一位国王。从现在开始你要一直同大臣生活在一起。算是为了我，好好儿听他的话，按照他说得去做。对了，尽量别在教堂里坐立不安，我们不可打扰到路德教的教友。(2)

克里斯蒂娜成长背后的男权运作机制由此暴露无遗。为了产下男孩使之继承王位，王后投入了一波又一波的生育活动。克里斯蒂娜见证了母后在生育中经历的苦痛与挣扎，为其抗拒母亲身份埋下伏笔。克里斯蒂娃认为母体“调解着统治社会关系的象征律法”33，象征界关联于稳定、规整与统一的语言结构，牵制住女性的身体欲望和冲动，所以她提倡回归前俄狄浦斯阶段，恢复母女亲密的原始联结，感受未经象征律法干预的诗性语言。诗性语言充满着音乐的律动和节奏，也能激发图像形态的联想，如流质液体，穿梭奔腾于各种介质，既能接纳涓涓细流，也能涌入浩瀚汪洋。诗性语言常与婴儿的啼哭作比，其间停顿、反复、折回和呼语被视作松动语法结构的典型。它站在理性和感性的交界之处，如同永动机般持续叩响理性主义紧闭的大门。在父系权威的介入之下，幼年克里斯蒂娜逐渐忘却并远离洋溢着力比多的诗性语言，开始掌握与习得象征律法中规整的语法与句型，从牙牙学语逐渐长成一位自立自强的女王。

克里斯蒂娜极度排斥生育活动，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在于她从母亲的体验感悟到绵延子嗣会极大消耗参与社会活动的精力与时间。建立在惩罚制度与规则之上的王权和男权，要求她践行男性的生活方式与准则，遵守文化限制与性别规范。阿克塞认为女王的独特地位“需要兼备国王的阳刚品质与女性的繁殖力”34。克里斯蒂娜矢口否认:“不过你无法同时拥有。”35直到“弃位”一幕，她以一身长袍进入视野，仿佛要参加一场盛大的婚礼。然而这个新娘“将巨大的蓝钻石领针摘下，别在她母亲的胸前”36。等到周围人散去，她毅然剥去礼裙，掷向王权宝座，逃离王室提出的婚姻与生育要求，显露出藏在裙下的骑马服以及马靴，正式开启漫游之行，投入了只有男性可以参与的文化事业活动。男权与王权的双重压迫依旧顽固，但女王的扮装表演展布了突破性别规制、挑战性别分工的潜能。文化交往地理学学者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SusanS.Friedman)认为操演性理念阐明了流动主体性的建构，“激活了多重角色的互动”37，但未能保持女权事业的政治能量，甚至“削弱了历史与物质的根植性，这一根植性渗透在地理定位和修辞之中”38。通过影射当下女性的生存境遇，植根于17世纪瑞典王朝的戏剧《克里斯蒂娜女王》较好地弥补了这一缺陷。对扮装意义的探讨不能局限于诸多形而上学的母题(如性别范畴危机、身心对立冲突、异性恋排除性逻辑)，不能完全放弃情境性而一味关注流动性，应将其纳入具体、宏观的社会政治背景，进一步考察扮装中的身体如何在表演中对分工角色的选择实现物质化，并为相应的社会文化问题提供警示和解决思路。

剧中克里斯蒂娜的扮装表演的确取得了双重效果:操演性身份解构了传记文本里单一和谐的女性神话;跨越僵化的性别划分将传统的男女社会分工打上了巨大的问号。但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女王克里斯蒂娜的过往经历虽然充满反叛色彩，但她仍旧对女性的生育角色心生眷恋。在接近剧作的结尾处，克里斯蒂娜察觉到自身对婴儿的气味喜爱有加，并反省这是否有悖于她放弃母亲角色、践行男性化行为模式的生命轨迹。尝试突破性别规范既是颠覆的行为，也是牺牲的举措。克里斯蒂娜打破传统约束的做法便是一种带有自我毁灭(self-destructive)倾向的实践，使其再度被性别规范的排除之力裹挟，从而在丧失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的命途中继续打转。美国酷儿理论学家利奥·博萨尼(LeoBersani)在对谈中指出消解的时刻(themomentofundoing)“不是超越，也不意味着一个人可以最终摆脱自我的束缚”。39相反，“失去或消融自我绝不等同于丧失(loss)，而是在自我之外重新找回自我。”34博萨尼的言下之意不在于另造一个全新的自我，或者对原有的自我小修小补，而是力图让现有的自我在崩塌之后，发现所需拥抱的崭新自我看似远方的神秘他者，实则为曾经丢失的旧相识。正如克里斯蒂娜展现了激进立场背后的落寞感伤，这不能片面地理解成向男权话语或性别二元划分的低头妥协。经过女性文学的事件性修正，女性主体的理想建构与女性个体的生活实践之间的裂缝如同游荡在界线外的鬼魅式存在，在重返家园的路途中被赋予批判性力量。

四、结语

克里斯蒂娜在充满男权的王朝中处处碰壁，杰姆斯却没有直接将之置于女权的聚光灯下鞭挞叩问。她如同一名时空旅行者，其文学修正所生出的触角一端质疑了历史传记中对女王事迹的记述，另一端借助解构女性神话的戏剧张力，从而揭露女性困境的警示意义:母亲身份是由社会话语规范根据女性生理特征建构的产物，应当鼓励女性紧握与实践生育的自主权。杰姆斯重塑历史传记文本中的女王形象，体现了修正不仅是释读，更是创造。修正不再由于无法摆脱对原文本的依赖而被质疑缺乏纯粹的原创力。相反，修正蕴藏着成为文学事件的潜能。

如今，女性文学的批评实践似乎陷入一个僵局:我们深入具有性别解构意识的女性作家所创造的文本，试图找寻女性主人公遭受父权制迫害、男权话语压抑的证据，即便以超越男女二元的思路作结，但依旧会认为这是一个女性作家书写的文本，而不是一个去性别化的文本。我们拒绝去承认一个不带任何性别标记的文本，担心这会破坏稳定的作家性别身份，甚至让文本也随之变得无所依托。但在事件理论的关照下，女性文学的修正表现为一种消解性别的现象。面对前文本中的性别规范，女性作家的修正实践不应走向性别差异的终局，而是去性别化的文本特征，以此完成对于性别的弃绝与重建。需要强调的是，去性别化不等同于直接抹杀性别差异，将文本在循环接替的修正书写中转变为无性别的存在，这只是一个中途的跳板或停靠站。最终的落脚点在于，让不同的主体在共存的基础之上，思考选择哪一个具体的性别形态。

后结构主义将“女性”一词作为漂浮的语言能指、文化交叉身份使得女性批评摆脱以性别作为单一元素的视角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跨性别现象，都动摇了恒定、封闭的女性经验。因此，以作家的性别身份或者性别的语言效应为核心的批评模式逐渐暴露出一些弊端。无论是作者的生理/社会性别还是文本呈现出的性别特征，都不应被看作内在、自然以及稳定的客体。借用古芭提到的元批评分歧(metacriticaldissension)进行补充阐释:“后结构主义者指摘女性主义对于女性身份抱有幼稚的本质化观念。”40但悖论正是在于，当女性主义对后结构主义身份观敞开怀抱，姐妹情谊或女性解放运动就随之被认为丢失了政治能量与活力。笔者想进一步提出:我们是否应该转变思路，即不再将特定的女性指称作为凝聚力的必要前提?我们能否尝试设想，在一次次偏移性别规范的机遇中将去性别化作为颠覆性别规范的途径?在未来的某一天，当我们探讨女性主义学说之时，如果能够做到不去提及“女性”一词，这或许才是女权事业真正的胜利时刻。

吴一坤.修正与事件:《克里斯蒂娜女王》与女性神话[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5):152-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