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由国务院制定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指出：“加强体医融合和非医疗健康干预，推动形成体医结合的疾病管理与健康服务模式”[1]。体医融合理念首次在中央红头文件中出现，表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人民健康的高度重视，也是贯彻我党坚持人民健康优先发展理念的生动体现。为进一步改善民生水平，全方位提高人民群众生命全周期健康服务质量，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2]。这一重大战略的提出奠定了体医融合的核心价值与地位。体医融合通过将体育与医学两个独立学科之间的理念、技术、方法相互渗透，形成一个全新的、和谐的共生界面，来发挥对人类健康的促进作用，其功效已得到社会广泛认可。然而，当前的体医融合还处于初级建设阶段，两者的交叉融合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都面临着时代的考验。因此，有必要从历史发展的视域出发，对当前体医融合思想形成的脉络进行梳理，以期更好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体医融合之路。

1、体医融合的演进过程

1.1我国体医融合思想的传承

有关体育与医疗相结合促进人类健康思想的文字记载最早可追溯至《周易》，其内容从阴阳对立平衡的视角阐述了运动时间与锻炼方式选择之间的关系，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该理论是传统体育养生文化萌芽期的代表[3]。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我国最早的一部医学著作《黄帝内经》，蕴含着最早关于运动与疾病防治的思想，其中提倡的“呼吸精气，独立守神”的养生法，即传统呼吸操，它被用于寒战、发烧或全身瘫痪的病人治疗，并推荐人们对四肢进行按摩和运动。名医华佗是古代体育与医疗相结合实践者的代表，传统养生思想至东汉时期，由他所创造的“五禽戏”一直流传至今，他不仅提倡体育锻炼，在行医生涯中也常常用体育疗法治病[4]。传统呼吸操则以该时期的药王孙思邈为佳，其编写的“卫生歌”奠定了六字诀治病基础，《千金药方》则阐述了他关于动静结合的养生思想。宋元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政府对医学发展的关注，医生地位得到提高，养生思想也得到了较好的传承与发展，此时出现了创编导引术势，如“八段锦”、“陈抟的二十四势坐功”和“易筋经”[5]。由此可见，从西周《周易》的诞生发展至宋元时期为我国早期体医结合思想的形成发展期。

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很大一部分受群体文化认同的影响。文化认同的关键在于能否区分自我与他者[6]。自晚清的闭关自守到1840年鸦片战争遭到西方列强的入侵，此时西医大量涌入，传统中医文化被西医肆意侵染，导致自我转向对他者文化的认同，人们对待疾病开始用西方医学体系的思维模式加以检视，中医陷入争论的境地[7]。体育事业的发展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体育与医疗呈现出短暂的分离场面。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体质健康开始受到国家重视，1952年6月10日，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为我国体育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我国现代社会早期的体医结合可在健身产业的发展中找到其发展的轨迹，萌芽期可追溯至2004年倡导创造心与身的健康的青鸟健身提出上医医未病之病的理念。2006年我国体医结合进入发展时期，开始用特定的健身方式改善身体状况、恢复健康，在这期间发达城市出现过对体医结合模式的探索，如北京郡王府阳光康漫健康管理中心、北太平庄医院健康体质监测指导中心、苏州的“阳光健身卡”模式等。2007年五洲健身俱乐部整合运动专家、健康管理专家、营养专家，用“只有专业才能精彩”的理念，完善了体医结合的标准化、专业化流程，体医结合呈现出新的开端[8,9,10]。

2007年由美国运动医学学会联合美国医学学会发起了口号为“运动是良医”（EIM）项目，四年后我国由疾控中心牵头组织正式加入EIM项目。随后，体育与医疗的融合发展多次出现在领导人的发言中与党中央政策文件中。2012年11月党十八大的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牢固树立大健康理念，把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人民健康为中心”。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明确将全民健身上升到国家战略。为了打破体育和医疗之间的深鸿沟、高壁垒，改变体医结合运行效果差的问题，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出台，将“体医融合”提升至国家宏观政策层面。自此，体医结合的概念进一步升华，首次产生了体医融合这一提法[11]。

1.2西方运动是良医理念的提出

西方早期的社会文明中，有关体育与健康的相互作用，最早可探寻至古典医学时期（公元前1000～公元500年）[12,13]。据记载，公元前600年印度外科鼻祖Susruta是第一个为病人开具运动处方的人，他认为体育锻炼应当包括在肥胖治疗处方中，糖尿病也可通过运动来治疗，有规律中等强度锻炼有益于健康和疾病预防[14]。有西方“医学之父”之称的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370年），他是第一个有记录的为患有痨病（结核病）的病人提供书面运动处方的医生，他认为锻炼可以增加人体骨量、肌肉量、耐力和抗疲劳等能力[14]。古罗马盖伦（Galen）继承了希波克拉底的思想，盖伦认为中等强度的运动才能更好促进健康，锻炼能让人体更苗条，肌肉变结实，提高血容量，并为虚弱或患有关节炎、痛风的病人开具过运动处方[14]。盖伦时期的到来使得运动被用来治疗多种疾病，他的理论实践在欧洲至阿拉伯流传了将近1400年。

尽管体育与医疗的结合相得映彰，为早期医者们推崇，但是文艺复兴后，科技的发展和进步，新的药物与技术的出现使得人们开始把重心放在疾病的治疗上，运动逐渐被忽视[13]。20世纪初期，体育教育是由专门从事健康和运动的医生主导，然而体育在被引入课堂之后，体育教育变成了由教练领导的游戏和体育课程，竞争和运动成绩成为课堂的主要内容[15]，各种球类运动、田径项目等受到体育界的青睐，体育与医学的界线开始变得清晰，发展成相对独立的两个学科[16]。

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开始，美国哈佛大学疲劳实验室、伊利诺伊大学T.K.Cureton体能实验室以及一些流行病学专家的相关研究，将运动的缺乏与各种慢性疾病联系在一起，运动健康科学研究开始重新被大众关注[15]。随后《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等主流医学杂志开始发表有关体育活动方面的文章，大量研究证实运动锻炼与多种慢性疾病有着密切关联[17,18]。1989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把健康定义扩充为“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道德健康、良好社会适应”。人们对健康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在追求身体健康和终身健康的同时，还考虑到人的社会属性，摆脱了对健康的片面认识。这些都为西方运动是良医理念的诞生奠定了基础[19]。美国早在1980年，就已经持续实施了4代《健康公民1990》计划，广泛推广体育活动在促进公民健康方面的重要作用，为公民塑造了良好的生活方式，并有效节省了国家医疗开支[20]。2007年美国运动医学会正式提出了运动是良医（EIM）的理念，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该理念相继被德国、日本、挪威等国推广[21]。

2、体医融合面临的挑战

新时代的到来引发社会环境的“三化”（城镇化、工业化，老年化），体医融合理念的生长土壤随之更新，与运动不足相关的慢性疾病发病率飙升，且相关疾病的发病也越来越年轻化，给国家医疗和财政带来沉重负担。2010年世界上近三分之一的人口被归类为缺乏运动[22]。国外学者Alter、Beauchamp以及芬兰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慢性病控制的成功经验表明，合理的运动能显著降低慢性病的发病率，且能发挥出传统医学和药物无法比拟的作用，运动在疾病防治及康复中的重要性受到医疗研究界的广泛认可[23,24,25,26]。顺应时代发展，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助力全民体质健康水平（见表1),2016年颁布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使体医融合上升为健康中国战略，一跃成为促进健康发展的新模式，在新模式的初期建设中，对事物的认识不全，当然也不可避免的存在发展的瓶颈，理清各关系内部之间的矛盾是实现体医深度融合快速、平稳、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表1 2012～2019年有关体医融合主要文件与举措  

2.1体医融合缺乏稳定的发展模式

当前体医结合模式特点表现为，大多都属于小规模区域示范点，成果甚微，体育与医疗内部关联度低，缺乏固定内容和形式，各组织之间配合度低，在传统的重医轻防观念，不论是防病、治病还是病后康复，人们更倾向于听取医生建议。2005年，苏州市政府在全国最先范围内开始推行“阳光健身卡”政策，将医保账户结余金额和“阳光健身卡”关联，这一举措对于促进大众健身意向和提高体质健康具有积极意义，是体育与医疗结合的早期模式尝试[28]。

现行的体育与医疗结合的模式主要有几种：（1）政府与市场相结合模式，比较典型的是合肥庐阳区，政府通过购买更加专业的第三方专业机构服务来对社区体质监测站进行管治，主要是对慢性病人进行检测，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病人实际情况开具运动处方，指导患者科学的康复运动；（2）医院健康指导中心模式，北太平庄医院体质健康检测中心是北京最早可出示运动处方的医院，主要为老年慢性病者服务，运行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由于运动医学人才的缺乏，没有得到持续性发展；（3）国营体医结合模式，2004年北京郡王府阳光康漫健康管理中心成立，它由国民体质检测中心、康曼健身以及体检中心三个机构合作构成，随后资金链的问题于2010年倒闭[29];(4）社区体质检测中心模式，上海徐家汇康健街道卫生社区通过体质监测中心数据库进行居民疾病诊断的基础上开具运动处方，科学引导社区居民安全、健康运动，将体医融合模式开展到了基层，目前在美国和芬兰发展较为成熟，该模式是体医融合发展中较为值得研究的一种模式[30]。

2.2体医融合配套政策缺失

政府主导部门在推动体医融合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政策法规的颁布者，颁发政策大部分为纲领性文件，缺乏具体的措施及配套政策，不能有效的引导、保障相关机构和产业的运行，由于对市场化的经营没有很好的加以规范，很多的体医融合构建的健康管理中心都纷纷夭折。当前的体医融合内部管控体系还未健全，各主体缺乏规范科学的管理制度，对自身所扮演的角色和所承担的责任定位不够准确，易出现越位或缺位现象。在体医融合顶层设计中，沟通激励机制是其动力系统，然而政府部门宏观调控的乏力降低了各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致使体育与医疗部门的合作存在利益分配不均、责任划分不明、沟通交流不畅等问题。

2.3体医融合运行机制障碍

运行机制是体医融合过程中各环节内部及各环节之间协调、灵活、高效的保障，良好的运行效果表现在结构和功能的统一。研究显示，参与体医融合治理的主体目标不明确，现有的体医结合具体工作中体育与医疗互相作用的积极性低，两者仍各司其职进行健康促进，体育与医疗主管部门分别为国家体育局、国家卫计委，存在明显的体育治体、医学治医，各自为政的分工式管理，部门之间的协作也难以进行[31]。早期国家对卫生医疗的投入较为重视，而全面健身战略是后期开始实施，致使医疗的发展快于体育，在融合过程中出现资源配置不平衡，疾病健康的发言权上也更多的是偏向卫生医疗界。体育与医疗部门充当运行机制的动力源，各自对公民健康需求问题的共同导向才是促进两部门一体化发展的关键，而大多医疗机构的发展重心放在高成本收入的疾病治疗上，偏离了体医融合治未病的理念，必然导致当前的体医融合机制运行不畅。

2.4体医融合复合型人才缺乏

“体育+医疗”的复合型人才是体医融合的首要执行者，现有的人才培养方案不能满足体医融合的需求。当前在职的从事健康促进职业成员中，大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能力在于运动技能的展示和练习指导，缺乏运动医学相关知识，特别是对有慢性病人群的运动锻炼指导，而临床医生拥有对疾病的判断，却无法给病人开具有针对性运动方案。我国现有经中国体育科学协会颁发证书的运动处方师仅1700余人[32]，在体医融合的初期面临着巨大的人才缺口。在高等教育层面，当前的体育类专业大多方向性较强，虽能基本满足社会需求，但却满足不了体医融合背景下运动康复人才的市场需求。师资上，拥有医师执业资格证的运动康复专家少之又少。课程内容设计上，众多体育类高校只是进行基础的运动康复技能与理论的培养，简单的将中医康复与物理康复内容进行结合[33]，医科类大学则未开设与运动康复学相关的专业。学生实践应用上，校企融合度不高，学校只重视就业率，学生的实习过于形式化或实习太少，自身的专业知识得不到巩固和提升，仍旧停留在理论层面。

2.5体医融合健康产业链残缺

产业融合作为当前一种新型的产业形态，在消费者的健康需求和体医融合相关技术、高质量服务的推动下，体医融合健康新产业孕育而生，这种实体产业是未来发展的新方向。目前体医融合处于探索初期，产业链不完整，还没有真正成型，在这种没有稳定运行模式的情况下，大多数的投资者以及供应商都处于观望状态，加之缺乏政府的引导和市场化的管理，市场发展态势低靡。基于产业融合理论机制下，体育与医疗产业的市场融合是建立在技术与业务融合的基础之上[34]。体医融合经济产业的发展滞后，一部分源于技术融合过程中，运动处方库还处于构建之中，交叉领域的专业人才培训模式还未全面拓展，体育与医疗在体力活动监控、疾病诊断等方面的判断标准尚未统一；另一部分源于体医业务融合上，两者之间的业务链接较少，体育与医疗相结合的一体化产品供给不足，或是现有的业务有待提升尚未达到大众期望，无法满足社会的真实需求。

3、体医融合发展路径分析

3.1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体医融合模式

体医融合模式并不是简单的体育与医疗相结合，实现体医融合的可持续发展要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为纲领，形成以疾病的早期预防为主，联合体育与医疗各自的技术与资源，构建覆盖人类全生命周期的健康促进体系，组织人们安全有效的参与运动锻炼，并做好监督与干预后的评价。可持续发展的体医融合模式应具备以下几点：首先，各主体追求目标的一致性，体医融合的重心是疾病的预防和健康的促进，一昧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发展是不长远的，在国家大力支持下，如何创新技术、提高服务质量满足当下人们迫切需要的健康要求才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其次，便捷的服务平台，相比医院看病的挂号难、流程复杂的情况，构建医院、体育部门、社区健康管理中心为一体的移动问诊平台，社区健康管理中心负责居民身体指标的数据采集与运动的监督，体育与医疗部门负责运动处方的出具、效果的评估与处方的改进，既能实现资源的共享，又能简化居民看病流程；第三，专业的人才参与指导，尽管体医融合对慢性病的干预效果已经得到科学的实证，但是作为一种新型的健康服务模式，还不足以撼动长期以来医学在人们心中的权威地位，安排专业人员参与指导，尽可能减少模式运行过程中的安全事故才能使大众对体医融合的模式产生信赖感；最后，拥有良好的监督与评价体系，运动处方作为实施健康干预的关键，相比医药处方，没有合理的监督机制，病人很难按要求、按周期的去完成，干预的效果也可想而知。良好的评价体系则能很好的检测一周期的运动干预后病人健康的实际改善状况，方便后期运动处方的调整。

3.2完善体医融合配套措施

文件政策应该体现的是指导与引领作用，具体的操作则需要人去实践。首先，针对当前发展中的新变化、新要求，政府主体部门应当制定出符合时代发展的政策法规，激发健康产业市场的活力，解决基层落实融合的障碍。第二，完善政策执行体系，确定目标服务群体，依据各部门在健康促进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及职权特征来协调利益分配、权责划分，使体医融合的每个阶段做到有规可依。第三，教育系统层面上，学校政策上要引导学科专业的创新，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鼓励教师向外进行专业知识的强化与拓展培训，向内引进更加前沿的理论知识来教学。第四，社区健康服务人员是离大众健康最近的人，也是体医融合的重要执行者，法律法规在制定上要落实其就业保障与相关权益才能吸引更多人员从事健康服务。第五，开发医保卡对人们进行健康消费的吸引力，很大一部分年轻人因为生病少，没有发挥出医保卡的真正作用，通过对医保卡用途的拓展使余额可用于健康旅游业、疾病预防新产业、健身产业等，可将此类人群转化为健康消费人群，促进健康产业的发展。

3.3疏通体医融合运行机制

通过构建政府、体育、医疗、市场、社会等多系统参与的协调治理机制，充分调动各主体间的协调作用，发挥各主体在其主要领域的作用，尊重各主体的地位和价值，明确共同服务的目标——健康中国建设。在共同目标的基础上，细化单一主体的阶段作战目标，将完成效率作为政务考核的重要评分标准。体医融合中盈利性主体部分能很好刺激体育市场经济活力，目前处于体医融合的初级阶段，较多相关盈利主体规模小、发展慢，要加以识别和保护，引导其与学校、社区、协会等的沟通与合作。非营利性主体部分充当体医融合的志愿者，是激发群众参与的催化剂，鼓励各协会、社团组织健康理念、健康行为进社区活动，促进社区体育活动多元化，有利于体医融合理念的培育。多元化主体的治理模式的构建是促进各部门间交流互动，使治理公平化、人性化的必由之路，在治理手段上可融入市场化的手段及工具，引导资本、人才向体医融合流动，实现资源、权利和责任的共同分享，实现体医融合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3.4培养体医融合复合型人才

面对复合型人才的供给不能满足社会健康需求的短板，现有的人才培养机制改革与创新迫在眉睫。体育院校与医学院校作为主要的人才输出源，师资力量上可引进国家队等专业运动队的医务人员授课，他们拥有丰富的治疗经验以及对运动的科学把控，很多案例可用来课堂教学。人才培养方案上可探索体医联合“2+2”的人才培养机制，前2学年安排学生到体育院校进行运动锻炼有关知识学习，充分利用体育院校的专业器材，标准化的场地训练，为运动训练打下基础，后2学年交换到拥有专业的医师和丰富实验器材的医学院校进行培养，实现师资与教学资源的互补，使人才输出达到体医融合复合型人才的标准。除高校人才输出外，促进人才转化也是有效途径之一，对社会的体育指导员、社区全科医生、健身教练等拥有一定健康知识基础的人员进行再教育、在职教育，从而加速弥补复合型人才的空缺。

3.5发展体医融合健康产业

实体产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体医融合发展的支柱。在大健康理念的推广下，健康产业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它能有效刺激国民消费观念向健康消费为主转变，并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健康产业的发展宏观上政府应充分发挥其市场的调控作用，营造一个公平化、法制化、市场化的良好竞争环境，引导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优化升级。政策上放宽贷款额度，简化审批流程，起步阶段实行企业之间一对一帮扶，为健康产业做好风险评估。完善市场机制，放宽行业准入，防止市场垄断，促进市场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防止市场失衡。拓宽业务发展模式，健康产业不应只局限在疾病的治疗上，体医融合倡导的是保持健康和疾病的预防，各企业可因地制宜，结合当地的特色以及传统体育项目，利用自身优势发展养育、养生、养老等产业，如通过改善居住环境来促进健康的“旅养”项目。同时，企业要保障人才的供应，联合高校、社会技能型人才培养协会等，构建校企合作、校协合作的人才输送模式，注重人才的后期培养，吸引更多优秀人才的加盟。

4、结束语

体医融合思想发源于古典医学时期，其功效在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史中逐渐被全人类所共识。我国当前的体医融合理念还处于建设初期，实现体育与医疗的深度融合是巩固全面小康、提升全民身体素质的重要抓手。然而机遇中还蕴含着体医融合发展模式不稳定、法规制度不健全、运行机制阻塞、专业人才供给不足、健康产业链残缺等挑战，运用政府、社会、政策法规等多方面力量，突破体医融合发展的瓶颈显得尤为重要，通过体医融合的探索与实践，走出更加符合我国国情、更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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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罗财,张详,刘得锐,李彦龙,常凤.体医融合演进的内在逻辑､面临挑战及发展路径[J].辽宁体育科技,2021,43(05):1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