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指出：“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1]唐代王勃云：“南国多才，江山助屈平之气。”[2]宋代宋祁云：“江山之助，出楚人之多才。”[3]这些都说明文学创作和地理环境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外界环境的变化会带给诗人不同的感受和情思，相应地，其文学创作也会带上某一地理区域特有的文化色彩。楚国的诗歌尤具代表性，屈原的创作体现了鲜明的人和自然的关系，在他的作品中，多写楚地山川风物，如巫山、九嶷、沅湘、云梦。[4]

刘禹锡是中唐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是“永贞革新”核心成员之一。其一生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从德宗贞元七年（791）到顺宗永贞元年（805），是刘禹锡踏上仕途后，在政治上踌躇满志，最意气风发的时候。从宪宗元和元年（806）到敬宗宝历二年（826），刘禹锡在政治上遭受挫折，两度被朝廷贬谪远州，先后在朗州、连州、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和州（今安徽省和县）的巴山楚水之间辗转了二十年。[5]其中在朗州（今湖南省常德市）待的时间最长，从永贞元年（805）十一月到元和十年（815）二月，先后长达十年。这十年是刘禹锡在政治上颇为落魄的一段时期，但在文学创作上，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6]，并且其在朗州期间的诗歌创作积极与当地的地理环境以及民风民俗相结合，呈现出浓郁的楚地文化色彩。

一、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但由于南方交通不便且开发较晚，向来被视为蛮夷之地，除了极个别朝代之外，大部分时期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都在北方，南方则一般被用作处置贬官和流放官员的场所。荆湘（所谓荆湘，主要指今湖北、湖南两地，亦即故楚国之地）偏居南方一隅，且其风俗“信巫鬼、重淫祀”[7]，迥异于北方，充满了原始部落的神秘色彩。又自从屈原被楚怀王放逐到汉北即今天的湖北省之后，更是进一步确定了荆湘大地处置贬谪官员的区域功能。在屈原之后，被流放到此地的官员代不乏人：如汉代贾谊被谪长沙，唐代张说被贬岳州、张九龄被贬荆州、王昌龄被贬龙标、贾至被贬岳州等，日积月累，荆湘大地形成了浓郁的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传统。

贬谪文学一般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特征：一、抒发自己的压抑悲愤之情。尚永亮在《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一书中提出：中国古代的负向贬谪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即志大才高，因小人馋毁而被贬（如屈原、贾谊）；革除弊政，因斗争失败而被贬（如柳宗元、刘禹锡）；直言强谏，因触怒龙颜而被贬（如阳城、韩愈）；党争激烈，因政敌打击而被贬（如李德裕、苏轼）。[8]不管是何种原因，官员被贬，其被贬之地一般都是荒远的边所，政治地位与经济水平一落千丈，自然容易产生怀才不遇和郁闷惆怅之感。为了抒发自己的愁绪，便会把这种心情付诸笔下，为自己鸣不平，为自己辩解，表明自己的精神和品格。如屈原在《离骚》中再三致意：“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9]二、表明对国家和人民的忠心。古代的知识分子深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理念的影响，又由于其政治理想与抱负主要依靠皇帝才能得以实现，所以大部分贬官，即使在偏远的地方任上，也会选择兢兢业业，尽忠职守，希望有朝一日统治者能重新发现自己的才能，重新重用自己，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刘禹锡约于永贞元年（805）十一月到达朗州。朗州，又称武陵，在唐朝属于山南道（据《新唐书·地理志》“山南道”：“朗州，武陵郡。”）。刘禹锡此时33岁，正是人生中最有作为的时期，但却被政敌陷害，以致流落在这遥远的蛮荒之地。正如其在诗中所言：“邻里皆迁客，儿童习左言。炎天无冽井，霜月见芳蓀。”“南国异气候，火炅尚昏霾。瘴烟跕飞羽，沴气伤百骸。”（《武陵抒怀五十韵》）[10]可以看出，这里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极为恶劣。毫无疑问，刘禹锡此时是郁闷和压抑的，他的内心充满了痛苦和不甘:

“谪居愁寂似幽棲，百草当门茅舍低。”（《喜康将军见访》）[10]341

“世路山河在，君门烟雾深。年年上高处，未省不伤心。”（《九日登高》）[10]343

“日暮江头闻《竹枝》，南人行乐北人悲。（《踏歌词四首》）[10]328

“莫怪殷勤悲此曲，越声长苦已三年。”（《闻道士弹思归引》）[10]140

“何处秋风至，萧萧送雁群。朝来入庭树，孤客最先闻。”（《秋风引》）[10]324

字里行间充斥着浓浓的悲伤与抑郁。此外，他还在诗中频频称自己为“客”：

“仙公一奏《思归引》，逐客初闻自泫然。”（《闻道士弹《思归引》）[10]140

“逐客无印绶，楚江多芷兰。”（《送韦秀才道冲赴制举》）[10]142

“逐客憔悴久，故乡云雨乖。”（《卧病闻常山旋师策勋宥过王泽大洽因寄李六侍御》）[10]166

“休公久别如相问，楚客逢秋心更悲。”（《送慧则法师归上都因呈广宣上人》）[10]336

这说明他从未真正融入这片土地，客寓意识强烈，十分孤独和寂寞。他不由得怀念起自己以前在杜佑幕中备受优待的场景：“筑台先自隗，送客独留髡。遂结王畿授，来观衢室尊。”（《武陵抒怀五十韵》）[10]119他时刻盼望着回归中原和朝廷，回归政治中心，来实现自己未完成的理想和抱负：

“就日秦京远，临风楚奏烦。南登无灞岸，旦夕上高原。”（《武陵抒怀五十韵》）[10]119

“北渚不堪愁，南音谁复听？”（《送李策秀才还湖南因寄幕中亲故兼寄简衡州吕八郎中》）[10]181

“郁郁何郁郁，长安远于日，终日念乡关，燕来鸿复还。潘岳岁寒思，屈平憔悴颜。殷勤望归路，无雨即登山。”（《谪居悼亡二首》）[10]206

但是即使处在这样残酷的生存环境中，刘禹锡也没有忘记自己所信奉的积极入世的儒家信仰，依然保持自己的人格，并且忠于职守，关心政治，心系国家和人民。

中唐时期，地方藩镇割据形势愈演愈烈，成为威胁国家安定统一的重要隐患。元和四年十月，朝廷下诏讨伐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最后却以失败告终。元和五年秋，刘禹锡在朗州写下《卧病闻常山旋师策勋宥过王泽大洽因寄李六侍御》对这一事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诗中他评论道：“昨闻凯歌旋，饮至酒入淮。”[10]166明明是一次失败的讨伐，刘禹锡却以胜利的口吻来歌颂，明显语含讥刺。

据《旧唐书·元稹传》记载：

“拜监察御史……令分务东台。浙西观察使韩皋封仗決湖州安吉令孙澥，四日内死。徐州监军使孟晟卒，节度使王绍传送昇丧柩还京，给券乘驿，仍于郵舍安丧柩。稹并劾奏以法。河南尹房式为不法事，稹欲追摄，擅令停务。既飞表闻奏，罚式一月俸，仍诏稹还京，宿敷水驿，内官刘士元后至，争听，士元怒，排其户，稹袜而走厅后。士元追之，后以棰击稹伤面。执政以稹少年后辈，务作威福，贬为江陵府曹参军。”[11]

明明是刘士元横行霸道，打伤了元稹，朝廷却给予元稹以降级的处分，这是何等不公平！在元稹被贬往江陵后，刘禹锡给元稹赠诗一首：“文章似锦气如虹，宜荐华簪绿殿中。纵使凉飚生旦夕，犹堪拂拭愈头风。”[10]175赞扬元稹一身正气，不畏强权。随后元稹赠给刘禹锡壁州鞭，刘禹锡回赠诗道：“初闻郢客缄封后，想见巴山冰雪深。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何时策马同归去，关树扶疏敲镫吟？”[10]176“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既是对元稹的勉励，也是其自身人格的真实写照。

元和四年（809），“八司马”中的程异在吏部尚书、盐铁转运使李僎的奏荐下被重新启用，召回长安。在得知这件事后，刘禹锡写了《咏古二首有所寄》相赠，提醒他不要忘了昔日一起战斗的同僚，并应坚持初心，不能随便改变自己的志节：“一朝复得幸，应知失意人。”“岂无三千女，初心不可忘。”[10]148

刘禹锡之所以在贬谪环境中可以自我调适，并坚持自我，毫不改变初衷，一方面固然可以归结为他本身性格的刚直不阿，豁达乐观；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楚地贬谪文化中屈原这个先贤哲人的精神力量。屈原是楚国的贵族，深得楚王信任。据《史记》记载：屈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疆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12]后来却被上官靳尚等小人所诽谤，以致君王疏远，两度被贬和流放，不得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最后自投汨罗而死。这与刘禹锡的经历何其相似！刘禹锡也曾是“永贞革新”的核心成员之一。《新唐书·刘禹锡传》中写道：“时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锡以名重一时，与之交，叔文每称有宰相器。”[13]而且刘禹锡初被贬谪到朗州，其居住地就在招屈亭附近。因此，这种相同的经历加上现实的地理条件，使刘禹锡会不自觉地向屈原靠拢，向屈原学习，一再地抒发自己的坎壈不平之意。同时屈原身上的忠君爱国思想也深深地影响和激励着刘禹锡，使刘禹锡即使在逆境中，也不忘初心，始终保持对国家的忠心和对民众的关怀。

从刘禹锡朗州诗歌创作中可以看出他深受屈原影响：

一方面，刘禹锡经常在诗中化用楚辞中的意象：

“邻境诸侯同舍郎，芷江兰浦限无梁。”《酬朗州见示与澧州元郎中早秋赠答同命作》[10]248

“西北秋风凋蕙兰，洞庭波上碧云寒。茂陵才子江陵住，乞取新诗合掌看。”《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10]250

“一夜霜风凋玉芝，苍生望绝士林悲。”（《哭吕衡州时予方谪居》）[10]196

另一方面，刘禹锡在其诗作中也一再地称自己为“骚人”、“楚客”：

“宁知楚客思公子，北望长吟澧有兰。”（《早春对雪奉寄澧州元郎中》）[10]244

“若问骚人何处所，门临寒水落江枫。”（《酬窦员外郡斋宴客偶命柘枝因见寄兼呈张十一院长元九侍御》）[10]230

“休公久别如相问，楚客逢秋心更悲。”（《送慧则法师归上都因呈广宣上人》）[10]336

“骚人昨夜闻鶗鴂，不叹流年惜众芳。”《酬朗州见示与澧州元郎中早秋赠答同命作》[10]248

“芷江”、“兰浦”、“蕙兰”等香草意象出自楚辞，正所谓“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奸佞”[14]，刘禹锡也正是用这些意象来赞美诗歌中所咏对象的高尚品德；其次，刘禹锡称自己为“楚客”、“骚人”，说明他在身份上对屈原有深深的认同感，二人心灵上产生了共鸣。由这两方面可以看出，刘禹锡不仅在文学上接受了屈原的熏陶和感化，而且在人格和精神上也追步屈子，并将其内化为了自己的人生信条和行动准则。

二、楚地特有的风俗、古迹和意象

（一）风俗活动

朗州神秘的风俗，对于刘禹锡来说，不可谓是不新奇的。而且刘禹锡在朗州长达十年之久，对于一个感受力敏锐和创造力丰富的诗人来说，他不能不注意到这些特有的习俗，并见诸于自己的诗笔。在刘禹锡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种常见的风俗活动：

1.赛神

南方大规模的活动有赛神，这在唐诗中已屡有呈现。如李嘉佑《夜闻江南人家赛神因题即事》：“南方淫祀古风俗，楚妪解唱迎神曲。锵锵铜鼓芦叶深，寂寂琼筵江水绿。雨过风清洲渚闲，椒浆醉尽迎神还。帝女凌空下湘岸，番君隔浦向尧山。月隐回塘犹自舞，一门依倚神之祜。韩康灵药不复求，扁鹊医方曾莫睹。逐客临江空自悲，月明流水无已时。听此迎神送神曲，携觞欲吊屈原祠。”[15]又如元稹《赛神》：“村落事妖神，林木大如村。事来三十载，巫觋传子孙。村中四时祭，杀尽鸡与豚。主人不堪命，积燎曾欲燔。旋风天地转，急雨江河翻。采薪持斧者，弃斧纵横奔。”[16]

刘禹锡在《阳山庙观赛神》中对这一风俗也进行了描写：

汉家都尉旧征蛮，血食如今配此山，曲盖幽深苍桧下，洞箫愁绝翠屏间。

荆巫脉脉传神语，野老娑娑起醉颜。日落风生庙门外，几人连蹋竹歌还。[10]162

开头两句点名所要祭祀的神并说明其由来，后两句描写赛神中的活动和结束后众人的欢乐之状，诗中充满了欢乐安详的气氛，这说明刘禹锡是以比较平和的心态来对待这一民俗。

2.竞渡

竞渡源起于楚俗。竞渡在诗中的表现也比较充分。如元稹《竞舟》：“楚俗不爱力，费力为竞舟。”[16]74白居易《和万州杨使君四绝句·竞渡》：“竞渡相传为汨罗，不能止遏意无他。自经放逐来憔悴，能校灵均死几多。”[17]又如张说《岳州观竞渡》：“画作飞凫艇，双双竞拂流。低装山色变，急棹水华浮。土尚三闾俗，江传二女游。齐歌迎孟姥，独舞送阳侯。并驱常诧速，非畏日光遒。”[15]973刘禹锡在《竞渡曲》中写道：

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将浮彩舟。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

杨桴击节雷阗阗，乱流齐进声轰然。蛟龙得雨鬐鬣动，螮蝀饮河形影联。

刺史临流褰翠帏，揭竿命爵分雄雌。先鸣馀勇争鼓舞，未至衔枚颜色沮。

百胜本自有前期，一飞由来无定所。风俗如狂重此时，纵观云委江之湄。

彩旂夹岸照蛟室，罗袜凌波呈水嬉。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10]316

刘禹锡先是以欢快的笔墨把这一活动的时间、历史由来以及过程描写得栩栩如生，让人误以为诗人也融入到这种热闹的气氛中去了。但在诗的结尾，诗人笔锋一转，挥之不去的忧愁又涌上了心头。这首《竞渡曲》，并不只是对风俗的简单描写，而是在描写民风民俗的同时仍有寄托，意在表达作者自己的心曲和心声。

3.采菱

采菱，《尔雅翼》卷六：“吴楚风俗，当菱熟时，士女相与采之，故有采菱之歌以相和，为繁华流荡之极。”[18]刘禹锡在《采菱行》中写道：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锦彩鸾翔。荡舟游女满中央，采菱不顾马上郎。

争多逐胜纷相向，时转兰桡破轻浪。长鬟弱袂动参差，钗影钏文浮荡漾。

笑语哇咬顾晚晖，蓼花绿岸扣舷归。归来共到市桥步，野蔓系船萍满衣。

家家竹楼临广陌，下有连樯多估客。携觞荐芰夜经过，醉踏大堤相应歌。

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10]322

这首诗成功地塑造了“采菱女”这一形象，写出了其在采菱中的矫健身姿和勃勃生机，整首诗充满了活力。但是在诗的结尾，诗人又转向悲伤，依然不能融入到这祥和的气氛中。他冷眼旁观着众人的欢乐，仿佛这一切与他浑然没有关系，诗歌前后两部分形成鲜明对比，越发衬托出诗人的悲伤。

（二）历史古迹

除了描写楚地特有的风俗外，刘禹锡还经常凭吊楚地特有的历史古迹，借古怀今，抒发自己的深沉情思。出现在其朗州诗歌中的历史古迹有：

1.阳山庙

刘禹锡有诗：

《阳山庙观赛神》

汉家都尉旧征蛮，血食如今配此山。

曲盖幽深苍桧下，洞箫愁绝翠屏间。

荆巫脉脉传神语，野老娑娑起醉颜。

日落风生庙门外，几人连蹋竹歌还。[10]162

阳山：在今湖南省常德市西。《太平寰宇记》卷一一八“朗州武陵县”：“阳山，在郡西八十里，有阳山祠。”[19]

2.伏波神祠

刘禹锡有诗：

《经伏波神祠》

蒙蒙篁竹下，有路上壶头。汉垒麏鼯斗，蛮溪雾雨愁。

怀人敬遗像，阅世指东流。自负霸王略，安知恩泽侯。

乡园辞石柱，筋力尽炎洲。一以功名累，翻思马少游。[10]271

伏波神祠：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神祠，在朗州武陵县壶头山。[10]271

3.司马错故城

刘禹锡有诗：

《登司马错故城》

将军将秦师，西南奠遐服。故垒清江上，苍烟晦乔木。

登临直萧辰，周览壮前躅。堑平陈叶满，墉高秋蔓绿。

废井抽寒菜，毁台生鲁谷。耕人得古器，宿雨多遗镞。

楚塞郁重叠，蛮溪纷诘曲。留此数仞基，几人伤远目。[10]279

司马错，秦昭王时将军，率军取蜀，又伐黔中五溪蛮，《兴地纪胜》卷六八“常德府”：“司马错故城，《元和郡县志》云在武陵县西二里。错与张若伐楚黔中，相对各筑一垒，以扼五溪咽喉，后马援又修之。”今常德市西七十里有古城山，当即其地。[20]

4.善卷坛

刘禹锡有诗：

《善卷壇下作》

先生见尧心，相与去九有。斯民既已治，我得安林薮。

道为自然贵，名是无穷寿。瑶坛在此山，识者常回首。[10]283

《方舆胜览》卷三〇“常德府”：“武陵县东十五里枉山之上有善卷坛。”[21]

5.汉寿城

刘禹锡有诗：

《汉寿城春望》

汉寿城边野草春，荒祠古墓对荆榛。田中牧竖烧刍狗，陌上行人看石麟。

华表半空经霹雳，碑文才见满埃尘。不知何日东瀛变，此地还成要路津。[10]304

汉寿：汉县名，东汉时为荆州刺史治所，故城在今湖南省常德市东北六十里。《后汉书·郡国志四》“荆州武陵郡”：“汉寿故索，阳嘉三年更名。刺史治。”[22]

（三）楚地意象

楚地意象因其独特性和人文性，经常见诸于诗歌中。常见的有九嶷山、洞庭湖、斑竹、湘水、巫山女神以及旧楚国等等。屈原《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9]218卢照邻《巫山高》：“巫山望不及，望望下朝氛。莫辨啼猿树，徒看神女云。”[23]皇甫冉《巫山峡》：“云藏神女馆，雨到楚王宫。”[15]2794

这些在刘禹锡的诗歌中也屡有呈现：

“湘灵悲鼓瑟，泉客泣酬恩。”（《武陵抒怀五十韵》）[10]119

“如何将此千行泪，更洒湘江斑竹枝。”（《泰娘歌》）[10]238

“从郎镇南别城阙、楼船理曲潇湘月。冯夷迁迁舞渌波，鲛人出听停绡梭。”（《伤秦姝行》）[10]214

“雨起巫山阳，鸟鸣湘水滨。”（《送华阴张苕赴邕府使幕》）[10]259

“西北秋风凋蕙兰，洞庭波上碧云寒。”（《重送鸿举赴江陵谒马逢侍御》）[10]253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传统地描写楚地自然景色、借这些意象来抒发自己的痛苦愤懑、怀古伤今之情之外，刘禹锡还积极吸收当地的民歌形式，和自己的创作相结合，从而产生了一些具有民歌性质的作品：

“湘水流、湘水流，九疑云物至今愁。君问二妃何处所，零陵香草露中秋。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楚客欲听瑶瑟怨，销项深夜月明时。”（《潇湘神二首》）[10]331

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唱尽新词欢不见，红霞映树鹧鸪鸣。

桃蹊柳陌好经过，灯下妆成月下歌。为是襄王故宫地，至今犹自细腰多。

新词宛转递相传，振袖倾鬟风露前。月落乌啼云雨散，游童陌上拾花钿。

日暮江头闻竹枝，南人行乐北人悲。自从雪里唱新曲，直到三春花尽时。

（《踏歌词四首》）[10]331

这一创新十分具有开拓意义，为唐诗开辟了新的表现手段，扩充了唐诗的表现力，从而奠定了刘禹锡在唐诗史上的地位。

三、避世传统与老庄哲学

刘禹锡谪居在朗州的后期，频频与僧人交往，努力调试自己的心态。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刘禹锡早年即从诗僧皎然、灵澈学诗，较早地接触到了佛家思想，所以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得以借助佛教来求得解脱。另一方面也应意识到楚地文化中避世哲学这一传统的浸染。

荆湘大地自古以来就有隐逸避世的传统。孔子周游列国，所遇隐士以楚国为多。《论语·微子》载楚狂人接舆歌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认为世事不可为，讽劝孔子归隐。此外还记载了长沮、桀溺等楚地隐士的故事。楚地隐逸之风的盛行可见一斑。[24]

楚地文化也是中国哲学的发源地。道家创始人老子，向来有两种说法，李聃或老莱子。据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12]394但不管是李聃或老莱子，均为楚国人。老子之后道家的代表人物是庄子，庄周被后世认为是老子哲学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因而得以与老子连称—即所谓“老庄”。

道家思想在后世影响很大，很多文人墨客在失意或不得志时都会转向老庄避世哲学，以调节心态，求得解脱。如白居易被贬之后，一改早年在诗歌中大肆谈论政治，刺时嫉世的作法，转向自保，透露出一种远离政治弊害的思想。“天上欢华春有限，世间漂泊海无边。荣枯事过都成梦，忧喜心忘便是禅。”[17]1295贾谊被贬长沙之后，在其《鵩鸟赋》中写道：

夫祸之与福，何异纠纆！命不可说，孰知其极？……天不可与虑，道不可与谋；迟速有命，乌识其时？……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靓，泛乎若不系之舟。[25]

显而易见，这是深受老庄思想影响而萌生的一种超越意识。[8]236

刘禹锡也不例外，在其朗州诗歌中，频频出现道家虚无思想的字眼：

“几年油幕佐征东，却泛沧浪狎钓童。欹枕醉眠成戏蝶，抱琴闲望送归鸿。文儒自袭胶西相，倚伏能齐塞上翁。更说扁舟动乡思，青菰已熟奈秋风。”（《览董评事思归之什因以诗赠》）[10]164

“吟君遗我百篇诗，使我独坐形神驰。玉琴清夜人不语，琪树春朝风正吹。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世人方内欲相寻，行尽四维无处觅。”（《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首篇因以答贶》）[10]177

“逐客憔悴久，故乡云雨乖。禽鱼各有化，予欲问齐谐。”（《卧病闻常山旋师策勋宥过王泽大洽因寄李六侍御》）[10]166

“烂柯山下旧仙郎，列宿来添婺女光。远放歌声分白纻，知传家学与青箱。水朝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亦自芳。闻说天台有遗爱，人将琪树比甘棠。”（《衢州徐员外使君遗以缟寜兼竹书箱因成一篇用答佳贶》）[10]254

“先生见尧心，相与去九有。斯民既已治，我得安林薮。道为自然贵，名是无穷寿。瑶坛在此山，识者常回首。”（《善卷壇下作》）[10]283

“泛沧浪”、“戏蝶”、“郢人斤斫”、“齐谐”、“烂柯山下旧仙郎”等等，都是道家常用的典故。在这些诗里，刘禹锡早年嫉恶如仇的形象荡然无存，字里行间充斥着一种人生忽如一场大梦的虚无缥缈之感。这说明长时间的贬谪生涯，几乎已将刘禹锡身上的雄心壮志消磨殆尽，儒家入世思想退居幕后，占主导地位的则是主张消极遁世的老庄思想。

除了在诗里直接化用庄子和道家的典故，朗州期间最能表现刘禹锡受到楚地避世哲学影响的诗歌即《游桃源一百韵》。

桃源，即所谓“桃花源”，地处武陵。自晋陶渊明写下《桃花源记》，把这里塑造为一个理想的避世之地之后，“桃花源”在后世就成了一个理想社会或国家的象征：远离政治，远离战争，人们安居乐业，一派祥和之气。文中写道：“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26]俨然就是老子所推崇的小国寡民的国家形态的典范。被贬朗州，刘禹锡就身在这片“桃花源”中，受到环境的感发，写下相关诗篇也在情理之中。但在分析刘禹锡的这首《游桃源一百韵》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桃源”的意象做一个梳理和辨析。

“桃花源”这一意象，自陶渊明首创以后，就成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在后世广为传播和流传。但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本人并没有把桃源当做一个仙境来处理。在陶渊明以后，就桃源题材进行创作的还有李白、李群玉、王维、韩愈，王安石等人。现就王维、韩愈、刘禹锡、王安石四人进行比较。王维写有《桃源行》，诗中写道：

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27]

显然，王维是把桃源作为一个仙境来处理。

之后韩愈写有《桃源图》，诗中写道：“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28]这说明，在自居为儒家正统接班人的韩愈看来，说桃源为仙境，纯是无稽之谈。诗的结尾写道：

自说经今六百年。当时万事皆眼见，不知几许犹流传。争持酒食来相馈，礼数不同樽俎异。月明伴宿玉堂空，骨冷魂清无梦寐。夜半金鸡啁哳鸣，火轮飞出客心惊。人间有累不可住，依然离别难为情。船开棹进一回顾，万里苍苍烟水暮。世俗宁知伪与真，至今传者武陵人。[28]911

韩愈认为这一切都是事实，只是传说由来已久，在流传过程中，被后世误解了而已。

在韩愈、王维之后，王安石另辟蹊径，对桃源之事，以咏古怀古的方式直接道来：

望夷宫中鹿为马，秦人半死长城下。避时不独商山翁，亦有桃源种桃者。此来种桃经几春，采花食实枝为薪。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渔郎漾舟迷远近，花间相见因相问。世上那知古有秦，山中岂料今为晋。闻道长安吹战尘，春风回首一沾巾。重华一去宁复得，天下纷纷经几秦。[29]

可以看出，王安石这首诗从咏史怀古角度出发，把“桃源“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来进行阐释，本质上和其《咏明妃》等诗一样，是借桃源这一题材，来抒发自己的政治和变法思想。以上三首诗，对“桃花源”这一意象有仙化、世俗化、历史化三种不同的处理方式，这都是跟诗人自己的信仰以及所要表达的主题有关。

但反观《刘禹锡》这首《游桃源一百韵》，他已然把桃源当成了仙境，并且还蒙上了一层祭祀的神秘色彩：

绵绵五百载，市朝几迁革。有路在壶中，无人知地脉。皇家感至道，圣祚自天锡。金阙传本枝，玉函留宝历。禁山开秘宇，复户洁灵宅。蕊检香氛氲，醮坛烟幂幂。[10]284

除此之外，还出现了“近世仙”百日飞升的事，如诗中所说：

明灯坐遥夜，幽籁听淅沥。因话近世仙，耸然心神惕。乃言瞿氏子，骨状非凡格。往事黄先生，群儿多侮剧。謷然不屑意，元气贮肝膈。往往游不归，洞中观博弈。言高未易信，犹复加诃责。一旦前致辞，自云仙期迫。言师有道骨，前事常被谪。如今三山上，名字在真籍。悠然谢主人，后岁当来觌。言毕依庭树，如烟去无迹。[10]284

这说明刘禹锡和王维一样，都对“桃源”意象进行了“仙化”处理，意在抒发自己的特定主题和思想。

综上可知，刘禹锡在朗州期间，受到了楚地避世思想和老庄哲学的影响，这激发了其原本就有的佛教思想，使得他可以以此为工具，来努力调节自己的心态，保持豁达和乐观。

四、结论

地理环境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从古至今已多有论及。屈原、贾谊等都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人物。而这一传统和现象，在贬谪事件时常发生，涌现出了一大批贬谪诗人的中唐来说，更是十分明显。刘禹锡谪居朗州期间，积极吸收当地文化、受到当地贬谪文化和隐逸文化的浸染和熏陶，并大力描写荆湘特有的风俗和环境，使得其诗歌呈现出楚地特有的地域文化色彩。对于丰富贬谪诗歌、扩充唐诗表现力来说，意义十分重大，从而也使得刘禹锡在唐诗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奠定了其在唐诗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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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小佳.论荆湘文化对刘禹锡朗州诗歌创作的影响[J].文学教育(上),2020(10):2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