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延安根据地发起了轰轰烈烈的秧歌剧运动。秧歌剧运动以服务现实为创作理念,以广场演剧的传播形式,在宣传革命、教育民众、重塑乡村伦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作用,激发了边区民众的主体身份建构与国族想象,展现了中国乡村在革命思想影响下的现代转换,并为延安解放区的大众文艺生活提供了样板。

一、传统乡村伦理的突破

1940年代,作为革命根据地的延安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中心,在吸引着无数革命青年奔赴革命圣地的同时,延安乡村社会也面临着思想与文化的重构以适应革命时代的需求。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文简称《讲话》)为文艺发展指明了新方向,并指出“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1]848。在《讲话》精神的鼓舞下,延安地区的文艺工作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秧歌剧运动。“据不完全统计,从1943年农历春节至1944年上半年,一年多的时间就创作并演出了三百多个秧歌剧,观众多达八百万人次”[2]2。在一年多的时间内秧歌剧的创作与演出取得如此成绩,其对延安地区农民观念的影响与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延安文艺工作者在赋予这一民间文化以新的文艺品格与审美意识的同时,也构建了边区农民迥异于传统伦理的新的思想意识。

以家族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乡土社会结构的最大特点是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在一个水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3]27文化人类学家许烺光也说:“对中国人来说,家庭和家庭最宽泛的直接扩大,即宗族,是人生领域的起点和终点。在这个亲族团体中,他能够得到所有他与同伴的关系方面有价值的东西:社交、安全和地位。”[4]243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中国农民几乎没有脱离家族之外的集体意识,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首先要打破农民狭隘的小农意识与浓厚的家族观念,代之以现代社会的集体意识与阶级觉悟,并将农民组织进新的社会形式。

组织化的生产方式既是延安解放区的革命实践,也是农民以个体家庭观念向集体观念转变的过程。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政治形势下,如何使保守的农民转变思想,投入到边区政府所号召的大生产中去,最重要的一点是克服农民的小农意识和相对狭隘的家族概念。秧歌剧便以通俗易懂的表演形态呈现了农民对传统社会的伦理突破。

秧歌剧《十二把镰刀》以明白晓畅的艺术方式表现了农村妇女由“私”到“公”的思想转变。剧中王二的妻子桂兰作为传统的农村妇女,因长期处于社会底层,不可避免地有着浓厚的小农意识,用剧中王二的话说“思想落后不太开展”。当得知丈夫王二没收一分钱便接下为连队打镰刀的任务时,桂兰充满疑虑和不满。思想积极的王二此时教育妻子桂兰:“好政府、好军队为民除害,老百姓来帮助原是应该”,“为公家出力,应当认真,好军队就如同自己人。”经王二的说服教育,桂兰逐渐克服了“私”心,与丈夫一起积极参与到与“公”有关的集体劳动中去。桂兰思想意识的转变,意味着中国乡村社会千百年来的小农意识正逐渐淡化并被集体意识所替代。

“二流子”是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所产生的词汇,意为农村中那些“脱离生产”“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人。作为组织化生产与社会改造的双重运动,延安地区的改造“二流子”运动既是一个打破传统社会伦理的政治运动,又是一个将农民纳入集体化生产的组织过程。秧歌剧则以真实情感与生活化的演出,表现了农村中的“二流子”通过劳动改造重塑自我并获得尊严的过程,从而给边区民众以强烈的情感认同。

《钟万财起家》中的钟万财、《动员起来》中的张栓、《刘二起家》中的刘二等作为农村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因为拒绝劳动而处于贫困状态,但通过组织和群众对他们施以伦理批判,促使他们觉醒并最终成为合格的社会劳动者。

《钟万财起家》中的钟万财是一个一天到晚抽大烟的浪荡子,因好逸恶劳被村里人定为“二流子”,经过村里群众对其的斗争教育,钟万财最终被改造成为大生产运动中的“新人”:戒掉大烟积极参加劳动生产,不仅使全家脱贫,自己还成为缴纳公粮的模范人物并当上了村里的宣传组长。钟万财甚至教育妻子要有集体意识,要努力劳动为国家和抗战贡献力量。钟万财戒掉大烟成为宣传组长,获得了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涅槃”。因此,他的转变不仅是对劳动态度,更体现为对集体意识与革命伦理的高度认同。《动员起来》中的“二流子”张栓与妻子经改造后转变为劳动状元,与此同时,张栓还接受了变工队的集体生产方式。相对于农村各自生产的小农经济,延安时期推行的变工队是将农村的劳动力集中起来统一劳动,这无疑是一种新型合作形式,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合作社的雏形。

通过改造“二流子”运动,以政治手段将农民组织起来从事农业大生产,从而使农民建构起一种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意识的深层意义在于打破了乡村宗法社会的权威性与封闭性。因为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中,农民与土地紧紧联系在一起并形成了宗法一体的社会结构,“宗法血缘关系是把人组织在一起的天然纽带,但它又具有强烈的自闭性……这种结构有着难以扩展的坚硬外壳”[5]31。延安地区通过改造“二流子”并将其组织起来进行农业大生产运动为农村带来一种区别于小农意识的集体意识,突破了传统伦理社会的坚硬外壳并为其注入了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由改造人而改造社会,由重新塑造人生而重新塑造理想社会,这是延安革命队伍里的一项崇高历史使命,一个伟大的发明创造”,“在边区农村,它表现为如何将自由自在、懒惰散漫的农民改造和重新塑造为积极生产的劳动力”[6]57。因此,改造“二流子”运动将农民纳入集体生产当中,突破了传统乡村的礼治秩序与宗法传统,建构了一种凝聚着集体意识与劳动尊严的乡村组织。

集体化的组织生产不仅使边区农民突破了传统伦理观念,建构了边区农民的“集体意识”,还对农村女性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吸引力。组织化的集体生产运动不仅使农村女性摆脱了以家庭为主要生活场所、以生育为主要人生目标的生存境况,还使她们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并获得了话语权,这既是农村女性的“新生”,更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在边区,妇女的地位比中国任何地方提高了些,革命的理论是要使男女平等的,也正是在实际生活上人们所努力想做到的”[7]249。

因此,女性作为“人”的价值与意义在延安秧歌剧中得到了肯定与张扬,从而使底层的农村妇女以一种鲜明活泼的形象出现在秧歌剧中,以具体的文学形象呈现了边区妇女解放自我的社会实践。

秧歌剧对参加集体劳动的女性心理进行刻画,突出了集体劳动给女性带来的愉悦和满足。如《兄妹开荒》中,妹妹健康开朗、纯真质朴、积极明快的个性特征与传统农村女性形象大相径庭;《一朵红花》中积极参与集体劳动并努力改善婆媳关系的胡二嫂与传统社会的农村女性有着本质区别;《模范妯娌》中的妯娌二人有着明确的自我意识,她们极力挣脱琐碎的家庭杂务并积极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呈现了农村女性的自我觉醒过程。总之,这些秧歌剧突显了农村女性在革命生产中的突出作用,改变了传统社会中女性更多承担生育与家务劳动、较少承担农业生产劳动的状况,展示了农村女性逐渐融入集体与社会的新式生活观念与生活方式。

从突破家族观念、建构集体意识到农村女性脱离家庭加入组织化生产,延安秧歌剧从多个层面展现了农民心理的深刻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农村伦理的变迁。秧歌剧的演出,使边区农民将娱乐与现实生活统一起来的同时,使他们对革命意识的理解具体化,从而扭转了农民的某些落后意识,重塑了农村社会的文化空间与社会风尚。

二、“新人”的身份建构

“新人”是延安解放区的一种现实期待,也是一种文学实践。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提出:“‘大后方’也是要变的,‘大后方’的读者,不需要从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1]876《讲话》提出文艺创作要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这一要求表现了毛泽东对新时代文艺的引导与期待。秧歌剧中塑造的农民有着区别于传统农民的新式文化人格,他们既是乡村社会的理想化“新人”,也是《讲话》精神的文学实践。

秧歌剧中的“新人”形象在融入主流意识形态对农民的想象与创造的同时,又对边区民众建构自己的“新人”身份提供了“镜像”,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人格。边区民众的新的文化人格主要表现在通过“劳动”获得阶级尊严与主体性、争当“模范”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对集体意识的认同等三个层面。

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劳动”常常被视为农民的一种美德,但在传统文化中又有轻视甚至鄙视体力劳动的文化观念,“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深入人心。“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随着现代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有关“劳动”的概念深刻影响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先驱,他们将“劳动”视为“人”的价值与尊严的根源。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中提出:“这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事情,是人人都可以作的,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8]255陈独秀则高度赞扬与肯定劳动者:“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9]“我们所崇拜的劳工神圣,是说劳动者为社会做的工——即全社会所享用的衣食住及交通机关——是神圣事业”[10]。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对“劳动”的推崇既确立了“劳工神圣”的概念,又包含着对“无产阶级”的情感认同。正如研究者蔡翔指出:“在20世纪的中国左翼思潮中,‘劳动’是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这一概念也有效地确立了‘劳动者’的主体地位,这一地位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也是伦理的和情感的,并进而要求创造一个新的‘生活世界’。”[11]224

如果说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共产党人对“劳动”概念侧重从理论角度分析的话,那么延安时期的秧歌剧运动则以文学实践的方式呈现出了“劳动”的意义。延安秧歌剧在对农民形象的塑造中突出了“劳动”之于农民的重要意义:“劳动”不仅蕴含着一种强大的解放力量,还是下层农民获得尊严的重要途径,只有“劳动”才会成为时代的“新人”。《兄妹开荒》《一朵红花》《二媳妇纺线》等秧歌剧便形象地表达了边区农民如何通过“劳动”改变了自身的言行与意识,最终确立了其主体性地位的过程。

《兄妹开荒》以边区劳动英雄马丕恩父女为原型,讲述了兄妹二人为努力开荒争当劳动英雄的故事。剧中的哥哥在地里开荒,妹妹去给哥哥送饭,两人由此展开了一段关于“劳动”的辩论。哥哥为了逗趣妹妹佯装不想劳动,妹妹为此表示:“哥哥你没来由呀,说话你不害羞,我去报告刘区长,开会把你斗。”于是哥哥告诉妹妹刚才的话是开玩笑,并提出“我们要非常努力加紧地来搞生产,向劳动英雄们看齐”。最后兄妹二人齐唱:“劳动起来样样有,男女老少一齐干,咱们的生活就改善。”剧中妹妹提到要以“批斗”的方式来教育“懒惰”的哥哥,在妹妹看来,对不想劳动的人,“批斗”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改造手段,将“劳动”与“尊严”视为一体。兄妹二人正是通过劳动并将“劳动”视为一种极其重要甚至带有神圣性的活动使他们获得了主体尊严。

通过“劳动”,边区农民在获得经济利益与阶级尊严的同时,也获得了“新人”的身份认证。《一朵红花》中的家庭妇女胡二嫂,在参加村生产小组之前经常受到好吃懒做丈夫的欺压,但自从她参加大生产运动取得成绩并成为劳动英雄之后,婆婆与丈夫对其态度产生了巨大转变。胡二嫂通过积极劳动赢得了家人的尊重与社会的认可,作为家庭妇女的地位也在此基础上得到了解放,确立了其在家庭与社会上的主体性地位。在此,“劳动”之于农民的重要性与意义得到了艺术化地表现。《二媳妇纺线》通过高老婆的二媳妇对“劳动”的质疑而产生戏剧冲突,又以大媳妇与二媳妇的不同境遇表现了对“劳动”的思考。剧中二媳妇好吃好穿却不好劳动,但因其嘴甜深得婆婆欢心,忠厚勤劳的大媳妇响应大生产的号召,学习纺线织布反而遭到了婆婆与二媳妇的冷嘲热讽。但二媳妇向婆婆要钱买布做新衣服时却碰了钉子,大媳妇拿出自己纺线赚的钱帮二媳妇解了围。从此,大媳妇得到了二媳妇与婆婆的尊重,大媳妇引导二媳妇也加入了纺线织布的队伍。该剧以日常生活中的细节确立了“劳动”的正当性,“劳动”使大媳妇获得了经济与人格的双重独立。正如秧歌剧中所唱:“为人在世要劳动,劳动才能把身翻。”显然,“劳动”不仅是农民获得生存、改善境遇的手段,还是赢得阶级尊严、获取主体价值的重要途径。

在改造运动中涌现出的“模范”显现出农民身份的变更。“模范”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教化与榜样的作用,“教化把一个榜样带到人的面前,人根据这个榜样来构成他的所作所为”[12]65。“模范”正是对边区农民起到教化作用的有效工具。除教化作用之外,“模范”的意义还在于对积极从事劳动生产的边区农民的认可与肯定:“人们渴望社会对他们的决定和行动、他们的观点和建议表示赞同。别人赞许性的同意有助于证实他们的判断,证明他们行为的合理性,以及坚定他们的信念。”[13]115因此,无论是普通农民被授予“模范”称号还是“二流子”被成功改造成为乡村社会的劳动模范,均是对他们作为解放区合格劳动者的肯定与认可。这种肯定与认可一方面将边区民众联结起来,另一方面则使他们坚定了对共产党所领导革命的信念,从而保证了乡村空间成为劳动者与土地之间的稳定关系。

秧歌剧从延安边区农民身份体认的现代角度,通过“劳动”进行身体改造并确认阶级尊严,重塑了农村“新人”的文化人格,这是“一种发生在其身体、内驱、灵魂和精神中的内在结构的本质性转化”[14]207。这种文化人格的本质性变化呈现了共产党所倡导的新的生活方式既改变了原有的乡村格局,又展现了现代“劳动”意识对边区农民的精神塑造。

三、国族想象

“民族”或“国族”在英语中为“nation”一词。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nation”理解为“想象的共同体”[15]7。日本的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指出“nation”一词“还必须根植于如亲族和族群那样的共同体所具有的相互扶助之同情心”[16]5。作为延安地区民众喜爱的民间艺术,秧歌剧以新的话语结构表达了对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军民团结、科学文明等新生活的渴望,这不仅凝结着边区农民共同的价值与情感,而且建构了关于新中国美好生活的想象,从而使边区民众在新的国族想象中获得了一种文化认同。

《一朵红花》中的农村妇女成为劳动模范的典型,最终使所有村民认同了边区的幸福生活与共产党领导革命之间的内在关系;《刘二起家》《钟万才起家》中的刘二与钟万才作为农村游手好闲的“二流子”,除被成功改造成为合格的劳动者之外,还包含了二人对其改造的认同心理,并强调了他们与边区政府的情感联系;《减租》中的佃户白贵与妻子长期受村中地主的欺压,边区政府将村中地主批斗并给穷人减租,进一步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这使白贵与妻子及全村百姓充分享受到了“翻身做主人”的喜悦,激发了边区群众的革命热情,并对未来丰衣足食、国富民强的生活充满了憧憬。

“军民团结一家亲”的主题同样传达了军民团结“一家人”的国族想象。在表达“军民一家亲”这一国族想象中,秧歌剧以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抗战保家乡”等作为叙述基调,并以这样一种情感召唤的方式将“军”与“民”的情感勾连起来,建立起民众对共产党的认同。《军爱民,民拥军》《牛永贵挂彩》《送公粮》《王德明赶猪》等秧歌剧通过边区民众与边区军队、百姓与边区政府之间的情感融洽的关系传达了当时边区政府主流意识的国族想象。《军爱民,民拥军》中,王二与王二嫂夫妻二人在除夕时积极慰劳驻村队伍,将家中的枣子、花生、年糕、点心等年货送给部队战士,但部队战士以“规矩”为由,婉拒了王二夫妻的好意,并邀请王二夫妻去连队吃年夜饭。这出秧歌剧强调的是军与民的鱼水情,表达了军民互助互爱、其乐融融的浓厚情谊;周而复与苏一平编的《牛永贵挂彩》中,战士牛永贵受伤躲在乡亲家中,日本兵进村疯狂搜寻牛永贵,但百姓即使面对死亡威胁也坚持不泄露牛永贵的下落。最终,在乡亲们的掩护下,牛永贵躲过搜查,安全回到队伍中去。这出秧歌剧在传达百姓与军队的血肉之情的同时,更激起了当时群众的抗日决心与爱国热情。

“军民一家亲”的国族想象不仅是民众对共产党革命的情感认同,而且在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背景下,更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体现。家乡作为共同体,“意味着同时生活着的一大群人同属于一体”,“它作为共同的意志范围,不仅表现了相互并存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且也显示出是先后居住和劳动在这里的世世代代的统一体”[17]302-303。可以说,无论是边区百姓还是部队军人,他们在家乡的范畴下有着群体共性,是包含着国族意识认同且早已存在的“共同体”。因此,当日本侵犯中国/家乡的时候,军与民便自然地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延安秧歌剧在呈现军民合作抗日的关系中表达了国族的认同与想象。

破除封建迷信与落后的生活观念,建立一种科学健康的现代生活成为秧歌剧国族想象的另一个重要面向。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延安处于一种极度封闭落后状态,农村中算命打卦、封建迷信、买卖婚姻等现象时常存在。破除乡村迷信,宣扬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延安边区试图对乡村的塑造,同时也蕴含着新的国族想象。在《红土岗》中,70多岁的冯老妈为受伤的曹连长烧香求神,被孙子讥讽为迷信活动。秧歌剧以冯老妈孙子的视角映照出老一辈延安民众所背负的陈旧生活理念,而新一代的年轻人用新式教育学到的知识揭穿奶奶迷信的荒谬性,通过这样一种新旧对比表达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与国族想象;贺敬之执笔的《栽树》中,栽树人李洪泰代表着一种新的生活理念以及美好的生活愿景,而砍树人则意味着一种落后与蒙昧。《栽树》通过对栽树人与砍树人之间的不同态度与理念作对比,批判了延安农村中存在的目光短浅、盲目愚昧等落后意识;《回娘家》表现了边区女性在解放区新的婚姻制度之下所获取的婚姻自由的权利。作为女性不仅不受父权的控制,也不受夫权的束缚,她们有着和男性平等的权利,这是新时代女性的幸福与心声;《夫妻识字》传达了一种“农民也要有文化”的新式生活观念与生活方式,突出了农民作为主体的尊严。无论是《红土岗》中的新一辈,还是《栽树》中热衷于栽树的李洪泰以及《夫妻识字》中的农民夫妻,他们建构了一种以新的生活方式为主体性的国族想象。

因此,延安秧歌剧中无论是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军民一家亲的体验还是文明生活方式的提倡,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理想,又是新的国族想象的表述。“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18]663。正是这种对新中国的想象与追求,传递了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老百姓的幸福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表达了一种关于建立一个新中国的伟大理想与文化认同。

1940年代,延安时期的文艺工作者通过秧歌剧这一民间艺术载体,介入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塑造,为打破旧有农村文化格局、塑造新的文化观念与文化人格提供了文学的实践样式,也赋予了社会主义农村文化以丰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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