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晚近以来,所谓“全球视野”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十分盛行,关于近代中国各方面问题的研究,如若不冠以“全球视野”,或在叙述中不凸显“全球视野”式的问题意识,则俨然不具有学术“创新性”,甚至许多学术会议的名称,也常常把“全球视野”四个字加入其中,相关的论述与文化论述也不断出现,在学术与传媒生产机制中成为流行之物。这背后凸显出的关键问题其实是何谓“全球视野”?对“全球视野”的基本认知,大体上决定了研究者心中“近代中国”的总体形象。在被视为全球史写作的先驱者麦克尼尔眼里,所谓“全球视野”背后的历史展望就是“世界范围内世界主义的最终确立”,它“具有更广泛的稳定性”。尤为重要的是,“未来的世界主义一定会带有西方的烙印”,所有非西方地区的国家“只能通过宣扬这样或那样的民主政治信仰来利用工业化、科学和减少公共权力这些西方最早的特性。因此,‘西方的兴起’可以作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简要概述”1。如果说“全球视野”必须有一个观察历史的立足点或出发点的话,那么在这样的叙事逻辑之下答案其实已经不言自明了。回到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有史家强调:“21世纪无疑为跨越民族-国家、跨越文明的世纪,是国际化的世纪。这是对我们每一个地球人的挑战,更是历史学者的‘危’和‘机’。如果我们把握好挑战,就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否则就是真正的危机了。对中华民族而言,‘危’和‘机’尤甚。目前中国正处于历史转折的关头,国际化程度越来越深。对中国人而言,正确了解过去,可谓至关重要。”2其实对“国际化”的憧憬绝非21世纪才出现。据钱穆回忆,抗战期间,曾经留学美国并以中国哲学研究为业的冯友兰曾说:“今日当做一世界人,何拘拘于中国人为”。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熏陶的钱穆很不以为然:“欲为世界人,仍当先作一中国人,否则或为日本人美国人均可,奈今日恨尚无一无国籍之世界人,群奈之何。”3此外,正因为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正确了解过去”十分重要,因此在强调研究者需具备“全球视野”之前,或许更应辨析一下何谓“全球视野”。

二、近代中国的两种“全球视野”

对时代变动有极强敏感性的梁启超,早在撰于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一文里就指出:“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又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4换言之,近代中国遭逢西方势力的入侵,为了振衰起微,必须在政治上有所兴革,以此建立富强之基,来与“西人交涉竞争”。这表明,随着中国日渐被卷入由近代东西列强帝国主义扩张所形塑的世界体系,时人已经逐渐认识到,思考中国问题必须同时思考同一时期的欧洲与全球问题,以辨别中国在全球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并提供一种比较性的全球视野。单纯地从中国自身历史轴线上思考中国问题已不复可能5,比如梁氏将自己所写的李鸿章传另名之曰“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希望以李鸿章一生经历为主轴,论述晚近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变迁。其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关于中外交涉所引起的种种变化,并且对于李鸿章的评价,不再简单地在中国历史自身脉络中进行,而是与同时代世界各国政治家一较高下,凸显李氏及其背后的政治集团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6。同样地,今天分析中国近代史,必须将中国国内的各种政治、社会、经济、学术的因革与变迁,置诸整个19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历史变动之内来审视。

从这样的视角出发,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分析近代中国如何抵御、反抗作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不断扩张、殖民,维系国家统一与争取民族解放的历史;就是近代中国如何吸收、借鉴各种现代性因素,将其内化为中国自身的积极因素,进行国家建设,寻找富强之道的历史;就是在不断变化的内外形势下,形塑新的政治实践主体,破除各种政治、社会与文化压迫,探索具有普遍意义的平等与解放的历史;更是在古今中西纠缠不清的情况下,思考中国文化存续与更生的历史。

在这里,有必要简单举例,回顾一下不同的全球视野会如何影响对于近代中国的认知。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析“世界历史”的形成时指出:

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个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它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在它无力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7

这种因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而形成“世界历史”的状态,到了19世纪后期,随着列强在全球范围内急剧扩张,其表现形式又发生了变化。按照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定义,它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8。从1920年代开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运用帝国主义的概念,分析鸦片战争以降中国所处的环境与所遭受的危机,在列强与殖民地(包括半殖民地)之间的巨大矛盾的视角下探讨历史与现实问题,左派史家的近代史论著,也就由此而生。

在分析中国近代经济的特征时,周谷城指出:“帝国主义者既以军事势力保护纯粹的经济侵略,而此纯粹的经济侵略,又恰与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平行而为其同伴。于是中国的经济变革被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阻碍了,甚至压倒了所谓民族资本主义,不能完全独立。”9在此情形下,中国经济被日益卷入整个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所谓“民族资本”也就随之而生:

民族资本与国际资本一经发生关系,所谓中国经济,乃完全加入世界经济系统之中,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部门。活动于农村中的旧资本以及游移于社会上的游资成了新式资本,中国经济也随着由过去的变成了现代的。新式资本正在与国际资本互相冲撞,互相激荡,于是中国经济又随着由中国的变成了世界的,这两种转变的过程,乃民族资本主义成立的过程。10

因此,要分析中国内部的经济状况,就必须将其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和流通情况联系起来。如果说全球视野的核心关怀在于“流动”与“交换”的话11,那么周谷城已经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视域下思考这一问题。在他看来,“国际资本主义吸收国外的原料愈多,剩余商品愈有地方消纳,剩余资本愈有地方安植,前途便愈有希望,便愈可苟延残喘。今日的中国,成了世界问题的重心;世界的安危,几乎完全系于中国;其唯一无二的原因,厥为中国能帮助国际资本主义继续发展”12。

在《近代中国经济史》一书里,钱亦石强调:“近代中国的经济,完全受列强帝国主义的支配。帝国主义者以对华输入商品和输入资本的方法,变革了中国的经济结构与经济生活”。其所造成的结果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及一般社会生活中,成了一个重要的要素而且是基本的要素。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完全打成一片,结成一个有机的关系”13。以此为切入点,钱氏分析近代中国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如何被卷入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并且对中国内部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带来哪些影响。此外,在《中国外交史》一书里,他指出:“外交并不是它自身能够单独存在的东西,它只是某一种政治系统之下,在邦交关系上运用一种手段来完成这个政治任务的策略。如果要离开政策来讲外交,就绝无外交可言。”14具体到分析中国外交史,就必须“从帝国主义方面来研究他们侵略政策、压迫政策的变迁,以及这变迁的根据,这变迁对于中国的影响”15。通过这样的历史叙述,“一方面要看清楚帝国主义对我们侵略压迫是怎样在变迁,变到哪里去,我们有什么对付的方法,另一方面是要看清楚中国在他们侵略压迫之下,已陷入怎样的地步,在国际上已处在怎样的一个位置,要怎样才能从这种地位解放出来。这样我们就很可以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压迫中国的历史中研究出一个总的趋势来,在这总的趋势之下看出目前的国际新形势,自己的新环境,来决定我们对自己利益怎样就可以保全以至向前发展的一个总的政策,而外交政策自然可以从此产生”16。这样的视角与分析方法,能说它不是一种“全球视野”吗?

更具代表性的是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胡绳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与半殖民地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内容极其丰富的课题,在本书中所要着重说明的,是帝国主义侵略者怎样在中国寻找和制造他们的政治工具,他们从中国统治者与中国人民中遇到了怎样不同的待遇,并且说明一切政治改良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者的幻象曾怎样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等等。”17由此出发,他分析列强之间的此消彼长与利益诉求,如何具体影响着中国内部各种政治势力的兴亡与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动。这其实正是理解近代中国政治史、经济史的关键所在。比如他强调:“帝国主义在中国有两个武器——武力与财力。”18如果具体分析近代中国练兵造船、借债贷款的历史,以及各国财团、银行、军火商、军事顾问的作用与影响,就不难发现胡绳当年的判断,具有极强的历史启示性。据他回忆:“1940、1941我住在重庆,认真地通读了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三卷,这比以前的几种不完全的译本好读多了。我读《资本论》比较仔细,但当时也不能完全读懂。对马列主义著作,要反复学习。”19可以说,他的“全球视野”正是在这样的阅读习惯下养成的。但遗憾的是,今天教育体制内培养近代史研究者,也许在不同程度上缺乏(或曰“抛弃”)通过阅读经典理论著作来训练良好的世界史视角与分析问题的能力20这种方式。

当然,在近代中国,对于世界形势的理解,胡适等人有另一套见解。1922年,在回应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关于反对帝国主义的宣言时,胡适声称:“我们要知道,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与统一”。比如在民初,“外人所以捧袁(即袁世凯),大部分是资本主义者希望和平与治安的表示。我们可以说他短见,但不能说这全是出于恶意”。在巴黎和会之后,列强又召开了华盛顿会议,“中国的国民外交和美国的舆论竟能使华盛顿会议变成一个援助中国解决一部分中、日问题的机会”。而列强之所以干涉中国内政,是由于“国际投资所以发生问题,正因为投资所在之国不和平,无治安,不能保障投资者的利益和安全”。所以,“我们现在尽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国际侵略的噩梦。最要紧的是同心协力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国家的政治上了轨道,工商业可以自由发展了,投资者的正当利益有了保障了,国家的投资便不发生问题了,资本帝国主义也就不能不在轨道上进行了”21。

胡适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在他看来,近代西洋文明“这样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灵,来制服天行以供人用,来改造物质的环境,来改革社会的政治制度,来谋求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应该能满足人类精神上的要求,这样的文明是精神的文明,是真正理想主义的文明”22。在此判断的基础上,胡适在二战之后认为19世纪以降的全球历史发展主要有三个趋势:“用科学的成绩解除人类的痛苦,增进人生的幸福”;“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人类的生活,提高人类生活的程度”;“用民主的政治制度来解放人类的思想,发展人类的才能,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而对于当时日渐形成的冷战格局,胡适认为“其实不过是那个反自由不容忍的专制集团,自己害怕自己气馁的表现”23。这番认识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白璧无瑕,因为这种知识感觉从清末以降就日渐流行。梁启超曾宣称:“今世之著世界史者,必以泰西各国为中心点,虽日本、俄罗斯之史家,亦无异议焉。盖以过去现在之间,能推衍文明之力以左右世界者,实惟泰西民族,而他族莫能与争也。”24只是这样的认知,也许让胡适等人无法深入认识由于内忧外患所造成的当时中国社会人均寿命短、识字率低、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农村趋于破产、重工业付之阙如、教育严重不平等、国家主权不完整、政治腐败异常严重、金融赤字不断增加等十分现实且急迫的问题。所谓“政治上轨道”,在这样严峻的现实状况下,如果没有社会革命,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同时他也忽视了所谓“社会化”的经济政策,正是各国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结果,特别是苏联的经济建设所显现的巨大启示。

如果说胡适只是泛泛而谈“全球视野下的近代中国”,那么他的挚友蒋廷黻则以相似的政治与文化立场,阐述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历史叙事。依他之见,“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敢说我们完全了解西洋的文明”25。基于此,对左派史家所着重分析的帝国主义,在蒋廷黻看来,“据我们所知,历史上各种政体,君主也好,民主也好,各种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也好,封建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都有行帝国主义的可能”26。如此一来,帝国主义就不再是分析近代世界政治经济变动的核心要素了。此外,蒋廷黻认为,从近代全球历史的演变来看,“凡是国际投资有政治作用的,就是侵略的,帝国主义的。凡是国际投资无政治作用的,就是纯洁的,投资者与受投资者两方均能受益”27。因此,“资本主义可以变为帝国主义,也可以不变为帝国主义。未开发的国家容易受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压迫和侵略,也可以利用外国的资本来开发自己的富源及利用国际的通商来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资本主义如同水一样:水可以资灌溉,可以便利交通,也可以成灾,要看人怎样对付”28。照此说法,近代中国所面对的列强资本主义,就不再是一个必须加以批判的事物,而是可以借由融入由列强所主导的世界体系之中,利用外国资本来解决中国内部问题。如此一来,不但可以“改变”中国的经济状况,还能实现胡适所期盼的“政治上轨道”,成为“自由集团”的一员。蒋廷黻所追问的“近百年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成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29在这样的历史叙事下,其实已经给出了解决之道。

通过以上概述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在中国近代史研究当中,所谓“全球视野”其实一直都存在,只不过周谷城、钱亦石、胡绳对于近代世界政治与经济形势的认识,与胡适、蒋廷黻心目中的全球图景差异极大,甚至互有冲突。前者看到的是由于东西列强帝国主义与殖民扩张,全球范围内存在严重的政治与经济不平等,中国在这个世界格局中处于落后与被压迫的地位,这昭示着近代中国的基本问题就是思考如何通过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在华代言人,来获得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而在后者眼里,晚近的全球变迁就是西方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文明与进步,中国的当务之急,是通过一系列以城市中产阶级与留洋精英为主导的渐进式改革来融入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大家庭之中,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国与国之间的压迫与剥削在他们眼中很大程度上并非真实的存在。

三、胡适与蒋廷黻的“幽灵”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驱者陈恭禄曾说:“近百年内,中国国际关系根本改变,思想、学术、政治制度、社会经济莫不受外影响,其事迹迥异于前古。”30这就引申出一个颇为关键的问题,要想在一种全球视野之下对近代中国的各种史事展开分析,除了必须对中国自身历史的沿革有一定的了解之外,更需要对至少19世纪以降的世界形势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甚至可以说,如何理解这一形势的内涵与性质,具体而微地影响着如何把握近代中国所呈现出的各种现象。这正如当代研究全球史的代表人物康拉德所言:“对世界的想象,从来就不是全球整合的必然结果。这种想象还与一个特定的视角和愿望——其中建造世界的方式——息息相关。”31

更为重要的是,近代中国的各种实践,特别是革命战争与解放运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本身就具有全球性的意义,是20世纪全球反帝反殖民浪潮中的重要环节,成为追求进步的人们思考改变现状、实践理想的重要历史与理论资源。据日本史家小岛晋治回忆:

当时的日本学生生活相当贫困,在那个时代,能吃上一顿面包蘸果酱的午饭就是享受,再加上处于1950年代朝鲜战争开始前后的那段时间里,本来日本在战败后,通过改革,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等得到了保证,但在这个时期又受到了压制,给人以又返回过去黑暗时代的感觉。而同日本相比,中国则靠自己的力量恢复独立,迎来了光明的未来,这是当时学习、研究中国的我们这一代人共有的实感。这期间,在东京大学包括留学生在内,成立了中国研究会……笔者是在受到中国现代革命的触动下,开始研究中国史的。中国革命与西欧的近代革命不同,其特色是以农村为基础,革命的主体是农民。看一下当时的日本,战败证明了近代日本的失败,因此我对中国抱有一种期待,希望中国能够创出与日本不同的近代。32

毛泽东在1956年说过:“过去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脚,男人留辫子,还有太监,中国的月亮也不那么很好,外国的月亮总是比较清爽一点,总而言之,坏事不少。但是,经过这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我们的成绩是谁也否认不了的。”33中国革命带来的变化,为世界其他地区人民提供了想象一种不同于冷战时期两强争霸的世界图景的可能性。就此而言,中国近代史自然而然地带有全球史的意义。正如论者所言,虽然那段时期,从欧美的角度看,中国是被“孤立”的,但这一“孤立”年代,恰恰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话语实力最强的时代34。这恰恰表明,并非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没有全球视野,或者近代中国的变革不具全球意义,而是随着时代的巨变,对于“全球”的理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新的全球想象下,自然会描绘出一幅异样的“全球视野下的近代中国”之图景。一言以蔽之,此“全球”非彼“全球”也。

无可否认,近30余年来,中国与世界发生了十分显著的变化,“融入世界”成为学术文化界的主流思潮。在此话语里,之前中国在革命理想号召之下的各方面实践,其实并未与“主流”的世界相一致,所以必须在历史上寻找如何成为“主流”世界中一分子的经验。与此同时,自从冷战后期开始,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美国里根政府转而施行进攻性的全球策略,肇始于美国的“现代化”研究开始渐渐在禹域风行。这一理论俨然成为过去行之已久的分析历史与现实的范式、视角、方法的替代品,随之而来的便是以此来审视中国的古今情状。现代化理论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对抗冷战时期在全球具有极大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在它的理论话语里,寰宇各国欲收现代化之效,必须经历大体相似的历程,而这种历程的标准,则是西欧与美国这样的“先进国家”所经历的发展轨迹。35在各种中国近代史论述中,类似于钱亦石、胡绳的“全球视野”越来越边缘化,而在“现代化”理论及其衍生的各种叙事模式下,胡适、蒋廷黻那样的历史观与政治立场重新占据主要话语权36。

正如论者所言,在这种学术风气的作用下,“新近对西方影响的重新评价,颠覆了外国在华经济、文化和政治机构之作为帝国主义侵华据点的传统看法,取而代之的是其作为现代性之代理人的新形象”37。据一位研究者自述:“中国搞了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运动却没有自己的现代化理论,备尝‘摸着石头过河’的艰辛。我认为从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着手去探索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是当前中国史学界面临的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38言下之意,就是强调在这之前胡绳式的近代史研究,都没有触及到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一议题,特别是没有强调让中国“融入”世界的重要性。这就基本否定了革命史观对救亡图存、国富民强的强调,以及由此而生的对近代世界体系的批判性分析。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巨大危机,以美国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式的全球想象成为世界各地知识分子与文化人歆羡、向往的对象。与此同时,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里,学术生产也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大卫·哈维的说法:

到了1990年左右,绝大多数主流研究型大学的经济院系以及商学院都被新自由主义思想模式主宰,这一现象的重要性不应被低估。这些美国研究型大学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在培养许多外国人,他们把所学带回自己的国家——比如,智利和墨西哥的新自由主义化过程中的核心人物便是受到美国训练的经济学家——或带到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去。39

其实不止是经济学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情况也基本差不多。近30余年近代史领域的知识生产与传播,可以说深深契合于大卫·哈维在这里所描述的那种路径。不少人并不试图去挑战或颠覆这样的全球学术生产分工,而是与之结盟,成为其中一员。正如论者指出,在此情形下,西方(美国)已经成为“一种同质的制度想象,一种需要面对的标准,一种需要遵守的规范”,它被彻底的去地域化与去历史化了40。随之而来的,就是与这种路径相吻合的对于古今世界图景的基本认知。

犹有进者,随着苏联解体,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立即风行全球。他认为人类未来的政治体制已经没有悬念了,未来的发展道路早已被冷战结束后“历史终结论”式的公式所证明,以美国为代表的政治体制就是人类社会的终点,“普世价值”无远弗届,其他的制度与文化已经不能再挑战它了,这种政治主张背后同样有一套颇为完整的历史叙事作为支撑,成为不少人想象“全球化”之时的主要知识来源。具体到中国近代史的书写,所谓的“全球视野”,即在历史观层面,我们已经不用再思考一些“大哉问”的议题,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各种分析近代世界的概念、名词,渐渐被视为“落伍”之物。而在研究当中,这种“历史终结论”式的政治与文化想象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个标尺,可以用来表彰近代一些与之相近的具体的人和琐碎的事,以此作为研究个案,并且把“历史终结论”式的全球秩序回溯到近代史上,建构出某种历史的合理性。在此背景下,人们翘首回望,发现胡适、蒋廷黻的观点原来与此刻的流行学说如此契合,甚至他们提供的视野、他们本人参与过的事件、他们的各色同好、他们所支持的政治与经济力量,顿时成为近代史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更有甚者,这种研究风气是在一种颇为强劲的话语装置下日渐壮大的,即符合这一标准的各种研究才是“学术”,才是“与国际接轨”;如果对之进行质疑、批判,那么就不是“学术”,而是“政治”,或者干脆被视为没有“常识”。不过只要用不同的理论视角来审视,就会发现这种历史论述其实遮蔽了许多近代世界真实的冲突。卡尔·施米特说:“世界史就是一部土地占有的历史,在每一次对土地的占有中,占有者不仅致力于和解,也经常发生争端,更有甚者,经常是血腥地兄弟相残”。因此,“欧洲人之间无须殚精竭虑就在下面这一点上达成了默契,即把地球上以外的土地当作殖民地,也就是当作征服和盘剥的对象”41。以此为视角,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就绝非胡适、蒋廷黻所论述的那样。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巨大冲击,各种各样的“解构论”日渐流行。它们直指启蒙运动以降为西方之崛起进行合法性论证的宏大叙事,发掘这些叙事之下被遮蔽的各种声音,特别是被殖民地区与被压迫族群的历史,力图呈现出一幅不同于西方主流话语的全球图景。20世纪90年代起,这种解构主义也开始在中国传播。但十分诡异的是,与它在西方的主要表现形式不同,其在中国大体上并不去解构那些与近代西方启蒙话语相一致的叙事,而是极尽可能地去解构20世纪中国对于革命、翻身与富强的论说及实践,把它们描绘成一种不“真实”的存在,甚至视其为“官方”有意“形塑”的政治动员口号。而这些学说与实践,恰恰是在反抗近代西方列强在主流话语的文饰之下对中国所进行的侵略与殖民,它的目的是冲破近代列强所形塑的世界体系。这一现象,可以说是用另一种方式去维系、证成“历史终结论”式的政治与文化想象。

在此情形下,所谓“全球视野下的近代中国”,其主要成果往往表现在,对于宏观分析何谓“全球视野”,已经不会有像钱亦石、胡绳与胡适、蒋廷黻之间那样大的差异了,即不再着眼于近代世界历史演进的基本要素与性质,而是在一种已然定性的近代世界演进轨迹当中,去对能够佐证、补充这一演进过程的历史片段进行深入且细致的考辨42。对于全球史研究中经常涉及的流动、交往、贸易、移民等问题,不再着眼于运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去分析它们背后的权力关系与支配结构。比如在一种高度“去政治化”的、将中国视为一个被虚化的符号的“近代东亚知识交流”视域里,所关注的重点就是某一书籍或概念,如何在日本、朝鲜、中国之间流衍,其中透过哪些出版机构、用何种技术方法、由哪些人物来经手。又如在某种单一的“现代性”视角下,对传教士、教会学校、中国教徒进行各种发潜德之幽光式的考述;或者对租界与殖民的各种建制与政策,用一种看似价值中立的“公共行政学”的视角来进行分析。更为明显的或许是,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出现危机之时,将近代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用一种近乎阴谋论式的角度来进行论述,把社会主义对19世纪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批判内涵完全抽空,将新自由主义话语里对社会主义的抨击之辞作为分析20世纪中国革命的基本概念。如此这般,可能正好印证了康拉德所警告的现象:

如果一心专注于关联,罔顾等级制度和剥削问题,就会妨碍人们对全球历史图景做出精准的理解。忽略权力结构,就让所有涉入交流与互动的人都拥有了影响力。过于强调流动性,就有忽视权力结构的风险,而正是这些权力结构掌控着流动性。43

就拿以上所列举的那些研究来说,比如关于近代各种书籍、知识、概念的流衍,在研究中不应忽视传播地与推广地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以及传播者的社会身份与价值立场,这种流衍的具体目的或诉求是什么,“知识”的背后往往是话语权与解释权。又比如对于殖民地的各种建制与政策的研究,或许可以更多地借鉴当代理论界对于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理论分析,看到殖民统治背后的“教化”与“规训”技术。最后,分析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的流行,必须注意到它借助阶级、资本、帝国主义等概念,揭示了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压迫与危机,以及在这种情势之下新的政治主体如何形塑、动员、组织。它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不再将救亡的诉求寄托在旧式的武人政客与列强资助之上,而是被动员起来的广大工人与农民,依靠严格的组织纪律,重新改造国家与社会,真正摆脱孱弱贫穷的境地,同时获得巨大的政治与经济参与感。而这一切的重中之重,就在于除了爬梳基本史料之外,要汲取更多的理论资源,特别是其他学科较为经典的研究成果,扩宽知识视角。

四、一些期望

必须声明的是,笔者并不是说以上所列举的研究没有意义。毕竟近代史事庞杂繁复,任何视角的研究都能丰富人们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并在学科史上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笔者想说的是,如今的中国与世界,已经不同于20多年前了。冷战结束之后西方所宣扬的那种世界愿景,在全球范围内愈发严重的民族、宗教与经济问题下,显得漏洞百出;过去长期标榜开放与自由贸易的一些西方国家,如今纷纷祭起贸易保护与限制移民的保守主义大旗,用实践否定了自己先前的意识形态宣传;与此同时,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之下,社会不平等、不公正显得愈发明显;中国经过十余年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上重要的政治与经济力量,同时也遇到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这凸显出一种新的世界格局正在出现,如果人们还有追求一个更理想的世界之愿望的话,那么作为分析历史的“全球视野”,也应该予以更新,最起码,要对行之已久的那种基本分析框架进行批判性反思。读史可以明智,新的世变需要新的历史观,被淡忘的理论需要重新捡回来。特别是在学术体制与知识生产方面,要允许研究者进行相关探索。说穿了,所谓“全球视野下的近代中国”,固然是一个学术问题,但又绝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这其实与我们对世界的基本理解息息相关。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们所憧憬与认同的,到底是一个“环球同此凉热”的世界,还是一个“历史终结论”式的世界?44

注释：

1.参见威廉·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下册)》(孙岳､陈志坚､于展等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842-843页)｡

2.参见徐国琦:《序言》(载入江昭:《全球史与跨国史:过去､现在和未来》,邢承吉､滕凯炜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页)｡

3.参见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东大图书公司,2009年版,第234-235页)｡

4.参见梁启超:《中国史叙论》(载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3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7页)｡

5.参见汪晖:《世纪的诞生——20世纪中国的历史位置(之一)》(《开放时代》,2017年第4期)｡

6.参见梁启超:《李鸿章》(载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3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62-2015页｡

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0页)｡

8.参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载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51页)｡

9.参见周谷城:《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载《周谷城全集(第7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03页)｡

10.同,第292页｡

11.参见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杜宪兵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4页)｡

12.同,第306页｡

13.参见钱亦石:《近代中国经济史》(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版,第54-55页)｡

14.参见钱亦石:《中国外交史》,(生活书店,1938年版,第2页)｡

15.同(14),第(12)页｡

16.同(14),第13-14页｡

17.参见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序言第1页)｡

18.同(17),第312页｡

19.参见胡绳:《漫谈自学经验及其他》(载《胡绳全书(第3卷下)》,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71页)｡

20.必须辨明的是,汉学家的著作虽然对理解近代中国具有一定的启示性,但恐怕绝对称不上一般意义上的“经典”｡如果对于近代世界的理解基本来源于汉学家著作中的只言片语,那么很难想象在知识积累与分析能力训练上能有多大的提高｡

21.参见胡适:《国际的中国》(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3-385页)｡

22.参见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23.参见胡适:《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69､673页)｡

24.同,第1620页｡

25.参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26.同(25),第54页｡

27.同(25),第52-53页｡

28.同(25),第54页｡

29.同(25),第2页｡

30.参见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自序第2页)｡

31.同(11),第14页｡

32.参见小岛晋治:《太平天国运动与现代中国》(徐曼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页)｡

33.参见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载《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34.参见宋念申:《发现东亚》(新星出版社,2018年版,第280页)｡

35.参见W.W.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郭熙保､王松茂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36.关于对晚近胡适研究之所以成为热点的分析,参见江湄:《胡适的“幽灵”——胡适研究与80､90年代以来的思想动态》(载江湄:《创造“传统”——晚清民初中国学术思想史典范的确立》,人间出版社,2014年版,第241-274页)｡

37.参见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岁有生､王传奇译,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28页)｡

38.参见罗荣渠:《罗荣渠自述》(载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页)｡

39.参见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57页)｡

40.参见张旭东:《全球化与文化政治——90年代中国与20世纪的终结》(朱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页)｡

41.参见卡尔·施米特:《陆地与海洋——世界史的考察》(林国基译,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46-47页)｡

42.所谓的“史学碎片化”其实也能在这个脉络下来理解｡

43.同(11),第59页｡

44.康拉德就认为,“归根结底,是中国的崛起,尤其是中国应对变幻莫测的地缘政治局势的需要,推动了全球史的发展｡”更有甚者,“相比所有方法论之争与其他学术潮流,中国的崛起更能激发人们从政治上与认识上反思全球等级体系｡”参见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杜宪兵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189页)｡

王锐.何谓“全球视野下的近代中国”[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3(01):39-45.

基金: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编号:2019ELS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