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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背景下的需要思想及启示分析

  2020-12-04    161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需要思想是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中的重要内容。通过对马克思需要思想的挖掘,能够完整地呈现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中由异化劳动导致人的需要发生异化的逻辑理路,进而揭示出人的需要的异化的扬弃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探讨有助于深刻理解需要思想在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中的特殊价值以及健康需要的培育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实现所具有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当前,我国正处于建设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阶段,在此背景下,探讨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视域中需要思想的理论旨趣及其时代内涵,对于建设美好生活需要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 关键词:
  • 人的全面发展
  • 人的需要
  • 美好生活需要
  • 需要的异化
  • 马克思需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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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论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向往和需求,彰显了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伴随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带来的人民需要不断丰富和深化的具体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需要与人的本性和本质密切关联,是贯穿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一条重要线索。本文立足于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视域,分析马克思的需要思想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探析马克思的需要思想对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蕴含的特殊价值,从需要维度揭示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逻辑理路。这种探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根基,全面认识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哲学意蕴与现实启示。


一、马克思需要思想的理论意蕴与实践指向


埃尔斯特指出:“人的需要是马克思人本理论中的基本概念。”[1]68人是需要的存在,需要构成了人的实践活动的内在动力。尽管人的需要是以主观形式呈现于现实生活世界,但是就其实质而言,人的需要取决于物质生产方式,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着需要的层次和需要的类型。人作为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和创造性的能动主体,总是不满足于现实的境遇,企图“通过超越有限、达到极限而去接近无限”[2]。正如马斯洛所说:“人是永远有所需求的动物”[3],由此推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不断创造出新的生活资料、不断开辟出新的需要领域和需要类型。人类社会就是在人的需要与外部环境的辩证统一中实现蜕变和发展的。

首先,需要是人自然生命存续的前提条件。作为自然的生命存在,人首先要解决自然生理方面的吃喝拉撒需要,对于任何一个现实的存在者来说均是如此,离开这个前提,人就失去了存在的可能。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4]519自然生命的存续既是人存在的基础,也是全部人类历史形成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那里,创造历史和自然生命存续之间具有同一性。然而,要维系自然生命存续,就需提供生命机体内部因生理机能的不平衡所引起的生理需求,亦即生物学意义上的需要,这种需要指向的是特定的自然实体。正如赫勒所言:“需要总是与某些具体对象或客观活动有关。”[5]40根据满足人的自然生理方面需要的对象的不同类型,可将其划分为两个不同的维度。一是对“自在之物”的需要。例如水、空气、阳光等,属于生命存续的必需品,是自然无偿供给所有生命共享的东西。二是对“对象化之物”的需要。从事对象性活动并进行对象化改造是人特有的能力,人能按主观意图对“自在之物”进行对象化改造,使之成为“为我之物”,以更好地满足人的需要。马克思指出,人能“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4]163。对“自在之物”的重塑,克服了“自在之物”在满足人的需要方面存在的局限性,实现了人的需要的多样化和丰富化。马克思将满足人最基本的需要而进行的对象性活动称为“第一个历史活动”[4]531,它构成了全部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和开端。

其次,需要是确证人本质力量的重要渠道。“人的本质力量”是人所显现出来的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特质。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劳动促使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分离,使人从“自在存在”转变为“自为存在”。马克思在批判旧哲学的基础上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4]501,将人的本质为何这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从抽象思辨层面拉回到现实的生活世界,赋予人的本质以社会属性,实现了人的本质论域的实践转向。生产劳动是人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但人并非天生就喜好生产劳动,而是迫于生存需要,也正是因为生产劳动将人与动物彻底分离开来。马克思说道:“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使人的本质对象化,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6]184一言以蔽之,生产劳动既确证了生产主体的本质力量,又满足了他人的需要,这样,劳动者得到双重肯定。然而,人最初进行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这种需要是一种“利己的需要”[6]180。只有当需要克服了“利己性”转化为“社会性”的时候,即:既生产满足自身生命存续需要,也生产满足他人需要的产品时,生产劳动才成为社会性行为,人的需要也从自然生命层面的需要过渡到社会化需要的阶段。生产劳动缘起于人之需要,随着劳动技能的积累和生产活动的扩大,开始出现社会分工,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4]534相互分离,使部分人的生产行为从物质领域转移到精神领域,由此生发出道德、宗教、哲学等精神产品,这标志着人的需要发生了改变,进入到物质和精神多重需要共存的阶段。在马克思看来,人的需要的这种新发展是“人的本质力量得到新的证明,人的本质力量得到新的充实”[4]223,从更高的层面确证了人的本质力量。

再次,需要是人的实践活动发生的内在动力。黑格尔曾指出:“主体是什么,就是他的一系列行为。”[7]换言之,人是在一系列实践活动条件下处于不断生成中的此在。人的本质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彰显出来的,然而,驱使人的实践活动得以展开的内在因素不是别的,正是人的需要。有了需要的欲望就会诱发主体参与实践的动机,驱使主体从事实践活动。就此而言,“对于现实主体的构成,欲望便成了本质性之物”[8]。那么,需要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的地位及其影响为何?第一,需要是实践活动发起的主体能力要素,实践活动发生的程度和频次受主体需要的影响。马克思强调:“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9]286当主体缺乏某种东西而又产生需要的欲望时,就会触发主体产生相应的行为,感性实践活动由此而生成。第二,需要是开创实践活动新境界的内在动力源。无论是实践活动的发起,抑或实践活动的拓展,都与需要有关。人的需要不同于动物的需要,动物的需要具有单一性,周而复始,而人的需要是多维的,一种需要的满足意味着另一种需要的开始,而非需要的终结。对于人而言,“任何需要如果要得到满足都是通过一种欲望的实现体现出来的”[1]68。在实践活动中,欲望不完全是负面因素,而是推动人的实践活动不断开创新境界的积极力量[10]。在马克思的实践目的论里,需要和欲望是互织共生的关系,同为实践活动的重要方面。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类社会处于不断进化和发展过程之中,“由于人类本性的发展的规律,一旦满足了某一范围的需要,又会游离出、创造出新的需要”[11],由此推动实践主体不断创造出新产品,开辟新实践领域。从这种意义上来看,需要促进了实践活动的创新和变革,各种涌现出来的新的需要,既实现了人自身的发展和完善,又拓展了人的“类能力”。在此过程中,人的实践活动方式和实践活动类型向着更深的层次延展,这为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能。


二、严厉批判异化劳动中人的需要的异化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是需要的存在。人的需要具有丰富性,需要的实现就是人的自我生成和完善的过程。然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背景下,受资本增殖逻辑的钳制,劳动者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受自身支配,成为与劳动者相对的异己存在,人的多样化需要得不到满足,只能“享有”被规定的需要。人不能决定自己需要的东西和需要的方式,需要反过来支配和决定着人。人的身份由需要的选择主体变为被动的接受者,人的需要发生了异化。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家站在劳动者的对立面,他们把工人视为天然的劳动者,“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4]125。也就是说,劳动者在资本主体那里只不过是从事生产劳动的工具而已。资本主体为获得更多的财富,仅向劳动者提供最基本的需要,劳动者“只得到他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维持生存所需要的那一部分,只得到不是为繁衍人类而是为繁衍工人这个奴隶阶级所必要的那一部分”[4]122。资本主体对劳动者最基本需要的施舍,绝不是让劳动者像资本主体那样享有真正的需要,而是让劳动者能够源源不断地为自身创造财富。并且,资本主体提供给劳动者的往往是最次的产品,以致于他们“没有了人的需要”[4]225,甚至连动物的需要也不如。相比资本主体所拥有和享受的需要而言,劳动者的需要是极其粗陋的。资本主体如此贪婪和无情的目的为何?马克思指出:“对货币的需要是国民经济学所产生的真正需要,并且是它所产生的唯一需要。”[4]224这样,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体利用劳动者肉体的可怜需要而对其进行剥削的内部秘密进行揭示和披露,使资本主体对劳动者进行宰制和盘剥的本真面目昭然若揭。

资本主体提供给劳动者的需要越少,其对财富的占有就越多。那么,资本主体究竟是如何削减劳动者的合理需要的呢?首先,消解劳动者的主体性。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生产关系中,资本主体为了满足自身的贪财欲和对财富无穷无尽的渴求,通常通过制造需要的幻想来减少对劳动者物质生活资料需要的供给。也就是说,劳动者的需要屈从于资产阶级幻想出来的非人般的需要,因此,劳动者的需要就沦为资产阶级操控劳动者的工具。劳动者在改造世界的对象化过程中创造了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但是却使自身变得越来越畸形,正当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他们的需要只可能是粗陋的需要,劳动者的主体地位由此丧失。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体对物质财富的无限贪婪使得“私有制不懂得要把粗陋的需要变为人的需要”[4]224,需要对于劳动者来说,仅仅成为维持肉体存续的方式。资本主体将劳动者视为机器般的机械存在,抽离了劳动者的主体意识,除了最基本的需要之外,“人无论是在活动方面还是在享受方面都没有别的需要了”[4]226。劳动者需要的粗陋化导致劳动者自身发展的极度片面化和畸形化,精神生活层面处于封闭状态,缺乏对自身处境和自我意识的批判性反思。由此,资本主体“把工人变成没有感觉和没有需要的存在物”[4]226,成为资本主体任意摆布的对象。其次,倡导禁欲主义。合理和正当的欲望是人的本性使然,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生产关系中,劳动者合理且正当的欲望成为空想。马克思严厉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宣扬的禁欲主义。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们所谓的禁欲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剥夺人的正常需要,以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它的真正理想是禁欲的却又进行重利盘剥的吝啬鬼”[4]226,即是说,禁欲主义是资产阶级谋求更多物质财富的幌子,它针对的是无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贪婪欲望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束缚,反而在资本逻辑的钳制下愈加嚣张。由此可见,在道德外衣遮掩下的禁欲主义实为资产阶级最不道德的遮羞布。正如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禁欲主义的基本教条是:“自我节制,对生活乃至人的一切需要都加以节制”[4]226。再次,无限延长劳动时间。劳动时间的延长既可以使劳动者为资本主体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也可以降低劳动者的需要。这是因为资本主体按日支付劳动报酬就意味着“有权要求工人在一日之内为他做工”[12]269,所以资本主体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延长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这必然会压缩劳动者自由活动的时间,使他们在工作时间和满足自己身体基本需要的时间外,几乎没有任何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亦即没有时间“满足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12]269。因此,劳动者的需要日益贫乏,人格也变得单一,成为资本主体剥削和利用的异化存在。

劳动的异化必然会导致人的需要的异化。正如赫勒所言:“需要异化的问题构成了马克思对需要进行哲学分析的核心”[5]44,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化。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需要的异化究竟表现在何处呢?一是人的需要的丰富本性与需要的贫困化之间互相对立。在马克思的批判视野中,需要是支配主体行为的内在动力,对丰富的需要的渴望和企盼是人的本性。人的需要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一定需要基础上不断衍生出新的需要,从而让人的需要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使人成为丰富的和富有的人。马克思指出:“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人的生命表现的完整性的人。”[4]194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体为了攫取更多的物质财富,尽可能地减少对劳动者的需要的供给,结果必然导致“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4]158,与他相异的力量就越大,他的需要也就越贫困。二是劳动者创造的产品与劳动者的需要相分离。就其实质而言,人类生产实践的根本目的是以更好地满足人的需要、实现人更好地存在和发展为旨归。然而,受资本增殖逻辑裹挟,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生产活动偏离了人类生产实践的初衷,围绕着资本的增殖而展开,“资本主义社会依托资本增殖的逻辑建立起了以资本为核心参照的社会结构关系”[13]。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道:“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资本增殖。”[14]最明显的表现是,在经济危机中,资本主体宁愿将牛奶倒进河里,也绝不会无私地将其施舍给需要的穷人。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创造出的物质生活资料并不能成为满足劳动者需要而由其任意处置的对象,而是属于与劳动者相对立的资本主体。资本主体将劳动者的需要简单地等同于物质生活资料方面的消费,忽视了劳动者的精神需要,导致劳动者需要的单一化和片面化,从而使劳动者成为片面的人。三是劳动者普遍沉溺于物的拜物教之中。马克思深刻地揭示出:“我们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的。”[4]729劳动生产和创造的物品只不过是满足人的需要的一种方式。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物品却成为衡量人需要的唯一标准,人的一切活动都围绕着物品而展开,对物品产生拜物教式的崇拜,彻底沦为资本主义物化秩序操控的对象。人的需要的异化致使社会关系畸形化,人们之间除了“物”这个纽带外,没有其他关系可言。


三、需要异化的扬弃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需要的异化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必然结果。因此,要从根本上摆脱人的需要异化的处境,就必须扬弃异化劳动,冲破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束缚,将人从资本逻辑的藩篱中解放出来,复归人的本性。那么,如何才能消解需要异化的处境?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的无情剥削和压迫,必然会促使劳动者联合起来形成与资产阶级相抗衡的力量,即无产阶级。然而,无产阶级起初的力量较弱,“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15]38。资本逻辑扩展的同时,无产阶级的势力也在迅速地发展和壮大。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不仅使无产阶级的力量日益增强,而且“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15]40。就是说,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的宰制中不断走向自觉,开始意识到自身的艰难处境,逐渐认识到资产阶级的剥削本性。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长期垂死挣扎的社会本质的越来越深刻的洞见,对无产阶级来讲就意味着是力量的不断增长”[16]126。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逐渐觉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是个体意识,而是一种集体意识,是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重要力量。卢卡奇严厉地批判了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认为他们“总是无视意识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具有的这种独一无二的功能”[16]127。在他看来,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斗争的命运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16]129,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其批判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马克思虽未直接提出“阶级意识”这一概念,但他十分重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和培育。马克思指出:“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15]66也就是要重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培养。根据马克思的分析,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是无产阶级由分散走向联合的关键,也是无产阶级以革命方式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

就其实质而言,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根植于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的需要。然而,资产阶级不可能主动退出历史舞台,所以仅凭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觉醒还不足以达到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目的,必须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采取激进的暴力革命的方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强调,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15]66。需要指出的是,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前提是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如果没有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作为基础,旧社会中的“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4]538,这样,新的社会形态就没有坚实的根基,最终必然会回到旧社会的固有牢笼之中。从这种意义上来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促进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只有在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基础之上,社会交往的普遍化才具有现实可能性,才能广泛地联合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行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4]538由此可见,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是有特定的前提条件的。马克思根据社会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将共产主义分为低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其中,低级阶段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还明显地带有“旧社会的痕迹”[17]434,尽管该阶段已对私有财产进行了积极扬弃,但是仍然不彻底,因而“还不了解需要所具有的人的本性”[4]185。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彻底扬弃私有财产的桎梏,人从分工和压迫中彻底解放出来,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17]435之后,需要的异化才得到真正的消解。这个时候,财富的充分涌流,使得人们能够真正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7]436,人的丰富需要在这时得到极大满足。

在马克思那里,人的需要与人的自由密切关联,需要的极大满足意味着自由的充分获取。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时代,鉴于实现自由的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制约,人的需要受限,“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9]507。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只有少数人的需要得到了满足,并且这些人的需要是以牺牲绝大多数人的需要为前提的,而绝大多数人“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9]507。因此,自由和发展只是属于少数人的,对于绝大多数劳动者而言,丰富的需要和真正的自由与他们相去甚远。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阶级对立也就成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在共产主义社会,需要的矛盾消失了,人们不再为满足自身的需要而斗争,能够根据自身的现实需要进行选择,人真正实现了自由全面的发展。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称之为,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4]185。人从需要的异化处境中解脱出来,占有了人的本质,成为自己的主人。埃尔斯特指出,尽管马克思在此没有明确地进行论述,但是这里暗含着两个前提。其一,“当人变得‘富于需要’的时候,一些需要也将消失”[1]71。在共产主义社会,需要矛盾的消解使人的需要变得丰富,无需为满足基本的需要而绞尽脑汁,这时人的需要不再停留于物质层面的需要,而是对更高层次的需要的期许,所以那些在前共产主义时代出现的“一些需要”必然会因此而消失。其二,“在共产主义社会精神需要比物质需要显得更加重要”[1]71。在共产主义社会,需要的异化随着异化劳动的扬弃而消解,物质不再是制约人的首要因素,而是成为人的其他需要的基础。换言之,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从物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精神需要的地位更加凸显,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就此而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劳动异化导致的需要异化及其消解过程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过程是一致的。


四、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视域中需要思想的当代启示


通过对劳动异化的积极扬弃进而促进人的需要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需要思想的基本理论旨趣,也是马克思需要理论的重要逻辑进路。当前中国社会已步入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更加丰富和多元,满足新时代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已成为党和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要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这一重大时代命题正是对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回应,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需要思想的时代内涵和中国意蕴。在深入推进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实现的伟大征程中,马克思的需要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其一,需要思想丰富了人的全面发展学说。马克思哲学的终极目的就是凭借对旧哲学和资本主义本质的批判,以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在马克思的批判语境中,“异化”是他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剥削本性的重要理论武器。过去学界较多关注的是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批判,而对异化劳动衍生而来的需要的异化涉猎有限。事实上,需要是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重要内容,对需要的异化的批判是马克思批判理论不可忽视的视域。马克思通过对需要的异化的批判,复归了人的纯真本性,为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提供了契机。在马克思看来,人的需要与人的全面发展密切相关,无论是人为满足自身的物欲而进行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抑或是为满足精神享受进行的文化产品创作,都与人的需要有关。正是由于人的需要,才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社会实践活动,为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了可能性。从马克思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来看,需要是人从事和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动机之一,人的动机的强烈程度受人的需要程度的影响和制约。当人具有某种强烈的需要时,就会驱使自身采取相应的社会实践活动,从而加快社会实践活动的进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当人的需要较为平淡的时候,人的动机就会被削弱,进而影响到社会实践活动进程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步伐。由此可见,需要思想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

其二,健康需要有助于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当前,人类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导致的,其内在的根源在于人的需要的失衡。就人类社会所处阶段而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积累和全球性生产过剩的加剧,人类社会进入了消费时代。在消费社会,人的需要不再是主动的行为,而是成为受商品符号、媒介宣传、消费刺激、集体无意识等操控的被动行为。人成为了消费的奴隶,人的需要异化在消费的汪洋之中。对消费者来说,消费行为本身不是对商品使用价值的享有,而是对商品象征价值的占有,即“我在消费某物”“我有能力消费某物”。波德里亚指出:“消费的真相在于它并非一种享受功能,而是一种生产功能。”[18]这种畸形的消费心理和需要心理促使人们不断地生产出功能相似却形式各异的商品,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和生态资源的极大消耗,给生态环境带来沉重的压力,甚至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威胁着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就其实质而言,消费时代出现的许多为消费而消费、为扩大生产而刺激消费等行为是不健康的需要的表现,由此产生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也具有不合理性。在这种背景下,人的生活世界被充斥在商品之中的符号逻辑所取代,随之而来的是精神的空虚、普遍的浮躁化以及人文意蕴的失落,人并未从物的统治秩序中解放出来。因此,要积极培育健康的需要观,将消费社会中颠倒的需要关系倒转过来,回归人在消费中的主体地位,摒弃不合理以及不科学的需要,倡导并践行绿色需要,牢固树立绿色消费和绿色发展的观念,降低对自然界的消耗程度,重塑人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培养人的节约和环保意识,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

其三,需要思想对新时代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重要价值。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人的需要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具有多层次性和多元性,这既是人的本性使然,也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之所在。对于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构建而言,首先,必须要明晰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企盼主要包括哪些维度,其诉求为何?只有澄清这些问题,方能探寻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实现路径。其次,要以历史的视野和发展的眼光审视人的需要。人是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被形塑的,经历着从片面走向全面、由不完整走向完整的逐步发展过程,也就是说,人是变化和发展着的存在。人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也必然随着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而改变,过去的需要并不等于现在的需要,现在的需要同样也不等于未来的需要。因此,需要持续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多层次需要。再次,要区分不同地区之间因发展差异而形成的多元化需要。因自然禀赋、文化背景和历史因素等方面的差异,致使不同地区之间的人们对于时下的需要也有所不同,要对这些多元化的需要加以区分并采取对应的措施。唯有如此,才能切实地提升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质量和水平,这是新时代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理当特别注意的现实问题。总体而言,马克思的需要思想从方法论上指引着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构建,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也是对马克思需要思想的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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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治东.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视域中的需要思想及其当代启示[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3(01):46-51.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编号:19ZDA113);武汉纺织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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