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内阁大学士一直是研究明代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作为内阁的主要负责人——首辅,则是研习明代历史的重中之重。然而,与首辅的重要地位相反,目前对于首辅起源的研究并不多。如赵晔在《明朝的内阁首辅制度考证》中提出首辅是出于“加强管理和提高行政效率,更是为了皇帝与内阁的联系”[1]而自然形成的,对于首辅具体起源于何时,却并未提及;陈文在《简评“三杨”与明内阁》中则认为首辅在宣德、正统年间的“三杨”(即杨士奇、杨荣和杨溥)当政时便已经形成,“只不过这个‘首辅’是三人而不是一人”[2]罢了;时江玲在《明朝嘉靖至万历前期的内阁首辅制研究》中则认为,自天顺年间的李贤执掌文渊阁之后,“从此首辅制便开始在内阁中明确实行了”[3]。

在这些观点中,李贤因曾掌管文渊阁,且其“首辅”的称谓也“见诸史载”[4]40,与之前的阁臣不同,所以首辅的起源应自李贤开始的观点,得到了诸如王其榘、洪早清等学者的肯定,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从已掌握的资料来看,其结果并非如此。在明代,首辅制的发展本就与内阁制度的发展息息相关,是内阁发展的伴生产物。明成祖朱棣令解缙、胡广等7人“直文渊阁,参与机务”[5]1734,开始掌“代言之司,机密所系”[5]4120,此被认为是内阁成立的重要标志。同时,由于内阁大臣(下文简称阁臣)人数、阁臣职责的不固定以及皇帝对每个阁臣的信任程度不同,且首辅的任命又无明文规定,是因实际情况自然形成的[4]40,所以追溯首辅的源头,其起源应从内阁成立之初,首位主要实际处理国家事务的阁臣解缙始。

一、首辅的起源非自李贤

李贤,字原德,河南邓州人,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中进士,曾随明英宗北征蒙古,兵败后逃回京城。明英宗复辟后,李贤得到明英宗的重用。李贤上疏明英宗,建议“纂修专选进士”,形成了明代内阁“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5]1701的局面,对内阁制度以及明代中后期的历史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王其榘、洪早清等学者认为,首辅自明英宗天顺年间的李贤起。主要是因为,首先,《明史·李贤传》是明代最早出现有明确记载“首辅”二字的人物传记,即所谓“终天顺之世,贤为首辅,吕原、彭时佐之”[5]4675,这是李贤的前代阁臣诸如解缙、陈循等人所没有的,是清代史官对于李贤首辅身份的肯定;其次,《明实录》中记载,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七月,明英宗升李贤为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并“掌文渊阁事”[6]5997。此处记载也为后代史家如王世贞等所接纳[7]127,并广为流传。同时,人们普遍认同“‘掌’不同于‘入直’,而是负责的意思”[3],与之前的解晋、“三杨”等人的“(入)值文渊阁”不相同,表明李贤对文渊阁有实际掌控权,所以认为“明代首辅实肇始于李贤”。但仔细研习史料,笔者发现史实并非如此。

(一)关于在《明史·李贤传》中首次出现“首辅”二字的记载

首先,在清代张廷玉等人所编修的《明史》中,“首辅”二字确系首次出现在《李贤传》之中。但是,《明史》是清朝史官所修,前后绵延近百年,又因一些政治原因,屡经删减,并且该书的内容是清朝人对于明朝的认识与评价,而非明朝人的自我认知。在传记中出现的“首辅”二字记载,并非如“直文渊阁,参与机务”一样是一种标志性事件,所以,即使“首辅”二字首次出现于李贤的传记之中,也不足以证实李贤是首辅的起源,而应是后世之人对李贤身份地位的看法,并非既定史实。

其次,在整部《明史》中,在《本纪》《列传》《志》和《表》里出现有明显记载“首辅”二字用于表明人物身份的有100余处,涉及人物有数十人之多。在李贤之后的继任者,如陈文、彭时、商洛等均未见有明确的“首辅”二字记载,而在万安、徐溥、费宏[5]3960等继任者以及与其相关人物的传记中却出现了明确的记载。这种有关“首辅”记载时有时无的情况在后代继任者的传记如《李东阳传》《杨廷和传》以及《翟銮传》等辅臣传记中也屡次出现。可见,在清代史官所修的《明史》之中对于首辅的认定是十分模糊的,其对“首辅”身份的判定并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标准。因此。用一个认定模糊的“首辅”记载来断定“首辅”之说自李贤起,是不足为据的。

最后,在《明史》中,虽然关于“首辅”有明确记载的最早人物是李贤,但与“首辅”类似的记载如“元辅”“当国”等关键词语,在嘉靖、隆庆及万历年间所公认的首辅严嵩、高拱、张居正等人的相关传记中均有出现,如在《明史·赵文华传》[5]6923、《明史·刘奋庸传》[5]5689、《明史·张居正传》[5]5647中,有三人“元辅”身份的明文记载,而在《明史·严讷传》[5]5116、《明史·戚继光传》[5]5616中则有三人“当国”的记载。但是,在李贤的传记中却未曾见到相关词语。与此同时,在《明史》中有关“元辅”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孙汝敬传》之中,是孙汝敬用来称赞杨士奇的话,“执事四朝旧臣,二圣元辅”[5]3960;有关“当国”记载最早则是在《明史·蹇义传》中用来描写齐泰和黄子澄的,即“是时齐泰、黄子澄当国,外兴大师,内改制度,义无所建明”[5]4147。所以仅凭某些特定字词来断定首辅之说的起源,是不明智的。

(二)关于“掌文渊阁事”的记载

首先,有明一代,直文渊阁和担任文渊阁大学士者有数十人之多,而“掌文渊阁事”的人虽远不如阁臣人数那样多,但也绝非李贤一人。洪武年间,即有张羽被“征为太常丞兼翰林院,同掌文渊阁事”[8]2889的记载。此时尚在洪武时期,这时文渊阁的作用和地位与后世的内阁尚有较大的不同,但若仅凭“掌文渊阁事”中的“掌”是负责的意思,与“(入)值文渊阁”中的“值”有所不同,并以此来作为判定首辅始自李贤的关键证据,那比李贤在时间上更早且也曾“掌文渊阁事”的张羽是否才应该是首辅之说的起源?这显然过于片面,且非实情。

其次,在内阁诞生之后,明英宗天顺年间的徐有贞也曾“掌文渊阁事”[9]533。徐有贞“掌文渊阁事”是因其迎立明英宗复位有功,故有此际遇。徐有贞掌管文渊阁的时间是在内阁成立之后,从性质上来说与张羽不同,而与李贤相同。此时的文渊阁对国家政事的处理已有一定的影响,若以此为凭,那首辅的起源则应是徐有贞,而非李贤。但我们应注意到,徐有贞是在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三月开始“掌文渊阁事”,不到三个月便因曹吉祥的构陷而导致“帝自是疏有贞”[5]4563,并在同年六月因石亨和曹吉祥的算计先被贬官,后被贬为庶民。因此,徐有贞在阁任事的时间很短,尚且不足半年,难以产生一定的影响,达到约定俗成,逐渐形成首辅的效果,故首辅之说的起源也不应自徐有贞始。

最后,在《明英宗实录》中,虽然有李贤“掌文渊阁事”的记载,但并无其担任首辅的记载。《明实录》乃是明代官方所修订的当代史,其记载虽难免有疏漏之处,但其史料价值则在《明史》之上。在《明实录》中没有对李贤首辅身份的认定,这便足以表明首辅身份的认定本就没有明确的界限。而从明后期的历史发展来看,首辅的任命也主要来自于皇帝的旨意,而非明文规定。如在明代嘉靖、隆庆、万历时期所公认的首辅严嵩、徐阶、张居正等人,均由皇帝任命,并在《明实录》中确有相关记载,即“嵩,首辅臣”[10]6584、“阶之始为礼部,以至首辅”[11]2539、“于陛尚未及期,首辅张居正疏其为旧辅陈以勤子,上特许驰驿归”[11]1961等。

在《明实录》中,首次出现有明确记载“首辅”的是明世宗时期的杨一清,即“大学士杨一清官居内阁,秩首辅臣,起自废闲”[10]2490云云,而并非李贤。而在《明实录》中也未有严嵩、张居正等人“掌文渊阁事”的记载,可见所谓“掌文渊阁事”的记载只是一种较为特殊的情况,它能够表明李贤在内阁制度发展过程起过重要的作用,但并不足以作为首辅身份确定的绝对标识。因此,仅以实录中李贤曾“掌文渊阁”作为首辅和次辅的分界线[12]108,并认为这是首辅之说的起源,是不准确的。

综上所述,通过对史料的梳理,笔者发现,李贤对于内阁制度,特别是首辅的形成与发展起到过重要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若因此认定其是首辅之说的起源,是不合理的。

二、首辅应自解缙起

解缙,字大绅,江西吉水人,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中进士,任中书庶吉士,曾一度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重用。解缙在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胡惟庸案中因替韩国公李善长辩护,被朱元璋勒令归乡,并称10年之后再用。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病逝,未及10年,解缙再次返京,并辗转在建文朝任职。朱棣靖难成功后主动归附,取得朱棣的信任。洪武三十五年(公元1402年,即建文四年)解缙以翰林侍读入阁,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出阁[4]252,在阁时间5年有余,是明代最早的阁臣之一,也是永乐初年内阁的实际负责人。所以,解缙应为明代首辅制的开端。

(一)解缙深得明成祖朱棣的信任

解缙能够得到朱棣的信任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朱棣靖难即将成功,南京城破之时,解缙通过率先迎附、引荐其他大臣、代朱棣草拟登基诏书等一系列举动,获得了朱棣的好感,从而得到朱棣的信任与重用。这种信任在永乐初年不断加深,直至朱棣与解缙商议立储之事时到达了顶峰。

洪武三十五年(公元1402年,即建文四年)六月,朱棣的军队从金川门进入南京城,南京失陷。南京城内一片混乱,建文帝的旧臣中有相当一部分仓皇出逃,不知所踪,即使有留下来的也惶惶不可终日,纷纷闭门不出。在这等乱象之中,解缙虽然也曾与胡广、王艮等人“陈说慷慨”[13]551,欲以死明志,但终究没能下此决心。在城破时,解缙主动前去拜见朱棣,“首先迎”朱棣进京,并对其说“国不可一日无君”[14]174,请朱棣早日登基,进而得到朱棣的赏识。随后,解缙又返回城中,拉拢胡广、杨士奇等人,使“广偕解缙迎附”[5]4125,为朱棣登基称帝拉拢人心。在大局已定,朱棣即将登基之时,因方孝孺拒绝为朱棣起草登基诏书,朱棣便再次“想起捧玉玺迎他进城的翰林侍诏解缙……要解缙替他起草登皇位的告天下书”[15]24。解缙顺利地完成了这个任务,进一步加深了朱棣对他的信任,因此得以入阁。

解缙在进入内阁之后,更是深受朱棣信任。在朱棣成功登基后不久,立储问题就提上日程。朱棣一时无法决断,便找来解缙询问他的意见。当时朱棣共有4个儿子,即皇长子朱高炽(即后来的明仁宗)、次子汉王朱高煦、三子赵王朱高燧以及四子朱高爔。这4人中“仁宗、汉王朱高煦、赵王朱高燧俱文皇后生”[5]3616,都是嫡子。而朱高爔则“未详所生母”,可能是庶子,但因其幼年早夭,所以没有介入立储之争。朱高燧“又与汉王朱高煦谋夺嫡”[5]3620,所以,立储之争主要在朱高炽和朱高煦之间进行。

当时,廷臣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支持朱高煦,主要成员是朱棣靖难时的功臣,多为武将,如淇国公丘福、英国公张辅等,他们推举朱高煦的原因多是在靖难之战时,朱高煦屡立战功,登帝有望。同时,武将们与朱高煦在战争中建立了较为亲密的私人关系,如果朱高煦继任皇位,对他们来说更为有利;另一派则支持朱高炽,主要人员是朱棣继位后通过不同方式再组的文官集团,如解缙、杨荣等,他们主张立朱高炽为太子的原因主要在于其固守的“立嫡以长不以贤”的传统。虽然,朱高煦和朱高炽均为仁孝文皇后所生,都是嫡子,但因朱高炽年长,且在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就被“册封为燕世子”[5]107,把他立为太子继承大统,是理所应当的,因此文官们大都支持朱高炽,而解缙就是其中之一。

在朱棣询问解缙储君人选时,解缙就明确表明自己支持朱高炽,但并未得到朱棣的认同,随后解缙又从容回答“好圣孙”(指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即明宣宗),使“帝颔之,太子遂定”[5]4121。解缙的话不但结束了这场立储纷争,更为随后的“仁宣盛世”奠定了基础。

朱棣召解缙密议立储之事,是当时同在内阁的黄淮、胡俨等人所没有的信任与殊荣,他们虽也参与机务,甚至有些还在朱棣的寝宫之内“赐座榻前语,机密重务悉预闻”[5]4123,或者曾跟随朱棣北征,“数召对帐殿,或至夜分”[5]4125,但在涉及皇位更替这等关系国家根本的大事时,却无“帝密问缙”这等殊荣,足见朱棣对于解缙的信任远非其他阁臣可比。

(二)解缙是首届内阁的实际负责人

在内阁成立之初,虽有7位阁臣共同参与机务,以备顾问,但是“在七个侍臣中,遇事都以他(解缙)为首选”[12]47,解缙才是首届内阁的实际负责人。这不仅体现在朱棣对解缙的提拔与重用上,还体现在解缙对传统翰林官员职能——典籍的修撰之中。

在朱棣入京师的时候,解缙和黄淮等人率先迎附朱棣,随后便都得到重用。然而,朱棣对解缙的提拔是不同于其他阁臣的。在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的时候,解缙就被“超擢为翰林院学士,高出于其余侍臣之上”[12]47,这是其他阁臣所不能比拟的。与此同时,朱棣还曾“复命学士解缙等选才资英敏者,就学文渊阁”[5]1700,为国选才。此时的文渊阁因有朱棣的支持,逐渐拥有了参与处理政事的权力,而进入文渊阁在某种程度上即可以视为阁臣选拔的初次考验。在这个时候给予解缙选拔士子就学文渊阁的权力,无疑会增强解缙在内阁之中的权威。

在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时,朱棣听闻黄淮对杨士奇有所不满,便询问杨士奇原因。杨士奇回答“淮有政事,士奇有文学。盖因解缙重士奇、轻淮,故并及于臣”,朱棣随后便安慰了杨士奇:“汝不容于淮,惟朕不为所惑。”[16]105这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但在此事之中所体现出的内涵却更令人注意。在初代内阁之中,因无明文规定,所以诸位阁臣在内阁之中的地位应是平等的,但就此事来看,则并非如此。在此事件中,解缙对其他阁臣的看法,不但能够影响阁臣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进一步传到皇帝耳中,引起皇帝的关注并加以调和,这是前所未有的。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便是解缙在初代内阁之中的地位高于其他阁臣,是此届内阁的实际负责人。因此,解缙的一些看法以及对待不同阁臣的态度才会引起阁臣关系的变动与皇帝的亲自干预。

在内阁制度形成之初,因朱棣“是一个勤政的君主,事必躬亲”[17]52,所以内阁在处理国家大事中所发挥的作用,与之后万历时限制皇权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此时的阁臣的作用,除担任皇帝的秘书、逐渐参与到政事的处理之中以外,还在翰林官的职能——对典籍的修撰之中有所体现。而在典籍的修撰方面,解缙的地位是其他阁臣所无法比拟的。在解缙被提升为侍读学士后不久,便“奉命总裁《太祖实录》及《烈女转》”[5]4120。解缙不足一年便已完成,朱棣在阅读之后,大为赞赏,给其以银币的赏赐。

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雄才大略的朱棣想要修一部包含古往今来所有内容的百科全书(即后来的《永乐大典》),其宗旨是“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18]425。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对于修书人员的素质要求极高。在初代内阁成员之中,虽也有学识渊博之人,如胡俨等,但他们在博学上却不如解缙,所以,最终由解缙出任总裁,主持“大典”的修撰。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开始到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在“大典”的整个修撰过程中,也是朱棣对解缙最为信任的时期,朱棣甚至还曾任命在靖难之战中“论功以为第一”[5]4081的姚广孝担任监修,与解缙合作,这更进一步奠定了解缙在初代内阁中负责人的地位。

综上所述,在内阁制度初步形成时期,虽尚无明确的条文来界定阁臣的地位,但是在内阁的实际运行中,却又处处体现出解缙与其他阁臣的区别,因此,解缙应是初代内阁的实际负责人,也应是首辅制的源头。

三、首辅的职权并非固定

在对首辅制的起源进行探究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到首辅制并非一项成熟的政治制度,这不仅体现在首辅的选任与任期都由皇帝的个人意愿所决定,而且还体现在其权力大小的不固性。首辅虽是内阁的负责人但权力的大小却往往与“阁臣的个性以及皇帝的信任程度有关”[19],即使在公认的首辅权势极度扩张,权力明显高于其他辅臣的明嘉靖时期,也出现过“永嘉(张璁)之为卿佐,则击内阁而破相之体。居内阁,则排六卿而成相之尊,其为次则出首之上,为首则恶次之近”[20]序、“时李时为首辅,政多自(夏)言出”[5]5194、“(徐)阶虽为首辅,而(高)拱自以帝旧臣,数与之抗,(郭)朴复助之,阶渐不能堪”[5]5639的状况。对此,在明朝后期担任过首辅之位的叶向高曾说:“我朝阁臣,只备论思顾问之职,原非宰相。中有一二权势稍重者,皆上窃君上威灵,下侵六曹之职掌,终以贾祸。”[11]9485

由此可见,首辅虽是内阁的负责人,但并非执掌者,其权力的范围和皇帝的信任以及继任首辅者的个人特点息息相关,是没有明文规定的。所以,在探究首辅之说起源时,不应仅以其权势的大小作为界定,而是应依据皇帝对阁臣的信任程度、受重用程度以及阁臣在内阁中的地位作为参考,而上述参考条件早在内阁成立之初的首位内阁负责人解缙身上就已经有所体现。

四、结语

首辅之说萌发于明成祖时期,由永乐时期的首届内阁的主要负责人解缙开始,经过明仁宗至明武宗时期的诸位阁臣如李贤、商洛等人的发展,明世宗时期又因严嵩、徐阶等阁臣的极力扩张,首辅的权力正式形成,在明神宗初期张居正出任首辅之时到达顶峰,随后便开始衰落,直至明朝灭亡也未再复兴。首辅对明代的政治、经济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辅的出现,是随着明代内阁的发展而出现的伴生产物,是结合明代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对首辅起源的探讨也应从内阁成立之初的首位实际负责人解缙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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