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中华民族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政局如何走向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分析国内、国际局势,进行了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局面的努力。对于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斗争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人民为何选择中国共产党,而且能更深刻明了和平民主协商精神对中国解决政治问题的指导作用与重要意义。

一、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所面临的国内、国际局势

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国内国共两党对峙局面已经成型,中国未来的前途,备受国内外各方关注,和平不仅为当时国内外各方期待,更是饱受战火的普通民众的心声。

(一)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国内局势

历经艰苦奋战,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来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同时,漫长而残酷的战争使经历了百余年战火不断的中国人民迫切需要和平,期待尽快恢复秩序。平复战争创伤,已成为无数中国人民内心最迫切的渴望。在此国情下,中国共产党顺应民意,以人民利益为中心,主张避免内战,维护国内和平。早在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中就规定“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1](117),“必须理解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1](118)。所以中国人民渴望和平的呼声便同样成为中国共产党努力的方向。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已发展到约132万人,解放区扩大至仅1亿人口[2](267)。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3](117)更标志着整风运动的完成,整风运动使全党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而且当时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等也都积极支持国内实现和平民主,民盟主席张澜[4](58)表示中国今天“更迫切需要统一、团结、民主……必如此,则能使全国人一德一心,和衷共济,以尽其最大的最善的努力。也才能担负起一切建国工作。”民盟与中国妇女联谊会均提出,应实现民主和平,并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参加的政治会议等多项主张。

而国民党自恃执政党,根本无意实行民主宪政,企图通过召开由其包办的国民大会的方式敷衍了事,继续推行一党独裁统治。在抗战期间与中国共产党的谈判中,国民党坚持要求中国共产党首先服从军令、政令统一,蒋介石[5](499)甚至表示“军令、政令若不能统一,则国家民族就没有前途”[5](499)之意。在1945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全大会上,蒋介石同样表示,对中国共产党“我们必消灭之”[5](499)。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后不仅不许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受降日军、电令日军保有武装维持当地治安,还企图求得美国特别支持,继续输送武器给自己,并且在美国帮助下积极调遣军队,为内战做准备。国民党方面在抗战胜利之际通过恢复对沦陷区统治为名进行军事调动,并借机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军事冲突,国民党甚至对其军队下发曾经的反共文件《剿匪手册》。国民党之所以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不过是为了敷衍国内外舆论、诱使中国共产党交出人民军队与解放区,若谈判不成功便将内战责任嫁祸给中国共产党。

(二)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国际局势

二战后世界迎来民族解放浪潮,帝国主义国家受到削弱,国际反动势力已无法集中起来干涉中国革命。同时,苏联与美国出于各自战略考量也都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一个统一、和平的国家,因而对于中国国内的和平民主的呼声也报以支持态度。斯大林在抗战胜利后建议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并对谈判抱有乐观态度。而罗斯福早在开罗会议时便向蒋介石表示希望成立“国共联合政府”[6](288),杜鲁门也在抗战胜利后表示国民政府应该对其他党派开放权力。

但对中国国内政治涉入程度较深的美国却不愿看到这样的局面,实际上美国一直企图使中国成为自己在东亚的支持者以遏制苏联,同时还想将其进一步变成自己的经济殖民地,因此在事实上不断实行着扶蒋反共的政策。抗战时期罗斯福总统曾派自己的助理居里访华,其在报告中便表示出希望美国加大对华影响力,使中国成为民主国家的意向。在之后的赫尔利奉命调和国共关系中,美国就以现时的国民党政府为基础,希望国民党做出某些民主化的改革来迫使中国共产党放弃人民军队,成为美国人认知中的议会在野党,从而遏制共产党的影响。因为美国坚持以现时的国民党政府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并尽可能地使其在广大地区建立政权[7](283),由此可以看到美国表面支持中国民主,实际上执行的是“扶蒋”的政策。因此对于日本投降后的中国受降等相关问题上,美国也乐见日军向国民党政府投降,同时也出动飞机、舰船帮助运送国民党军队往华北、华东等重要地区“收复失地”。虽然美国宣称自己不支持中国打内战,但是在国民党本身奉行反共政策的前提下,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这种扶持行为本身就是对国民党实行内战的最直接支持,因此美国对华的总体政策事实上便是“扶蒋反共”。

总之,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外形势是有利于中国人民实现和平民主期望的。和平民主是世界发展的潮流,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在新的环境下开始了与国民党间的政治谈判,为国内实现和平民主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努力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争取和平民主的努力主要确立“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与在重庆进行的国共谈判、政协会议,目的是希望能够成立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对“联合政府”的设定是新民主主义的,毛泽东[1](1056)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是中共在现阶段的“最低纲领”,同时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与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完全一致”。

(一)“和平民主团结”方针的确立

关于联合政府的谈判在抗战期间便已进行了,在1944年9月提出“联合政府”时,中国共产党还是准备以国民党为政府主导力量的,只要求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成立有其他党派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但是由于国民党顽固坚持应以中国共产党先取消根据地与人民军队为先决条件,因此谈判一直没有取得进展。

毛泽东在致中共七大开幕辞中表示,中国人民面临着两个中国的前途问题,并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1](1026)。在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分析国内外局势,认为蒋介石还没有做好内战准备,并且苏美等国均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同时世界也将进入和平建设阶段,因此和平是有希望的。故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准备与国民党继续进行谈判,要求国民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及抗日军队、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召开党派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决定在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下进行有限让步[8](659)。同时,中国共产党依旧保持冷静,毛泽东[8](649)告诫全党“勿因与国民党谈判而放松对蒋的警惕和斗争”,并指出今后的方针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求团结。

“和平民主团结”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分析国内外局势得出的结果,是符合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这也成为之后国内各方所一致认可的原则。

(二)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实践

中国共产党在“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指导下,主要进行了重庆谈判、政协决议这两项实践。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为全国和平民主的实现做出自己的贡献。

1.重庆谈判

中国共产党在分析国内外局势后应邀前往重庆,准备与国民党谈判。但国民党只想以此作为借口拖延,并没有做好真正谈判的准备。因此中国共产党提出提案,为表示谈判诚意,以期顺利推动国内和平民主的政治局面,愿意做出适当让步,继续按照抗战胜利前与国民党进行“联合政府”谈判的方案来进行谈判。中国共产党对于本次谈判的态度是希望国民党承认现状、互不攻击,其他留待政治会议,可做让步[9](7807)。毛泽东[9](7813)还就两党谈判提出了8点原则性意见,其中关于和平民主方面的有:在国共谈判有结果时即召开政治会议;在国民党坚持旧国大代表有效前提下,中共不与国民党达成协议;给人民自由;各党派合法地位;释放政治犯;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民选政府;中共参加受降。

但是蒋介石显然无意真正解决问题,反而认为此时的第一要务是“根绝共匪”,对于中国共产党要求赫尔利保证有关安全问题时,认为“无论任何外人不能干涉我政府对内乱犯之处治”[10]。同时国民党指示手下高级军官,目前与中国共产党的谈判要“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11](697);面对中国共产党代表提出的原则要求,国民党代表不予同意。蒋介石[9](7815)在为此制定的谈判要点中明确规定,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并继续表示惟有中国共产党“真诚做到”军令、政令统一,才能考虑县、省级政府中的中国共产党行政人员的“酌予留任”。

而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在谈判中的顽固立场是有心理准备的。为使谈判能够进行,推动和平民主局面的达成,毛泽东表示要“在和平中进攻”,指示部队“绝不可依靠谈判,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8](660),还要求尽快在上海等大城市办报、办杂志等活动,并称之为“在今后和平时期中有第一重大意义”[12](23)。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还将这次谈判当做与民主党派沟通、合作的渠道。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与柳亚子、张澜等民主人士进行交流,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与政策,获得民主人士的赞成支持,如罗隆基就称赞联合政府是“极聪明的方案”[13](192)。

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争取下,经过漫长的谈判,国共双方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4](326),一致同意“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避免内战”“澈底实行三民主义”“应迅速结束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原则,并且在保证人民各项权利、承认各党派合法平等方面也达成了共识。这些都对全国和平民主局面的形成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也为之后的政协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但是有关人民军队与解放区的承认问题,却因国民党坚持顽固立场并未达成协议。而且蒋介石在《双十协定》签署的次日即对毛泽东表示对于解放区问题“政府决不能再有所迁就”[15],并旋即调兵进攻解放区。为捍卫协议,中共中央在12日指示全党“局部军事冲突不可避免”,毛泽东[9](7861)更在延安干部会议上表示协议“只是纸上的东西”“不等于现实的东西”,强调我们的任务是坚持《双十协定》,“要国民党兑现”。这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局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准备以实际行动来维护协议,并使协议真正落实。

面对蒋介石调派数十万大军进攻解放区,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继续就国民党停战、恢复交通问题展开谈判,但始终没有结果。不仅如此,国民政府还径自宣布将在1946年5月召开国民大会,对此延安表示这是国民党背弃《双十协定》的又一证明,没有诚意政治解决,凸显了其内战决心。朱德[9](7910)对外国记者表示,国民党当局不经过与中共协议便经美军援助将部队派往解放区,这是内战的原因,并希望国民党在《双十协定》基础上以政治方式和平解决纷争。

2.政协会议

至1945年12月中国共产党表示,希望在政协会前和会中,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解放区,一切问题可在会后商谈解决,并强调希望双方不要未停战设立前提条件。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杜鲁门[16](79)也明确表示承认目前的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赞成中国立即召开各党派参加的国民大会,国民政府应容纳各党派参加等。马歇尔来华负责解决国共调停问题时,也对蒋介石指出美国援华取决于国共争端能否和平解决。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也发布公报,表示国民政府的各级机构要民主党派广泛参与以及停止内部冲突。12月底国共恢复谈判,国民党代表同意中共代表提出的停止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等建议,并称蒋介石决定1946年1月10日开政协会议。经过多次商讨,国共与马歇尔最终在1946年1月5日达成停战协议,10日张群与周恩来签署关于停战与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文件。毛泽东立即命令解放区各机关停止一切军事冲突[17](24),再次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对于协议的尊重以及和平的诚意。

周恩来在致政协会议开幕词中表示,中国共产党“愿以极大的诚意和容忍,与各党代表及社会贤达,共商国是”[17](28)。中国共产党在1946年1月16日提出总计10条内容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并就如何实现军队国家化提出了包括裁军、文人主管军政等12条办法[17](64)。同时1946年1月23日的《解放日报》在社论中指出,要达到军队国家化的本意,必须先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并强调“军队国家化须以国家民主化为前提”[17](81)。

经过反复讨论,在最终达成的《政协决议》中规定:在改组后成立的政府委员会中,半数委员由国民党以外人士担任,改组后的政府负责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英法式的议会制与内阁制,以及省自治、各省可制定省宪等。这些协议条款都有利于限制蒋介石独裁,有利于实行民主政治,在相当程度上有利于人民。

在政协决议达成之后,周恩来[17](99)便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拥护这些协议”,并保证为这些协议的全部实现而与其他党派“不分地区、不分党派地努力奋斗”。政协决议是国内外各方力量共同努力的成果,也是当时国内各方都能接受的结果。虽然政协决议实际上距离全国彻底民主化还很远,但中国共产党对此有信心,认为只要各党派合法、人民有政治自由,便能够继续推动国家走上民主化[18](63)。2月1日中共中央指出政协会议获得重大结果,表示中国从此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19](71),充满乐观情绪。并指示全党全军要做好和国民党合作建国的思想准备。同日,军调部发表的公报也表示“结束国共冲突已获得满意成果”[9](7971)。

政协决议的达成也使得国民党内部发生分化,一部分国民党人士坚决拒绝决议,表示要弹劾出席政协的国民党代表。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政协决议,指示党要争取蒋介石向民主方面转变,以孤立国民党反动派,应谨慎同蒋介石、孙科等合作[18](72),并决定暂停对国民党的宣传攻势[18](73)。对于国民党反动派捣乱北平执行部等行为,中国共产党仍然保持克制,指示“不要一般的反对国民党、国民政府与政府,不要反蒋”[18](84)。

政协决议的达成是全国人民为之高兴的好消息,但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政府注定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民主改革,因而在政协会议闭幕后便发生了殴打民主人士的“较场口惨案”。更有甚者在其后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有人就公然反对政协决议,蒋介石也在会上表示“政协代表不是人民推选出来的,政协会的协议是没有法律的效力的”[13](236)。最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向各地党部的宣传通报称政协决议“不能成为定案”[18](96),在事实上推翻了政协决议。

三、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意义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顺应人民的和平呼声,确立“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作为争取和平民主努力的行动原则,与国民党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重庆谈判与政协会议中,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内和平民主做出了巨大努力,并且在达成协议后坚持遵守协议,用实际行动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民主契机。虽然这一斗争努力由于国民党的顽固反共立场遭到失败,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努力过程教育了人民,赢得了民心,为之后的解放战争奠定了基础。人民因此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得到全国人民拥护的中国共产党也因此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一)为解放战争胜利奠定基础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但是由于国民党长期的封锁以及妖魔化宣传,国统区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缺乏正确的认识。抗战胜利后,面对中国可能出现和平民主局势时,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果断抓住时机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直接同各界接触、交流,有力地宣传了自己的主张,表明了为和平民主而奋斗的诚意,使国统区人民切身认识到了真正的中国共产党。

在重庆谈判以及随后的政协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内和平民主所做的努力获得了人民的认可,也揭露了国民党实行反共内战的事实,更暴露了美国调停的真实目的,即一边调处国共争端,一边积极援蒋,助长了后者发动内战。而协议的流产与内战的爆发也让人民明了谁应对内战爆发负责。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争取和平民主的努力在国统区人民中树立起了正义的形象,赢得了人心,为后来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基础[20](709)。

在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推动民主政治做出了尽可能的让步,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低要求。这条民主政治之路是符合三民主义的,同时这也是中国民主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所期望的道路,而且已经取得了为各方均接受的政协决议。但是政协决议却在国民党反动政策下遭到推翻,这便意味着要完成中国革命,只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各党派团体及全国人民实现。这个过程教育了人民,让人民看清了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真面目,使人民转而拥护真正为和平民主实现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经过多年革命实践,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路线。中国共产党愿意、也有能力领导人民向新民主主义迈进。在这一时期,以民盟为主的民主党派纷纷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赞同中国共产党筹开新政协的提议,并表示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4](418),为完成中国的民主建国任务而努力。从此中国的民主建国就从国民党的民主宪政方向转移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阶级人民参加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上,经过三年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事,更充分证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性,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革命的方向。

(二)对和平、民主、协商精神的继承

虽然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实践失败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这个过程中与各民主党派及国民党达成政协会议精神是错误的。相反,和平、民主、协商精神是当时国内各方对于解决中国政治问题一致认可的。在解放战争胜利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便是按照政协会议所认同的和平、民主、协商精神所确定的建国原则进行的,比如由新政协会议通过准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由新政协会议选举产生临时中央政府,并由其负责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制定宪法。并且在新中国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就是多党人士参加的联合政府,要求党外人士要“有职有权”[21](34)。还赋予在政府中的任职的党外人士“有参加决定大事之权”[21](35),对于一切重要决定须请应该参加的党外人士共同讨论,党外人士对于重要事件处理的知情权,应与党外人士在用人上商酌等等权利。同时,依据这个精神所产生的新政协代表也尽可能增强包容性,几乎容纳了除反动派以外的所有群体。和平、民主、协商精神实际上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思想的体现。通过与各阶层代表的民主协商,中国共产党能够最大程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新中国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另外,依据这个精神在后来还创造性地制定了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等新的国家制度,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迈进社会主义后,这些政治制度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仍然秉承着和平、民主、协商的精神,成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它们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避免了为少数人服务的弊端,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永葆生机活力的根基[22]。

四、结语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进行的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是通过分析国内、国际局势与顺应广大人民呼声所做的行为。虽然最终没能阻止内战爆发,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努力过程,不仅使全国人民看清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反动面目,更极大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为全国人民指明了革命的方向。而且为和平民主斗争努力的实践,也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秉承和平、民主、协商的精神,领导各党派与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积累了宝贵经验,更在之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也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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