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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冠疫情防控对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伟大斗争必要性的探究

  2020-06-10    2943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2020年春节前后,中国实行国家总动员,打响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抗击新冠肺炎阻击战。在抗击新冠肺炎的人民战争中,各种精神问题逐渐凸显出来,既有积极的正能量,又有消极的负能量。各种观念之争说明在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伟大斗争是非常必要的。灾难面前的人性善恶之争,说明人性向善始终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与一切邪恶的东西做斗争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课题;灾难面前不同的心态反映了人们不同的精神状态和精神境界,赞颂真善美、痛斥假恶丑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始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主题。新冠病毒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敌人,中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阻击战,彰显“大爱无疆”“德不孤,必有邻”的义利观及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任何“与己无关”或“落井下石”的行为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既不道德,又违背国际道义。讲好中国新冠肺炎防控阻击战的故事,是展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象、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任务。

  • 关键词: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主旋律
  • 政治理论
  • 新冠肺炎疫情
  • 新时代
  • 正能量
  •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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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观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1]41这里所说的“建设”具有普遍的意义,但在一定的时间节点或历史时段(阶段),譬如在民族遭受灾难的特殊时期,“建设”的意义就会更加凸显。诚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进步为补偿的。”[2]2020年年初的新冠肺炎灾难使我国4000多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但恰如马克思经常引用伊壁鸠鲁的话所说的:“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3]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只有对灾难进行深刻反思,灾难过后更好地建设我们的家园,使社会更加文明进步,才是对死者最好的纪念。


一、引导人们与一切邪恶的东西做斗争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课题


2020年年初,中国暴发了新冠肺炎疫情。人们常说,灾难是人性的试金石,在灾难面前,人性的善恶会通过各种方式展现出来。

在疫情面前,很多人,尤其是广大医务人员,从钟南山院士到普通护士都选择了逆向而行,驰援湖北。这种选择的动因不是别的,正是人性的善良。很多医务人员认为,白大褂就是自己的身份,这个身份要求他们不能临阵脱逃。这就是广大医务人员的责任意识。梁启超说过:“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4]一份担当就是一份责任,一份责任就是一份使命。担当意识贵在履行职责,尽责的多少和范围的大小,标注着人生价值的刻度。武汉市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感染新冠病毒,于2020年2月18日去世,他是第一位因感染新冠病毒去世的医院院长。2020年1月21日,武昌医院被征用为新冠肺炎首批定点医院之一,要求3天完成院区的改造。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需要腾病房、院区分区、重新改造……在重重困难面前,刘智明院长没有半点推脱,他三天三夜没有休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直到自己躺在病床上,他还在不停地打电话,安排医院的工作。像刘智明这样的医务人员太多了,他们的事迹可歌可泣,令人动容。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战斗在防控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5]。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党和国家迅速启动一级响应,大量医务人员和各条战线的人们不计报酬、不畏生死,迅速行动起来,极大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爱国之情。很多人虽然宅在家里,却心急如焚,密切关注着疫情的发展,做一些积极的、力所能及的事情。一些文艺工作者和文艺爱好者,采用诗歌、戏剧、曲艺、书法等多种方式参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微信群里有很多微视频都在歌颂白衣战士、党员干部、基层群众,为人们加油鼓劲。很多人自发捐款捐物,海外华人发起募捐活动。80后快递小哥汪勇,想着自己每接送一个医务人员就可以让他(她)节省4小时,接送100个就是400小时。400小时,医务人员能救多少人?为了救更多人,他发起了志愿者团队接送医务人员,又联系“摩拜”解决短途出行问题,联系“滴滴”解决长途出行问题。他没有任何资源,但是能一呼百应,这就是爱国精神凝聚起来的巨大力量。参加火神山建设的上万名工程技术人员、建筑工人和农民工,都是牺牲与家人团聚的时间,急匆匆赶到工地夜以继日奋战的。建设者们仅用10天的时间就完成了任务,那种辛苦、劳累可想而知!令人们想不到的是,当给农民工发报酬的时候,很多人坚决不要,说十来天管吃管喝,已经很知足,他们认为武汉乡亲遇到大灾,自己也得表示一下,希望把这些钱捐出来,用在战胜新冠肺炎疫情方面。这是多么朴实的农民呀!又是一种多么崇高的境界!

与此相反,在灾难面前一些人的恶也显现出来。有的诈骗分子利用网络散布出售预防新冠肺炎医用口罩、护目镜、测温器等信息,等受害人上钩后诱骗购买,以先付款后发货为由要求转账,钱一到账就销声匿迹;有的药店销售口罩等医用物资时趁机涨价,有的超市销售蔬菜、肉类等商品时趁机涨价,发不义之财;有的人从疫区回到家乡,不进行自我隔离,还隐瞒身份,到处走亲访友,参加婚宴等各种聚会,使更多人感染;有的人故意不戴口罩,甚至故意在电梯间吐口水;有的人稍有不满,就殴打医务人员;有的企业用劣质材料生产不合格的口罩;等等。这些行为严重违背社会公德,危害他人的生命安全,应受到道德谴责和法律惩处。

人性之善深深植根于人性的肥沃土壤之中,反映了人们向上向善的美好价值追求。孔子对“仁”的解释是在“亲亲为大”基础上的“爱人”“泛爱众”“四海之内皆兄弟”等。孟子将“仁”的基础归结为人皆有恻隐之心。他说:”……人皆有不忍仁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6]意思是看见一个孩子在井边玩耍,眼看要掉进井里,任何一个路人都会产生一种惊惧心疼之情。首先,他并不是想要从孩子父母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其次,他也不是想让大家夸奖他热心救人,获得好的名声;最后,他也不是因为孩子如果掉到井里,其哭声将使他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反感。他所产生的完全是一种善良的恻隐之心。这就是孟子所讲的“仁之端”,这就是仁爱之心产生的人性基础。这种基础不是自然基础,而是社会基础,因为人必须由自然的存在变为社会的存在,所以人不是独在,而是共在、共存。共存就一定要有共存的“道”、共存的“情”、共存的“理”。《荀子·不苟》篇言:“千万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7]人之心、人之情、人之理是相同的。所谓“人心都是肉长的”,就是说人具有这种普遍性。人同此心,人同此情,人同此理。如此推论,千千万万的人之心、人之情、人之理,就是一人之心、一人之情、一人之理。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人性普遍的、永恒的追求。中华民族有优良的道德传统,善良人性的传统深入百姓血脉,成为我们做人的底线伦理。

抗击新冠肺炎的人民战争告诉我们:人性自私论是不能成立的。我国先秦时期就有过人性善恶的讨论。所谓人性本善或本恶都是没有根据的。人不是生来就善或者生来就恶,善恶都是后天形成的。决不能拿人性本恶、人性自私为坏人坏事寻找理论根据。人性虽然不是本善,但它是向善的。这是因为从社会层面来看,善是凝聚力、吸引力,恶是离散力、破坏力,凝聚力、吸引力只有大于离散力和破坏力,人们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能稳定和谐、进步发展。虽然在个别历史阶段恶可能占支配地位,但在下一个历史时期善最终能占据上风。善是人们对共同利益的尊重和维护,正是向着更高的善的社会理想推动着社会由低级向高级迈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一个民族、一个人能不能把握自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德价值。”[8]在谈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时,习近平总书记将“讲仁爱”[9]放在首要地位,其他五个方面依次是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可见,仁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是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伦理道德思想的精髓,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发展产生了非常深刻和持久的影响,已经融入我们民族的血脉,是中华民族重要精神标志之一。人性向善并不意味着善良美德会自动生成,它需要社会的褒扬,需要同邪恶进行必要的斗争。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民战争中,我们应当继承中华民族的仁爱德性,宣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仁爱精神,批判各种丑恶的现象,为彻底战胜疫情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二、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始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主题


中华民族是多灾多难的民族,但我们没有因自然灾害而毁灭,没有因外敌侵略而屈服,原因在于我们民族血脉未断、民族精神未垮,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早已融入我们民族基因。我们常说“多难兴邦”。一般地说,“多难”和“兴邦”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多难”并不必然带来“兴邦”,只有在多难面前发挥人的积极性、能动性,化“危”为“机”,开拓进取,战胜灾难,“多难”与“兴邦”之间才会形成特定的因果联系。“多难兴邦”的真实含义是,虽然国家多灾多难,但面对灾难,一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只要能够痛定思痛、奋发图强、百折不挠,就一定会化灾难为动力,使自己的国家强盛起来。没有哪一个国家会为了“兴邦”而祈求“多难”,灾难如果不转化为爱国主义的精神资源,这样的灾难就不具有积极的政治学意义。[10]

同以往的灾难一样,新冠肺炎疫情激发了亿万人民的爱国热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疫情面前,很多人,尤其是广大医务人员,逆向而行。这种选择的动因不是别的,就是爱国主义情怀。国家认同是政治认同、政治忠诚和政治归属的基础,它回应的是个体族群的归属和文化归属问题。一个人在自己的国家里出生、成长,是国家给了他特定的种族遗传、生活基础、社会关系、价值观念、文化养分等。当国家遭受灾难时,它的成员不会无动于衷。[10]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一夜之间中华儿女就凝聚起来了,人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全党上下、全国上下、全军上下齐动员,14亿人齐心协力战疫情,这是多么巨大的力量!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状态和精神风貌!

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中华民族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民族。英雄们坚定的信念、大爱的情怀、忘我的精神、进取的锐气,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真实写照。其实这些英雄并没有什么特殊性,他们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的单位和社区,他们也都是平凡的个人。正是这些平凡的个人在民族危难中挺身而出,成为我们民族的脊梁。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歌颂、不崇敬这些英雄。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主流媒体和很多自媒体都在歌颂英雄,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种歌颂极大地激发着人们的斗志,形成战胜疫情的强大正能量。

但我们也看到一些人不喜欢这些歌颂,他们只喜欢揭露负面、阴暗的东西。有的人表示对那些歌颂英雄的文章不感兴趣,他们只喜欢抱怨、指责党和国家的文章,喜欢歌颂西方国家民主自由的文章。他们不喜欢国家、社会的“大叙事”,只喜欢个人的“小叙事”,喜欢专门描写人们内心的恐惧感、恐慌感,喜欢挖掘一般人看不到的所谓“内幕”。当然,我们绝不是不允许发表不同的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曾经专门要求领导干部“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11]7。习近平总书记还说:“网民大多数是普通群众,来自四面八方,各自经历不同,观点和想法是五花八门的,不能要求他们对所有的问题都看得那么准、说得那么对。要多一些包容和耐心,对建设性意见要及时吸纳,对困难要及时帮助,对怨气怨言要及时化解,对错误看法要及时引导和纠正,让互联网成为我们同群众交流沟通的新平台,成为了解群众、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径,成为发扬民主、接受人民监督的新渠道。”[11]8目前的疫情防控工作是吸纳了网民很多好建议的。但有个别人的目的并不是善意的批评,而是攻击政府、指责政府,将一切问题归结为国家机器和体制的问题,进而借此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有一些西方敌对势力在中国的代理人在网络上专门发表抹黑党和政府的文章,这是不能掉以轻心的。我们常说,文以载道。这里所说的道就是价值导向。

2020年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武汉,在与医务人员、社区群众交谈时,明确提出要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民战争,喊出了武汉必胜、湖北必胜、中国必胜的口号,极大地鼓舞了人们抗击疫情的斗志。但有人却认为,没有胜利,只有结束。这绝不是简单的文字表述问题,而是立场和价值观之争的鲜明表现!

一些媒体和个别人抓住李文亮医生的殉职大做文章,将其说成是反体制的英雄。国家监察委员会派出调查组赴湖北省武汉市,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情况依法开展调查,并于2020年3月19日公布了调查报告。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组负责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敌对势力为了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给李文亮医生贴上了对抗体制的“英雄”“觉醒者”等标签。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李文亮是共产党员,不是所谓的“反体制人物”。那些别有用心的势力想煽风点火、蛊惑人心、挑动社会情绪,注定不会得逞。[12]

不难看出,疫情背后的斗争并不是能不能听到不同的声音、要不要说真话的问题,而是坚持什么样的制度和什么样的原则的大是大非问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决定的。


三、讲好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故事、展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象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任务


义和利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所谓义,就是道义;所谓利,就是利益。中国儒家认为,利应该服从义,以义统利,以义制利,先义后利,不能见利忘义、以利损义。义利之辩贯穿中华古代历史始终,就是要提醒人们重视道义。新时代的“道义”,就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社会主义新时代,义利之辩并未过时,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

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不仅适合国内人际关系,而且适合国家之间的交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国际交往中,我们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侵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13]但是,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作为负责任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在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的同时,也要承担必要的国际义务。“中国人是讲爱国主义的,同时我们也是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的。随着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为人类和平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更大贡献。”[14]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决策,启动一级响应,全力以赴打响了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民战争,中国政府采取了最坚决、最果断、最彻底的有效措施控制疫情,最大限度遏制疫情输出,动员了全国4.2万多名医务人员驰援湖北,在最短时间内建设了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改建16座方舱医院(提供6万张床位,相当于60家三级医院),做到了应收尽收、应治尽治。中国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控制住了疫情,为世界提供了中国经验。中国本着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积极开展对外援助。中国政府向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意大利、塞尔维亚等国派去了医疗救援队,并送去了大量医疗物资。截至2020年3月26日,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向89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紧急援助,送去检测试剂、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这是中国对危难关头曾向我们伸来援手的国家的回报,更展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担当。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胜利,充分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国共产党的超凡和卓越的领导力,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显著优势,树立了新标准,赢得了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一切友好国家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展现出中国速度、中国规模、中国效率,我们对此表示高度赞赏。这是中国的制度优势,有关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相信中国采取的措施将有效控制并最终战胜疫情”[15]。2020年2月18日,中国驻南非大使林松添在谈到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用了美国“八个做不到”来说明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显著优势。[16]西方大国做不到的事情,在中国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这只能说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

疫情没有国界,它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敌人。在世界人民齐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一些西方国家却搞政治操弄,不但失去了大国的责任担当,而且违背了国际道义,损害了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1]15“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1]15历史证明,任何灾难都压不垮伟大的中华民族。危机是“危”,亦是“机”。中华民族具有化“危”为“机”的智慧和能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17]我们应当讲好中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故事,树立中国人民的良好形象,为世界和平事业做出我们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韦建华,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恩格斯.1883年3月15日晚致费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M]//韦建华,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5.

[4]梁启超.呵旁观者文[EB/OL].[2020-04-02].

[5]习近平讲故事:新时代最可爱的人[EB/OL].[2020-04-02].

[6]孟子·公孙丑(上)[M]//孟轲.孟子.王立民,译评.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

[7]荀子·不苟[M]//荀况.荀子.安继民,注释.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110.

[9]公民道德与中华传统美德[EB/OL].[2020-04-02].

[10]寇东亮.震灾、国家认同与爱国主义教育[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5-7.

[11]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4月19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2]国家监委调查组负责人就李文亮情况答记者问[EB/OL].[2020-04-02].

[13]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年1月28日)[N].人民日报,2013-01-30(01).

[14]习近平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2013年3月19日)[N].人民日报,2013-03-20(01).

[15]习近平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N].人民日报,2020-01-29(01).

[16]中国驻南非大使挑战美国至少“八个做不到”[EB/OL].[2020-04-02].

[17]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时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0.


辛世俊.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看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伟大斗争的必要性[J].河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5(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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