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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边疆治理中史地研究的作用探究

  2020-12-25    178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东亚区域联系越来越密切,世界政治、经济重心日益东移,由此促成南疆、南海战略地位的提高,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对南疆、南海史地文化的研究,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从而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正德琼台志》是现今保存完善的最早的一部海南方志著作,在这部志书文献中,客观、全面、翔实地记录了明代海南的自然地理资料和历史人文资料,堪称“一方之全史”,通过对《正德琼台志》史料价值的分析,可以发现深化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研究从地方志研究入手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 关键词:
  • 中国政治
  • 历史人文史料
  • 史地研究
  • 自然地理史料
  • 边疆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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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中外优秀文化和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指明了世界发展和人类未来的前进方向,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和热烈响应[1](42-55)。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不但拥有辽阔的中原腹地,而且拥有广袤的陆疆和海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推动这种同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极富中国特色的边疆治理。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一个朝代,都面临着边疆治理问题。边疆治理不仅直接影响一朝一代的兴衰存亡,而且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大影响。边疆治理的基本任务是守住一条线(边界线)、管好一片地(边疆地区),实际上包含着物与人两个要素。当下,不断深化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而深化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研究从地方志研究入手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海南岛是仅次于台湾岛的祖国的第二大宝岛,不仅有着美丽的自然风光,而且蕴含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在国家发展战略特别是南海发展战略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海南岛在历史上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无论是中国人下南洋、西洋,还是印度僧人、阿拉伯商人取道海上来华,海南岛都是重要的中转站和补给站。海南岛上丰富而独特的资源是至可宝贵的财富,值得珍视。然而,由于海南偏处海外南隅,远离中原腹地,“遥从海外数中原”[2],故在近古之世以前,有关海南事物的文献资料堪称凤毛麟角,少之又少,而志写海南的专书则尚付阙如。不仅如此。一些记及海南的文献资料由于种种原因还有道听途说、荒诞不经或乖谬错讹之疵,令人遗憾。在这样的背景下,明人唐胄《正德琼台志》[3]的横空出世可谓意义非凡。这部志书是一部现存最早的全面而翔实地记载了海南事物的“方舆之作”,是“一方之全史”。从方志撰述的角度看,也是明清方志著作中的精品力作,蜚声海内外的方志史地学界。想要了解和研究古代海南岛的自然地理状貌与历史人文景观,《正德琼台志》无疑是必读书目,“居民敬海唱海,航海耕海,建卫护岛,巡海抗倭”[4](184)等活动都被记录并传承下来,其所具有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世所公认。


一、《正德琼台志》记录了海洋文化史料


一地有一地之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地方权威文献资料,地方志里书写本地土产乃题中应有之义,如《明万历溧水县志》卷之三“田赋”项下即列有渔课、桑枣、食盐等物,“税粮”中亦见有米麦豆丝马草等物。《正德琼台志》也是如此。《正德琼台志》并专列“土产”两卷(卷八、卷九)以记海南事物。然而,与明代其他地区的地方志相比,《正德琼台志》在这方面的记载有其与众不同之处,表现在:1.《正德琼台志》记载了很多海洋气候资料;2.《正德琼台志》记载了独特的海洋风俗资料;3.《正德琼台志》记载了重要的海洋地理资料;4.《正德琼台志》记载了有关海防资料。一句话,《正德琼台志》作为海南地区的地方志文献,保存了极其珍贵的海洋文化资料,忠实地反映了海南地区的地方文化特点。

《正德琼台志》卷四于“郡名”“分野”“疆域”“形胜”之后特列“气候”一项,为其他一般志书中所不常见;而“气候”下又附以“风候”“潮候”“海溢”等三个次目,更可见作者著志之用心。海南地处南方热带低纬地区,四周环海,故其气候与中原广大地区截然不同。对于这一点,唐胄[3](75)在“气候”的引述部分予以明确揭示:“广南通号炎方,气候竟与中州不同。盖以濒海……若琼地虽极南……气候较他郡颇善,而风候、潮候因异。特志其概,以俟参考。”“以俟参考”的谦语实际上表明了唐胄是一个颇有见识亦颇有心的学者,他看到了海南的海洋性气候的独特价值,要记录海南的海洋气候资料,“以俟观人风者得焉”。

我国大部分地区处于温带,呈现四季分明的气候特点,而海南却是“地居炎方,多热少寒”,有着迥异的气候面貌。这是海南气候特点的基本面,亦是“皇祖(朱元璋)玉音”,作为海南地方志文献,唐胄必当在书中首先点明并略加申说的,然而这不是唐胄关注海南气候的重点所在。海南“多热少寒”的气候特点虽与中原地区有异,但人们对此是可以预期和想见的。唐胄关注海南气候的重点是其海洋性气候。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海洋性气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灾难性气候,需要重点描述和关注,以有利于民生。

海南的海洋性气候有两个观察点:风、潮,风指飓风,潮指海潮,飓风和海潮常常给海南带来灾害性的影响。唐胄引苏轼《飓风赋》状飓风为祸之烈:“排户破牗,殒瓦擗屋,礧击巨石,揉拔乔木,势翻渤澥,响振坤轴。疑屏翳之赫怒,执阳侯而将戮。鼓千尺之清澜,翻百仞之陵谷。吞泥沙于一卷,落崩崖于再触。”又引王佐(1)《外纪·诗》(中间两联):“飓母呼风千里至,土皇伤木万山悲。掀天坐看乾坤变,剥地浑惊海岳移。”可见飓风惊人的破坏力。海潮的情况与飓风有所不同,只要掌握了规律,其破坏力是可以避免的,但如果飓风行于海上,引起海溢(海翻),那么破坏力也是不容小觑的:“飓风起西北挟雨,海水臾须高溢余丈尺,浸屋淹田。若无大雨,江水涨洗,则田畴积咸,连熟失耕,沿海图分最苦之”[3](80)。

所以唐胄在描写风、潮两候的时候文字上是有区别的。写飓风,重点是写飓风发生的时令、频次、风向、路径、预兆、情状以及破坏力等描述性资料;写海潮,重点是写海潮发生的特征(与江浙之潮、广西钦廉之潮、交广闽越之潮做比较)、海潮形成的原因等探源性资料。特别是对潮候成因的探讨,严谨细致,比较分析,深入研究,不啻是一篇精湛的学术论文。唐胄援引《外纪》对卢歙州、《临安志》、余忠襄公、天台史氏四家潮候之论的辨析,并断以己意,辩驳诘难,严密推理,实事求是,不盲从前人旧说,显示了独到的研究眼光和深厚的治学功力。

海洋性气候和海岛生活塑造了海南的民风民俗。《正德琼台志》在卷四记录了“气候”、卷五卷六记录了“山川”、卷七记录了“水利”之后,又于卷七列“风俗”一项记录海南府县各地的民俗风习。唐胄[3](137-138)曰:“琼僻居海屿,旧俗殊陋……至于岁事方风,又天然之异而不可易者,因具列焉。”从其叙事位次上可见作者有气候水土影响民俗风习的明确意识。由于大陆“士族侨寓”及“名贤放谪”的缘故,海南自有许多民俗风习同于大陆,但仍有很多浸染着当地文化传统而不可改变者。唐胄不厌其烦、不嫌鄙陋、不怕琐细地记录了海南的民俗风习,琳琅满目,亲切可喜,其中亦包括像“疍俗”“番俗”这样的和海洋文化相联系的民俗风习。“疍俗”:“疍人各州县皆有,居海滨沙洲。茅檐垂地,或从屋山头开门。男子罕事农桑,惟缉麻为网罟,以渔为生。子孙世守其业,岁办鱼课……”“番俗”:“……元末兵乱,今在无几。其外州者,乃宋元间因乱挈家驾舟而来,散泊海岸,谓之番坊、番浦,不与土人杂居。”[3](149)

海南是我国的南疆,素有天涯之称,地处南海要冲,和海外诸国相接,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海防要地,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郡界海外,接诸番,时有扬帆之警,我高皇帝所谓必加严备,乃无警于民者也。今著为《海道篇》,使守疆者知所慎。”[3](463)《正德琼台志》在卷二十一列“海道”一项,下有“海境”“海防”“海寇”“番方”等四个次目,表明了唐胄作为地方志文献的编著者,不仅具有学者必备的学术修养,而且具有当时一般人所缺乏的政治胸襟、大局意识和“国际”观。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海境”先叙海南境内“东水路”“西水路”即海南岛东半部、西半部的港口信息,包括港名、水程、停泊等。接下来,大幅度拉开镜头,审视广阔海境,记载海南各港口所可通达的国内外各地区,其最近者为隔一海峡而相望的徐闻境内的“海安、踏磊、冠头、那黄、老鸦洲、车仑等渡”,其最远者则有数千、数万里之遥。唐胄写道:

外匝大海,接乌里苏密吉浪之洲,南则占城,西则真腊、交趾,东则长沙万里石塘,东北远接广东、闽、浙,近至钦、廉、高、化。开洋四日到广州,九日夜达福建,十五日至浙江。[3](464)

在明代,在僻处南隅的海南岛,这是一个何等壮观的景象!而地方志编著者唐胄又有着何等开阔的视野!以海南为中心,他写及东西南北各个方向上的海上通路,国内水行“十五日至浙江”,国外“南则占城,西则真腊、交趾”,而“占城,近琼州,顺风舟行,一日可抵其国”,“崖之南,二日接占城外番”[3](464)。真是便捷得很。不止于此。唐胄还翻阅爬梳《(汉)地里志》《方舆志》《文献通考》以及后汉、魏、唐、元等朝史书,提到韩国、倭(日本)、安南乃至在“合海(2)日南之南三万里”的黄支国,“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洲广大,户口多,多异物”[3](464)。

值得注意的是“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塘”的记载。这一出自宋《琼管志》等古代文献的话实际上是对南海中东沙、西沙、中沙、南沙等四沙群岛的景观的一种描述。四沙群岛的各岛屿中以灰沙岛和环礁这两种形态的岛屿最为常见,灰沙岛是由珊瑚虫骨骼以及其他海洋生物的残骸堆积而成,通常仅高出海面数米,呈低平延展状,在碧波荡漾的大海中航行时远望去犹如一道“千里长沙”横亘天际;环礁也是由珊瑚虫构成的,但呈环状。环礁本是珊瑚虫用自己的身体垒成的一个圆形平台,因平台四周水体交换活跃,养料丰富,珊瑚生长速度快,加之平台外围的风浪不断将珊瑚碎屑从海里推送到平台外缘上,年深月久,便慢慢形成了一圈高于内部、看起来像堤坝的外环;环内低洼部分形成一个与大海相对分隔开的、水色亦与大海有差异的潟湖。巨型环礁的规模很是壮观,我们的先人很形象地称之为“万里石塘”。

唐胄为什么要费心费力地去记载当时一般人并不看重的“海道”“海境”等方面的资料呢?一是为了“接诸蕃”,也就是为了和周边国家的交往与贸易,所谓“一日可抵其国”“二日行至环王国之檀洞江”云云,其意即在于此。唐胄又特立“番方”言宋元明三朝和周边国家交往事。二是为了“扬帆之警”,也就是为了海防和国家安全。据史载,春秋末年我国已存在水军[5](36),但“古有边防而无海防,海之有防自明始也”[6]。海南地区时有海寇和倭寇袭扰,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生活与财产安全,基于此一方面的考虑,唐胄详细列出“国朝”海南海防的国家政策(《御制文集·劳海南卫指挥敕》)、官卫指挥、卫所士兵员额、战船数、烽堠、营堡、所司等数据信息,并记录历年防备、擒捕海寇和倭寇以及琉球国番人的有关情况。

事实上,唐胄对海南海洋文化资料的载述不仅还原了明代海南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而且再次证明了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固有领土的历史事实。


二、《正德琼台志》记录了陆地资源史料


海南岛陆地面积不大,仅33825平方公里(3),但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海南的陆地资源十分丰富,而且具有明显的独特性。《正德琼台志》卷八、卷九以占全书很大篇幅的容量记载海南的“土产”,琳琅满目,丰富多样,展示了海南地区强大的土地产出能力。据统计,唐胄在该两卷共记载谷9种、菜50多种、花59种、果39种、草38种、竹25种、木73种、藤8种、畜10种、禽52种、兽17种、蛇55种、鱼47种、水族19种、矿物12种、药物115种[7](351),不啻是一篇海南博物志。

搜集、整理和研究这么多门类的事物,既需要在众多古文献中呕心沥血、剔抉爬梳,也需要进行长期广泛地深入田野调查,而且还需要具备相当程度的博物学知识,不如此实不能毕其功。唐胄在《正德琼台志·凡例》[3](6)中写道:“土产独有者详,概有者略;旧志有而今不产,或已偶未见者,必注;及今有而旧志不书者必补。”也就是说,他需要做大量的阅读、调查和比较的工作,一方面要比较海南地区和非海南地区的物产之异同,找出其中的“独有”和“概有”;另一方面要比较海南“旧志”中所载以及今之调查所得的物产之异同,然后做“必注”“必补”的工作。

唐胄所著录的二十一个门类(卷八《土产上》有谷、菜、花、果等八个门类,卷九《土产下》有畜、禽、兽、虫等十三个门类)的事物按其性质可分为植物、动物、器物等类别,按其用途可分为食用的、药用的、观赏用的、把玩用的、医用的、生活用的等类别。在隶属于各门类的具体事物的选择上,唐胄[3](153)特别注重物产的独特性,“古称任土作贡,辨物居方,盖以地各宜产。琼昔虽以多异产名郡,然不能无古今有无之殊。”《说文》中讲琼为赤玉,泛指美玉,并用以比喻精美的事物和杰出的人才。海南确实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地,多异宝、异才,当得起以琼名郡之雅事。从物的方面说,《正德琼台志·土产》即记载了很多海南的特产、异产,如“果之属”中列有荔枝、龙眼、菠罗蜜、椰子、芭蕉、槟榔果等热带水果,“货之属”中列有槟榔、椰子、虎斑木、花黎木等珍稀木材,“鱼之属(诸水族附)”中列有鲨、、乌贼、玳瑁、江珧、蚝等海洋产品。对于一些海南的特产、名产,唐胄往往不厌其烦地介绍其与众不同的特色所在。以荔枝为例。荔枝经唐代诗人杜牧“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宋代文豪苏轼“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一番传扬,其名声早已风流天下、蜚声海内了,而“荔枝,南果也,理地愈南愈美”[3](169-170),中国还有比海南更南的地方吗?所以,虽然岭南多地皆产荔枝,但唐胄[3](170)自豪地说:“吾琼当岭极南,荔枝特盛。”而且盛产之外,荔枝在海南亦多名品佳品,“蔡君谟称张文献未遇夫真荔枝者或然”[3](170)。海南“真荔枝”“出琼山西南界宅念都者多且佳,有红、紫、青、黄数种”[3](169)。唐胄特别拈出陈红、芦花香、小丁香等三种海南荔枝名品做详细介绍,指出各自的出产地、结子情况以及子实果肉的形色香味。指出“实熟时香闻半里……其实广上而下,壳薄瓤厚,核如丁香母。剥之凝如水晶,食之消如绛雪……色泽鲜红,膜如胭脂……蒂凹约深五分,过熟不蛀……朵核些渺,俱肉厚”[3](170)。又称引其时海南长官谢氏的褒誉以及过琼名公苏轼、琼籍名士丘濬和王佐的诗句,来称道荔枝之美,可以说把荔枝这一海南的名特物产既介绍得形象具体,也介绍得美轮美奂。

独特性之外,唐胄在选择有关物产做介绍时非常注重其实用性与利民性,也就是说,有资格入选海南“土产”的事物,须得对海南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方便,须得能够维护海南人民的切身利益。

《土产上》[3](153)题解:“今质《志》《纪》,参见闻,大举小略而直书之,则古以开郡名郡,如玳瑁、真珠者,必足以遏艳饕之心;而今暖民、饱民如三熟、八登者,亦自足以擅土地之美,而无宋人所谓殖珍怪以祸吾土者矣。”这里点出了编录海南土产名单的两个原则:一是“遏艳饕之心”,无因“殖珍怪以祸吾土”,也就是要利民,维护海南人民的切身利益;一是“暖民、饱民”“擅土地之美”,也就是要实用,能够给海南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方便,造福海南人民。

比如海南出产玳瑁,这是文献所载、天下共知的事情,海南甚至以此“开郡名郡”,所以唐胄在“水族”中不可不列入此物,但玳瑁的背甲可为官员所用之带版,非常珍贵,又常成为朝廷科敛之物,给海南人民带来祸害,这就让唐胄在介绍时颇费思量了。唐胄[3](195)一方面引《汉书·贾捐之传》:“又非独珠崖有珠犀、玳瑁也。”一方面又作补充说明,“今带版俱出番国,琼则薄小而纹杂。他如龟筒、鲫鲶版尤薄,俱不堪用。至于犀,则绝无。”其维护海南人民利益的心情非常真挚明显,令人动容。

这里贬抑海南美物是为了海南人民的利益着想,前文提到的夸赞荔枝等海南美物同样也是如此,因为荔枝等热带水果可以食用而又无科敛之虞,在当时条件下,即使有“一骑红尘”,海南荔枝也无从令“妃子笑”了。《正德琼台志》所记海南事物多具实用价值,给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提供方便,正如题解中所言,像三熟、八登这样的“暖民、饱民”之物,唐胄必大书特书之,不吝其笔墨。在“谷之属”这一门类下列有稻、黍、稷、麦等十种粮食,而稻、麦、珍珠麦、鸭脚粟、菽诸种又加附了详注:稻分粳、糯二种,其品著者各有九;麦下附王士衡所作长篇《劝谕乡里种麦文》;珍珠麦引述汉代马伏波(援)因之致谗的典故;鸭脚粟介绍该品种的种类、品相、生长期和功用,并引(王佐)《外纪·诗》明其可助民度饥;菽则列其品种,明其功用,并引苏轼《和陶劝农诗并序》。

谷物是主食,丰年可以饱腹,凶年可以度饥,大意不得,马虎不得,故唐胄对之倍加留意焉。唐胄又提到,海南“前代米谷,公私俱不足用”,需要从大陆地区将粮食“泛海给琼”,一旦“船失则饥矣”!他在“谷之属”中附杂食十一种,在“菜之属(瓜附)”中列食用瓜菜多至五十余种,每种杂食及瓜菜下皆根据情况附注是否可食用、食用方法、去毒方法、性状、效用、口味、忌讳等信息。

食物之外,唐胄在介绍其他物产时也尽可能地指出其实用价值,如苎麻注“供布”、茜草注“黄村人用染草织席”、通草注“土人取茎脱其瓤以饰物”、接骨注“人体折伤取治”、牛八藤注“农犁用”、土藤注“渔人取用灰煮,编箔”、刺桐注“叶可粪田,子可含,疗口疮,农人多斩而艺之”、鸡翅木注“用为杯盏盘匣诸器”等。可谓涵盖生产、生活各方面,体现了实用性与利民性的编列宗旨。

当然,作为学者文人,唐胄也没有只看实用性与利民性,而是同时考虑了其他方面的问题。首先,对国家应该承担的贡赋上,他在沙水牛皮、鱼膘、翠毛、黄蜡等物后都注一贡字;其次,在物品的观赏价值方面,为此他特立“花之属”介绍海南的花卉品种,又在琅玕石下注“土人取供玩”、在羊肚石下注“有假山者,置花台供玩”;再次,在文学于审美的价值上,他在很多物产后都援引了过琼名公或琼籍名士咏该物的咏物诗,增加了我们对事物的美好感觉与无限遐思;最后,在史料价值和学理性,他尽可能地从文献典籍中引证海南物产的史料信息,并提供相关物产的全息资料。读《正德琼台志》卷八卷九,既能感受到学者的严谨,又能体会出文人的情怀,确实值得称道。


三、《正德琼台志》记录了海南人文史料


人文史料向来是志书中的最重要内容,《正德琼台志》也是如此,从郡州行政到户口田赋、从学校民情到风俗人物,可以说是包罗广泛,应有尽有。唐胄以心报桑梓、志存斯文的情怀投入对海南人文史料的编撰工作,其于海南人文之进步甚有功焉,观其所述亦亮点纷呈,开卷有益。

第一,在海南疆域的介绍上,唐胄采用图、表、考、论、述五者结合的方法,全面而详细地展示了海南及其所属各州县的疆域、统隶、沿革、至到和道里。

海南四面环海,地域上“势无裒益”,则叙其疆域本不应如它地之复杂,但实际上海南有自己的特殊情况。“自汉以来,或州郡分列,或管司总领。远隶都统,有交、扬、广东西之别,下分支属,有州、军、县、镇、寨之殊,非错综始终以为之谱,则一览安得以尽其要乎?”(详见卷二《沿革表》题解[3](27))又:“琼之山川,外海内黎,险易广狭之势,境各不同,若非图以彰之,徒据志以悉,亦难矣。”(详见卷一《郡州邑疆域图》题解[3](9))所以,有必要多维考察海南的疆域地理问题。

唐胄首先编制郡州邑疆域图十六幅、历代统隶和州县沿革表两个,随后考述海南及其下辖州县的历代沿革情况,并就海南“内属”时代问题(4)进行了辩驳论析,最后,对有关地理面貌(命名、分野、疆域、至到、道里、形胜、山川)作详细的描述。图志结合,表叙互见,有论有述,反复地、多管齐下地从时空两个维度呈现海南疆域地理的状貌,既直观清晰又丰富具体,给人以立体的、饱满的印象。

第二,在海南社会生活的介绍上,唐胄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海南人文资料,呈现出明代海南社会生活的立体画卷。

这其中最值得一说的是人口统计资料。《正德琼台志》卷十以列表方式记录了海南历史上(由汉至元)特别是明代的户口和人丁数据,使人能很方便地对之进行比较,从而寻绎海南历史人口发展的规律,探究人口损益增减与社会政治经济变迁之间的关系。如此详尽细致的人口统计资料在古代一般志书中非常少见,显示了唐胄高超的编志眼光和能力。他编列的表格有几个特点:1.略于古而详于今。由汉至元是一个粗略的表,仅不多的几个数据;明代却非常详细,按洪武二十四年、永乐十年、成化八年、弘治五年和正德七年等五个年份详细编列,展示了一个不长的时间段里海南人口的动态变化情况,在当时全国已有志书中可谓独创。2.编列了黎族的户口和人丁数。“永乐十年”一栏将海南及所属各州县的汉、黎户口数两两对出,亦将海南(无所属各州县)的汉、黎人丁数对出之,当时海南原住民黎族人口的大体分布情况可谓一目了然。3.呈现了海南及所属各州县的社会职业分布情况与人口结构情况。“正德七年”一栏将海南及所属各州县的户口细分为民户、军户、杂役户、寄庄户四类,又把杂役户再细分为官、校尉力士、医、僧道、水马站所户、弓铺兵祗禁户、灶、疍、窑、匠等类别;人丁也分为男(包括成丁、不成丁)和妇两类,也就是成年男子、成年女子、未成年男子三个类别。4.表论结合。通过表可以直观地呈现人口问题的各种信息,便于研究者研究;通过论可以阐述作者编制表格之“用心”,提升此项工作的意义。唐胄为什么要编制人口统计表呢?“非特使牧民者晓其数,均其赋役,或因有感焉,则所以思安养以蕃息之者,自不能已矣。”(详见卷十《户口》题解[3](219))即不仅为了税收,更是为了养民,为了人民的休养生息。而海南人口问题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古今天下牧民者之增户口,皆在于休养,而琼独加招徕焉。何也?内黎峒而外省地是也。”(详见卷十《户口》“论”[3](231))海南的人口增殖既在于使(汉)民“休养”,更在于“招徕”黎民,使之“内附”朝廷,因为海南岛的人口分布呈外汉内黎的结构。基于这样的考虑,唐胄统计了黎族人口资料,并对黎情加以介绍(卷二十二、二十三,已佚)。

人口统计之外,唐胄还对海南的风俗资料颇为留意,写有《风俗》篇(卷七)。

《风俗》篇主要记载郡城(琼州府)汉俗,同时亦兼记黎俗、疍俗、番俗以及琼山、澄迈、临高等地方的风俗,此外还有峱俗、迈客俗等。郡城汉俗除介绍一般的礼仪习俗如“衣冠礼乐班班焉”“其俗朴野”(5)“以槟榔为命”“酒无曲蘖”等之外,重点介绍了节序与乡谚。所谓节序指迎春、元旦(春节)、上元、端午、乞巧等年节时候的风俗,所谓乡谚指从生产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便用好记的短语,如“四月八日雨则杀虫,不蠹禾”“五月端午,以雨测田”之类。有关年节风俗的记录至为详尽,给人以如临其境的感觉。《正德琼台志》是这样描述迎春日风俗的:

迎春日,府卫官盛服至于东郊迎春馆,武弁各竞办杂剧故事,会聚逞衒。俟祭芒神毕,前导城市内外。老稚集于通衢,各携负幼男女竞看土牛。自河口街从西门或南门入府,将豆谷洒之,谓消压痘疹。是日以面饼互裹生菜诸肉品啖之,曰春饼。元旦前,以糯粉濈蔗糖或灰汁,笼蒸春糕,围径尺许,厚五六寸,杂诸果品供岁祀,遂割为年茶,以相馈答。[3](140-141)

唐胄还注意到了城乡风俗的差异,“郡城、乡落风习大概不同……”[3](147)。他比较详尽地记载了海南乡村特别是“名门故家”的生活习俗、婚姻习俗、语言习俗等。

第三,在海南山川地名的介绍上,唐胄不厌其详,不厌其烦,无意中保存了大量古越语地名资料,为古越文化研究提供了又一资源。

古越民族是上古时期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重要成员之一,在历史舞台上曾经扮演过纵横捭阖、有声有色的角色,秦汉前分布于长江中下游以南广大地区,有于越、东越、闽越、南越、雒越等众多部落,号称百越(百粤)。海南黎族和古越民族有着渊源关系。《正德琼台志》在记载海南各地的山川、乡都时汇聚了大量黎语也就是古越语地名,弥足珍贵。如卷五《山川上》[3](88):“湳渭溪,在县南十六里上那邕都……其水如渭之清,土人呼水为湳,因名。”湳或作南,正像唐胄注中所言,指水道或河流,而与方向、方位无关。海南地名中含湳或南字者很多,如湳渚上都、湳滚泉(澄迈);湳滩、南卜(儋州);湳温、湳勒(陵水);南远都、南闾里(定安)等。上面引文中另有一地名上那邕都,其中的那字亦是黎语,表示水田,含那的地名还有:琼山的那庭、那射;定安的那危;临高的那泥、那翠、那绵……。湳(南)、那之外,富有特色的黎语地名用字还有多、抱、番、博、迈、调、保等,用以表示村落之意。

这些地名资料在后来的地名普查中绝大多数都被查实,表明唐胄调查工作的认真严谨以及历史文化的传承性;它们又出现于雷州半岛、广西等地的地方命名中,凸显了海南黎族与大陆居民、特别是壮族之间的亲缘关系

第四,在海南历史人物的介绍上,唐胄尽搜各类过琼人物和琼籍本土人物,从而呈现了历史人物视角下的海南人文发展进步的过程。

受纪传体正史的影响,地方志文献都把人物事迹作为重要的记录内容,而唐胄于此用力尤勤,从卷二十九《秩官上》到卷四十《人物五》,整整用了十二卷的篇幅来述录人物,可谓极为醒目且极有份量。他把海南历史人物分为两类:一类是过琼人物,有秩官、破荒启土、按部、名宦、流寓、罪放数种;一类是琼籍本土人物,分名德、孝友、义勇等二十种述之。各类各种人物都按照朝代顺序作或简或详的介绍,既富且精,突出重点,所收人物数目以千计,详述重要人物亦不下数十,显见作者欲为海南立人文之心。

唐胄通过海南历史人物叙事达到了这些目的:1.海南历史人文源远流长。涉及汉唐人物者虽少必书,如《秩官上》“汉”仅列孙幸、孙豹二人,《秩官下》“吴”时入儋州者仅列陆凯一人等。海南和大陆中原有着紧密的政治联系。这是他以“秩官”冠于人物各卷之首的原因。2.海南人文发展有赖于大陆人士的贡献。他不仅将过琼人物的事迹置前记述,而且所记人物无论数量还是知名人士的地位、成就、影响皆远超琼籍本土人物,显示在历史时期里大陆人士引领海南人文发展进步的事实。3.海南本土人文有了长足发展。海南人文宋代开始起步,至明代进步明显、发展神速,先后出现薛远、邢宥、丘濬、王佐等一时之杰,令人瞩目。唐胄[3](744)评邢宥:“乡评自唐宋以来,海南人物罕见。”评丘濬[3](746):“何乔新称岭南人物,自唐张九龄,宋余靖、崔与之,及濬四人;尹直赞‘曲江其师,东坡其匹’,世以为知言云。”

唐胄写出了海南人文的历史感,也写出了海南人文的厚度。


四、结语


《正德琼台志》是唐胄多年学术研究成果的结晶,是其呕心沥血之作,为今人勾勒海南历史文化的面貌提供了切实、可信的材料。它的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都非常突出,其对海南自然地理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所作的全面、翔实的记录更是功不可没,至今仍闪耀着不朽的光辉。笔者对该书史料价值的分析研究不仅体现了弘扬海南地方文化之要义,而且能为海南的社会发展和科学决策提供必要的史学依据,更充分地发挥“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的重大作用,以使中国边疆地区创新治理,加快发展,在构建人类命运工作人同体中发挥更大作用[8]。


参考文献:

[1]王毅.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M].北京:人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

[2]朱东根.岂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139-142.

[3][明]唐胄.正德琼台志[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

[4]陈智勇.海南海洋文化[M].海口:南方出版社.2008.

[5]张炜,方堃.中国海疆通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6][清]齐翀.南澳志[M].清乾隆48年刻本.

[7]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

[8]孙宏年.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边疆治理初探[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2(5):1-12.


严孟春.史地研究在我国边疆治理中的作用探析——基于《正德琼台志》史料价值的分析视角[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6(06):96-102.

基金: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2019年规划课题(编号:NSK(ZC)19-02);海南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编号:yqd(sk)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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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政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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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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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地方:北京

专业分类:政治

国际刊号:1000-3355

国内刊号:11-139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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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时间: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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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开本:大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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