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贫困地区调研，就扶贫开发工作发表重要讲话，完整提出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思想理念。这是对以往扶贫工作采取“大水漫灌”形式的反思，也是到2020年解决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贫困人口全部脱贫问题的基本方略。党的十九大报告郑重指出，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并把精准脱贫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一。民族地区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经济及社会文化因素，存在贫困面广、贫困发生率高、贫困程度深、减贫成本高等问题，是我国扶贫开发的重点和主战场。长期以来，民族地区扶贫模式主要依赖政府主导。但随着经济社会深刻变化，政府主导模式扶贫绩效逐渐呈现边际递减效应。作为一项综合性概念和研究方法，社会资本理论区别于传统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强调通过推动协调和合作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本文尝试运用社会资本研究视角考察民族地区社会资本现状，在此基础上，着重从激活社会资本角度提出推进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

一、社会资本理论———一个跨学科概念

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的一个国际性学术热点。该理论试图超越西方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强调文化与道德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在20世纪80年代系统提出社会资本概念，作为解释经济、社会发展差异的理论工具。他从社会关系网络视角将社会资本视作一个社会或群体所具有的现实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主要由确定社会或群体成员身份的关系网络所构成[1]。20世纪90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詹姆斯·科尔曼在其《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中集中阐述了社会资本思想。作者认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不同，“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之中”[2]。与社会学家视角不同，政治学家更看重社会资本与政治行为和制度绩效的关系，并强调社会信任、关系规范和参与网络的重要性。在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看来，社会资本存在于人与人的网络关系结构中，体现为一定的社会组织的特征，是社会信任与规范的来源[3]195。罗伯特·帕特南对社会资本研究的重要贡献还在于将这一概念作为重要的分析范畴，运用于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制度的研究，着重阐明了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与制度绩效之间的密切关系。换言之，罗伯特·帕特南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公民政治生活与社会资本的联系，通过对意大利不同地区民主制度绩效的比较研究，得出了具普遍意义的结论，即社会资本累积程度的高低是决定民主制度绩效的重要因素[4]。以“历史终结论”闻名学界的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亦对社会资本理论用力甚勤。他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特别强调人们共享伦理信念和道德规则，拥有共同的事业目标，彼此之间相互信任的社群文化及其生存状况。福山认为，社会资本对社会的繁荣以及所谓的竞争力至关重要，但是最重要的影响力不在经济生活中，而表现在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5]。

简而言之，社会资本是一种无形资产，是指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中使社会行动得以实现的资源。关系型社会资本通过发挥资源型作用，有助于现实世界贫困问题的解决。贫困人口因为没有足够的社会资本存量，因此必须借由政府或社会组织通过外力作用提升贫困人口的社会资本，从而提高他们摆脱贫困的能力。在贫困治理领域，社会资本理论能够突破以往物质资本救济式和人力资本开发式扶贫机制的局限，从而为创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机制提供重要的学术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贫困治理的策略选择也应由现有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范式转向建立以社会资本为导向的贫困治理机制，努力激活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的社会资本。

二、民族地区社会资本构成

“纵观不同的社会资本文献，信任和网络被认为是社会资本的两个关键内容。其他的词，如规范或者义务也经常被提到。”[6]因此，本文赞同帕特南从政治学角度对社会资本构成的理解，即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3]195。民族地区社会资本则是建立在少数民族特有的伦理秩序、道德规范、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基础之上，蕴含于少数民族社会结构之中，并区别于物质、技术和人力资本的一种资本形式。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社会资本，普遍信任、互惠规范和社会参与网络同样构成了民族地区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是促进社会成员实现发展目标的基本动力，也是提升民族地区贫困治理绩效的重要社会性资源。

（一）信任资本

信任是连接人际关系的纽带。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正如福山所说，“信任恰如润滑剂，它能使任何一个群体或组织的运转变得更加有效”[7]。因此，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资本水平的重要依据便是社会信任。信任资本由此成为社会资本理论最强调的价值特征，不仅促进各主体自发的横向合作网络和互惠规范的形成，而且有助于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进而为精准扶贫注入强大的精神支撑[8]。民族地区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低信任度社会。当然，在不同面向上，社会信任的表现形式亦有差异。在家庭和邻里层面，基于血缘和族缘基础，人们彼此信任，关系密切。但是对于关系相对较远的人则信任度降低，难以在更大范围内获取认同和接纳，这也导致社会信任资本的规模和增长受到一定程度抑制。在族际层面，不同民族之间彼此尊重、在承认民族文化差异前提下能够做到和谐共处。而在国家层面，即使在民族关系复杂的多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也普遍抱持较高信任度[9]。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族地区传统信任体系也在发生微妙变化。一方面，受到市场经济和现代观念等因素冲击，基于共同血缘、族缘建构起来的人际信任关系逐渐受到挑战，经济利益之争被无限放大，传统人际互信水平下降。另一方面，民族地区社会公众对基层政府的信任程度也随后者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水平而出现波动。如果放任社会信任资本流失，也就无法激发贫困人口的参与热情，进而影响贫困治理绩效。这对民族地区扶贫干部更是一大考验。即使在分配扶贫资源上努力做到尽量公正，但不同民族成员总会有不同看法。民族村落大多地理位置偏僻，贫困人口融入和参与积极性普遍不高，特别是诸如救济款、低保等物质性扶贫政策一旦分配不均，极易造成民族村落社会关系紧张，进而加剧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感。

（二）规范资本

作为一项社会资本，规范主要是指人们依据共同认可的行事规则、道德习俗和价值理念去处理日常生活，体现出社会的价值取向和行为特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社会规范对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起到潜移默化作用。社会规范依据其对人们行为的支配和制约程度不同而分为两大类：一种是由国家法律制度等强制性硬规范，一种是以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等为主要内容的非强制性软规范[10]。民族地区两种社会规范兼而有之，尤其是后者，是推动民族地区贫困治理的重要社会资本。在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共有的始祖崇拜和习俗信仰，会使民族成员遵循共同的利益行事，进而沉淀为大家共同遵循的生活准则。民族地区的非强制性软规范还表现为少数民族习惯法。少数民族习惯法是民族地区独特的社会规范，指少数民族群众约定俗成的，用于调整个人、部落间的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规范，是保护群众合法权益的有效工具[11]。在民族地区，基于民族习惯、民族文化和民族认同产生的习惯法连同成文的村规民约同样具有约束力，其内在的价值标准、道德原则和行为准则，对于少数民族贫困人口维护风俗习惯、保护个人财产、调节社会关系都能起到积极作用。

但也必须看到，随着大量青壮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民族地区社会关系网络节点正在失序脱落，乡邻之间直接交往和相互依赖减少，以少数民族习惯法为主的非强制性社会规范在一定程度上趋向弱化。还需看到的是，虽然在理想条件下强制性硬规范和非强制性软规范实现良性互动是最合理的治理路径，但在实践层面，常会出现两者冲突的现象，即以少数民族习惯法为主的软规范与法规制度等为主的硬规范之间发生冲突。在一些民族地区，因为饮食习惯、民族村修公路乃至土葬制度等也会引起一定程度的纠纷。

（三）社会关系网络资本

西班牙学者佛丹纳将社会关系网络划分为网状（web-like）与柱状（maypole-like）两种。这种分类主要依据社会或组织结构特点，即呈现横向结构特点（开放）和纵向结构特点（封闭）。前者又被称为“水平”结构，体现为对称的横向联系，后者则被称为“垂直”结构，体现为等级制的纵向关系[12]216。而在帕特南看来，横向关系网络创造了社会资本的基本部分。这类网络越密集，公民就越有可能实现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3]203。换句话说，横向关系网络容易产生合作，提高效率和推动创新。相比于横向网络，“密集但是彼此分离的垂直网络维持了每一个集体内部的合作”[3]206，但却不利于形成全社会的信任与合作，也无助于治理目标的达成。我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由血缘和地缘构成了庞大而复杂的关系网络。在少数民族地区，作为社会资本的组成要素，社会关系网络不仅可以帮助人们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成为维系少数民族个体成员间互动关系的纽带，更具有实现地区间资源交互、优势互补的重要功能，同样也是构成社会信任和规范资本的重要载体。

当前，制约民族地区社会关系网络资本的因素主要体现在基于共同族缘和地缘形成的传统农村关系网络的自我封闭，以及由于空间阻隔导致的资源和信息流动受阻。在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社会关系网络相对匮乏，没有形成广泛的横向关系网络。除家族之外，来自其他方面的社会支持非常有限，面对困难时往往得不到外在网络的有效帮助和支持。

以少数民族初次外出务工求职途径为例，本文作者对辽宁省内100名进城务工的少数民族低收入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可以看出少数民族贫困人口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依托正式社会关系网络的制度化就业途径成效不大，仅有13.1%的贫困人口依靠政府组织、劳动力市场与职业中介机构等。原因在于少数民族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在组织、信息、观念等方面相对落后。二是被调查者主要依靠非正式关系网络的社会资本求职。亲戚介绍是他们就业的最主要途径（46%），其次是基于族缘和业缘的老乡、朋友或同学介绍（35%）。因此，在就业方面对少数民族贫困人口来说，社会资本匮乏的直接表现之一就是无法通过外在关系网络获取可靠的就业信息和政策帮扶。

三、社会资本助力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

长期以来，在贫困识别问题上，我国一直采取收入或经济单一机制，即把贫困线作为识别贫困人口的唯一指标。扶贫政策也过多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直接的财政补贴方面。事实上，贫困是一个多维度概念，收入低只是一个主要表征。收入增加并不必然意味着贫困人口能有效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尤其是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存在明显差异的民族地区，绝大多数贫困人口即使收入上脱贫，但仍缺乏抵御各种风险和持续增收的能力。社会资本理论的启示在于，贫困内涵不应单纯理解为物质贫困，贫困致因也绝不是单一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包括政治、人力、道德、文化及心理等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后者诸要素在社会资本中有很好的体现。正像奥斯特罗姆所言：“社会资本是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必要补充。”[12]24因此，贫困治理不仅应当关注物质资本投入，还需要关注社会资本投入，治理的最终目的在于提升贫困人口的自主发展能力。而社会资本并非天生，需要人为建构，具体方法在不同领域也具有一定差异性，必须综合协调各方面的力量才能实现。在民族地区，面对信任资本流失、规范资本失效、关系网络资本疏离等问题，需要通过积极提振信任资本、合理调适规范资本、拓展参与网络资本等途径激活社会资本。

（一）积极提振信任资本

民族地区传统的基层乡村均是熟人社会。社会秩序的维系常常是以特有的社会网络与人际关系为基础，基于熟人社会而展开。人们对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本族同乡，在生存与发展需求中有一定交往意愿，进而在一定范围内形成相互信任与合作。社会信任资本所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共同体成员间的相互协作。诚如前文所述，改革开放40年来，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受到市场经济大潮冲击，原有建立在“伦理本位”和“差序格局”基础上的社会信任资本正在逐步流失。人际关系明显被市场经济所形塑，竞争关系被无限制放大，人际关系基础则明显削弱。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构成。我国扶贫实践也表明，当贫困地区社会信任程度较高，贫困人口摆脱扶贫的积极性就会提高，扶贫目标更容易达成。因此，有必要积极提振信任资本，在弥补与拓宽贫困人口社会信任程度上下功夫，并逐步扩展信任半径和强度，将民族地区内部信任向外部信任拓展。

具体来看，一要在吸收和承继传统民族文化基础上，重视传统风俗习惯、民间信仰和道德观念中合理元素的开发，充分挖掘民族地区传统乡村文化中注重人伦亲情的血缘和族缘关系，使其为各民族的团结进步及增进信任发挥作用。二要推动族际交往，增进民族之间互信程度。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各民族群众交往趋势都在增强。提振社会信任资本，有必要突破“差序格局”的信任局限，增进族际互信程度。三要加强民族地区政府自身建设，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问题常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民众对政府信任度更加敏感，影响党群、政群关系的风险点也更加复杂。因此，要强化政府自身建设，扩大政务公开，推进依法行政，增强双向互信。特别是在涉及到扶贫方面的政府决策，更要坚持信息公开原则，确保科学公正，以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二）合理调适规范资本

福山在题为《公民社会与发展》的文章中，把社会资本理解为能够促进社会信任的社会规范。他认为，社会规范资本必须能够促进群体内的合作，它们往往跟诚实、遵守诺言、履行义务及互惠之类的传统美德存在联系[12]71-72。正如前文所提及，基于相互帮助、互惠互利的社会规范资本具有双重价值，既有对国家法律制度等强制性硬规范的认同和接受，又包括对以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等为主要内容的非强制性软规范的遵循和守护。从这个意义来说，合理调试民族地区社会规范资本，需要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制定和完善涉及到扶贫开发政策制定、资金拨付、项目审批确立与人员配置等重要事项的相关法律，积极培育以法律规范为主的社会资本；另一方面，则不可忽视习俗、道德等软性规范作用。在民族地区，软性规范基于民族共同体默认的公序良俗，有助于规约人们的行为，为族内同胞提供情感互动和心里寄托等精神资源。但需要注意的是，法治社会条件下民族地区很多软性规范并不一定能够满足时代要求。因此，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引导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祛除陈规陋习，对与现代法治精神相违背的少数民族习俗规范加以废止，将传统道德观念中的求真向善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接，并通过各种宣传教育方式向民众传导优良道德规范。

（三）拓展参与网络资本

在罗伯特·帕特南看来，以合作和信任关系为核心的社会资本还起源于公民互动的“参与网络”（networksofcivicengagement）。参与网络为公民提供了合作交流的基础平台，“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3]203。因此，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参与网络也是影响制度绩效的关键因素。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成员参与公共事务意识薄弱，特别是贫困人口组织起来的程度不高，是造成他们社会资本短缺的重要原因。民族地区地方政府要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法律等手段，为贫困人口积极搭建参与交流平台，扩大参与网络，优化社会力量参与结构，在持续提高内部成员合作效率的基础上，努力扩展贫困人口与社会外界的交往圈层，从而为扶贫行动提供持久的社会支持网络和关系动力。

在民族地区，很多贫困人口还习惯于将社会资本中的“网络”理解为“关系”，但后者具有很强的私人属性，缺乏明确的公共价值取向。因此有必要强化社会资本的公共属性，拓展民族地区公民参与网络的渠道。当前，民族地区基层民主主要表现为以村民委员会为组织形态的村民自治。从民族地区运行实际来看，由于民主实践经验欠缺，尚存在民主程序不规范、制度不健全、群众参与意识不强等问题。因此，发展民族地区基层民主，还必须建立健全民主制度，畅通公民参与渠道，充分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需要指出的是，公民民主参与意识不会自发形成，还需通过制度设计和民主实践来培育公共精神，不断提升公民的民主素养。

参考文献：

[1]燕继荣.社会资本与国家治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4.

[2]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M].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354.

[3]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M].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4]俞可平.社会资本与草根民主——罗伯特·帕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2).

[5]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彭志华,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354.

[6]周红云.社会资本理论述评[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5).

[7]弗朗西斯·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M].刘榜离,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8.

[8]靳永翥,丁照攀.贫困地区多元协同扶贫机制构建及实现路径研究——基于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J].探索,2016(6).

[9]李晓霞.试析维吾尔民众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

[10]赵利生.民族社会规范与民族社会秩序的重构[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

[11]刘宏宇.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融合及现代转型[J].贵州民族研究,2015(10).

[12]曹荣湘.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

孙军.社会资本视角下民族地区贫困治理研究[J].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06):52-56.

基金: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社会资本视角下辽宁民族地区精准扶贫问题研究》(项目编号:L17CMZ001)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