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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在中国的创新

2021-07-19 107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从革命战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与建设探索再到当代的深化推进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一直都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建的根本理论指导,同时又以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态度不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条件下探寻"建设怎样的党"以及"如何建党"这两个问题的中国化答案。从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演进来看,毛泽东党建思想的系统化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发展中国化;改革开放时期,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发展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而习近平在新时代提出的一系列关于党建的重要论述,则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全新篇章。

关键词：
中国化
党建
思想建党
马克思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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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党建理论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任务持续取得成功，事业继往开来的重要保障。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始终致力于回答好“建设怎样的党”与“如何建党”这两个问题。

一、毛泽东党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初步探索

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这段历史时期的特定条件、现实需求等客观因素，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思想建设对于党建的重要性，正确回答了中国这样一个特殊国情下，建设伟大无产阶级政党应以什么为使命，遵循什么原则，走什么道路等一系列重大的基本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索与回答过程，不仅是一个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成立初期建设等实践任务实现有机结合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实现中国化创新发展，使其具有时代生命力的伟大过程。中国共产党人勇于自我革命、讲求实事求是的精神品格，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发展的生成逻辑，而其历史贡献则主要包括三项。

第一，回答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坚持党的领导之必要性的问题。1921年至1927年的这几年间，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以及复杂的旧中国政治格局中应当如何自我定位，党是经历过困惑、犹豫以及错误倾向的，而代价则是中国革命事业的一时受挫和大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鲜血与生命。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对当时中国国情尤其是国内各阶级的属性、本质进行了正确的分析和认识，对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必然道路作出了正确判断，坚定认为中国的伟大革命只能是也必须由先进的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否则注定走向失败。历史证明，坚持党的领导是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不二法宝。

第二，回答了党的建设为什么是一项“伟大工程”的重要问题。在严峻的革命战争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将党的建设与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一并列为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毛泽东对党建及其地位予以如此高度的重视，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理解与贯彻，更是在全面总结过去中国革命实践中党建方面的经验与教训而形成的科学认知。对于这项“伟大的工程”，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对党内矛盾与斗争形成的根源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同时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为“如何建党”作出了明确指引。

第三，以重视思想建党为答案，回答了在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客观现实下，中国共产党如何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本质属性的问题。中国革命有三大基本特征，一是农村和土地问题具有突出重要性，二是必须以农民为主要力量，三是主要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并在战略上走农村包围城市之道路。这些特殊的客观条件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必须创新与发展，对其运用必须从以农民为主、革命围绕农民和土地问题开展等中国实际出发。而毛泽东对此提出的党建理论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让中国共产党能够具备足够的先进性，有能力胜任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革命角色。

二、改革开放时期：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不断取得突破性成果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砥砺前行，取得了一个个举世瞩目的发展硕果，而始终重视和加强党建则是其根本保障。随着国家发展与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的不断变化，党建的相关任务、方针、原则、教育形式也必须与时俱进。在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中，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围绕“建设怎样的党”与“如何建党”这两个现实问题，作出了一系列具有创造性、时代性、突破性的回答，使得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

第一，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对执政党建设相关理论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其一，“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是邓小平党建理论的逻辑起点，也是当时对党的思想路线作出的全新表述，在思想上形成的拨乱反正作用对整个党建工作在改革开放背景下的顺利进行起到了提纲挈领的重要作用。其二，对党建过程中以什么方法实施政治路线的问题作出了明确回答。尤其全党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的论述，更是将党建工作与党的基本路线紧密结合了起来。其三，对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改善领导效果的关系进行了深刻认识。邓小平给出的答案是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就必须以不断改善党的领导为前提。在党的领导问题上，在过去更多地是强调“坚持”和“加强”，而此时“改善”被提到与前述二者同等的地位，其对于党建工作方向的指引是具有历史性突破意义的，也为此后关于治党与治国关系的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创与发展背景下江泽民对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新拓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及其引发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格局巨变和对执政党形成的全新考验，要求党的性质、使命必须得到一次新的定位。对此，江泽民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如何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对外开放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等问题作出了回答。其一，新的国内环境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问题。针对党的基层组织地位、作用因社会阶层结构改变而形成的新变化，党的十六大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三个层面的“先锋队”，即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一表述对于凝聚人心，将各阶层优秀分子吸引到中国共产党中或是引导他们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而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二，理顺了治国与治党之间的关系。在一段时期内，腐败蜕化的风险成为了危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以及党执政根基的因素。江泽民对此提出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党建理论。这一论述既根源于党必须保持先进性，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基本理论，同时也针对当时中国的一些实际问题为党建指出了具体的工作侧重点。

第三，在推动社会和谐进步与实现科学发展的现实需要下，胡锦涛客观分析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四种危机”和“四大考验”。提高党建的科学化水平，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胡锦涛对执政党建设理论形成的主要贡献。其一，关于怎样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问题。胡锦涛从执政党执政的理念、基础等视角出发，围绕领导和执政方式这两个问题，对党的执政提出了科学、民主、依法等原则；而在领导方面，则聚焦领导体制的创新以及理顺党政关系等要点。其二，关于党建科学化的问题。总体思路依然是加强先进性建设，即保持党组织、党员的先进性，提出“必须把坚持马克思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指导”。而其最具创新突破价值的观点则在于，准确地将提高执政能力与党的先进性建设并列联系在了一起。其三，关于党内政治生态改善的问题。胡锦涛突出强调了“求真务实”这一要求，为党的作风建设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有效指导。

三、习近平新时代党建重要论述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全新篇章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新时代党建工作的总思路、总要求，其中包含了诸多顺应新时代形势的新理念、新要求，形成了“一体两翼”的党建新布局。这种新布局不仅开创了新时代党建工作的新境界，同时也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新学说开辟了全新事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又一大成果。

(一)“一体”：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新时代党建的基本遵循。而从权力有效、规范运行的视角来看，全面从严治党的重中之重则在于全面从严治权。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执政党，通过对各领域权力的掌握以及行使，实现谋求人民群众利益的根本目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国内外复杂形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肩负着重大的时代使命和人民所托，因此如何确保执政党规范且有效地利用好其所掌握的各种权力，成为了关键的问题。因此，“从严治权”成为了从严治党的关键抓手。

而提到“从严治权”，就始终难以回避、必须面对腐败和无为这两大危害现象。近几年来，贪腐党员干部“集体落马”的事件，其背后往往都存在着地方利益团伙、群体裹挟、“小山头”等严重危害党组织纯洁性和安全性现象。新时代，中国处于经济发展节奏和社会结构的转型期，腐败、无为问题不仅在各领域有着不容忽视的发生风险，其对于党执政根基的危害程度也更为显著。当前各项改革越是步入“深水区”，党的建设就越是必须重视权力掌控和运行的问题。正因如此，党中央一直对腐败表现出“零容忍”态度，反腐口号从过去的“打虎”变成了“老虎和苍蝇都要打”。可见，从严治党虽然包括方方面面，但当务之急同时重中之重的，无疑还是从严治权。

(二)“两翼”之一：思想建党。

思想建党的根本目的在于让马克思主义在全党、全社会中居于主流意识形态地位。思想建设问题的本质是意识形态斗争问题。新时代，意识形态斗争的问题不能懈怠，在这片阵地上党若不积极主动占领，其他势力就会趁虚而入；党若不主动响亮地发声，杂乱刺耳的噪音就会侵扰人民的耳朵；党若不攥紧“话筒”，别有用心之徒就会抢着“上台主持”。现实形势来看，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多年来被西方敌对势力虎视眈眈。而随着当代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的发展，敌对势力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不断地向人民群众、党员兜售各种腐朽、颇具颠覆意图的西方的意识形态。新时代背景下，思想建党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就是话语权问题。对此，要在落实思想建党工作的过程中重视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掌控，主动出击不断创新思想教育和宣传手段，让党员听党的话、信党的话、服从党的指挥。近年来的实践中，“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就是思想建党工作采取渗透式协同机制的范例。而在内容组成方面，思想建党绝不仅仅包含思想理论建设。根据党的十九大对于新时代党建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政治、思想理论、党性、守法守德等多项要素都应包含在思想建党之中，并且各要素间也理应关联互动，形成一个结构完整的体系。

(三)“两翼”之二：制度治党。

在过去很长时期，客观而言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是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分离甚至相互孤立的，这对于解决新时代的党建问题以及国家治理问题等已经是难以适应形势了，二者迫切需要形成协调融合以及同向发力。目前来看，制度治党主要聚焦点为制度的有效运行，而其具体内容则包括制度决定的科学性，制度执行的坚决性，制度监督的严格性三个主要问题。其中，制度的执行是制度治党的生命所在，是最为核心的环节，但也绝非唯一重要的环节。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对制度执行的政治站位进行了提高，即从全局视野把提高制度执行力放在制度体系视域中加以分析。只有形成了制度决定、制度执行与制度监督的协调并进和有机统一，制度治党才能够得以真正实现。

四、结语

对“伟大事业”与“伟大工程”二者关系的正确认识和处理，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政治本色的根本保障。基于不同发展阶段中党所面临的形势与革命或建设任务不同，中国共产党在各时期的党建理论侧重点、创新之处也各有不同。但在党的思想、组织、作风、能力建设等问题上，又都以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为基础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精神，在艰辛而伟大的党建实践过程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思想结晶。党建永远在路上，而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必定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历史伟业，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之努力思考和寻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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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肖贵清.毛泽东党建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开篇之作[J].毛泽东研究,2021(03):4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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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小鹏.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概念溯源及演进逻辑[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20,43(02):30-35.

文章来源：王越.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J].党史博采(下),2021(07):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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