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当代技术哲学发生重要变化。通过分析苏联—俄罗斯各个时期刊登技术哲学论文的10余种主要杂志1关注的技术哲学热点问题可以得出结论:在指导思想方面,由过去的马克思主义一元论转向各种派别林立的多元论,当今俄罗斯技术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早已由苏联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转变为形形色色的各种哲学思潮,包括西方人本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及其本土的俄罗斯思想等;在研究主题方面,从过去侧重研究技术科学的哲学问题、技术本质论与技术系统论、科学技术演化论等主题,开始更多地关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技术文明论、技术评估等问题;在研究视角方面,由过去主要从“科学—技术—生产”单线条的角度,转向更广阔的人文和文化的视角,侧重从技术人类学、技术文化学等角度研究技术,反映出苏联—俄罗斯技术哲学由技术本体论和认识论向技术价值论的转向;在价值导向方面,从过去重视科学技术实效性的工程技术哲学传统,转向重视人道主义的人文技术哲学传统。从这些转向中我们能够看到俄罗斯技术哲学中的民族化和国际化相结合的发展趋向。

一、俄罗斯技术哲学的民族化趋向

在2005年5月莫斯科举行的第四届俄罗斯哲学大会上,普京强调俄罗斯人文领域最紧迫的一个研究方向就是思考俄罗斯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以及如何在全球化条件下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和文化特色[1]。俄罗斯技术哲学民族化走向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是对沙皇俄国时期著名哲学家(也包括技术哲学家)重要哲学成就的重视,另一方面是对苏联时期所取得的重要技术哲学成就的重视。前者反映在对技术哲学创始人之一的П.К.恩格迈尔技术哲学成就的研究和宗教哲学的复兴上,后者反映在对苏联时期技术哲学研究主题和相关研究成果的肯定上。

1.重视对恩格迈尔及其技术哲学思想的重读与研究

与苏联时期对待П.К.恩格迈尔的态度截然相反,当今俄罗斯学者特别重视对П.К.恩格迈尔思想的继承。一方面,П.К.恩格迈尔在俄罗斯技术哲学中的地位不断被重申。俄罗斯哲学类权威杂志《哲学问题》编辑部1993年发表文章指出,早在1912年П.К.恩格迈尔就首次提出了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2]。著名技术哲学家В.М.罗津和В.Г.高罗霍夫也曾强调:“苏联时期对技术哲学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初,由于П.К.恩格迈尔,技术哲学在俄罗斯获得极大发展。”[3]另一方面,П.К.恩格迈尔的论著被大量重印出版和研究,俄罗斯学术期刊越来越多地介绍和研究恩格迈尔的技术哲学成就。1994年Е.舒霍娃(Е.Шухова)在《工程师》上发表文章《工程师和哲学家恩格迈尔》[4];1996年И.科尔尼罗夫(И.Корнилов)在《俄罗斯高等教育》上发表文章《恩格迈尔的技术哲学》[5];1997年恩格迈尔的《技术哲学》被重新出版,作者强调:“技术使人们彼此接近,帮助我们进入到未知国度(甚至极地),技术缩短了时间和距离,推动人类团结成一个大家庭……对于人类生活而言,技术存在的意义就是一种指向益(пользa)的行为,就像艺术追求美(красотa)、科学追求真(истинa)、伦理学追求善(добрo)一样。”[6]通过学者们的研究,П.К.恩格迈尔的早期作品大量进入公众视野,他的技术乐观主义思想在学界得到认可并引发重要反响。

2.重视俄罗斯宗教哲学对技术相关问题的分析与评价

俄罗斯技术哲学民族化走向还反映在对宗教哲学思想的认同上。早在沙皇俄国时期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就阐述了对技术的独到见解,苏联解体后别尔嘉耶夫的理论在俄罗斯重新被推崇。别尔嘉耶夫1933年5月发表于巴黎的《人和机器——技术的社会学和形而上学问题》一文被收录到1994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两卷本别尔嘉耶夫文集《创造、文化和艺术的哲学》的第一卷中。在别尔嘉耶夫看来,技术使人、人的精神和生活产生异化,他指出:“技术总是手段、工具,而不是目的,这是毫无疑问的。生活不可能有技术目的。只能有技术手段,生活的目的总是在另外一个领域,在精神领域。生活手段经常取代生活目的,这些手段在人的生活中可能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以致于生活目的完全从人的意识里消失了。”[7]可见,在别尔嘉耶夫看来,对于普通人来说技术仅仅只是生活的手段而不是生活的目的;人类生活的目的在精神领域或者说属于精神层面,任何时候技术都不应成为目的或取代目的。尽管对于改善物质生活而言,技术是最强有力的手段,但是技术并没有因此而具有最高价值,最高价值属于精神。与苏联时期被批判的境遇不同,如今别尔嘉耶夫的上述观点被俄罗斯学者们广泛认可,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今俄罗斯技术哲学跃过苏联时期主流观点,向早期传统宗教哲学复归。

3.肯定苏联时期取得的技术哲学成就

俄罗斯技术哲学民族化的另外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对不同于西方技术哲学的、独具特色的苏联技术哲学成就给予高度认可。正如万长松曾指出的,当今俄罗斯反思苏联时期技治主义的经验教训,吸纳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思想资源,借鉴俄罗斯宗教哲学的救世精神和整体信仰观,这些都显示了鲜明的俄罗斯民族特色[8]。众所周知,苏联哲学曾饱受质疑,但在科学技术哲学(尤其是技术哲学)方面却得到主流技术哲学家们的一致认可。这是因为相对于哲学的其他分支学科而言,技术哲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相关度较低,因此,苏联时期技术哲学的许多观念、对象和方法被俄罗斯学者们所继承。在技术本体论方面,俄罗斯学者继承发展了苏联时期对技术本质的认识,从“劳动手段”“活动手段”“知识体系”等方面定义技术,并且认为技术不仅具有“天然性”,还具有“人工性”的特征。在技术认识论方面,不但继承了苏联学者关于科学、技术、生产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结论,还继承发展了苏联学者对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这是技术哲学从苏联时期延续至俄罗斯时期的最重要的研究主题。在技术方法论方面,高罗霍夫指出:“技术哲学问题发展不仅需要议论哲学问题的工程师们,还需要著名的经典哲学家们,例如海德格尔、雅思贝斯、卡西勒……等等。”[9]179可见,俄罗斯学者们沿袭了苏联时期强调不同领域专家(如科学家、哲学家、工程师、学者、大学教授、社会学家等)的合作与联盟,主张对技术哲学的相关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并从不同角度对技术进行综合性的评估。

4.在全球性问题和人的问题研究中渗透技术哲学研究

俄罗斯技术哲学民族化走向还与学者们对全球性问题和人的问题的关注相联系。苏联时期,学者们以技术史、技术的哲学问题、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和历史、设计和工程技术活动的方法论和历史等名义研究技术哲学[3],但是后来情形有所变化。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科学技术负面效果的出现和加剧,全球性问题进入学者们的视野。在分析全球性问题过程中,苏联学者围绕相关问题组织了大量圆桌会议,一起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这些研究所涉及的技术与人、技术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对苏联时期技术哲学研究主题的极大补充和拓展,并且由此得出的苏联人道主义结论与西方人本主义思想有着显著的不同:前者重视社会实践中人的精神与肉体的同时解放,重视科学技术的正面价值,对科学技术持肯定态度;而后者侧重人的精神解放,强调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对科学技术持否定态度。特别是在对全球性问题的探讨中,苏联学者们建立了重要的学术共同体和研究机构,加大了对人的问题的研究,И.Т.弗罗洛夫是其代表性人物。И.Т.弗罗洛夫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人学研究所所长,还是俄罗斯哲学学会主席。他是俄罗斯人学(человековедение)研究的开创者,正是他成立了人的问题研究所,提出人学的研究纲领,主张对人的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把人的研究推向高潮,并最终使人道主义成为俄罗斯哲学研究的主线。И.Т.弗罗洛夫本人将其建立的人学中心和人的问题研究所视为独立的学派,这个学派一直活跃至今(尽管弗罗洛夫本人1999年已辞世),这也是俄罗斯技术哲学民族化和独特性的重要体现。

二、俄罗斯技术哲学的国际化趋向

如果说俄罗斯当代技术哲学继承和保留沙皇俄国和苏联时期技术哲学的主要成就,反映了技术哲学民族化的发展走向,那么,其与西方技术哲学的关系由对立到趋同演化的过程则反映了俄罗斯当代技术哲学国际化的发展趋向。具体说来,俄罗斯技术哲学国际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技术哲学名称的正式确立;二是对西方技术哲学思想由批判到翻译引介再到观点认同;三是组织和参与世界哲学会议和技术哲学会议;四是受国际思潮影响,从重视工程技术哲学传统到重视技术的文化学和社会学,并在此过程中弱化苏联人道主义思想,开始与西方主流技术哲学趋同演化。

1.技术哲学名称的正式确立

苏联时期技术哲学被视为唯心主义学说加以批判,学者们多以其他名义研究技术哲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例如,学者们对技术的本质问题、技术科学的方法论问题、科技革命和科技进步问题、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问题、人道主义问题等具有独到见解,获得世界技术哲学家们的普遍认可,美国著名技术哲学家卡尔·米切姆将其视为重要的技术哲学流派。而事实上,直到1990年9月第十届全苏科学逻辑学、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在白俄罗斯召开时,“技术哲学”的提法才第一次被苏联官方正式使用。苏联解体后,随着技术哲学一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俄罗斯文献中,技术哲学的合法性最终得到确认,这使得俄罗斯技术哲学与国际技术哲学的对话有了初始条件。此后,俄罗斯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技术哲学文献,其中1997年由В.М.罗津等人合著的《技术哲学:历史与现实》(Философиятехники:историяи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是俄罗斯当代学者以综述方式论述技术哲学的最重要代表性著作。

2.对西方技术哲学思想由批判到翻译引介再到观点认同

对西方技术哲学由批判到翻译引介再到观点认同,是俄罗斯技术哲学国际化走向的最突出表现。西方哲学家思想最早在苏联是被批判的对象。后来随着对斯大林政治扩大化的批判和苏联意识形态弱化,苏联学者们对西方哲学家思想开始有了肯定性的分析,但是此时仍然以批判为主。直到苏联解体之后,西方技术哲学家的思想才被大量引入俄罗斯。《哲学问题》杂志曾在1993年第10期刊发了一组西方技术哲学论文,包括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伊·加塞特的《对于技术的思考》[10]、德国哲学家Н.布柳缅贝格的《从现象学的观点看生命世界及其技术化》[11]、А.凯斯特勒的《机器中的精神》[12]和М.海德格尔的《列图尔讲习班》[13]。俄罗斯学者认为:“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发展了下列独到观点,即技术是用以使人的用力最小化的人的活动;Х.布柳缅贝格则从人类学立场分析了文化技术化的现象学观点;而А.凯斯特勒则提出了自己的自然主义的技术人类学方案。”[2]27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思想与前三个人的技术人类学思想有本质的不同,学者们指出:“海德格尔与技术人类学相平衡,他在分析了‘技术’与‘存在’的关系,以及揭示了人与存在关系中发生的并由技术发展所决定的重大变化的同时,展现了另一种全然不同的观点——即技术本体论。”[2]27可见,现代西方技术哲学主流思潮已经被俄罗斯当代技术哲学家们所认可。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哲学问题》不仅关注西方哲学思想,还对中国哲学给予极大关注。《哲学问题》杂志2007年第5期刊登中国作者的一组文章,用于介绍现代中国哲学家们的研究成果。著名哲学家В.С.斯焦宾为此致辞:“中国是我们的邻居。俄罗斯和中国通过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联系在一起,在很长的时期内,中国的哲学思想在我国哲学的影响下发展。在最近十五年我不止一次到过中国,参加中俄研讨会,遇到了许多中国学者。并且我总能遇到对俄罗斯学者的著作由衷感兴趣的人。俄罗斯学者中很多人的名字,例如Б.凯德洛夫、И.弗罗洛夫、Э.伊里因科夫、П.科普宁和一些俄罗斯现代哲学家闻名于中国。俄罗斯学者们的许多科研成果被译成中文。在各种会议中双方共同讨论迫切的问题和相互交流观点,增强了两个国家哲学家们之间的友善联系,促进了俄罗斯和中国两国科学领域合作的发展,促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14]苏联解体后,许多著名的俄罗斯哲学家都曾来中国进行学术交流,这反映出俄罗斯当代哲学(当然也包括技术哲学)已经完全抛弃了苏联时期封闭排外的做法,开始走向国际化。

3.组织召开和参与世界哲学会议及技术哲学会议

俄罗斯技术哲学国际化的另一种表现就是组织召开世界哲学大会,并参加国际技术哲学(SPT)会议。1993年8月22—28日,第19届世界哲学大会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会议主题是“转折点上的人类:哲学的前景”,共有800多名专家学者参会,其中著名学者有加拿大哲学家邦格、美国哲学家罗蒂、法国哲学家利科尔、印度哲学家穆尔蒂、意大利哲学家阿伽齐,以及俄罗斯哲学家И.Т.弗罗洛夫、В.С.斯焦宾、В.А.列克托尔斯基、Т.И.奥伊则尔曼等。会议共有四个主题报告,分别是:俄罗斯哲学家斯焦宾的《哲学与未来形象》,探讨了哲学与文化的转型及未来重建问题;俄罗斯哲学家列克托尔斯基的《现代人道主义:理论与现实》,主要论述世纪之交人类的发展及人道主义的实现问题;加拿大哲学家邦格的《技术文明的命运:进步的代价》,主要谈论西方工业技术文明或文化的前途、命运和出路;塞纳加尔哲学家恩狄艾依的《新思维:传统与创新》,主要阐述世纪之交文化的批判继承和创新问题[15]。

此外,2013年7月4—6日,由国际技术哲学协会(SPT)主办的第18届国际技术哲学学术会议在葡萄牙里斯本科技大学召开,来自欧洲、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巴西、中国、日本等国家的150余名学者参加此次会议。俄罗斯著名技术哲学家В.Г.高罗霍夫参加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论文《技术哲学中的新趋势》。В.Г.高罗霍夫指出,“正如2013年7月4日至6日在葡萄牙里斯本举行的国际技术哲学协会(SPT)大会上指出的,‘技术正处于信息时代’,在技术哲学中形成的新趋势主要表现在如下方向:现代工艺的社会—哲学问题、政治学问题和伦理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与现代工艺对世界的影响显著增强相联系,这不仅体现在对科学的影响上,还体现在对日常意识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上。”[9]178上述情况表明,俄罗斯技术哲学与西方技术哲学开始充分对话与交流,呈现国际化的发展趋向。

4.受国际思潮影响,从重视工程技术哲学传统转向重视技术的文化学和社会学

俄罗斯技术哲学国际化的又一表现就是放弃苏联时期过分侧重从工程技术哲学视角研究技术哲学,转而重视技术哲学的社会学和文化学方向。苏联时期,技术哲学重视工业化、军事化和航天化的导向,而对技术的社会学,尤其对技术的文化学关注不足。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者不但加大对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还特别重视研究文化对技术的影响。著名哲学家斯焦宾“迫切强调我们地球上的文化一体化过程,认为总有一天,无论是文化与社会问题的相互作用,还是文化与技术进步的相互作用,这两者综合性的系统进程所起的作用会使我们理解‘自然、技术、文化和精神的一体化’。未来争论的主题将会是:标志着地球世界文明的发展道路,是历史上偶然的道路,还是存在着某种类似于总结构的东西,它包含着全部可能的技术文明?这个问题仍然是开放的。”[16]10-11应当说,关注技术的文化学和技术的社会学是当今世界技术哲学界的共性特征,从中我们能够看到俄罗斯技术哲学国际化的发展趋向。此外,还应当强调的是,当今世界不但有苏联—俄罗斯技术哲学向西方技术哲学趋同融合的过程,还存在着西方技术哲学向苏联—俄罗斯技术哲学趋同融合的趋势,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西方技术哲学从关注技术价值论问题开始转向关注技术认识论问题,而对技术认识论的研究在苏联时期就有较为悠久的历史,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俄罗斯技术哲学与西方技术哲学不断相互趋同演化的发展趋势。

三、俄罗斯当代技术哲学转向的启示

尽管俄罗斯当代技术哲学发生重要转向,但这种变化并没有使俄罗斯摆脱当前社会面临的种种困境,这与俄罗斯当下缺少对苏联时期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人道主义的反思有关。

苏联—俄罗斯的问题不在于是否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而在于以什么样的方式走社会主义道路。苏联时期社会发展重心并不在民生上,而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哲学和技术哲学理论主要为意识形态服务,而不是用于解决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等关系民生的重大问题,这种情况自然不能挽救苏联濒于解体的命运。而苏联解体之初,许多哲学家无法面对官方哲学崩塌的事实,相当多的哲学家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研究成果虽多,但是既不反思历史,也不关注现实;既没有反思苏联哲学、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改革在苏联解体过程中的作用,也不重视社会需求,没有关注俄罗斯社会当下面临的迫切问题,没有解决与全球化相关的各种现实问题,因此遭到冷落甚至是批评。

苏联—俄罗斯的问题不在于是否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在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苏联—俄罗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有两个极端:一种是苏联时期,特别是苏联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一切与其相悖的都会遭到批判;另一种是苏联解体之初,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边倒”式的批评。事实上,对待马克思主义不应一味批判,而应当客观评价和不断完善。在此不得不提到著名哲学家Т.И.奥伊则尔曼,他不但指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的问题,而且一直致力于丰富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此外还应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毕竟属于外来文化,其产生的时代背景与今天相比存在差异,因此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应当对其进行本土化的改造。在改造的过程中,尤其要兼顾本民族文化,适应本国的具体国情,这样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才能走得长远且坚定。但令人遗憾的是,如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罗斯已被边缘化。不仅如此,就连哲学的地位也不可同日而语。事实上,哲学虽然不能立竿见影地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但它扮演的角色是更深层的指挥者,它可以作为指导思想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引领,起到认识论指针的作用。与此相联系,哲学家应在精神领域、意识形态领域中起引领作用,而不是完全让位给具体领域的专家们,哲学的地位和哲学家的作用不应被忽视!

苏联—俄罗斯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提出了人道主义,而在于怎样发展和完善人道主义。当今俄罗斯人在反思苏联解体时常常会将解体原因归结为人道主义思想的提出及其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一评价不无道理!弗罗洛夫的人道主义思想及其在苏联和俄罗斯所起的作用,确实值得人们认真研究和深刻反思。苏联时期和现在俄罗斯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其过度发展科学技术,而在于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过程中对人的问题估计不足,虽然以弗罗洛夫为首的学者们一直倡导“人道主义”,但在具体落实时却往往太过重视抽象的口号宣传。事实上,人道主义首先应当是实践的哲学,反映在技术哲学中则更是如此。“人们是在用自己的技术和客体自身的改变来改变自己,这些客体一方面是人制造的,另一方面这些客体作为客观现实,在人自身的世界中经常显现出来。在新的技术要求到来之前,更准确地说,在新的工艺需求到来之前,恰恰要求哲学家在这个方向上,特别是在人道的名义下做相当多的工作。……这意味着,人文的和人道的哲学应当成为实践的哲学。”[16]11

在分析俄罗斯当代技术哲学民族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发展趋势中,我们能够看到苏联—俄罗斯技术哲学业已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现实困境。如果一定要提出其未来发展的思路,则应当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结合。

其一是技术哲学与社会现实相结合。俄罗斯当代技术哲学的转向表明,技术哲学要回应现实问题,苏联时期包括解体后的俄罗斯都始终注重发展机器大工业,重视工业在航空、航天、军事及重工业领域的应用,这一方面使得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大提升;但另一方面由于其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也导致苏联和俄罗斯社会经济增长缓慢、人民生活质量不高、人民对政府的满意率低等一系列问题,苏联解体与此不无关系。同时,俄罗斯当前社会面临的困境也与此密切相关。事实上,在技术发展过程中,与技术关系最密切的应当是社会需求、科学、生产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等要素,相应的,技术哲学的发展也应当以科学、技术、生产、经济、生态和社会生活这些要素作为关注的主要方面,如果偏离这一轨道,就应当及时调整和修正。技术哲学对于上述因素也具有重要的反作用——技术哲学应当帮助国家解决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面临的种种难题,而不应当成为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辩护工具。技术哲学应当对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起重要的指导作用,因而它的功能不仅是后验的解释功能,更应当是先验的预见和引导功能。

其二是科学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结合。无论是苏联时期还是当今的俄罗斯技术哲学,都没有将科学主义与人道主义有机结合起来发挥作用。苏联早期的技术哲学侧重工程技术传统,对于技术的人文方面关注不足。学者们通过将技术等同于生产力,并借用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具有决定作用的理论,得出技术对于社会发展具有决定作用。在此背景下,苏联学者特别注重对科学技术革命和科学技术进步问题的研究,具有技术决定论的倾向。直到苏联后期,特别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技术哲学才更多地关注人的问题。但是,由于学者们对技术哲学与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的关系研究不足,致使技术哲学缺少对俄罗斯当下现实问题的关注,因而不能引领社会日常生活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可以说,科学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结合应当是俄罗斯当前技术哲学发展的首要原则。

其三是研读经典与理论原创相结合。技术哲学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读,并结合自身实际进行理论创新。苏联最终解体以及当今俄罗斯未能重振雄风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没能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将其中所蕴含的人道主义思想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加以整合进行理论创新。正如安启念教授所指出的,“当现实生活发出呼吁人道主义的声音时,苏联哲学家有两件事情必须要做:第一是重新阅读、理解、整理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从中发掘和梳理出研究回答人道主义问题凸显这一社会生活新变化所必需的思想资源;第二是把这些资源与原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加以整合,创建出新的能够适应当前现实生活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17]其实,这个任务对于当今俄罗斯哲学界来说仍然具有迫切性。但遗憾的是,苏联解体后出于对原有意识形态的恐惧,俄罗斯相当多的学者抛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直接向前追溯跨越到早期的俄罗斯宗教哲学从中寻找心灵慰藉。

苏联—俄罗斯技术哲学的曲折道路既给我们带来上述反思,也为我们带来如下启示:中国技术哲学研究起步较晚,因而早期翻译和研究外国技术哲学家的论著既是必要也是必需的,如今我国技术哲学研究应当从引入转向原创。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积累了宝贵而又丰富的成功经验,已经到了可以进行哲学反思的重要阶段。不仅如此,技术哲学本身就具有方法论功能,对技术所做的正确的哲学反思不仅可以指导我国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实践,也能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探索新的道路。尤其苏联解体后,中国技术哲学成为世界为数不多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并且具有鲜明特色的技术哲学派别,因此,我们既要坚守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的研究方向,又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来丰富发展中国技术哲学,努力形成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哲学流派,为世界技术哲学的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参考文献:

[6]万长松:《歧路中的探求——当代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3-144页｡

[7]Н.А.别尔嘉耶夫:《人和机器——技术的社会学和形而上学问题》,张百春译,《世界哲学》2002年第6期,第46页｡

[8]万长松:《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的范式转换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年第8期,第95页｡

[15]韩庆祥:《世纪之交的哲学和人类——第19届世界哲学大会简介》,《哲学动态》1993年第11期,第6页｡

[17]安启念:《从苏联解体看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教训》,《理论视野》2010年第7期,第16-17页｡

白夜昕.俄罗斯技术哲学的民族化与国际化趋向及启示[J].学习与探索,2020(03):16-22+173.

作者简介:白夜昕,1973年生,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副院长,哲学博士｡;

基金: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俄技术哲学比较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9BZX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