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灾害本质上是异常破坏性事件，所谓“天反时为灾”，[1]就是古人对灾害非常态性质的总体理解。[2]但从历代《五行志》《灾异志》之类文献的灾害记录看，“几于无年无灾，也几乎无年不荒”，[3]自然灾害又是中国历史中的常态现象。这不仅是因为灾害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交织而影响到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也不限于自然灾害在古为今用方面独特的自然科学功能，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自然灾害与中国历史的紧密切合，灾害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和本质特征加以改造并进而形成集灾荒观念、灾荒行为、灾荒组织、灾荒政治、灾荒国家于一体的灾荒社会，或灾荒型社会。

一、灾害史研究的内史性质

中国社会自大禹治水以来就处于灾害环境胁迫下，“天有四殃，水旱饥荒”，[4]“世之有饥荒，天下之常也”，[5]水、旱、风、雨、霜、雪、雹、蝗、虫、火、地震等灾害如影随形，虽有水来治水、震后救灾的救荒济民应对措施，但灾荒与封建王朝周期律一样成为传统社会的沉疴痼疾，加之大灾大荒时节各种既有的社会应对措施陡然失效，以三仓备荒为基础、以勘灾、赈济、抚恤、安辑、蠲缓等为因应策略的荒政制度形同虚设，农区变灾区，天堂成地狱，农夫成流民，“赤地千里”、[6]“道殣相望”、[7]“生民涂炭”[8,9,10]几成灾荒社会的图景模式。为此，解释灾异、推行荒政职是而贯彻于传统社会历史发展中并试图克服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危机，基于阴阳五行理论的灾异天谴学说也大行其道，既是儒家学理，又是国家纲常，灾害与帝制有机地捆绑起来，在精神思想层面出现了东方专制主义，在社会经济层面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文化风俗层面赓续了祈禳弥灾的消极习惯。

西方学人马罗利（WalterH.Mallory）所谓“灾荒之中国”的界定说辞虽然是一种表象认识，但也揭示了中国灾荒的普遍性与严重性特征，属于灾荒社会的重要内容。基于过去几千年灾害史实的考察可见：没有灾害的中国是不完整的中国，忽视灾害问题的中国史也是不完整的中国史研究。因此，灾害进入历史并且开展相关的灾害史研究成为一种学术趋势。在气象学知识基础上开展水灾、旱灾、风灾、雨灾、霜雪灾害等种类的灾害史研究，在生物学知识基础上开展蝗灾、虫害、疫病等生物灾害史研究，在地质地理知识基础上推进地震、沙尘暴、水土流失等环境灾害史研究。

农业灾害史的研究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上世纪90年代西北农业大学张波教授依托农业史学科率先拓展农业灾害史研究，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组建团队力量，并做出了农业灾害史研究三步走的科学规划：首先做《中国农业灾害史料集》，再做《农业灾害学》，然后才可以开展《中国农业灾害史研究》。[11]现在《中国农业灾害史料集》已经出版，《农业灾害学》也有两个版本问世，[12]([11],p.1）继续开展《农业灾害史研究》具备了基本条件。相对于国内其他学科领域的灾害史研究，虽然《气象学》与气象灾害史研究有一定关系、《生物学》与生物灾害史有一定关系、《地质学》《地震学》与环境灾害史有一定关系，但是这种学术研究的关系还不是直接的学缘关系，气象灾害史、生物灾害史、环境灾害史等方面的灾害史研究工作需要依靠一部完整的《灾害学》提供理论依据，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有人发声筹建《灾害学》。[13]正是有了灾害学的理论建构，厘清了灾害史研究中的许多模糊问题，才从根本上促进了灾害史研究的深入发展。而这样的学科建构工作，也是历史学家难以承担和完成的任务。

与建立于农业科学基础之上的农业灾害史相似，基于气象灾害学的气象灾害史研究和基于地质学的地质灾害史研究也取得了长足进步，而且在学科关系上表现出了更加趋向科学史的显著特征。农业灾害史的研究内容几乎可以渗透到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在农史研究中很难能关注到的一些学术问题因为农业灾害史的开展而有明显进步。如农作物产量方面的研究，从农史学科角度重视产量的增产及其相关技术的进步改良，但是农业灾害史研究很好地解决了灾荒风险条件下农作产量的波动性变化问题。[14]又如传统农业生产中的技术理性问题，过去我们一直以为传统农耕生产技术是逐步提高的，即使到了明清时期传统农耕技术已经大为成熟，发展的余地和空间极其有限，我们也在《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中将其定性为缓慢发展，[15]这种定性根本来源于农史学科理想中传统农耕技术进步的目的在于不断追求粮食高产的技术理解，这也符合我们重农政策的历史传统与精耕细作农耕技术的体系化发展。但是通过分析农耕技术中减灾要素的构成和作用，我们才从农业史的宏大场景中看到传统农耕技术体系下追求高产的局限性，以及为了达到农业生产发展的目的最终将高产追求转变为稳产追求的技术历程。[16]这样的问题讨论如果完全依靠农业史的内史研究是很难发现和解决的，农业灾害史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思路和观察视角。

二、灾害史研究的学科困境

在教育部颁行的最新版学科目录中，历史学二级学科有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等科目，历史学一级学科下面的各二级学科、以及二级学科下面的分支学科方向中都没有灾害史研究的确切定位。但灾害史研究又切实存在于历史学各分支学科领域，专门史二级学科可以开展灾害史研究，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古代史、近现代史等二级学科也可以做相应的历史灾害地理、历史灾荒文献、古代灾荒史、近现代灾荒史等专门研究。历史学中灾害史研究看似适应面比较广泛，但却是灾害史学科发展之大忌，灾害史研究游走于历史学各二级学科之间却没有合适的整体性学科定位。最适合归并灾害史研究的历史学二级学科当非专门史莫属，但其中罗列的分支学科方向如经济史、科技史、社会史、民族史等既有相当强势的基础学科以为依托，又有明确的专业发展方向可以兼顾，这些专门史分支方向还在经济学、社会学、科技史、民族学等一级学科下设置相应的二级学科，形成互为犄角架势并达成学术资源的优化利用。将灾害史研究与经济史、社会史、科技史、民族史等并列于专门史二级学科，无论学术资源、学术成就、学术影响力还是学科基础，灾害史均无等量齐观的学术实力，专门史下设灾害史并无充分发展空间，亦非学科建设长远之计，更加因为灾害史的历史学研究多倾向于救荒史、慈善史等内容而被专门史二级学科下的社会史分支方向接纳消化，使灾害史学科建设在历史学学体系化解于无形之中。除此以外，历史学各二级学科再无相当包容性和亲和力以协调灾害史的学科归属，如同历史灾害地理不能完全兼容古代灾荒史一样，近代灾荒史也不能兼容历史灾荒文献。它直接影响到历史学领域灾害史研究者的学科归属，这也是迄今为止历史学领域的灾害史研究呈现出人员分散、专业分化、学术梯队不健全、建制化发展缓慢、理论研究滞后等被动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历史学领域灾害史研究的整体格局依然是一种无稳定学术队伍、无专门学科依托、无明确学科方向的松散型学术方向。历史学可以为灾害史研究提供栖身之地，置身历史学体系的灾害史研究却看不到独立的建制化发展的学科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再强调灾害史研究的人文化发展很可能事倍功半。

目前灾害史研究没有明确学科界别，除了自然科学领域的多学科分门别类甚或综合性的灾害史研究外，多置于科技史、经济史以及历史学领域探索考究。当历史学领域的灾害史研究大张旗鼓铸就浩大声势之时，以科学与人文桥梁著称的科技史学科中的灾害史研究则处于颇为尴尬境地，从事灾害史研究的自然科学家大多并非科技史专业人员，科技史界对灾害史研究也没有明确认同和接纳，以至于科技史界的灾害史研究者很难将自己的研究工作与科技史学科对接起来，或颇多顾虑并对灾害史研究是否属于科技史学科范畴也犹豫不决。因此，探讨分析灾害史研究的科技史学科归属已是当务之急，将灾害史研究定位于应用科技史是科技史的学术规范，是科技史的学术认可，也是科技史学科对灾害史研究的学术支持。这是目前基于科技史学科的灾害史研究工作所能获得的最大收获。

三、科技史学科应有灾害史的一席之地

在97版理学门类“科学技术史”一级学科下没有明确的二级学科方向，但科学技术史学科在研究对象、研究主体和学科范式等方面又有显著交叉学科特性，[17]除了传统的数理化天地生等传统科学史研究方向外，各种二级衍生学科方向应运而生，由此构成庞大的科学技术史学科体系，潜伟等人曾对科技史学科进行体系建构。（[17],pp.450-461）而在科技史学科五分法之外，潜伟又提出科学技术史学科体系的理论、方法、应用三层次分类法，将科技考古、科技文物、科技文化、科技政策、科技战略、科技管理、科技传播、科技交流、科技文化遗产保护等作为应用科技史方向，突出体现科技史学科“拓展”、“延伸”的类目属性。（[17],pp.450-461）灾害史研究兼具自然社会属性、融合科学技术内容、沟通历史与现实等本质特点，既是气象史、地质史、生物史等学科史的内容拓展，也是科学社会史、科学文化史、科学经济史等综合科技史在灾害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延伸，与应用科技史的学科特性基本契合。

将灾害史研究定位于应用科技史也有助于灾害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作为应用科技史方向的灾害史研究，很难完全对应于科学技术史一阶学科方向的数学史、物理史、化学史、天文学史、地学史、生物学史等学科史，也没有必要基于一阶学科史而推论二阶学科方向相对应的灾害史研究，如基于生物学史的蝗灾史等。正如灾害学的学科综合性质融合了多种自然科学基础学科一样，作为二阶应用科学史的灾害史研究也与多种一阶科学史具有内在的学科关联。

作为应用科技史的灾害史研究，又是一阶科学史各学科方向针对灾害问题联合攻关、综合研究灾害问题的学术阵地。在灾害史研究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灾害科学史，或灾害知识史，如从灾害的概念、灾害的分类、灾害的性质、灾害的规律、应对灾害的基本原则等方面研究灾害史，就不仅仅是文献的梳理和考证工作那么简单，还需要一定的专业科学知识去甄别判定文献中的灾害因素。从工作流程看，灾害史研究是科学知识与实践问题的有机结合，亦即科学史学科针对具体而专门的问题在知识应用层面的有的放矢和有益探索。医学史研究中的传染病和灾害史研究中的疫灾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传染病与疫灾在研究对象上基本一致，不论病毒还是细菌都是生物性因素，但医学史研究重点关注传染病的滋生、病因、机理等自然科学属性，疫灾的灾害史研究则探究疫情的放大过程及其社会影响，兼具传染病的自然与社会属性。在疫灾问题研究中必须具备一定的传染病知识并在灾害研究方面有所应用才能达到研究目的。

作为应用科技史的灾害史研究，还是技术史的专门学科领域。技术史学科的工程建筑史、水利史、土地利用史等专业领域可以整合为减灾技术史方向，从工程减灾史、水灾防治史、抗旱保墒技术史等方面开展灾害史研究工作。这种学科关系既是一种面向灾害问题的特殊学术渊源，也有灾害问题方面颇为悠久的历史根源。《史记·河渠书》有言“甚哉，水之为利害也”，已然开启水利水害异质一体的认识先河，后来的水利专书中大量的治河捍海图册典籍充盈其间，就是水利史与水灾防治史互相依存的文献学证据。与此类似的是古农书中收录的除蝗专书，如徐光启《除蝗疏》、陈芳生《捕蝗考》、俞森《捕蝗集要》、陆曾禹《捕蝗必览》、王勋《捕蝻历效》、陈仅《捕蝗汇编》、陈祟砥《捕蝗要诀》等等，皆以防治蝗灾为不可或缺的农事要录。

作为应用科技史的灾害史研究，还可以进一步延伸学科范畴，将灾害史领域极具社会科学性质的灾害文化史、灾害经济史、灾害社会史等纳入其中，从科学外史的角度进一步深化这些问题的专门研究，科技史学科的包容性可以很好地体现在处理灾害史研究的学科归属中。当然，对灾害史研究的科学史归属划分并不排斥在历史学领域开展同类问题研究，甚至历史学对灾害文化史、灾害经济史、灾害社会史等问题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促进科学外史的灾害史学科建设。近年来科学技术史学科中已经做了较多的灾害史研究，既有科学内史性质的灾害科学史研究，也有科学外史性质的灾害与社会互动关系研究。而具备科学外史的灾害史研究，无论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理念，还是灾荒史文献资料的挖掘整理都与历史学领域的灾害史研究进展息息相关。这种情况在近年来科学史专业研究人员发表的灾害史论文中得到极为明显的表现（见表1），科学史研究者以往多关注于历史灾害的内史特征研究，但这种情况目前已经有了明显改观，初步统计所得的261篇灾害史论文中以灾害与社会关系为主题的文章有111多篇，约占三分之一以上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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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科技史研究者所做灾害史研究论文

统计方法：1、本表数据来源于中国期刊网（www.cnki.net），论文统计的时间起点为各学位点设立时间。2、统计方法以各学位点设立机构作为论文单位初检，再以“灾害”为检索词从全文检索，然后从结果中进一步筛选。3、文献范围仅限于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等均不在计量范围。4、作者是科技史学科设立单位的老师和研究生，如果一篇论文有多个作者，只要其中有一个作者在科技史学科单位，即在该单位计算一篇论文。5、文献主题以涉及荒政、救荒及社会应对者划归灾害社会史，其他方面的问题研究计入总的篇目，不再另行分类。

科技史学科的灾害史研究表现出强烈的人文化倾向，虽然在数以千计的灾荒史研究成果中来自科学史学科的261篇论文没有多大的数量优势，但从科学史学科的机构分布看则有一定指示意义。目前全国的科技史学科点不过28家，而涉及灾害史研究工作的有12个学科点，占比约三分之一强，科技史学科对灾害史研究的认同许可从中或可窥见一斑。而且在这些研究灾害史的科技史学科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都有相当优势，既有学科队伍基础，又有一定科研成果产出，是灾害史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支力量。

当然，科技史学科对灾害史研究的开放态度和认可作法并不意味着将灾害史研究完全归并于科技史领域，从灾害史学科性质和内容特点看，这样的做法既无必要，也不可行，如同历史学家越来越关注灾害科学史、历史灾害规律、防灾减灾史问题研究一样，科学史研究中也会愈加重视灾害社会史、灾害经济史、灾害文化史等灾害与社会密切关联的研究方向。此前虽然有科技史专业人员开展灾害史研究，但并没有明确认定灾害史研究与科技史学科的隶属关系，大家基本采取实践先行理论滞后的不争论态度冷处理灾害史学科问题，即使做过一些灾害史研究的科技史专业人员也会时不时的有所疑虑，这样的灾害史研究是不是属于科技史范畴？基于上述论证分析可以完全消除科技史学科开展灾害史研究的学理质疑，在一阶科学史无法对应灾害史研究的情况下，开辟应用科学史的二阶学科方向则能够接纳灾害史研究的大部分工作，集灾害科学史、历史灾害规律、防灾减灾史和灾害社会史、灾害经济史、灾害文化史等内史、外史于一体的灾害史研究，既可以在历史灾害问题的研究方面有所见树，也可以在历史灾害的研究中提取有价值的成果促进灾害学的建设发展，并且基于灾害史的研究或许可以对科学史领域的若干问题做出重新检讨，有助于科学史研究和学科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四、结语

灾害史研究需要一定的学科依托，需要明确的学科目录认可，在历史学体系下构建灾害史学科方向存在一定难度的情况下，根据灾害史研究的学科特点寻求开辟科技史领域的灾害史方向则有相当必要性和可能性。历史学科为灾害史研究的发展创造了充分的学术空间，科技史学科则为灾害史研究的生存界定了学科归属。若能在科技史一阶学科“应用科技史”下设灾害史二阶学科，就可以大张旗鼓地设置专门的灾害史研究机构，编制灾害史学科目录，解决目前灾害史研究有实无名的窘迫问题，推动灾害史研究名至实归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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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历史灾害书写及其文献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8BZS15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北地区灾害环境与城乡发展的历史研究”（项目编号:16JJD770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