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对比超声引导下胸椎旁神经阻滞(TPVB)与硬膜外阻滞分别复合全身麻醉在肺癌根治术患者中的临床价值。方法将2018年1月—2019年1月62例行根治术治疗的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麻醉方案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31例。对照组予以硬膜外阻滞复合全身麻醉,观察组予以超声引导下TPVB复合全身麻醉。比较术前(T0)、硬膜外用药15min(T1)、插管后(T2)、切皮5min(T3)、拔管前(T4)、术后4h(T5)、术后24h(T6)、术后48h(T7)2组的血流动力学、炎性应激、免疫细胞功能指标水平以及疼痛情况。结果T2~T4时,对照组心率和平均动脉血压水平较T0时上升,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0.05,P<0.01)。T5~T7时,2组白介素-10水平均较T0时上升,而观察组T5时低于对照组,T6~T7时高于对照组(P<0.05,P<0.01)。T5~T7时,2组白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皮质醇和C反应蛋白水平均较T0时上升,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0.05,P<0.01)。T5~T7时,2组CD3+、CD4+、CD4+/CD8+、自然杀伤细胞均低于T0时,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0.05,P<0.01)。T5~T7时,观察组疼痛视觉模拟评分低于对照组(P<0.01)。结论TPVB复合全身麻醉对肺癌根治术患者的免疫功能影响较小,可抑制术后炎性应激反应,更有利于维护患者的循环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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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手术治疗肺癌的临床价值已被多项临床研究所证实[1],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有不少研究报告表明,肺癌患者的预后不仅与疾病本身有着密切关系,而且麻醉方案的选择、术后镇痛等也对患者的预后有着重大的影响[2,3]。静吸复合麻醉为目前肺癌根治术主要的麻醉方案,但全身麻醉的实施对患者机体的刺激较大,极易引发强烈的应激反应,从而导致全身性不良反应发生,尤其免疫功能损伤较为严重[4]。随着麻醉技术研究的不断深入,较全身麻醉而言,局部性的麻醉可一定程度上降低患者围手术期机体的各项应激反应,而若在全身麻醉的同时再予以区域性的麻醉措施,可更进一步的起到减少阿片类药物及吸入麻醉药物的使用剂量,且在降低全身不良反应方面也存在较好的应用价值[5,6,7,8]。本文旨在对比分析超声引导下胸椎旁神经阻滞(TPVB)与硬膜外阻滞分别复合全身麻醉在肺癌根治术中的应用价值。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2018年1月—2019年1月在我院接受根治性手术治疗的肺癌患者62例为研究对象。①纳入标准:穿刺活检和术后病理均确诊为肺癌;未长期服用免疫制剂药物;术前进行简易智力状态检查量表评分≥23分[9];术前未存在感染者。②排除标准:合并内分泌系统、肝、肾和免疫系统疾病,以及心血管受损患者;合并凝血功能障碍患者;临床资料不完整或缺乏准确性者。依据手术中实施的麻醉方案不同将上述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31例。2组性别、年龄、手术切除部位、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分级基线资料比较无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表12组行肺癌根治术患者的基本资料比较
注:对照组予以硬膜外阻滞复合全身麻醉,观察组予以超声引导下TPVB复合全身麻醉;TPVB为胸椎旁神经阻滞,ASA为美国麻醉医师协会
1.2麻醉方法
术前6~8h禁饮食,入室后常规监测生命体征。对照组予以硬膜外阻滞复合全身麻醉,麻醉诱导药物为咪达唑仑0.03mg/kg、芬太尼0.5μg/kg、依托咪酯0.3mg/kg、罗库溴铵0.6mg/kg,经口置入双腔气管导管。从第6~7胸椎行硬膜外间隙穿刺,确定穿刺成功后经硬膜外腔间断推注0.375%罗哌卡因。观察组予以超声引导下TPVB复合全身麻醉,全身麻醉及诱导如对照组,超声引导下TPVB具体操作为:胸椎旁阻滞在便携式超声诊断仪(丹麦BKmedical公司提供)的指导下进行,在患者的第4胸椎横突下进行穿刺,穿刺时主要采用平面内进针的方式,在超声引导下逐层进行穿刺,穿刺到椎旁间隙后给予0.375%的罗哌卡因15ml,在引导穿刺注射后留置硬膜外导管,并将其固定。15min后对麻醉平面进行测试,且阻滞方位在第4~8胸椎之间。2组术毕缝皮时均行静脉自控镇痛。
1.3观察指标
本研究时间段包括术前(T0)、围手术期和术后,其中围手术期包括硬膜外用药15min(T1)、插管后(T2)、切皮5min(T3)、拔管前(T4),以及术后4h(T5)、术后24h(T6)、术后48h(T7)。①观察围手术期血流动力学指标,包括心率(HR)、平均动脉血压(MAP);②术后各时间点应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炎症因子:白介素-6(IL-6)、IL-10、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免疫透射比浊法检测氧化应激指标:皮质醇、C反应蛋白(CRP),应用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法评价疼痛程度,范围0~10分;③观察术前和术后各时间点T淋巴细胞亚群及自然杀伤(NK)细胞变化。
1.4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行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行χ2检验。α=0.05为检验水准。
2、结果
2.1血流动力学比较
T2~T4时,对照组HR、MAP水平高于T0时,且观察组HR、MAP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P<0.01)。见表2。
表22组行肺癌根治术患者不同时间点血流动力学比较
注:对照组予以硬膜外阻滞复合全身麻醉,观察组予以超声引导下TPVB复合全身麻醉;TPVB为胸椎旁神经阻滞,T0为术前,T1为硬膜外用药15min,T2为插管后,T3为切皮5min,T4为拔管前,HR为心率,MAP为平均动脉血压;与T0时比较aP<0.05;与对照组比较,bP<0.01
2.2炎性指标比较
T5~T7时,2组IL-6、IL-10及TNF-α水平均较T0时显著上升,且观察组IL-6和TNF-α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而T5时IL-10水平低于对照组,T6~T7时IL-10水平高于对照组(P<0.05,P<0.01)。见表3。
表32组行肺癌根治术患者不同时间点炎性指标水平比较
注:对照组予以硬膜外阻滞复合全身麻醉,观察组予以超声引导下TPVB复合全身麻醉;TPVB为胸椎旁神经阻滞,T0为术前,T5为术后4h,T6为术后24h,T7为术后48h,IL-6为白介素-6,IL-10白介素-10,TNF-α为肿瘤坏死因子-α;与T0时比较,aP<0.05;与对照组比较,bP<0.01
2.3应激指标比较
T5~T7时,2组皮质醇和CRP水平均较T0时显著上升,且观察组皮质醇和CRP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P<0.01)。见表4。
2.4细胞免疫功能比较
T4~T7时,2组CD3+、CD4+、CD4+/CD8+、NK细胞均显著低于T0时(P<0.05)。T5~T7时,观察组CD3+、CD4+、CD4+/CD8+、NK细胞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P<0.01)。见表5。
2.5疼痛情况比较
与T5和T6时比较,2组T7时疼痛VAS评分明显降低(P<0.05)。T5~T7时,观察组疼痛VAS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见表6。
表42组行肺癌根治术患者不同时间点应激指标比较
注:对照组予以硬膜外阻滞复合全身麻醉,观察组予以超声引导下TPVB复合全身麻醉;TPVB为胸椎旁神经阻滞,T0为术前,T5为术后4h,T6为术后24h,T7为术后48h,CRP为C反应蛋白;与T0时比较,aP<0.05;与对照组比较,bP<0.01
表52组行肺癌根治术患者不同时间点细胞免疫功能比较
注:对照组予以硬膜外阻滞复合全身麻醉,观察组予以超声引导下TPVB复合全身麻醉;TPVB为胸椎旁神经阻滞,T0为术前,T4为拔管前,T5为术后4h,T6为术后24h,T7为术后48h,NK细胞为自然杀伤细胞;与T0时比较,aP<0.05;与对照组比较,bP<0.01,cP<0.05
表62组行肺癌根治术患者不同时间点疼痛VAS评分比较,分)
注:对照组予以硬膜外阻滞复合全身麻醉,观察组予以超声引导下TPVB复合全身麻醉;TPVB为胸椎旁神经阻滞,T5为术后4h,T6为术后24h,T7为术后48h,VAS为视觉模拟评分;与T5和T6时比较,aP<0.05;与对照组比较,bP<0.01
3、讨论
部分肺癌患者因处于疾病晚期,或因自身的年龄较高会存在不同程度的慢性基础疾病,同时伴有脏器功能的减退等,因此对手术的承受力、耐受力较低,故手术的顺利进行对其尤为重要[10,11]。然而,围手术期麻醉对人体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就手术患者而言,其引起应激反应、免疫抑制等备受关注[12,13,14]。肿瘤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主要表现为CD8+增加,CD4+减少,同时NK细胞也处于降低的状态,手术的刺激性操作、麻醉等会进一步破坏人体免疫功能,进而造成术中肿瘤细胞逃逸,导致术后肿瘤复发或转移[15,16]。曾有研究显示,不同的麻醉方式对患者免疫功能均存在负面影响,故麻醉方案的选择也是肺癌根治术中的一个关键[17]。
本研究中,所有麻醉手术患者术后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应激、炎症反应以及免疫功能变化,但观察组的受影响程度相对较轻。结果说明TPVB复合全身麻醉对行肺癌根治术患者循环及免疫功能均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除此之外,采用TPVB复合全身麻醉患者术后疼痛也明显较轻,认为前者减轻炎性应激反应作用可能与镇痛效果有着密切联系。由于胸段椎体呈现叠瓦状排列,硬膜外穿刺成功率低,还存在诸多不良反应[18]。而TPVB主要是对单节段的肋间神经、背支及交感链进行麻醉阻滞,除在提高穿刺成功率具有独特优势外,还可减少对人体各方面的影响[19,20]。如本研究中的血流动力学、应激指标,采用TPVB复合全身麻醉患者术中HR和MAP无明显变化,而硬膜外阻滞复合全身麻醉显著上升,与上述理论一致。
除此之外,TPVB还可以对人体单侧局部的交感神经发挥阻滞作用,能够减少肺癌手术过程中各种操作引起的刺激传入,减少炎性介质在人体的释放,从而发挥减轻机体围手术期应激的作用。儿茶酚胺的过度释放可直接作用于淋巴细胞,亦可通过激动β受体而产生免疫抑制作用,从而促使肿瘤生长和转移[21]。而胸椎旁阻滞抑制儿茶酚胺的释放,即可降低免疫抑制作用,改善免疫功能,本组数据与上述研究一致。过度的应激反应及疼痛也会促进炎性因子的释放,故随着应激反应的降低,可能减少炎症反应的发生,本研究结果也显示,TPVB复合全身麻醉患者的炎性因子水平变化较小。
综上所述,肺癌根治术中采用超声引导下TPVB复合全身麻醉能减轻炎症反应及机体应激反应,减少对免疫功能的影响,以及围手术期血流动力学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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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陕西省科技厅科技攻关项目(2016K16-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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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认的肺癌病因有吸烟、环境污染、职业危害、遗传等,但具体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2]。随着对肺癌研究的深入,发现结核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tuberculosis,MTB)‐L型感染可能与肺癌的发病及进展存在关联[3]。Notch信号通路是多细胞生物体中普遍存在的细胞信号传递系统,可参与细胞增殖、分化、凋亡等调控过程[4]。
2025-08-27目前,早期NSCLC多以手术治疗为主,但晚期患者早已错失手术最佳时机,仅可通过保守方案来控制病情,最大限度延长生存时间。化疗则为晚期NSCLC的重要选择,可抑制肿瘤增殖,促使病灶缩小,但部分患者一线化疗效果欠佳或不耐受。
2025-08-25肺癌在我国具有高发病率、高死亡率特点,其早期病情隐匿性强,不易被察觉,使得较多患者确诊后进入中晚期,导致预后欠佳[1⁃2]。胸腔镜肺癌根治术(VATS)是肺癌常用术式,其在胸腔镜辅助下进行病灶的切除,无需患者开胸,可减轻机体创伤,减少术中出血量,更符合当前微创特点[3⁃4]。
2025-08-25靶向药物直接到达病灶处发挥功效,阻断肿瘤细胞合成,以控制病情进展,但该类药物单独使用有较高的耐药风险[3]。目前贝伐珠单抗治疗多种恶性肿瘤均有较好的效果,对于病灶新血管生成有抑制作用,加速肿瘤细胞凋亡,进一步改善病情,联合靶向药物可巩固疗效[4-5]。
2025-08-22肺癌作为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的恶性肿瘤,已经成为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1]。由于其早期症状往往不具特异性,导致许多肺癌病例在确诊时已处于晚期,晚期肺癌患者的治疗难度加大,且会增加预后不良的可能[2]。因此,肺癌的早期诊断显得尤为重要,能够为患者提供更多的治疗选择,从而提高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2025-08-06随着肺癌诊疗技术的进步,肺癌患者的生存率得到了显著提高[4]。肺癌生存者指完成手术、化疗或放疗等治疗进入随访期的肺癌患者[5]。由于受治疗的长期影响,肺癌生存者在治疗结束后存在呼吸功能受限、疲乏、营养不良、抑郁及焦虑等不良健康结局[6],生存质量显著降低[7]。
2025-07-30肺癌早期缺乏特异性症状, 部分患者在常规体检、胸部影像学检查中发现,待确 诊时已发展至肺癌中晚期,错过最佳治疗时期[3 - 4] 。 因而早期诊断对原发性肺癌患者的治疗和预后均十 分重要。 临床目前确诊手段主要为影像学和病理学 检查,但对原发性肺癌的早期确诊率不高。
2025-07-22非小细胞肺癌(NSCLC)是肺癌的主要类型,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传统治疗方法如手术、化疗和放疗的效果有限,尤其是晚期患者的预后较差[1]。近年来,免疫治疗作为一种新兴的治疗手段,在NSCLC的治疗中展现出显著潜力[2]。然而,免疫治疗的疗效存在个体差异,部分患者对治疗反应不佳,这可能与免疫系统的状态密切相关。
2025-07-21小细胞肺癌(smallcelllungcancer,SCLC)是起源至支气管腺体或黏膜的肿瘤,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可能与吸烟或被动吸烟、遗传等有关[1]。广泛期SCLC(ex⁃tensive⁃stagesclc,ES⁃SCLC)占SCLC的60%~70%,其恶性程度高、肿瘤侵袭性强、早期易复发转移[2]。
2025-07-18肺癌在发病初期往往缺乏典型症状,早期诊断的难度较大,容易出现误诊或漏诊的情况,导致大部分患者在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预后相对较差[3-4]。化疗作为中晚期肺癌患者的重要治疗手段,尽管能够有效抑制癌细胞的增殖,延长患者的生存周期,但化疗药物也会对机体的正常组织细胞造成损伤,降低免疫功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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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地方:黑龙江
专业分类:医学
国际刊号:1002-3070
国内刊号:23-1212/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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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时间:1986年
发行周期:双月刊
期刊开本:大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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