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 研究肺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病原菌分布及其早期风险预测模型的构建。方法 选取72例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接受肺癌根治术,根据患者术后肺部感染分为感染组(n=18)和未感染组(n=54)。分析感染组患者肺部感染病原菌分布。对比2组患者临床资料,并运用多因素Logistics回归模型筛选出患者术后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独立危险因素创建列线图预测模型,并对列线图的预测性和准确度进行验证。结果 72例患者出现了18例肺部感染,感染率为25.00%。18例感染总共分离出35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阴性菌22株(62.85%),以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菌和大肠埃希菌为主;革兰阳性菌9株(25.71%),以金色葡萄球菌和溶血性葡萄球菌为主;真菌4株(11.42%),以白色念珠菌为主。与未感染组患者相比,感染组患者年龄≥60岁、有吸烟史、术前FEV1≤80%、手术时间≥150 min、多叶切除以及术中出血量≥200 mL等占比更高(P<0.05);年龄、吸烟史、术前FEV1、手术时间、切除范围、术中出血量均是术后肺部感染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列线图结果提示,年龄≥60岁为52分、有吸烟史为65分、术前FEV1≤80%为68分、手术时间≥150 min为49分、多叶切除为78分、术中出血量≥200 mL为70分,经验证,其模型预测风险的精准性及区分度较高。结论 肺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年龄、吸烟史、术前FEV1、手术时间、切除范围以及术中出血量均是患者术后肺部感染的影响因素,基于此创建的预测模型,区分度和准确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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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高居癌症死亡率之首,对人类的生命安全造成严重的影响[1]。目前对于肺癌的主要治疗方式是手术,其能够有效切除肿瘤组织,控制癌症的进展[2]。但是由于肺癌手术的创伤性较大,且很容易破坏胸腔的正常环境,引发术后积气和积液的产生;并且手术也可对免疫力造成一定影响,肺部感染也较为多见,对预后会造成严重的影响[3,4]。肺癌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治疗难度较大,而抗生素的长时间使用也会影响康复[5],但关于术后肺部感染病原菌分布以及危险因素仍不明确。本研究为此选取我院收治的72例肺癌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分析,以研究肺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病原菌分布及其早期风险预测模型的构建。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2019年2月至2021年12月收治的72例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72例患者男性42例,女性30例,年龄49~68岁,平均年龄(59.62±5.47)岁;BMI指数21~24 kg/m2,平均BMI指数(22.63±1.28)kg/m2。纳入标准:①均符合《肺癌诊断治疗学》[6]中肺癌的诊断标准;②术后经过病理学检查明确肺癌诊断标准;③于我院初次接受治疗;④患者临床资料完整。排除标准:①患者术前合并肺部感染或者其他感染疾病;②患者行气管切开;③患者机械通气在24 h以上;④患者依从性较差,无法正常沟通。
1.2 方法
肺部感染:参考《临床肺部感染病学》[7]中肺部感染评定标准:①患者术后新发咳嗽、咳痰或者原本呼吸道症状明显加重,同时存在脓性痰,并伴有胸痛;②发热,且体温≥38℃;③患者合并肺实质体征或者肺湿性啰音;④患者白细胞计数>10×109/L,伴有或者不伴有核左移。符合以上一项及以上即刻诊断肺部感染。
标本采集以及病原菌检验标准:患者在起床后以清水清理干净口腔,随后以生理盐水漱口后将深部痰咳出,第一口倒掉,获取第二口痰;无法自主咳痰的则需要运用纤维支气管镜获得痰液。痰涂片在低倍视野下可观察到白细胞数大于25个、上皮细胞低于10个为合格标本。采用梅特勒托利多科技公司的7000RMS微生物鉴定仪进行检测,当>105 CFU/ml则为阳性。连续2次培养为同一种病原菌时则为阳性,且该病菌为致病菌。
临床资料:收集患者的年龄、性别、吸烟史、饮酒史、糖尿病、术前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 FEV1)、心脏病史、肿瘤直径、手术时间、切除范围、术中出血量、术后输血情况。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0进行统计分析。年龄计量资料以的形式表示,组间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以“%”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基于肺癌根治术后早期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用列线图表示。记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肺癌根治术后感染和病原菌分布情况分析
72例患者出现了18例肺部感染,感染率为25.00%。18例感染总共分离出35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阴性菌22株,占62.85%,以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菌和大肠埃希菌为主;革兰阳性菌9株,占25.71%,以金色葡萄球菌和溶血性葡萄球菌为主;真菌4株,占11.42%,以白色念珠菌为主。见表1。
表1肺癌根治术后感染和病原菌分布情况分析
2.2 肺癌患者根治术后早期肺部感染的单因素分析
2组患者在性别、饮酒史、糖尿病病史、心脏病史、肿瘤直径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未感染组患者相比,感染组患者年龄≥60岁、有吸烟史、术前FEV1≤80%、手术时间≥150 min、多叶切除以及术中出血量≥200 mL的占比显著更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肺癌患者根治术后早期肺部感染的单因素分析(例,%)
2.3 肺癌患者根治术后早期肺部感染的多因素分析
以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年龄、吸烟史、术前FEV1、手术时间、切除范围以及术中出血量)作为自变量,以术后早期肺部感染组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提示,年龄、吸烟史、术前FEV1、手术时间、切除范围以及术中出血量均是术后肺部感染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见表3。
表3肺癌患者根治术后早期肺部感染的多因素分析
2.4 肺癌患者根治术后早期肺部感染的列线图创建
根据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进行分析并创建预测模型(图1),各独立危险因素对于术后早期肺部感染的影响程度均以分值进行表示,将总分处做垂线,对应的预测价值则作为术后早期肺部感染的预测风险值。列线图结果提示,年龄≥60岁为52分、有吸烟史为65分、术前FEV1≤80%为68分、手术时间≥150 min为49分、多叶切除为78分、术中出血量≥200 mL为70分。
图1肺癌患者根治术后早期肺部感染的列线图创建
2.5 肺癌患者根治术后早期肺部感染的列线图模型验证
通过创建模数据验证结果显示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结果χ2=8.372,P=0.14,以ROC曲线下面积对列线图模型预测根治术后早期肺部感染的区分度,ROC曲线下面积为0.816,见图2。可见,列线图模型对于根治术后早期肺部感染预测风险精准和区分度均较高。
3、讨论
肺癌是呼吸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增长较快,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8]。目前临床上常用肺癌根治术进行治疗,具有较高的治疗效果。肺部感染是术后常见的并发症,致病微生物感染会造成肺组织实质性病变,可增加治疗难度,严重影响预后恢复[9,10]。本研究为此进行研究,以为临床上肺癌根治术术后肺部感染防治提供参考。
图2预测肺癌患者根治术后早期肺部感染的ROC曲线
在本次研究结果中发现,72例患者出现了18例肺部感染,感染率为25.00%。这与马颖欣等[10]研究结果一致。进一步病原菌进行分析发现,肺部感染病病菌主要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占62.85%;而革兰阴性菌主要以铜绿假单胞菌和肺炎克雷伯为主。这是因为两种病菌均可引起肺部炎症病变,广泛存在于人体呼吸道和肠道,在机体抵抗力较低时很容易出现感染的情况。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60岁、有吸烟史、术前FEV1≤80%、手术时间≥150 min、多叶切除、术中出血量≥200 mL均是术后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高龄患者容易发生肺部感染是因为年龄较大,器官功能也逐渐衰竭,免疫力降低后,对于病菌的抵抗力也随之降低,并且手术也会对免疫力造成影响,这也进一步加剧了高龄患者术后感染的风险,而列线图模型评分增加52分[11]。吸烟患者由于长时间的吸烟会引起肺密闭容量升高,上皮纤毛系统功能也更易出现障碍,升高感染的风险,列线图显示评分增加65分[12]。FEV1是肺功能的重要反应指标,而肺功能与并发症存在密切的关系。肺癌患者的呼吸肌力量较差,咳嗽痰效率也随着降低。朱瑞云等[13]研究发现存在肺通气功能障碍是患者术后并发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而本研究结果显示,切除范围和术前FEV1≤80%均是患者术后并发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同时列线图模型评分分别增加78和68分。手术时间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由于手术时间的延长,会引起单肺通气时间增加。呼爱鲜[14]研究发现,手术时间≥3 h是肺癌患者术后并发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这与本次研究结果中手术时间≥150 min相近;同时列线图模型评分增加49分。术中出血量通常是手术侵犯程度的反应指标,出血是手术难以避免的,过多的出血会引起循环血量降低,导致氧气供应不足,这会使器官组织出现缺血损伤的风险加剧[15]。而组织缺氧后会引起能量生成异常,造成机体免疫屏障损害和肠道菌群异位,最终出现肺部感染。列线图显示输血量≥200 mL评分增加70分。另外本研究对列线图模型进行验证发现列线图模型对于根治术后早期肺部感染预测风险精准和区分度均较高。
综上所述,肺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基于年龄、吸烟史、术前FEV1、手术时间、切除范围以及术中出血量这6项影响因素,创建预测肺癌根治术患者术后肺部感染的列线图模型,区分度以及准确度较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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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程冬艳,程领,薄霞.肺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病原菌分布及其早期风险预测模型的构建[J].实用癌症杂志,2024,39(01):98-1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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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认的肺癌病因有吸烟、环境污染、职业危害、遗传等,但具体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2]。随着对肺癌研究的深入,发现结核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tuberculosis,MTB)‐L型感染可能与肺癌的发病及进展存在关联[3]。Notch信号通路是多细胞生物体中普遍存在的细胞信号传递系统,可参与细胞增殖、分化、凋亡等调控过程[4]。
2025-08-27目前,早期NSCLC多以手术治疗为主,但晚期患者早已错失手术最佳时机,仅可通过保守方案来控制病情,最大限度延长生存时间。化疗则为晚期NSCLC的重要选择,可抑制肿瘤增殖,促使病灶缩小,但部分患者一线化疗效果欠佳或不耐受。
2025-08-25肺癌在我国具有高发病率、高死亡率特点,其早期病情隐匿性强,不易被察觉,使得较多患者确诊后进入中晚期,导致预后欠佳[1⁃2]。胸腔镜肺癌根治术(VATS)是肺癌常用术式,其在胸腔镜辅助下进行病灶的切除,无需患者开胸,可减轻机体创伤,减少术中出血量,更符合当前微创特点[3⁃4]。
2025-08-25靶向药物直接到达病灶处发挥功效,阻断肿瘤细胞合成,以控制病情进展,但该类药物单独使用有较高的耐药风险[3]。目前贝伐珠单抗治疗多种恶性肿瘤均有较好的效果,对于病灶新血管生成有抑制作用,加速肿瘤细胞凋亡,进一步改善病情,联合靶向药物可巩固疗效[4-5]。
2025-08-22肺癌作为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的恶性肿瘤,已经成为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1]。由于其早期症状往往不具特异性,导致许多肺癌病例在确诊时已处于晚期,晚期肺癌患者的治疗难度加大,且会增加预后不良的可能[2]。因此,肺癌的早期诊断显得尤为重要,能够为患者提供更多的治疗选择,从而提高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2025-08-06随着肺癌诊疗技术的进步,肺癌患者的生存率得到了显著提高[4]。肺癌生存者指完成手术、化疗或放疗等治疗进入随访期的肺癌患者[5]。由于受治疗的长期影响,肺癌生存者在治疗结束后存在呼吸功能受限、疲乏、营养不良、抑郁及焦虑等不良健康结局[6],生存质量显著降低[7]。
2025-07-30肺癌早期缺乏特异性症状, 部分患者在常规体检、胸部影像学检查中发现,待确 诊时已发展至肺癌中晚期,错过最佳治疗时期[3 - 4] 。 因而早期诊断对原发性肺癌患者的治疗和预后均十 分重要。 临床目前确诊手段主要为影像学和病理学 检查,但对原发性肺癌的早期确诊率不高。
2025-07-22非小细胞肺癌(NSCLC)是肺癌的主要类型,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传统治疗方法如手术、化疗和放疗的效果有限,尤其是晚期患者的预后较差[1]。近年来,免疫治疗作为一种新兴的治疗手段,在NSCLC的治疗中展现出显著潜力[2]。然而,免疫治疗的疗效存在个体差异,部分患者对治疗反应不佳,这可能与免疫系统的状态密切相关。
2025-07-21小细胞肺癌(smallcelllungcancer,SCLC)是起源至支气管腺体或黏膜的肿瘤,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可能与吸烟或被动吸烟、遗传等有关[1]。广泛期SCLC(ex⁃tensive⁃stagesclc,ES⁃SCLC)占SCLC的60%~70%,其恶性程度高、肿瘤侵袭性强、早期易复发转移[2]。
2025-07-18肺癌在发病初期往往缺乏典型症状,早期诊断的难度较大,容易出现误诊或漏诊的情况,导致大部分患者在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预后相对较差[3-4]。化疗作为中晚期肺癌患者的重要治疗手段,尽管能够有效抑制癌细胞的增殖,延长患者的生存周期,但化疗药物也会对机体的正常组织细胞造成损伤,降低免疫功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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