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钱穆既是一名卓越的教师,也是一位长于办学的教育家。学界对钱穆教育身份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教育教学思想和专业成长历程方面,对其治校理政的理念与实践的探讨相对薄弱。钱穆治校理政的理念与实践,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与气魄的现代教育体系能够发挥直接的智慧启迪作用。尤其是在钱穆主政香港新亚书院时,用短短十多年时间实现从书院到合组中文大学的跨越式发展。这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钱穆注重学校文化建设。钱穆的成功是文化兴校、强校的典型范例。“大学文化是社会文化的核心构成”,通过“促进大学主体的和谐发展以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1]。在民族文化自信、自强的时代背景下,加强大学文化建设成为文化强国和高校改革发展的迫切要求。文章旨在探究钱穆的大学文化建构之道,结合实际存在的问题,指出其对我国高校文化建设的路径启迪。

一、钱穆大学文化建构经验诠释

1.“在较少的经济下来完成较多的事业”

作为硬件的学校物质文化是学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的载体,对学校的发展起到保障性和基础性作用。钱穆没有过分强调物质文化的制约作用,结合新亚早期“家徒四壁”的实际,走出一条兼具经济与教育特色的物质文化建构之路。作为私立院校的新亚书院,长期以来靠租借校舍办学,并没有自己的校舍。尽管如此,新亚师生仍然论学不辍,积极开展社会服务等事业,不断获得社会的认可。后来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新亚师生才有了固定的校园。新校舍的布局在坚持经济原则的前提下,充分体现出对教育事业的尊重。“全校建筑惟图书馆占地最大,此最值称赏者一。课室次之。各办公室占地最少,而校长办公室更小,此值称赏者二。又闻香港房租贵,今学校只有学生宿舍,无教授宿舍,此值称赏者三。即观此校舍之建设,可想此学校精神及前途之无限”[2]。可见,新亚书院非常强调有限物理环境的空间布局所传递的文化意义与精神价值。“空间是文化的表现,而非简单的反映。空间与文化是一个相互建构、彼此交融的过程,人类在建构空间的同时也在建构文化”[3]。除了校舍建筑与布局,钱穆的这种思想还体现在艺术系和理学院的设置上。由于经费拮据,艺术系的创立首先从设置学制两年的艺术专修科开始,仅有教室及办公室两间。获得社会认可之后,专修科才逐渐发展成为艺术系。钱穆遵循经济的原则,按照数学系、生物系、物理化学系的顺序逐渐成立理学院。之所以首先举办数学、生物两系,是因为两系所需实验仪器较少,而物理化学实验设备邀请哈佛大学理学院某教授以最低款购置。

钱穆谆谆教导新亚学子,不要过分看重外在物质环境与设备的改善。钱穆说:“我们当知,生命的价值,决不在衣食上。我们只希望,在于我们免除了饥饿,来寻求与完成我们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生命。因此,我们只希望,在较少的经济下来完成较多的事业。”[4]“在较少的经济下来完成较多的事业”并不是钱穆否认物质文化对学校发展的重要意义。新亚书院是由钱穆、唐君毅等文化学人在两手空空的情况下创办的,从最初的租赁几间教室宿舍,到租赁整栋楼宇,再到后来拥有自己的固定校舍,身为院长的钱穆比任何人更能深刻地认识到物质匮乏对于学校发展的阻碍。秉持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钱穆始终认为,有些事业(比如教育事业)并不是有了经济,就能一切都上轨道。就学校文化建设路径而言,钱穆走的是一条以软件带动硬件的发展之路。无独有偶,民国著名教育家、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那特定的年代,梅贻琦校长不惜以对大楼的否定表示对大师的肯定,因为其深知高校的逻辑在大师,而非大楼。学校的楼台轩榭等物质必须借助文化才能彰显其存在的意义。这对当今高校文化建设中普遍过于重视物质文化建设而忽略学校文化其他面向的做法具有警示作用。

2.“建设能与理想配合的大制度”

新亚书院的建立兼采西方大学导师制度和传统书院制度的优点,是带有典型儒家色彩的理想型机构。初期的新亚书院规模较小,首届毕业生仅有余英时、张德民等三人,且在校学生和教师流动性较大,新亚书院的治理主要是以情感维系的人治。例如,尽管新亚初办,急需教师,但是钱穆仍然从教师个人长远发展打算,积极推荐新亚教师前往印尼的院校和香港大学任教。一些教师感于钱穆的赤诚,在外任教期满之后仍回新亚效力。随着新亚办学规模的逐渐扩大,钱穆日益认识到家庭化管理的局限,必须加强学校制度建设。1960年,钱穆在欢迎教育行政专家、副校长吴俊升等人的大会上指出:“我们学校今后所最需要者,亦即过去所最缺乏者,乃是学校之制度化……制度即是一规模,亦可说是一局面。亦可说有了制度便是走上了轨道,从前只是崎岖前行。”[4]

基于早年任教燕京大学遭遇的严格科层制度的尴尬,钱穆在新亚所强调和旨在建设的制度并非刚性有余而柔性不足的制度。尽管严格的科层制度对于学校的高效、有序和稳定运行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运用在学校场域中却很难激发师生的自觉性和能动性。钱穆认为,法律和制度是空洞的、呆滞的,自身不能发挥作用,要发挥作用必须诉诸人以实现理想和制度的配合,此即孟子所谓“徒法不能以自行”。因此之故,钱穆所主张建立的制度是能够与学校理念相得益彰的制度,即“建设能与理想配合的大制度”[4],以理想指引制度建构,以制度支撑、保障理想的实现。新亚的使命是以文化人,即要培养对中国文化怀有温情与敬意的中国人和能够沟通中西文化的世界人。欲达此目的,必须救治当时大学教育中存在的模仿与功利的弊病。钱穆救治的灵感来自西方大学的“讲堂授课制”“课目分授制”以及因“规模之狭小,师生有亲切之味”而便于讲学论道的传统书院[7]。为实现新亚的文化理想,钱穆在制度安排上尽力维持新亚在一较小规模;注重师资建设,实行导师制度,发挥导师的陶冶作用;优化和扩大课程结构,让学生在广博的基础上实现专精。

3.“首先该为它创造一个心”

精神文化是大学文化的灵魂,在大学文化圈层中处于最核心的位置。钱穆认为,一个团体要想发展壮大,“首先该为它创造一个心”[4],即团体精神。这种团体精神体现在师生关系、教风等方面。钱穆注重良好师生关系的构建,新亚师生亲如家人。《新亚校刊》记载的学生给院长钱穆拜年的情景可见新亚师生关系之一斑。“年初三,有八位同学联合去给钱院长拜年。一阵跪拜之后,大家就极尽能事的吵了一场,并且要钱院长给利是包,以及请看电影。院长被吵得头昏眼花,到底一张嘴抵不过八张嘴。这些好学生不但看到一场电影,同时还拿到了一个红封包”[9]。在教风方面,钱穆注重延揽名师,要求师生以研究的心态进行每门课程,学生修一门课即为加入以教师为首的研究团队。教师教学必须精心准备、规范认真。钱穆以身作则,他任教的中国通史课程因旁征博引而深得学生好评。“钱院长的中国通史,简直会把你的耳油都听出来,你真要奇怪他怎么装了一肚子的历史”[10]。经济学教授张丕介留学欧洲,具有绅士风度,不苟言笑,然而经常在课堂上逗得学生哈哈大笑。张丕介上课板书极为规范认真,学生称赞其写粉笔字好比捏面团,想捏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这种团体精神后来被提炼成为新亚师生自豪及外人所称道的新亚精神。1949年,亚洲文商夜校租借香港某中学校舍举行开学典礼,钱穆出任夜校校长。半年之后,钱穆将文商夜校改组为新亚书院,在香港桂林街租借校舍办学。新亚精神发端于亚洲文商夜校,而在桂林街时期体现最为浓郁。作为一所私立学校,新亚书院在困苦中诞生与发展,新亚精神亦随之酝酿、发育、生长。新亚精神是开放、吃苦和文化担当的精神。开放精神表现在办学经费来源多元化和面向社会办学。新亚书院设有文化讲座以丰富香港文化气息。新亚学生组织新亚夜校,对困难家庭的孩子进行识字教育;吃苦精神是继承和发扬曾国藩“扎硬寨、打死仗”的精神。新亚书院是钱穆等文化人在两手空空的情况下创办,必须在艰苦的条件下苦撑苦熬。新亚早期的教师没有固定薪水,按照上课时间领取报酬。学生中多有不能支付学费,甚至有在学校天台露宿者;新亚人之所以“自讨苦吃”,是因为有崇高的文化理想信念的支持。钱穆说:“所谓新亚精神,是不是仅是一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呢?我想,艰苦奋斗,在我们的精神里确是有,但我们的精神,却并非艰苦奋斗一项便能包括了。何以呢?我们该自己想,就学校目前的物质条件说呢,我们本可不必来创办这一所学校的。就有些同学们的经济情况说,他们也可不再立志进大学求深造的。可见那些所谓艰苦奋斗,是自己招来的。”[4]钱穆希望新亚学子能通过自己和学校的忧与困,进而了解国家、社会、人类的忧与困。钱穆通过演说、著述等途径,勉励新亚学子读书应抛弃个人小我功利的计算,而要为人类的文化负责。新亚精神是在忧困中坚持负荷与担当的文化精神。“新亚的经济,是如此般困乏,设备是如此般简陋;规模是如此般狭小,一切的物质条件,是如此般不成体统,但我们并不曾为这些短了气。我们想凭借这一切可怜的物质条件,来表现出我们对教育文化的一整套理想。这便见是我们新亚的精神了”[4]。

二、大学文化建设问题诊断

1.物质文化建设重形轻神

当前,我国大学物质文化建设存在一定的重形轻神问题。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非常注重学校墙壁的布置,努力做到使墙壁也会说话,以充分发挥其教育作用。看似静默的校园物质文化其实能够发挥“润物无声”的育人作用。前提是必须挖掘、凸显物质环境的文化意蕴。物质文化位于大学文化圈层的最外层。作为具体可见、可感的显性文化,大学物质文化是其他文化存在的前提与媒介,是大学的门面,但不能将大学物质文化理解为“门面文化”。在实践中,一些高校注重大楼建设与实验实训设备的升级换代,强调外在的包装与形象的设计。尽管做得琳琅满目,让人叹为观止,但是总感觉缺少教育韵味与人文色彩,“形”有余而“神”不足。

2.制度文化建设重规轻人

制度文化在大学文化圈层中处于中间阶层,是联结内层的精神文化与外层物质文化的纽带。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大学文化建设经历早期的拓荒阶段之后,必须进入制度文化阶段,借制度之力规范办学行为。当前,高校制度文化建设中存在重规轻人的问题。首先,制度文化意识不强,重视制度建设,而忽略制度的文化涵养。有些高校不注重学校文化的培育与传承,教职工和学生的文化意识不强,由于建设周期长且效果不明显,文化建设相关经费往往得不到保障;有关教师专业素质培养的制度汗牛充栋,但是对教师综合文化素养的重视与提升不够;在学生培养方面,部分学校过于强调专业知识技能的掌握和就业导向,学生缺乏道德责任和人文精神而沦为产品,难以适应社会对高素质专业人才的需求。其次,制度文化体系不全。高校制度文化体系涉及外部的政府、行业、企业利益相关者,内部的教师、学生、员工、家长等利益相关者,且内外之间联系紧密、相互影响。受运行模式等因素的影响,高校制度文化建设体系不全。比如,就高校章程建设而言,由于建校时间等因素的限制,一些高校章程建设比较薄弱。最后,制度文化执行不力。为了制度而制度,注重文本的出台与制度的制定,许多制度的内容停留在纸质层面,可行性、可操性不强。有些高校制度制定的过程本身就缺乏制度的规范,遵循自上而下的路径,缺少民主的征集。

3.精神文化建设重调轻心

精神文化是大学的灵魂与精髓所在,是联结学校师生员工的精神纽带。精神文化典型地表现在大学的办学理念、校训、学风、教风等方面。就具体路径而言,学校精神文化建设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之分。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在实践中应彼此取长补短。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学校精神文化建设的主体都是人,必须凸显师生员工的心声。如果说大学物质文化的建设主要依靠眼观,那么,大学精神文化建设则主要依靠聆听。通过聆听,探寻师生员工的共同价值观念,然后结合学校的特色、地方的文化,凝练学校精神文化。在实践中,部分高校的精神文化建设重调轻心,忽略自身的特色以及与地方、行业文化的有机融合,注重调子高而不注意倾听师生的心声,最终造成大学精神文化的“曲高和寡”,使大学精神文化建设丧失源头活水。

三、钱穆经验对于大学文化建构的镜鉴

1.物质文化建设应凸显特色、“文”“物”交融

物质文化是物质与文化的有机结合,即“物”与“文”的有机交融,并非冷冰冰的物理存在,而是透着教育意蕴与文化气息的物理存在,体现为一种“韵味儿”,因而百看不厌。大学物质文化建设不应讲究排场而要注重背后的教育意蕴,要明晰学校文化建设的逻辑顺序。作为大学灵魂的核心价值观念永远处于大学文化建设逻辑的最高层次,物质文化建设则处于次一级的逻辑层次。高校一切物理空间、环境设置不应以高大上为鹄的,而应该坚持适用、够用的导向,因为其存在的意义是辅助学校教育功能的发挥,始终是作为学校核心价值观的载体而存在。就此而言,当前高校物质文化建设中存在的校园建筑千篇一律,过于追求物质设施的现代性与信息化,甚至一些高校将学校物质文化建设外包的做法,都是不尊重高校文化建设逻辑与原则的体现。“物”“文”交融的大学物质文化彰显学校的特色和办学理念,是“物”中有“文”、“文”中有“物”。这就好比提起清华大学的工字厅,就会想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说起北京大学的未名湖,马上闻到自由、民主的气息。

2.制度文化建设应“软硬兼施”、刚柔并济

组织管理范式经历经验管理、科学管理和文化管理的范式转换。经验管理适合小规模组织,科学管理通过理性的制度建构能够维持大规模组织的良序运行,其显著弊端是造成管理主体和客体的人在管理实践中的退场,即重物不重人。文化管理通过人性的彰显,基于心理、情感、社交的手段,实现管理中人的回归。针对当前高校制度文化建设的缺点与不足,结合钱穆制度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高校的制度文化建设应该坚持“软硬兼施”,即在注重刚性制度不断建构完善的同时,要加强关怀的柔性管理。通过刚柔并济的制度,释放师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制度文化在大学文化建构中的“导向性、全局性和长远性作用”[13]。首先,高校应反省自身制度建设存在的不足。这种反省涉及学校制度文化是否适应时代的需要,是否促进师生的发展,是否切合学校自身实际。就具体内容看,涉及内部治理、沟通机制、信息技术等方面。其次,突出制度的道德意蕴。一些制度之所以行不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少柔性关怀。制度的意义不是挂在墙上,而是要真正走进心里。只有凸显制度的道德色彩,才能激发学校师生对制度的信仰,收到“不令而行”的效果。最后,注重制度文化的自我革命。在各种层次的教育类型中,就与社会联系的直接和紧密程度而言,旨在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的高等教育与社会、产业的联系更为密切,对社会需求的反应更为敏感。高校的制度文化建设必须能够及时体现社会的诉求和关切。依据社会需要,基于自身特色,遵循教育规律,不断对制度文化进行更新、完善甚至重构。当前尤其是要在内部制度治理上破解高校“形式法人症结”,“从形式法人走向实体法人”[14]。

3.精神文化建设应凝练共识、形成愿景

钱穆强调组织和团体的发展必须有“心”。高校的精神文化建设就是要为学校的发展创造心,即学校发展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应该是师生共同的心声,发自内心的愿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内发的凝练的过程,而非外塑。首先,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高校精神文化建设中的引领作用。工具主义的影响以及对就业导向认识的偏差,致使高等教育缺乏人文精神。信息时代的个体职业生涯更多地呈现出无边界职业生涯的特点,持续就业能力是应对复杂多变就业环境的必然要求。这种持续就业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与个体吃苦、自信等优良品质密切相关。通过课程渗透、环境熏陶,充分发挥“三大文化”对高校师生的教育作用。以社团活动、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等为媒介,让“三大文化”有效地融入高校校园中。结合办学实际,捕捉“三大文化”的契合点,积极培育富有大学色彩的文化品牌。其次,坚持开放性,有效地融入企业等利益相关主体的文化。新亚精神的培育是新亚师生、关心支持新亚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等共同努力的结果,具有极强的开放性。高校精神文化建设涉及高校、政府、行业、企业等相关主体,必须坚持开放性原则。例如,高校精神文化建设必须实现与企业文化的有效融合与对接。在理念上,坚持精神文化建设的学术性与职业性原则,抛弃校企合作中的短视行为,充分认识先进企业文化对高校精神文化建设的辐射与滋养作用;在实践上,让企业文化全程渗透学校育人的过程,通过学校物质、制度、精神和行为文化立体承接企业文化,促进二者有机融合。校企共建文化标准体系,借助宣传、保障等常态机制,确保校企文化标准体系的实施。

参考文献：

[1]董泽芳.社会学视域中的大学文化[J].现代大学教育,2013(1):1-9.

[2]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322.

[3]于小艳,陈安娜.中国书院的空间文化:当前大学文化建构与大学校园建设的反思[J].高教探索,2016(2):15-19.

[4][5][6][8][11][12]钱穆.新亚遗铎[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38,233,235,136,28,27.

[7]钱穆.文化与教育[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185.

[9]冬冬.生活点滴[J].新亚校刊,1954(4):59.

[10]沁蕊.师长素描[J].新亚校刊,1953(2):29.

[13]杨飞.大学文化建设:问题·目标·路径——基于供给侧改革的视角[J].江苏高教,2018(7):47-50.

[14]张木春.现代大学从形式法人走向实体法人的理性思考[J].黑龙江高教研究,2020(5):20-24.

许衍琛.大学文化建构:钱穆的镜鉴[J].黑龙江高教研究,2020(12):85-88.

基金: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教育部青年课题“钱穆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研究”(编号:EIA160452);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科研发展基金资助项目“职业教育德育:基于钱穆德育思想的考察”(编号:KYQD1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