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5年10月发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来,“双一流”建设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界理论研究和实践的热点,并很快影响世界,中国高校在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也表明,一流的学科是一流大学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根本,但一流大学绝不是一流学科的简单相加,良好的学科生态是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持续发展的关键。从文化的视角,基于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学科生态系统,可以为我们研究学科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学科生态系统的概念模型

学科是根据一定的理智任务及知识自身的特点而对知识进行的有组织的社会分组,是拥有一套自身的观念、方法和主要目标的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1]。学科概念至少标明了两个层次的内涵:一是相对独立的知识分类体系,是作为知识形态而存在[2];二是社会化和建构性特征下的教育领域和学术单位[3],是作为组织形态而存在的。学科的知识形态可以从学科的概念理论、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方面进行界定;学科的组织形态主要表征为科研人才、资金物料、组织架构、制度规范等方面。

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或有机群体与其周围环境的关系的科学[4]。借鉴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以隐喻的方式研究学科组织的生态现象,被命名为“学科生态系统”[5],即学科是一个组织生命体,学科个体同有机体一样,会经历诞生、成长、成熟、衰退乃至消亡的适应与发展的过程;学科个体之间也同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有机生命体一样,存在互惠互利、竞争共生的动态关系。在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研究中,其组织圈层通常被划分为有机体、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等四个组成部分,对照该划分方式,学科生态系统可划分为学科个体,即粗略对应为二级学科;由相近学科构成的学科种群,即粗略对应为一级学科;由相近学科种群构成的学科群落,即学科门类;最终各学科门类形成一个大学的学科生态系统整体。

学科个体的适应与发展、学科个体间的相互作用、学科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变化都受到外部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自然环境等)以及人力、物质、信息、能量等资源输入的影响,学科的绩效输出主要表现为人才培养、学术成果、社会贡献、学科服务等方面,而学科的绩效输出又会反馈并影响学科的资源输入。这种输入—输出的不断循环与发展推动着学科生态系统的生成、优化甚至再造(见图1)。

二、学科生态系统的因子构成

通过上文对学科内涵的界定和学科生态系统概念模型的构建,从学科内外的空间维度上可以将学科生态系统影响因子划分为核心生态因子和外围生态因子。

图1学科生态系统概念模型

核心生态因子主要是基于学科内部要素的生成和发展逻辑,源于学科的知识形态和组织形态。第一,学科生长演化的核心力量来自学科内部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相关因素如概念理论、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可归纳为学科生态系统的本源因子,即知识因子;第二,生产、传播和应用知识的主体,是以学科带头人为关键科研人才,包括普通研究人员和研究生等在内的学术团队,对学科的生成和发展提供最直接和最主动的力量,可以归纳为学科生态系统的主体因子,即学者因子;第三,学者在进行相关学科活动过程中,学科内部会形成独特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思维与行为方式等,这些可以归纳为学科生态系统的表征因子,即规则因子。

外围生态因子主要是基于学科外部的各种影响因素,第一,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科技环境和自然环境等构成学科生态系统整体的背景因子,即环境因子。第二,学者在进行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过程中,需要物质、信息、能量的支持,其中,物质因子主要包括资金物料、硬件设备等;信息因子主要包括标志学科开放性的获取行业动态、科技前沿信息的内容和渠道等;能量因子主要是指办学者、管理者的决策力、领导力和执行力等。物质因子、信息因子和能量因子是基础因子,在学科生态系统中起到基础性的支撑作用。学科生态系统的因子构成如表1所示。

表1学科生态系统因子构成

在学科生态系统中,核心生态因子(知识因子、学者因子和规则因子)是学科生态系统产生和发展的内因,决定着学科生态系统的本质和发展的基本趋向,是第一位的决定因素。外围生态因子(环境因子、物质因子、信息因子和能量因子)是学科生态系统产生和发展的外因,是学科生态系统产生和发展的外部条件,它是第二位的,但对学科生态系统的发展起到加速或延缓的作用,外围生态因子必须通过核心生态因子而起作用。不同学科个体、学科种群、学科群落间在学科生态系统核心生态因子和外围生态因子的共同作用及其博弈中产生竞争或共生等关系,学科个体适应环境,经历生成、发展乃至衰亡的演变过程;学科个体间聚合、竞争,优胜劣汰、相生相克,动态形成学科种群、学科群落;各学科组织圈层与外部环境之间不断进行资源输入和绩效输出,使学科生态系统的生成、优化甚至再造成为可能。学科生态系统各生态因子的关系如图2所示。

图2学科生态因子关系图

三、学科生态系统的文化致因

1.文化对知识因子的选择与判断

文化的选择与判断,就是人们根据文化所代表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自主性地产生青睐或排斥的行为。知识因子是学科生态系统的本源因子,包括概念理论、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表现为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文化作为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所创造和积累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既是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的标志性结果,也对知识的再生产、传播和应用起到重要的选择与判断作用。就学科而言,既表现为文化对不同知识的价值判断,从而促进或制约某类或某些学科的生成和发展,也表现为不同文化对同一学科的研究方向以及应用面向的选择,进而影响学科生态系统内成分的多样性、系统内外信息和资源的流动性。社会文化传统一旦形成,便具有强烈的弥散性和历史惯性,在较大的社会层面以及较短的历史长河中很难发生本质性改变,因此对学科生态发展产生的影响也是长久且牢固的。

大学文化对知识因子的选择和判断更加直接。如英国的大学保持着古典人文主义的教育理想,认为培养有德行的绅士是第一目的,怀疑科学技术对于人文教育的价值,因此,尽管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但英国直到19世纪中叶,才产生了旨在传播和研究科学技术的城市大学。这导致19世纪中叶前,英国的学科生态系统中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发展极不平衡。办学者往往通过制度文化,有选择、有目的、有战略地培育和塑造学科,比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曾重点培育生物原子工程,且要求其他各学科都尽量与生物原子挂钩,协同开展生物原子研究[6],从制度角度对学科研究方向和重点进行了选择。

学科文化层面对知识因子的选择和判断尤为具体。同样是自然科学,英国注重科学技术的理论性和学术性,在科学原理和基础理论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在物理、生物、化学、遗传工程等基础理论方面保持着世界领先的地位[7];而美国受到实用主义文化传统的影响,则更注重科学技术的应用转化研究,促进了学科对外界生产和经济领域的应用,使学科生态系统的开放性更高。

2.文化对学者因子的促进与制约

大学文化对学者因子的促进或制约影响颇为明显。比如,现在多数高校制定并实施特聘岗位聘任制度、学术奖励制度等,旨在形成一种大学学术激励文化,激励学者进行科学研究和成果产出以促进学科发展。与此同时,对学者的学术剽窃、学术造假、权学交易等行为都有明确的惩罚规定,这是对学者不当行为的约束。

学科文化对学者的学术生活影响巨大。不同学科文化既可能对学者间的相互交流和促进产生阻滞,也可能使学者间产生更多的思想交流和学术碰撞。例如,在对物理学、机械科学、历史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等四个典型学科的差异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在学科交叉的壁垒方面,物理学进入难度较大,要求有非常扎实的基础;机械科学欢迎其他学科的学者进入,如导师简介上很多都注明欢迎物理、电气、控制、力学、计算机、数学等专业的学生报考;很多新闻与信息传播学教师有多学科的背景,正是这种多学科的背景使得他们在学术研究上可能更有优势,也特别有利于学科交叉融合[8]。此外,由于知识认识的迁移性,学者变更其专门研究领域或在学科内进行特定研究课题的现象也并不鲜见,如化学家迁移到生物学领域,其中有的还成为药剂师,生物学家在实验心理学研究领域中占据一席之地等[9]。学者间的沟通合作、思想争鸣以及研究领域转变有助于构建跨学科的学术共同体,给学科生态系统自我进化提供了强劲动力。

3.文化对规则因子的渗透与促生

社会文化对学科生长发展的价值观念的渗透是影响学科规则因子的重要方式。在工业革命的催生下,科学技术对人类生活以及国际形势影响巨大,对科学技术的推崇弥漫整个社会。近代意义的高等教育就是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产生的,它以科学技术教育为主要内容而区别于古代高等教育,认为近代意义的高等教育是科学技术教育毫不为过[7]。随着“科技文化至上”带来的负面问题不断暴露和显现,加强人文教育以及科学技术教育人文化的呼声愈发强烈,众多学者以及教育决策者开始重新认识科学和人文的关系,对科学技术教育和人文教育的相通性以及相互依赖性进行关注。在此背景下,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开始愈发受到重视,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开始主动寻找彼此的交叉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都经历了程度不一的市场化,政府放松管制,将市场逻辑引入高等教育,让竞争与价格机制引导高等教育机构应对市场的需求。为了在市场化的文化环境中增加比较优势和竞争能力,很多学科大力打造良好的学科形象,甚至对其发展历史、目标定位予以修改或进行全新诠释[11]。如有的学科通过更名迎合市场化的青睐,功能生态学已经获得了一个更有力的名称——生物力学;作为应用研究的护理学也使用了新的名字——护理保健、保健研究等。学科名称术语的改变标志着有关知识形式关注焦点的潜在变化,在既定学科中,术语的变化促使研究范式、思维模式等也作出相应的改变[9]。

在学科文化层面,不同学科因其知识特性差异而形成不同的学科文化,对学者学科研究的伦理规范、思维与行为习惯都起到一定的规约作用。在研究形式上,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问题容易被划分为较小的部分,并分别解决,因而一般以团队形式开展研究活动,学者间交流互动频繁,团队合作紧密;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问题普遍界定宽泛且研究独立,更多以个人工作的方式进行学术研究,学者间关系松散;在研究成果输出方面,有些学科从事同一研究课题或联系紧密的课题的人数较多,学者之间竞争激烈,非常在意成果的优先发表,如物理学会较多地使用到“预印本制度”,延迟3个月发表成果会被认为时间过长;而历史学的研究处在相对来说封闭的理论和知识框架中,研究成果从写作到发表可以有1-3年的时间间隔[1]。

4.文化对外围生态因子的干预和平衡

在学科生态系统中,社会文化对学科外围生态因子中物质因子的影响势猛劲强。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影响下,使得行业高校倾向于选择外延式发展,走“大而全”的发展路径,大学资源碎片化、分散化,原优势学科成果稀薄化、学科贡献力弱化[14],使得行业高校的原学科生态平衡被打破。

社会文化对信息因子、能量因子的影响日益显著。由于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地位,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促生很多复杂问题和技术前沿问题,需要不断打破行业间的壁垒,进行技术合作和产业融合,这样的行业发展环境使科学技术研究新成果以及新兴产业科技人才缺口亟待弥补。而这些问题已经不是单一学科能够有效解决的,产业融合已成为学科交叉的重要引擎,要求突破单一学科的壁垒,研究理论和方法不断相互渗透交叉,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学科生态形成。社会文化还会催生新的政策,为了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国于2017年启动新工科建设,通过认定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促进从学科导向转向产业需求导向、从专业分割转向跨界交叉融合、从适应服务转向支撑引领。在此政策影响下,传统工科以及相关理、医、农、文等学科门类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强力驱动学科间以及学科群间的结合、交叉;“新工科”建设还要求学术研究趋向密切联系社会应用,学科发展满足产业发展需求,对产学研结合、经科教联动有强大的推动作用,成为学科生态系统扩大对外交流开放的“推进器”。

大学文化对学科生态系统外围生态因子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分配和平衡。为了刺激学科发展或有目的地培育或支持若干学科的发展,办学者通常根据学科发展战略和学科发展绩效进行资源配置,更多资源向优势学科倾斜,而优势学科往往也具有更强的资源吸附能力,这使得学科在资源配置水平上容易出现“马太效应”。更有甚者,办学者为了在大学排名和学科评估中获得有利的地位,机械地按照排名和评估的指标进行办学和学科规划,减少或停止对一些弱势学科的资源配置,甚至功利性地裁撤一些学科建制。在这样的强力干预下,高等教育系统内的学科生态系统,最先在存在形态的多样性和发展过程的非同质性两个向度上就受到了大幅度的冲击与破坏。而其实,所谓的“学科建设”需要强调的是一种培育式、发展式制度设计,在设计框架下,让学科多元发展、和谐生长,因为动态、多样、共生既是“一流学科”的生态逻辑与生存法则[15],也是学科生态系统的正常样态。

参考文献：

[1][13]蒋洪池.大学学科文化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18,79.

[2]宣勇.论大学学科组织[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2(5):30.

[3]阎光才.学科地位与专业教育水准不可顾此失彼[N].光明日报,2017-07-04(13).

[5]武建鑫.学科生态系统:论世界一流学科的生长基质——基于组织生态学的理论建构[J].江苏高教,2017(4):7.

[6]武建鑫.学科生态系统:核心主张､演化路径与制度保障——兼论世界一流学科的生成机理[J].高校教育管理,2017(5):24.

[7][10]张应强.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07,161.

[8]胥秋.大学学科文化的冲突与融合[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46-57.

[11]蒋洪池.高等教育市场化及其对大学学科文化的影响[J].江苏高教,2010(4):74.

[14]曾亦斌,王钊.“双一流”建设背景下行业性院校的学科生态治理研究[J].江苏高教,2018(3):26.

蒋洪池,李海涵.学科生态系统的概念模型､因子构成及其文化致因[J].黑龙江高教研究,2021,39(02):22-25.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文化视野中的一流大学学科生态生成机理与治理策略研究”(编号:BIA18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