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 分析老年腰椎骨折术后深部切口感染病原菌特征、耐药性,并探究感染的危险因素。方法 选取2019年4月至2024年3月于本院行内固定术治疗的老年腰椎骨折患者996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术后是否出现深部切口感染分为感染组(n=46)和非感染组(n=950),对感染组患进行细菌分离培养和药敏试验;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腰椎骨折患者术后并发深部切口感染的危险因素。结果 46例腰椎骨折术后并发深部切口感染患者经病原菌培养分离出55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阳性菌22株,革兰阴性菌32株,真菌1株。药敏结果显示,金黄色葡萄球菌对青霉素、阿莫西林、头孢唑林的耐药率分别为90.91%、63.64%、54.55%;表皮葡萄球菌对青霉素、阿莫西林、阿奇霉素的耐药率分别为75.00%、62.50%、37.50%。大肠埃希菌对哌拉西林、头孢唑林、头孢他啶的耐药率分别为92.31%、61.54%、61.54%;铜绿假单胞菌对头孢唑林、复方磺胺甲噁唑、头孢曲松的耐药率分别为90.00%、80.00%、60.00%。感染组与非感染组在性别、BMI、吸烟史、饮酒史、高血压、麻醉方式、受伤至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等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年龄、糖尿病、手术节段数、手术时间、术后引流管留置时间、预防性使用抗生素、住院时间等资料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回归模型中分析,结果年龄>65岁(OR=2.223,95%C.I. 1.165~4.243)、糖尿病(OR=2.289,95%C.I. 1.195~4.383)、手术节段数>3节(OR=1.922,95%C.I. 1.044~3.539)、手术时间>2 h(OR=2.101,95%C.I. 1.101~4.010)、术后引流管留置时间>5 d(OR=2.247,95%C.I. 1.199~4.210)、预防性使用抗生素(OR=2.276,95%C.I. 1.191~4.349)、住院时间>14 d(OR=2.041,95%C.I. 1.101~3.785)是影响腰椎骨折患者术后并发深部切口感染的危险因素(P<0.05)。结论 老年腰椎骨折患者术后并发深部切口感染以大肠埃希菌、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多见,对哌拉西林、头孢唑林、青霉素等抗菌药物具有较高的耐药性;年龄、糖尿病、手术节段数、手术时间、术后引流管留置时间、预防性使用抗生素、住院时间等因素会对患者术后并发深部切口感染产生不利影响,临床应提供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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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骨折为骨科常见疾病,其发生率约占全身骨折发生率的5.00%~10.00%[1]。临床对于该病以外科手术治疗为主,患者术后存在深部切口感染的可能。据相关研究报道,老年胸腰椎脊柱手术患者术后深部切口感染发生率高达27.58[2]。若不及时进行有效治疗,可危及生命安全。临床对于术后感染患者多采用抗生素治疗,然而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或滥用,极有可能引起耐药性,并显著增加治疗难度;另外,也有可能引起二重感染[3]。明确腰椎骨折术后并发深部切口感染患者的病原菌特征显得十分必要。本研究对深部切口感染病原菌类型、耐药性及并发深部切口感染的危险因素进行分析,旨在为临床预防提供指导,结果报告如下。
1、材料与方法
1临床资料
选取2019年4月至2024年3月于本院行内固定术治疗的老年腰椎骨折患者996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术后是否出现深部切口感染分为感染组(n=46)和非感染组(n=950)。纳入标准:①经CT、MRI等影像学检查确诊腰椎骨折;②年龄>65岁;③均接受内固定术治疗;④入组前未出现感染。排除标准:①存在凝血功能障碍;②存在精神障碍类疾病;③术后30 d之后出现感染;④患有恶性肿瘤。深部切口感染的诊断标准:感染灶位于深筋膜以下深部肌层或椎管内外,且切口穿刺出脓性分泌物或体温>38℃。
本研究获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2方法
(1)标本采集和病原菌、药敏检测:
采集受试者手术切口渗出液、分泌物或深部穿刺液,接种于血琼脂平板进行培养,采用VITEK-32全自动微生物分析仪(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对培养为阳性的菌株进行菌种鉴定,并采用K-B扩散纸片法检测菌种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情况。
(2)影响因素调查方法:
采用统一问卷调查量表收集感染组与非感染组的临床资料,包括性别、年龄、BMI、吸烟史、饮酒史、高血压、糖尿病、手术节段数、手术时间、麻醉方式、受伤至手术时间、术后引流管留置时间、预防性使用抗生素、住院时间、术中出血量等。
3统计方法
采用SPSS22.0软件分析本次数据。计量资料和计数资料分别用和(n;%)表示,行t和χ2检验;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腰椎骨折患者术后并发深部切口感染的危险因素;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 果
1腰椎骨折患者术后并发深部切口感染的病原菌分布特征
46例腰椎骨折术后并发深部切口感染患者经病原菌培养分离出55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阳性菌22株(占40.00%),革兰阴性菌32株(占58.18%),真菌1株(占1.82%)。
革兰阳性菌中,金黄色葡萄球菌11株(占20.00%),表皮葡萄球菌8株(占14.55%),粪肠球菌2株(占3.64%),屎肠球菌1株(占1.82%);革兰阴性菌中,大肠埃希菌13株(占23.64%),铜绿假单胞菌10株(占18.18鲍曼不动杆菌3株(占5.45%),肺炎克雷伯菌3株(占5.45%),阴沟肠杆菌1株(占1.82%),粘质沙雷菌2株(占3.64%)。
2主要革兰阳性菌耐药菌株数与耐药性分析
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表皮葡萄球菌对常见抗菌药物耐药情况见表1。金黄色葡萄球菌对青霉素、阿莫西林、头孢唑林的耐药率较高,分别为90.91%、63.64%、54.55%;表皮葡萄球菌对青霉素、阿莫西林、阿奇霉素的耐药率较高,分别为75.00%、62.50%、37.50%。
表1主要革兰阳性菌耐药菌株数与耐药率[n(%)]
3主要革兰阴性菌耐药菌株数与耐药性分析
主要革兰阴性菌对常见抗菌药物耐药情况见表2。大肠埃希菌对哌拉西林、头孢唑林、头孢他啶的耐药率较高,分别为92.31%、61.54%、61.54%;铜绿假单胞菌对头孢唑林、复方磺胺甲噁唑、头孢曲松的耐药率较高,分别为90.00%、80.00%、60.00%。
4腰椎骨折患者术后并发深部切口感染的单因素分析
感染组与非感染组在性别、BMI、吸烟史、饮酒史、高血压、麻醉方式、受伤至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等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年龄、糖尿病、手术节段数、手术时间、术后引流管留置时间、预防性使用抗生素、住院时间等资料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5 Logistic回归
以术后并发深部切口感染=为因变量(感染=1,非感染=2),以年龄(>65岁=,≤65岁=2)、糖尿病(有=1,无=2)、手术节段数(>3节=1,2~3节=2)、手术时间(>2 h=1,≤2 h=2)、术后引流管留置时间(>5 d=1,≤5 d=2)、预防性使用抗生素(有=1,无=2)、住院时间(>14 d=1,≤14 d=2)为自变量,纳入Logistic回归模型中分析,结果显示,年龄>65岁、糖尿病、手术节段数>3节、手术时间>2 h、术后引流管留置时间>5 d、预防性使用抗生素、住院时间>14 d是影响腰椎骨折患者术后并发深部切口感染的危险因素(均P<0.05)。见表4。
表2主要革兰阴性菌耐药菌株数与耐药率[n(%)]
3、讨 论
目前临床对于腰椎骨折多采用内固定术治疗,譬如经皮椎弓根螺钉固定术,因具有创伤小,术后恢复快等优势而在临床上得到广泛应用[4]。但进一步分析,发现该类患者术后可能会出现深部切口感染情况。张志平等[5]研究表明,选取的396例行胸腰椎后路手术治疗患者中,有99例(25.00%)患者出现深部手术切口感染。其发生率与本研究较为相似。本文针对术后并发深部切口感染行病原菌分析,发现以革兰阴性菌多见,譬如大肠埃希菌、铜绿假单胞菌;而在革兰阳性菌感染中以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多见。针对主要革兰阴性、阳性菌行药敏试验,发现大肠埃希菌对哌拉西林、头孢唑林、头孢他啶等抗菌药物具有较高的耐药性,铜绿假单胞菌对头孢唑林、复方磺胺甲噁唑、头孢曲松具有较高的耐药性;而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对青霉素、阿莫西林具有较高的耐药性。
表3影响腰椎骨折患者术后并发深部切口感染的单因素分析[n(%)]
究其原因分析,可能是大肠埃希菌、铜绿假单胞菌能产生β-内酰胺酶,通过水解β-内酰胺类抗生素中的β-内酰胺环,使其失去抗菌活性[6-7];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表皮葡萄球菌也能产生β-内酰胺酶,并通过降低β-内酰胺类抗生素的亲和力,导致耐药性产生[8-9]。基于该结果,本文对术后并发深部切口感染患者实施抗菌药物治疗前,应先充分了解病原菌种类及耐药情况,以便选择合适抗菌药物治疗,不仅降低了耐药性,也避免了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
虽然上述已表明了腰椎骨折术后并发深部切口感染患者病原菌特征及耐药情况,但对于老年腰椎骨折患者术后并发深部切口感染的相关因素尚不清楚。本文为了明确影响老年腰椎骨折患者术后并发深部切口感染的危险因素,对比了感染组与非感染组的基线资料,发现2组年龄、糖尿病、手术节段数、手术时间、术后引流管留置时间、预防性使用抗生素、住院时间等资料比较有统计学差异。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因素对术后并发深部切口感染的影响,将其纳入Logistic回归模型中,结果显示,年龄>65岁、糖尿病、手术节段数>3节、手术时间>2 h、术后引流管留置时间>5 d、预防性使用抗生素、住院时间>14 d是影响腰椎骨折患者术后并发深部切口感染的危险因素。针对年龄分析,发现机体抵抗力会随年龄的增加而出现退行性改变,相比年龄≤65岁者,>65岁的腰椎骨折患者更容易受到病原菌侵袭,增加术后深部切口感染风险[10]。章月红等[11]研究指出,糖尿病为腰椎骨折患者术后并发深部切口感染的独立危险。究其原因分析,可能是高血糖状态能为病原菌的繁殖提供丰富的营养物质,加之其还会对机体免疫功能产生影响,譬如降低白细胞等免疫细胞活性,通过削弱机体对病原菌的清除能力,增加术后深部切口感染发生率[12-13]。针对手术节段数>3节对腰椎骨折患者术后并发深部切口感染的影响分析,可能是多节段腰椎手术操作更为复杂,不仅增加了手术难度,也可能会导致更多组织损伤和出血,为细菌的入侵提供有利条件[14-15]。另外,随着手术节段数的增加,手术时间的延长,手术区域暴露面积和时间也会相应增加,使患者更容易受到细菌的侵袭和感染[16-17]。术后引流管留置时间过长极易导致病原菌从引流管或伤口进入体内,增加深部切口感染发生风险[18]。预防性使用抗生素的目的在于预防感染,但由于病原菌对抗生素敏感性存在差异,未进行药敏试验就直接使用抗生素,极有可能会引起耐药情况,并打破机体内微生物平衡,增加深部感染发生风险[19]。针对住院时间分析,可能是医院存在多种潜在感染源,随着住院时间的延长,患者也更容易接触这些感染源,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感染风险[20]。
表4影响腰椎骨折患者术后并发深部切口感染的二元Logistic回归
综上所述,老年腰椎骨折患者术后并发深部切口感染以大肠埃希菌、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多见,并对哌拉西林、头孢唑林、青霉素等抗菌药物具有较高的耐药性;且年龄、糖尿病、手术节段数、手术时间、术后引流管留置时间、预防性使用抗生素、住院时间等因素会对患者术后并发深部切口感染产生影响,临床应提供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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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成都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课题(No.2023181);
文章来源:朱乘春,冯大雄,杨启远,等.老年腰椎骨折术后深部切口感染病原菌耐药性及危险因素分析[J].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2025,20(01):9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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