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区域、城市等各个层面构建全球创新中心战略的出台，围绕全球创新中心的话题引起政府、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国际方面，世界经济论坛与麦肯锡等机构建立了可视化的创新热点地图，以视图和指数两种方式提供对于国家和城市的量化指标的比较，结果显示创新热点区域在全球范围内具备创新资源的集聚与辐射的强大功能，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国内方面，早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就提出要发挥北京中关村在创新驱动战略中的引领示范效应，打造成为拥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中心；2018年，上海发布《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明确提出“五个中心”战略，在原有的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个中心”的基础上，增加了科技创新中心的定位；2019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将大湾区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近年来，随着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的发展，全球创新中心的空间布局呈现出由西方向东方国家转移的趋势，特别是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国更是展现出强大的增长潜力，科技创新正引领中国多个城市进入创新驱动的快速发展轨道。其中，孕育了阿里巴巴、海康威视等头部科技企业的浙江杭州，在打造创新中心的道路上走在了全国前列，并初步具备了成为全球创新中心的关键要素。2017年，杭州提出要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互联网+”创新创业中心。2018年12月，浙江“科技新政50条”中再次明确提出加快打造“互联网+”和“生命健康”世界创新高地，充分体现了杭州依靠创新驱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信心。

全球创新中心的构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依赖于政产学研金等创新物种的协同演化，以及人才、政策等创新要素的汇聚和提升。由于创新中心发展表现出的动态演化性，需要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和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之中进行考察。

1、创新生态视域中的全球创新中心

21世纪初，从联系、互动、动态的观点出发，借鉴自然生态体系的共生、演化思想的“创新生态”的研究开始频繁出现在政府、产业界、学术界的各种报告中，标志着创新研究从“系统范式”进入到“生态范式”。从全球创新生态的视角来看，全球创新中心的构建更加凸显了开放性、协同性、涌现性的特征，而且在空间分布上开始形成以城市为主体的竞争格局。创新中心的构建依赖于各城市的不同资源禀赋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匹配程度，这也决定了在全球范围内，创新中心的发展模式必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到目前为止，对于“全球创新中心”并无统一理解，存在多种表述，被使用于国家、城市和城市的特定区域，以及更加微观的社会组织如创业园。“全球创新中心”的概念不断出现在政府白皮书、国际研究机构报告、学术文献中。2000年，《连线》杂志首次提出全球创新中心的概念[1]，紧接着，联合国在2001年《全球人类发展报告》中首次公布了包括纽约、伦敦等46个城市的全球创新中心名单。在国内，2018年发布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评估报告》中专门针对全球创新中心进行了评价。杜德斌[2]总结了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特征：创新资源密集、创新活动集中、创新实力雄厚、辐射范围大，占据全球创新生态的重要生态位；骆建文等[3]认为，创新中心处于新知识、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中心位置；王德禄[4]认为，创新中心是由科学中心演变而来但更加强调经济功能；熊鸿儒[5]认为，创新中心能够引领全球科技和产业进步，拥有最先进的生产力。李福等[6]认为全球创新中心是全球创新生态体系中重要的创新供应与扩散的区域或城市。

基于前人研究工作以及创新驱动新时期外部环境的发展趋势，本文提出：全球创新中心具有异质化的创新主体和多元化的创新要素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与辐射能力，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对新知识和新技术的生产、扩散与应用，并产生世界性影响，从而在全球创新网络中占据领导或支配地位的区域。通过对已有研究的梳理发现，有关创新中心的研究表现出一些共性的特征和趋势：

首先，从空间来看，创新资源的大范围流动导致创新绩效出现了地理分布上的不均衡。早期的研究和讨论主要以国家为单位，而随着特拉维夫、深圳等一批新兴创新中心的迅猛发展，对全球创新中心的关注也从国家聚焦到城市层面。创新要素日益展现出从以硅谷为代表的“地理带”集聚向具有“城市特质”的全球化城市集聚的特征。城市对于创新中心的建设提供了更为有利的生态环境和支撑条件，以城市作为创新中心的角度来考察全球创新资源的集聚与利用模式，成为当前创新研究的热点。创新发展是嵌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要素错综复杂相互交错的网络中，依赖于不同主体间的人才、知识、资金等创新资源的流动和汇聚，而这些要素的汇聚更多表现为以城市为载体，一些城市积累的创新优势变得越来越大。针对不同城市的创新能力，国际上从多个维度给出了评价指标，目前主要有美国普华永道的机遇之都“创新机遇”指标、日本森纪念财团城市战略研究所的“城市研发”指标、澳大利亚咨询机构2Thinknow的“创新城市”三大指标。

其次，从关注重点来看，对创新中心的评价更加关注人才、信息等资源的利用，而弱化了对设备、土地等传统要素的评价，从单纯强调科技能力转向科技-经济的转化能力。创新驱动时期，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被视为创新中心，其考量标准应该是科学技术向经济价值的转化力，而不能简单地用基础研究中的论文数，或是企业专利授权量等传统指标衡量。创新中心构建的关键日益依赖于科技活动与产业、经济活动的连接和转化。《奥斯陆手册》强调创新是包含了从新知识的生产、传播、应用到转变为经济生产力的整个进程[7]，其定义本身就包含了从科学、技术、产业到经济的整个过程。可以说，在19世纪德国成为科技中心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科学技术活动的重心更多集中在链条的前端，即研究与认知层面，而到20世纪初，尤其是当科技中心转移到美国，创新从知识形态的生产力转化为产品形态的生产力。相应地，创新链的价值体现也变得更加多样化：一般来讲，在创新链上游其负载的认知价值较大，在下游其负载的认知价值较小；在上游其可预见的直接经济价值较低，在下游其可获得的经济价值较高（图1）。全球创新中心构建的关键就在于能够在充分发展科技的同时，提高科技的认知价值与经济价值的流动与转换，而这种转化依赖于有效的组织设计和制度创新，特别是顺应创新驱动时期新物种的涌现与壮大。

2、全球创新中心的演进模式

当前，全球已形成多个创新中心竞合发展的格局，表现出各具特色的演化模式，创造了许多可供借鉴的经验。对其分析有助于杭州在认清各类创新中心演化模式的基础上，结合自身资源禀赋，打造与数字经济发展趋势相匹配的演化策略。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演化模式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图1成果转化的创新“死亡谷”

(1）市场引导下的科技引领型创新，以美国波士顿与旧金山为代表。美国东部城市波士顿和坐落在西部的旧金山，分别代表着20世纪至今全球最闪亮的创新“双子星”。尽管在地理位置、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从整体上看，两地都是以哈佛、加州伯克利等研究型大学作为知识创新源，以亚马逊、谷歌等科技企业作为创新引擎、以风险投资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催化剂，以YC孵化器作为新企业涌现成长的加速器，这几类创新物种之间建立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动协作的创新网络，并依靠新兴创业企业百花齐放的“试错”拓展新的商业和技术边界，实现区域创新生态整体的持续生长。

(2）政府引导下的模仿再创新，以中国台湾新竹为代表。台湾新竹建设于20世纪80年代，被认为是亚洲学习和践行硅谷模式最为成功、成长最快的区域，其成功背后的第一驱动力得益于政府自上而下的“模仿再创新”的产业政策导向，政府在其建设初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得在短时间内迅速形成了以芯片代工企业为主体的全球硬件制造产业集群和领军企业群，同时还聚集起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等顶尖研发机构，形成了要素完备的创新生态体系。

(3）本土创业公司与国际跨国公司的联合创新模式，以特拉维夫为代表。以色列特拉维夫被称为“第二硅谷”，其拥有的高科技企业密度仅次于硅谷，这个面积只有52平方公里的微型城市聚集了大量科技创业企业，成为全球初创公司密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2019年，以色列入选世界权威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前20强。大量充满活力的本土创业企业与国际巨型公司之间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初创企业从国际大公司获得资本快速成长，大公司获取先进技术和人才资源，两者相辅相成，共生共荣。

总结以上典型模式的分析，全球创新中心具有一些共性特征：比如研发能力强、创业氛围浓厚、头部企业强大、资本获得性高等。需要强调一点，作为创新活动的“全球中心”，其最重要的作用体现在集聚和利用全球范围创新资源的效率方面，而不是简单以资源的占有量来衡量，这一点在当前的各种竞争力报告中是重视不够的。创新中心不仅需要多元化的创新资源汇聚，也需要不同资源之间的价值转换，将知识的认知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将创新创业的微观动力转换为国家、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这依赖于大学、企业、政府等关键物种的协同，通过物种的演进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理解创新物种的演化有助于认识创新中心构建的动力机制。

3、杭州构建全球创新中心的生态特征

随着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以及对社会经济领域的渗透和影响，全球创新生态中的一些新兴节点或枢纽型城市正迅速表现出成为全球创新中心的巨大潜力，而作为建设“数字经济第一城”的杭州成为了其中的后起之秀。构建全球创新中心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高校、企业、风投、政府等创新物种的演进。尽管全球创新中心呈现出多种形态的发展，但全球顶尖的大学、创新能力极强的企业，奋发有为的政府构成其成功背后的关键要素。因此，从创新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物种的演化来剖析杭州创建全球创新中心的实践能够提供更加清晰的认识。

3.1杭州与全球主要创新中心的比较

近年来，杭州在创新中心建设方面的成绩获得了国内外广泛好评，展现出良好发展势头。

国际方面，在联合国人居署发布的《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19—2020》中，杭州在经济竞争力方面排名全球第64位，较前一年提升十位；在技术创新力方面，杭州位列“国际门户城市”，在软聚集（专利聚集度、论文聚集度）方面具有优势，但与第一等级中心城市像纽约、巴黎相比还存在差距。澳大利亚知名机构2Thinknow公布的《2019年全球创新城市指数排行》，杭州得分38分，国内排名第12；在创新人才方面，根据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发布的《2020年全球城市人才竞争力指数》，杭州（第67位）领先于南京（第75位）、深圳（第78位）、广州（第97位），显示了强大的创新人才竞争力，但与排名前十的城市如纽约、伦敦、新加坡等仍有较大差距；在创新环境方面，《亚太科技城市：新硅谷的竞逐》（2019）报告中，从“创新环境”“营商环境”等方面对多个亚太国家的城市进行了比较，杭州超过深圳，在国内仅次于北京与上海，超过东京、首尔等。

国内方面，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机遇之城2019》从智力资本和创新、技术成熟度、经济影响力等10个维度50个变量对中国城市进行全方位跟踪观察，杭州排名第6位，仅次于北京、上海、香港、广州、深圳。在经济影响力维度，杭州跃升第四，紧随北京、香港和深圳，与上海并列。这一结果充分说明互联网产业的高速发展为杭州在企业培育、产业结构调整、外商投资利用带来了巨大优势；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城市创新创业生态指数》，从产学研三大主体和创新创业生态环境构建了城市创新创业生态绩效评价模型，杭州位列全国第4位，仅次于北京、上海和深圳。

3.2杭州建设全球创新中心的优势

3.2.1开放包容的创新文化

文化是决定和影响城市创新能力和软实力的重要因素。杭州历史上是一个贸易发达的沿海商埠城市，具有开放的文化特征，相比于其他城市，杭州城市包容性更大，善于接受新鲜事物，这与互联网开放包容的特质不谋而合，顺应了新时代发展趋势。杭州坚持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构建了“产学研用金、才政介美云”十联动生态系统，创新创业环境日益完善，2019杭州中高端人才净流入率为13.6%，居全国首位，成为创新创业首选地。为了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杭州市政府不断加大创新资源的投入。2019年，仅R&D投入464.25亿，排名第5,R&D投入占GDP比重为3.4%，仅次于北京、深圳、上海（图2）。

图22019年全国八大城市R&D投入及其占GDP比重

3.2.2敏锐活跃的创业投资

拥有洞察产业发展前沿、思维活跃的投资机构是一个城市创新活力的象征。杭州是互联网金融重镇，孕育吸引了众多一线的投资人和投资机构。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发布的《2020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城市报告》中对全球七十余座城市进行比较，杭州排名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城市第6位。特别是阿里巴巴上市后，杭州的创业投资环境得到进一步增强，IDG资本、蚂蚁金服、米仓资本、经纬中国等纷纷云集杭州，21世纪经济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中国城市投资环境报告》中，杭州的投资环境仅次于北京、上海，位居省会城市第一。

3.2.3行业顶尖的新兴企业

创新中心离不开领军企业的成长。硅谷有谷歌、亚马逊，杭州有阿里巴巴、网易、浙大网新等企业。作为创新创业成功的中国企业代表，阿里巴巴在杭州带动了众多创业企业的成长，构建起“小前端+大平台”的创新生态圈。相比于其他城市，杭州已形成独特的“互联网+”创业群落，包括个推、同盾等独角兽新物种快速涌现，独角兽数量位居《2019胡润全球独角兽榜》全球第5位，仅次于纽约，创新物种涌现速度与成长力位居全球前列。

3.2.4模式多样的创新载体

创业企业的大量涌现是衡量创新中心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杭州拥有较完善的为创业者服务的创新载体，包括梦想小镇、云栖小镇、海创园、未来科技城等，还有许多像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阿里巴巴商学院创新中心这样的大学科技孵化器，这些载体大大降低了创业者的创新成本，为创业企业的成长壮大提供了栖息繁衍的良好条件。

3.2.5富有活力的创新人群

2015年杭州出台“人才新政27条”，在全国率先建立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2016年，杭州出台“人才若干意见22条”，聚焦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2019年，杭州出台“人才生态37条”，提出四大工程和七大计划，“1+N+S”人才政策体系形成。截至2019年末，杭州常住人口达到1036万人，以55.4万人的显著优势超越深圳成为中国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人才类型多样化特征明显，浙大系、阿里系、海归系、浙商系成为杭州创新体系中的"新四军"。

3.3杭州建设全球创新中心的挑战

3.3.1外部竞争日趋激烈，集聚高端人才形势严峻

近年来杭州人才吸引力显著增强，但在集聚高端领军人才方面，与北京、上海、江苏等地仍有差距。通过对正式公开的数据统计发现，2013—2017五年以来中国大陆31个省份当选的两院院士（235人）、长江学者（761人）、国家杰青（992人）、国家青年千人（2388人）、国家优青（1998人）等六类目前社会公认最具影响力的国家高端人才数量的统计分析发现（图3），浙江在吸引顶尖人才方面（总计341人）不仅落后于北京（1858人）、上海（909人），也落后于江苏（582人）、广东（419人）、湖北（413人）等省市，如何吸引和留住高端人才成为未来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3.3.2创新载体亟待拓展，营养源供给需要增强

美国硅谷创新生态中有一个显著特征：中小企业的数量和质量全球领先，而中小企业的快速成长离不开国家公共科研体系的支撑。面对创新驱动的新要求，杭州在国家重大科技创新载体建设方面与其他省市存在较大差距。北京、上海、合肥等在国家实验室和大科学装置建设方面遥遥领先。浙江高校整体层次有待提高（图4），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的仅3所，江苏15所，四川8所，湖北7所，顶尖科研院所数量较少，重大创新载体不足未来将成为新生物种持续涌现和成长的制约因素。

图32013—2017年国家高层次顶尖人才分布

图4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数各省市统计

3.3.3融资模式亟待创新，融资风险需要防范

近年来浙江融资规模不断加大，在央行2019上半年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统计表中，浙江位居全国第三，然而融资供给失衡等问题依然存在。2018年浙江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总贷款余额的40%，反观发达国家的日本，在国内银行企业贷款和贴现中，中小企业占比约62%[8]。尽管企业的融资环境不同，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浙江对于作为新物种的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与其对经济的贡献并不匹配。传统融资门槛较高，使得中小企业不易获得前期发展的金融支撑。对民间金融的监管机制仍有待完善，非法集资等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的现象依然存在，融资风险需要防范。

3.3.4高校创新资源利用率不高，研发效率有待提升

大学与创新创业的互动是潜在知识向生产力转化的有效渠道。浙江高校的科研体制依然带有一定“个体户”性质，不利于仪器、设备等创新资源的共享，降低了使用率，而创业企业往往限于自身实力，难以购置高端器材，阻碍了研发效率提升。大学和创业企业间的合作一直存在，但更多是以大学研究人员个人的非制度化形式与创业企业进行合作。相较于大企业，两者之间的互动不够紧密，不利于研发成果向创业企业的转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杭州创新资源的产出。以2019年国内专利申请量为例（图5），杭州的申请量为98386件，远落后于深圳、北京、广州、苏州、上海；杭州国际PCT申请量为768件，与上述城市依然存在较大差距。

4、杭州建设全球创新中心的路径思考

创新驱动时期，科技链、产业链、经济链日益融合，构建创新中心的任务依然艰巨，需要处理的创新物种间的关系更加复杂，任何一个环节的失效都可能导致整个创新体系绩效的低下。因此，从创新生态的整体视角出发，结合当前杭州现有的基础和条件，从完善创新环境、优化人才体系、畅通创新价值链、培育新生物种四个方面挖掘政策着力点。

图52019年全国八大城市专利申请量比较

4.1推进体制机制创新，顶层谋划构筑创新生态新格局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创新中心除了拥有强大的科技和经济实力外，机制体制上的先行先试也是推动创新的关键。杭州应站在全球高度和国家战略视角，立足“数字经济第一城”建设的基础与优势，顶层谋划设计创新中心构建的制度体系，实现新的政策突破。激励本土企业到海外开展研发合作，发挥阿里巴巴等头部企业的引领作用，加快企业国际化进程。借鉴深圳等城市的经验，与海内外顶尖高校合作办学，加快西湖大学、之江实验室等新机构建设，在全球范围内汇聚创新资源，实现国内外前沿科学技术的突破与杭州本地良好的生产研发、产品加工优势的统一，创造更加适宜的制度土壤。

4.2优化环境加强联动，构建灵活高效的人才培养体系

全球创新中心的发展是以雄厚的人才资源为支撑。凭借在电子商务、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先发优势，杭州已初步构筑起具有吸引力的人才生态，但与其他创新中心相比，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战略新兴产业方面的高端人才缺口巨大。人才的培养和引进需要根据杭州发展的重大战略分层次、分阶段推进。对于科学界、产业界等不同领域高端人才的评价和管理标准也应不同，需根据杭州发展的自身需求来匹配人才，建立合理的人才评价和培养体系。借鉴“新昌模式”，探索完善企业柔性化的人才引进机制。通过长三角研究型大学联盟等平台，拓宽人才招揽渠道，加强对中小企业的人才保障，将杭州建设成为更具全球竞争力的人才枢纽。

4.3积极促进中小企业创业，激活壮大新动能

科技研发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一个“知识漏斗”（knowledgefilter），阻碍着创新价值链从知识创造到市场化的实现[9]，而中小企业的创新创业是打通这一环节的关键。杭州应继续深入实施“双创”战略，把创业的微观动力转换成经济发展的支撑力。提升“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的资源集聚度，实现大中小不同类型的企业间多维度、多触点的能力共享。充分发挥浙江创新引领基金的品牌与杠杆效应，加快形成政府投资+民间投资等多种融资机制，激活创新活力。借鉴以色列模式，加大中小企业与国外大公司的协同合作，学习美国拜杜法案，进一步明确大学研究成果的归属权，支持中小企业联合高校共建实验室，鼓励高校教师创办企业。以创新为动力，强化中小企业成长对创新中心的推动作用。

4.4培育新型研发机构，打通创新价值链

产业发展日益依赖于科技突破，生物、新材料等以科学为基础的产业日益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主导力量[10]，创新价值链不断向“发现”端前移，催生了新的知识生产组织的涌现。在“后学院科学”以及知识生产方式向“Model2”转型的大背景下[11]，一批既追求科学发现，又渴望产业经济效益的新型研发机构涌现并快速发展。杭州应通过有效的组织安排和制度设计，把科技创新与企业创业相结合，实现知识创造和产业发展之间的有效衔接。借鉴广州、深圳的经验与做法，对新型研发组织建立分类评价管理体系。采用创新券等方式，鼓励向新型研发机构采购创新服务。鼓励地方科技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其建设，并对管理办法、经费开支等制定更适宜杭州发展的细则。新型研发机构的涌现与成长对于未来杭州全球创新中心形象的树立具有重要的示范效应。

5、结论与展望

2018年，国务院在《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世界创新高地，杭州作为中国数字经济的新引擎势必要发挥优势示范先行，找准外部环境和自身资源的匹配路径，打造好全球创新中心建设的“中国样本”。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中心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创新生态的视角来认识全球创新中心的构建，有助于把握其关键要素与核心特征，为政府政策措施的制定和环境营造提供启示。

无论从全球或国内来看，杭州已初步具备了成为创新中心的基础条件和良好机遇，但也面临一些挑战：如何构建更适宜中小企业与新型研发机构涌现的创新生态系统，激发全社会创新的意愿和活力，如何平衡好政府驱动与市场驱动，充分发挥“两只手”的资源配置效率，如何实现传统企业改造升级与战略新兴产业协同发展，如何实现国际创新资源与国内创新载体间的联动等，都成为了新时期杭州构建全球创新中心，深入推进创新驱动战略的题中之义。

展望未来，杭州建设全球创新中心任重而道远，但特色与优势也已初步凸显。特别是在数字经济、互联网、电子商务等领域，杭州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已成为中国乃至全球创新生态体系中的关键物种，而近年来不断涌现的新型研发机构也将为生态整体的演进提供新的动能。未来，两者的发展与结合更加值得期待，将会进一步加快知识、人才、资金等全球创新资源向杭州的汇聚，通过新生物种的涌现与成长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全球创新中心构建的弯道超车。

参考文献：

[1]黄静静,张志娟,李富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评价分析及对北京市建设启示[J].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18,33(6):56-63.

[2]杜德斌.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内涵､功能与组织结构[J].中国科技论坛,2016(2):10-12.

[3]骆建文,王海军,张虹.国际城市群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经验及对上海的启示[J].华东科技,2015(3):64-68.

[4]王德禄.以新经济视角看"科技创新中心"[J].中关村,2014(6):80.

[5]熊鸿儒.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和发展[J].学习与探索,2015(9):112-116.

[6]李福,苟尤钊.全球创新中心:基于创新生态理论的解释[J].特区经济,2018(10):56-59.

[8]中国小微企业融资研究报告2018年[A].上海艾瑞市场咨询有限公司.艾瑞咨询系列研究报告(2018年第12期)[C].:上海艾瑞市场咨询有限公司,2018:39.

[11]迈克尔·吉本斯.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M].陈洪捷,沈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苟尤钊,刘秋月,吕琳媛.杭州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全球创新中心的思考:基于创新生态视角[J].科学与管理,2020,40(06):94-100.

基金: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2018N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