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比上年实际增长2.1%。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55.7%，人均转移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比重19.2%。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三个省市分别为：上海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2232元，北京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69434元，浙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2397元。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210元，比上年名义下降1.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4.0%。

其中，人均消费支出最高的三个省市分别为：上海居民人均消费支出42536元，北京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8903元，浙江人均消费支出31295元。由数据可知，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三个省市同样是人均消费支出最高的三个省市，因此可推断收入能够影响消费。然而多数研究均认为不同类别的收入对消费的作用是相同的，而未能考虑到不同来源收入可能会对消费支出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本文将对不同来源收入对消费支出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从而得出不同来源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旨在通过提升特定来源收入刺激消费。

一、收入与消费理论基础

随着时代发展和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对收入与消费关系的理解也在不断变迁，总体而言，它的变迁可划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1930-1950年，这一时期的主流理论为绝对收入理论和相对收入理论。绝对收入理论由凯恩斯提出，其认为收入与消费具有稳定的线性关系，即收入水平能够决定居民消费水平。而随着少数人不断积累财富，导致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拉大，低收入人群的消费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而高收入居民的消费需求在达到一定程度后便不会上升，因此社会总消费需求下降。

部分学者质疑该理论无法解释收入与消费的长期关系，为此，杜森贝利提出了相对收入理论。该理论提出，在长期范围内，消费水平随收入提升而得到提升，但消费对收入水平下降的反应较不敏感。这是因为消费具有惯性，容易受到前期消费水平影响，即上升容易下降难的棘轮效应。如果进行社会再分配，即通过纳税等方式降低高收入人群的收入，通过最低收入保障等方式提升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那么高收入人群还会在一定程度保持原有消费水平，因而有利于社会总体消费水平。

第二阶段是1950-1970年，这一时期的主流理论为生命周期理论和持久收入理论。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消费者在进行消费时期望达到效用最大化，因而会按照最使自己受益的方式分配消费支出，最终使整个生命周期中收支完全平衡。这一理论的缺陷在于它假设了所有社会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然而在现实中，多数消费者并不能意识到哪种消费支出的效用最大，因而经常出现资金浪费现象。同时每期可支配收入并不是稳定且可预测的，因此消费者通常会预留一部分资金用于防范风险，而不会使收支完全平衡。持久收入理论在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它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划分为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根据持久收入假说，暂时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较小，长期稳定的收入对消费的影响较大。

第三阶段是1970年至今，这一时期的主流理论为随机游走理论、预防性储蓄理论和流动性约束理论。随机游走理论认为在消费者寻找效用最大化的路线是随机游走过程，且收入的不确定性无法影响消费。同时该理论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金融手段获得资金以调节消费。然而在现实中，低收入人群几乎很难借到贷款，因而无法通过贷款调节消费水平。同时当消费者面临收入不确定性时，通常会压缩当期消费，而不会耗费过多精力用以探索效用最大化的消费支出方式。预防性储蓄理论是指消费者为防范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而储蓄资金，因而使消费水平降低。同时消费者没有精力通过随机游走探索最优的消费支出方式，而只会根据当期收入分配消费支出。当收入不确定性较大时，消费者便储蓄资金以供未来消费。

流动性约束理论是指消费者在金融市场中受到的限制使其无法获得消费贷款，这主要是因为消费者缺乏抵押物，同时低收入的消费者履约能力较差，金融机构通常不会向其提供贷款。因此，流动性约束是反驳持久性收入理论的重要理论，然而随着时代变迁，目前消费者可以轻易获得消费贷款，因此流动性约束越来越弱。虽然反驳持久性收入理论的流动性约束理论在时代变迁中逐渐被淘汰，但消费者的行动依旧跟上述理论的预测有差异。尤其是得到消费贷款的消费者同样没有实现效用最大化，而是超额消费，购买收入水平无法负担的商品。

由此可见，关于收入与消费关系的理论在变迁中不断完善，但均存在着缺陷。因此，本文选取多数研究采用的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理论作为研究方向。但在实际的研究中，本文并不会以上述理论作为解释具体情况的模板，而只以理论作为方向再根据现实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二、我国城乡消费者不同来源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分析

(一) 理论分析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可知，收入能够影响消费。此外，理论上不同来源的收入是同质的，即不同来源的收入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是一致的。然而在现实中，消费者并不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他们无法预测自己未来的收入，因而在收入不确定性较强或较难获得收入时通常会采取保守的消费策略。因此，消费者对不同来源的收入有不同的消费倾向，如消费者通常更愿意将容易获得且稳定的收入用于消费，而对于较难获得的收入则更愿意将其储蓄起来。由于在实践中，缺乏对收入难易程度的分类。因此，本文将沿用工资收入、经营收入、财产收入和转移收入的分类，具体分析每类收入的难易程度，同时预测其与消费支出的关系。其中工资收入是指居民通过主要职业、兼职等途径得到的全部劳动报酬，由于工资收入是消费者作为被雇佣者获得的收入，在雇佣前便会约定好到期付款及数额。

因此，工资收入通常较为稳定且可预见，消费者更愿意以工资为基础计划每月消费支出。经营收入是指居民通过生产经营获得的收入，由于生产经营活动面临的不确定性较大，居民无法预估每月收入。因此，经营收入通常较不稳定且可预见性差，消费者较不愿意将经营收入用于消费。财产收入是指居民通过存款、证券、房屋等获得的收入，它与经营收入一样较不稳定且可预见性差。但是这份收入通常在消费者的计划之外，即消费者对财产收入的预期值较低。同时不需要消费者付出任何劳动，因此消费者更愿意将财产收入用于消费支出。转移收入通常包括退休金、单位支付的辞退金等，即将消费者以前的收入转移到未来使用。它与财产收入一样，不需要消费者付出劳动，但转移收入通常较少且为一次性支付。

而退休金与工资收入较为类似，均是每月收入定额资金。因此，消费者较愿意将其用于消费支出。由上述分析可知，不同来源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不同。此处的边际消费倾向是指消费变化量与可支配收入变化量之比值，如果四类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同，则经营收入、财产收入等每提升1%，则消费支出的提升比例相同。如果四类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不同，则经营收入、财产收入等每提升1%，则消费支出的提升比例有所不同。

(二) 模型构建和变量选取

为探究不同来源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本文以相对收入理论为基础，构建模型如下：

CS=ρ0+∑ρxREx+ρ1CSt-1

其中∑ρxREx为不同来源收入的总和，CSt-1为上一期消费支出，CS为本期消费支出。然而如果在进行回归分析时ρ1系数不显著，则去掉上一期消费，即通过凯恩斯绝对收入模型，即CS=ρ0+∑ρxREx检验不同来源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在数据收集时，明确本文主要研究变量为不同来源收入和消费水平，其中不同来源收入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标准划分为工资收入、经营收入、财产收入和转移收入，再分别收集各部分数据；消费水平则是指消费支出额。上述数据来源于2008-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

(三) 实证分析

由于研究数据为面板数据，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需要通过豪斯曼检验确定选用固定效应模型或是随机效应模型。在豪斯曼检验中，先假设选择随机效应，再进行检验。如果检验值的P值显著，则拒绝原假设；反之，则接受原假设。接下来将对全国面板数据进行豪斯曼检验，检验值的P值为0.002，显著性极强，因此拒绝原假设，采用固定效应。之后便根据固定效应对全国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然而在回归分析中，上一期消费的系数值为0.003，P值为0.742。因此，上一期消费无法对本期消费产生显著影响，只能更换研究模型，即通过绝对收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在分析之前需要再次进行豪斯曼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根据表1可得，检验值的P值为0.001，显著性极强，因此拒绝原假设，采用固定效应。之后便根据固定效应对全国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经检验，回归模型拟合度0.8125，说明各变量能够解释81.25%的消费支出变异。同时回归模型的F值显著，说明回归模型较合理。具体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可得，工资收入与消费支出的系数为0.575469(P=0.003)，说明工资收入每提升1%，则消费支出提升0.575469%。经营收入与消费支出的系数为0.418232(P=0.006)，说明经营收入每提升1%，则消费支出提升0.418232%。财产收入与消费支出的系数为1.429603(P=0.002)，说明财产收入每提升1%，则消费支出提升1.429603%，消费提升速度远超过收入提升的速度。转移收入与消费支出的系数为0.634001(P=0.007)，转移收入每提升1%，则消费支出提升0.634001%。同时四种收入均能显著正向影响消费支出，其中财产收入对消费支出的作用最强，即最能影响边际消费倾向；工资收入和转移收入的系数相差不大，均在0.57-0.63之间，对边际消费倾向的作用较弱；经营收入的系数值最小，即对边际消费倾向的作用最弱。由于在收入和消费水平上，城镇和乡村消费者有明显的差距，因此本文将全国消费者划分为城镇消费者和乡村消费者，再分别进行回归分析。首先检验城镇消费者收入与消费的关系，通过豪斯曼检验确定选择何种效应模型，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可得，检验值的P值为0.008，显著性极强，因此拒绝原假设，采用固定效应。之后便根据固定效应对城镇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经检验，回归模型拟合度0.9325，说明各变量能够解释93.25%的消费支出变异。同时回归模型的F值显著，说明回归模型较合理。具体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根据表4可得，工资收入与消费支出的系数为0.551101(P=0.009)，说明工资收入每提升1%，则消费支出提升0.551101%。经营收入与消费支出的系数为0.425317(P=0.003)，说明经营收入每提升1%，则消费支出提升0.425317%。财产收入与消费支出的系数为1.359943(P=0.005)，说明财产收入每提升1%，则消费支出提升1.359943%，消费提升速度远超过收入提升的速度。转移收入与消费支出的系数为0.650341(P=0.002)，转移收入每提升1%，则消费支出提升0.650341%。同时四种收入均能显著正向影响消费支出，其中财产收入对消费支出的作用最强，即最能影响边际消费倾向；工资收入和转移收入的系数相差不大，均在0.55-0.65之间，对边际消费倾向的作用较弱；经营收入的系数值最小，即对边际消费倾向的作用最弱。由此可见，全国回归分析结果与城镇回归结果较为一致。接下来对乡村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根据表5可得，乡村消费者各项收入与消费支出的系数均大于0.1，因此作用不显著。此外，各系数数值均小于全国样本和城镇样本的数值，说明乡村消费者各项收入对消费支出的实际影响较小，因此边际消费倾向不明显。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分析了2008-2019年全国居民不同来源收入与消费支出的关系，并将全国居民划分为城镇消费者和乡村消费者，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结论如下：在全国和城镇样本中，四种收入均能显著正向影响消费支出，这说明随着收入上涨，消费支出也将上涨。但上涨的比率并不同步，通常消费上涨比率小于收入上涨比率，这是因为消费者需要积攒资金以备未来使用。其中财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最强，这反映了财产收入较易获得，因此消费者更愿意将其用于消费。工资收入和转移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较弱，工资收入和转移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为类似，这反映了两种收入的性质较为相似。

在获得工资收入或转移收入时，消费者通常已经早先知道收入的金额，因此已经形成了既定的消费期望。根据数据结果可知，该期望较为理性，两类收入每提升1%，则消费提升0.6%左右。经营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最弱，这反映了经营收入较难获得，同时面临不确定性更大，因而消费者更不愿意将过多经营收入用于消费。此外，全国样本与城镇样本结果的一致性反映了我国城镇化建设已经取得较好成绩。在乡村样本中，四种收入均无法显著影响消费支出，即无显著边际消费倾向，这说明我国乡村消费者的收入依然较低，在低收入情况下，几乎全部收入均用于满足日常生活需要，因此不会区分不同来源的收入，也不会有意识地针对每类收入制订不同的消费计划。

根据上述结论，为通过不同来源收入促进消费，本文提出以下建议：其一，提高乡村居民收入。虽然我国已经实现全面脱贫，但仍有较多乡村居民收入较低，仅能维持日常生活。对于这部分乡村居民而言，他们既不能实现消费升级，也无法区分不同来源收入。在全社会在不断发展的阶段，由于无法更改的地理环境等因素，他们逐渐成为低收入人群。因此，政府应当通过各种方式帮助乡村居民提升收入。例如，政府可以通过技术培训等活动培养乡村青年的技术能力，助其走上工作岗位。

其二，完善再分配制度。再分配制度是社会主义国家先进性和公平性的体现，它并不只以社会的不断发展为目标，而是要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从而体现了制度的人文关怀。再分配制度认为社会发展是社会无意识和有意识的结合，而未必是合理的，因此国家有义务纠正社会发展的缺点，并通过政治手段为在社会发展中处于劣势的群体提供帮助。因此，政府可以向高收入人群收税，并将税收用于改善低收入人群生活，从而降低贫富差距。其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消费者无法将大多数收入用于消费的主要原因是防范未来风险，这其中就包括患病风险、失业风险等。而社会保障体系能够降低这类风险带来的破坏性，从而提高消费者的消费水平。因此，政府应当不断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为居民提供保障，从而促进消费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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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荣雅楠,徐哲根.我国城乡消费者不同来源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探析[J].商业经济研究,2021(15):4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