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区域经济差异问题日益凸显[2],已有诸多学者对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展开众多研究。白景锋等基于自然正交函数(EOF)分析中原经济区经济增长的时空特征，借助地理加权回归(GWR)揭示其驱动力[3];钟业喜等基于Mann-Kendall法、空间自相关和GWR模型等探究“闽新轴带”沿线区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演变[4];胡亚南等运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及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ESDA)研究2006—2017年中国中部地区经济差异的演变及空间分布特征[5]。景志慧等运用首位度、等级规模法则、关联维数和聚集维数分析四川省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特征[6]。刘杨等以北京为例，比较分析不同数据对格网化社会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精度差异性的影响[7]。以往的研究成果呈现出以下研究趋势：在研究尺度上，研究地理单元逐渐由国家、地区、地带和省域精细到市域和县域；在研究指标上，研究区域经济差异影响因素的选取由GDP、人均GDP等经济因素单一指标体系逐渐转向探索自然、经济、社会等多因子分析的综合指标体系；在研究方法上，标准差、变异系数、泰尔系数等缺少空间角度的传统统计研究手段难以揭露区域经济在空间格局上的差异，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地理空间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开始引入GWR、空间自相关等空间分析方法。

我国区域经济差异在省级尺度有较多研究。也有学者以县域为研究单位探索福建省县域经济发展差异。方文婷等以人均GDP作为测度指标，采用传统统计分析与ESDA相结合的方法，从时间、空间以及关联性方面对2005—2013年福建省县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格局演化进行分析[8]。陈培阳等通过ESDA得出福建省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自相关程度呈不断强化的发展趋势[9]。对福建省县域经济的研究多采用传统统计方法，对福建省区域经济差异敛散性的空间分析研究较少；选择指标时往往采取单一指标，缺乏综合指标评价体系；在解释差异形成原因或机制时多以定性描述为主，缺少定量分析。

1、研究区域、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研究区域

福建省地处中国东南部沿海地区，以山地、丘陵为主，丘陵、山地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80%,毗邻江西省，与浙江省、广东省相接，与我国台湾省相望，承长江三角洲，接珠江三角洲。福建省现辖9个地级行政区划单位，共83个县级行政区划单元。本研究以福建省县域为基础研究单元，共选取83个空间样本(不含金门县)。

1.2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现有官方统计数据存在一定滞后性，为了将现有年份的空间数据与社会经济数据进行匹配，选取2021年作为研究年份研究福建省区域经济空间不平衡特征。福建省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CNLUCC)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基于Landsat 8遥感影像，经人工目视解译而成，空间分辨率为30 m;社会经济数据和人口数据主要来源于福建统计年鉴和各县域统计年鉴。考虑经济、社会和地理因素对福建省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形态的影响，选取17个潜在变量(表1)。中国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集的分类系统主要根据土地资源及其利用属性，将土地利用类型划分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土地。选取的地理变量中，绿地覆盖率的绿地范围包括林地、草地和水域；建成区指城乡居民点及其以外的工矿、交通等建设用地；路网密度的道路统计范围包括公路和铁路干线。

表1潜在变量分类

1.3研究方法

以福建省的县域为单元，以GDP作为区域经济发展规模的表征指标。首先，参照指标GDP均值x的150%,100%,50%为标准划分区域经济类型，将所有县域的经济发展程度划分为高水平(x>150%)、中高水平(100%<x≤150%)、中低水平(50%<x≤100%)和低水平(x≤50%)4类，将福建省经济发展分为闽东南(漳州市、厦门市、泉州市、莆田市、福州市)、闽北(南平市、宁德市)、闽西(龙岩市、三明市)三大区域，利用ArcGIS 10.8软件绘制等级分布图，使用标准差椭圆法分析区域经济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10,11]。其次，为研究经济指标在空间上的分布或集聚的相互关系[12],使用全局自相关方法来分析福建省各县域经济发展差异是否具有空间集聚性[13]。为了进一步研究福建省各县域经济发展的集聚态势，使用空间自相关方法进行聚类分析[14],将所有县域分为4类：高-高聚类、低-低聚类、高-低聚类和低-高聚类，制作福建省区域经济聚类分布图。最后，选取17个可能影响福建省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形态的潜在变量，利用R软件对其进行Pearson相关系数(r)分析来量化区域经济与潜在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15]。根据相关分析结果，剔除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变量，选取与区域经济显著相关的潜在变量，分别建立OLS模型和GWR模型[16,17],识别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差异的驱动变量的影响程度，探究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差异的内在驱动机制。

2、区域经济差异空间分布特征

2.1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差异分析

以各县域GDP为基础进行区域经济差异的空间分析(图1)。可以看出，福建省经济重心位于永春县、德化县与仙游县的交界地带，各县域GDP标准差椭圆主要位于闽东南沿海地区，沿海岸线平行方向分布，椭圆所覆盖面积较小，椭圆扁率大，南北方向空间分布的方向性强，东西方向较弱。从各县域GDP总量来看，2021年福建省各县域经济总量差距明显，大致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态势，晋江市、鼓楼区、思明区等闽东南沿海地区县域GDP超千亿元，松溪县、政和县、周宁县和柘荣县等闽北地区内陆县域GDP不过百亿。2021年福建省各县域GDP均值为588.47亿元，大于GDP均值1.5倍以上的县域有13个，占比16%,其中闽东南地区占85%、闽北地区和闽西地区各占7.5%;小于GDP均值50%的县域有26个，占比31%,其中闽北地区占50%,闽西地区占35%,闽东南地区占15%。闽东南地区是全省GDP总量的最大贡献者，也是经济总量差异的最大贡献者；闽北地区和闽西地区GDP总量大都低于全区域平均水平，经济发展与闽东南地区相比较为落后。

图1 2021年福建省各县域GDP空间分布  

2.2区域经济发展空间自相关分析

2.2.1全局自相关分析。

2021年福建省各县域GDP的全局自相关系数Moran’s I为0.616 885,大于0,说明福建省各县域经济发展差异具有正的空间相关性；z值为8.261 910,说明随机产生聚类的可能性小于1%;p值为0.000 000,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福建省各县域经济发展差异具有空间集聚性，而非随机分布。

2.2.2局部自相关分析(图2)。

① 福建省GDP高-高聚类的县域显著集聚区主要分布在闽东南沿海地区，以厦门市区、福州市区及泉州市区为核心，向周边县域扩散。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为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技术等要素，第二、三产业发展基础好，科教体系完善，综合交通网密度大，形成了以福州市区、厦门市区、泉州市区为核心的扩散型集聚区。② 低-低聚类的县域显著集聚区主要分布在闽北的浦城县、松溪县、政和县和福鼎市以及闽西的泰宁县、建宁县和将乐县。闽北和闽西地区位于省际交界的边缘山区地带，大部分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内部县域的经济差异较小，由于离福建省经济重心较远，受经济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弱，工业基础薄弱，交通通达度不高，逐渐沦为福建省经济发展的边缘地带。③ 低-高聚类县域零星分布在闽东南沿海地区高-高聚类的外围扩散区，说明核心集聚区对周边县域经济发展虽有一定的辐射带动作用，但辐射范围有限。④ 不存在高-低聚类的县域，说明福建省县域经济发展差异具有正的空间相关性。由此可见，福建省各县域经济发展差异较大，闽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闽北地区和闽西地区更高，经济高水平发展县域的集聚效应更加明显，作为福建省经济发展核心城市的厦门市、福州市和泉州市对外辐射能力较弱，其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带动作用有待进一步增强。

图2 2021年福建省区域经济聚类分析  

3、区域经济差异驱动力分析

3.1区域经济发展影响变量相关性分析

17个变量中，16个变量的|r|≥0.2,与福建省各县域经济发展衡量指标GDP存在相关性(表2)。其中，有7个变量0.6≤|r|<0.8,与GDP高度相关；有3个变量|r|≥0.8,与GDP极高度相关。第二产业占比与第三产业占比具有高度自相关性，即第二产业占比的变化一定会有相应的第三产业占比的变化，因此，第二、三产业占比与GDP相关性低。根据相关分析结果，剔除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变量，选取7个与区域经济显著相关的潜在变量，即第一产业占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额、科教投入、绿地覆盖率、建成区面积、路网密度进行驱动力分析。

3.2区域经济发展驱动力分析

以第一产业占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额、科教投入、绿地覆盖率、建成区面积、路网密度分别表征福建省各县域工业现代化程度、社会内需水平、投资活跃度、创新投入力度、环境保护力度、土地开发强度、交通通达度，构建OLS模型和GWR模型分析潜在变量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表3)。可以看出，OLS模型的AICc值更小，且GWR模型与OLS模型影响变量的参数值相差大于3,表明OLS模型能更好地解释变量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18]。R2和校正R2均大于0.88,表示回归方程能够解释88%以上因变量的变化。

表2相关性分析结果 导出到EXCEL

表3 OLS模型与GWR模型参数对比

对OLS模型主要参数进行分析(表4),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7.5,表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但第一产业占比、科教投入、绿地覆盖率的p值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第一产业占比、科教投入、绿地覆盖率在福建省县域间的差异不显著，因此，第一产业发展差异、创新投入力度差异及环境差异对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影响不显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额、建成区面积和路网密度的p值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社会内需水平、投资活跃度、城市建设水平和交通通达度差异对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影响较为显著，且均与GDP呈正相关，表明这4个变量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存在地区不均衡性，社会内需水平、投资活跃度、城市建设水平和交通通达度差异越大，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越大。根据各变量系数绝对值大小可知，这4个变量对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路网密度、建成区面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额。

表4 OLS模型主要参数

从影响因素回归系数分布(图3)可知：① 路网密度对福建区域经济差异的贡献程度最大，且贡献程度自东南向西北递减，高值区集聚于福建东南部，低值区位于福建西北部。漳州、福州、厦门、泉州四地交通通达度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宁德虽地处沿海，但因多山，交通略显薄弱，在对外贸易往来和吸引外资方面存在一定劣势。位于西部内陆山区的三明、龙岩和南平三地，地形连绵起伏，公路、铁路多沿河谷修建，修建难度较大，交通不便影响其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变。② 建成区面积对福建区域经济差异性的贡献程度自东南沿海地区向西北内陆地区递减，高值区集聚于闽东南沿海地区，低值区位于福建西北内陆地区。建成区面积表征土地开发强度，一般情况下，土地开发强度越高，土地利用经济效益越高，但土地开发强度不是越高越好，当土地开发强度超过30%的警戒线时，过高的土地开发强度会恶化城市的生态环境，威胁人们的生存空间，不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③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福建区域经济差异的贡献程度由闽西南向闽东北递减，高值区集聚于闽西中西部，低值区位于闽北东北部。闽西革命老区既受政府政策扶持和财政支持，也有承接东南沿海产业转移的地理优势，吸引投资推进闽西南城市群、港口群、产业群的建设，生产带动就业、促进增收，为更高水平的消费创造条件。因此，闽西南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区域经济差异的贡献程度比闽东北地区高。④ 固定资产投资额对福建区域经济差异的贡献程度也呈现闽西南高、闽东北低的情况，且贡献程度由西南向东北递减。福建西南地区矿产、水能、森林资源较为丰富，经济发展侧重于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发展模式，因而对固定资产投资依赖程度深；闽东北位于沿海地区，经济结构较为多样化，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差异贡献程度没有闽西南高。

图3 2021年影响福建省区域经济差异的变量系数分布  

4、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1)福建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大致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态势，具有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核心区沿海岸线平行方向分布，南北方向空间分布的方向性强，东西方向较弱。

(2)福建省各县域经济发展差异具有正的空间相关性，呈现空间集聚性，存在高-高聚类、低-低聚类、低-高聚类3种类型的县域显著聚集区，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高水平发展县域的集聚效应尤其明显。高-高聚类的县域显著集聚区主要分布在闽东南沿海地区，以厦门市区、福州市区及泉州市区为核心，向周边县域扩散，核心区对外辐射能力较弱；低-低聚类的县域显著集聚区主要分布在闽北的浦城县、松溪县、政和县和福鼎市以及闽西的泰宁县、建宁县和将乐县，属于福建经济落后区域；低-高聚类县域零星分布在闽东南沿海地区高-高聚类的外围扩散区。

(3)以路网密度、建成区面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额等指标表征的交通通达度、城市建设水平、内需水平、投资活跃度是导致福建省区域经济差异显著的主要驱动力，贡献度由高到低依次为路网密度、建成区面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额。

4.2建议

(1)发挥政策导向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发挥扶贫政策的导向力，将政策优势逐步向内陆不发达地区倾斜，加快落后地区城镇化进程。一是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针对内陆山区路网空白区优化路网结构，形成高速、快速、城际、货运等多元交通运输网络体系，完善物流产业体系，克服多山地理特征带来的阻碍，提升福建整体区位优势。二是实施人才战略。通过构建更具竞争力的人才回流机制，实施科教兴县、人才强县战略，支持高素质人才返乡创业，既能带动投资又能促进消费，从而助力福建省不发达县域经济发展。三是实施地方优惠政策，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投资与消费相互影响、相互推进，因此，打造投资和消费的良性循环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2)发挥核心城市扩散效应，因地制宜谋发展。

沿海地区拥有发展现代经济的资金、技术、人才、交通和市场优势，内陆地区拥有发展农业的生产要素优势和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各县域应立足自身区位和要素优势，尽可能地培育出自己的产业优势，打造多个城市功能中心，加强各个城市功能中心的联系形成“网络化”联动模式，促进各类资源要素在各城市之间高效便捷流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基础好，可深入推进先进制造业强县、质量强县建设，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逐步转移到内陆地区，充分发挥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和扩散效应；内陆边缘山区经济基础薄弱，依靠资源而生的内陆县域应逐步摆脱对资源的依赖和来自传统产业的束缚，在稳定第一产业发展基础上，承接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同时充分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和多重价值，促进农业与工业、旅游、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延伸产业链条，进行跨区域产业合作。

(3)构建城市间协调联动的经济发展体系。

一是以福州、厦门、泉州三大经济核心城市为中心，全力发挥核心城市海陆空交通、金融、教育等优势，打破地域限制，增强福州、厦门、泉州核心城市的拉动辐射力，充分利用周边城市的产业资源，构建有竞争力的产业链。二是在旅游、交通物流、金融、科技等领域加快建设一批数字共享平台，促进信息、资源共享，形成推动经济协同发展的强力引擎。三是依托自贸区、中欧班列、国际港口、对台优势等资源，探索区域间外贸协同机制，共同培育外贸新优势，提升闽北、闽西地区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以及闽台交流与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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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徐全红,张欣茹,吝涛.福建省区域经济差异及其驱动力的空间分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2023,42(03):4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