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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研究

2023-11-29 214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利用数字普惠金融，促使金融服务乡村，助力解决“三农”问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方法】课题组运用中介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构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来表示数据之间的相关关系，并构建莫兰指数模型，以此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结果】1)RG和UR与IGUR的相关性均在0.8以上，故被解释变量IGUR和解释变量RG、UR之间的关系是显著的。2）调研城市的莫兰检验的p值均小于0.05,z值均大于1.96，莫兰指数显著。3）地区生产总值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作用（p﹤2e-6），城乡收入差距对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无显著影响（p﹤5.83e-10）。4)ACME的p值﹤0.05，说明间接效应显著，城乡收入差距在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结论】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存在空间相关性，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其地区发达程度也越高。2）数字普惠金融的应用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教育支出增加和对外开放程度变大会对城乡收入差距减小起到消极作用，而城镇化率增加和地区生产总值增加会对城乡收入差距减小起到积极作用。

关键词：
乡村振兴
数字技术
数字普惠金融
监管科技
金融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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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是事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强化乡村振兴金融服务，强调加大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支持力度，支持各类金融机构探索农业农村基础设施中长期信贷模式。我国广大的乡村地区、农业产业和农民生活为数字普惠金融提供了丰富、立体的需求与应用场景。数字普惠金融相较于传统金融，进一步融合了信息通信、互联网技术，形成了新的金融业态，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新动能，在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乡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模式。但我国乡村地区金融市场发展仍存在较多薄弱点，金融资源配置远低于城市，解决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的金融资源短缺问题十分迫切。因此，通过构建数学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结合乡村振兴发展实际，探寻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国内外研究现状

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能够显著促进绿色经济增长，且东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差异，金融科技对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著强于西部地区[1]。从美国金融科技贷款市场来看，金融科技能够降低信贷风险，并为金融市场主体资金融通提供更多机会[2]。我国农村金融创新发展存在内在动力缺乏、外在需求薄弱以及支持力度不足等缺陷，受到风险、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三方面的抑制效应[3]，通过创新合作，能进一步为贫困农户提供金融支持，可解决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我国科技与金融的结合相对滞后，区域间技术创新与金融发展的耦合水平差异显著[4]。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网格化+”的服务模式，降低农民信贷门槛以及农村信贷机构风险，实现农业、农村、农民协调健康发展。

2、数字普惠金融推进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体系薄弱，数字鸿沟制约金融资源配置

乡村金融需求主体的需求分散、成本高、信息不对称、征信及抵押不足，而我国仍缺乏产业链联结紧密、系统健全的农业合作组织。大部分农村信用社已改制为独立的农村商业银行，虽拥有一定数量的农业客户，但并无与农业产业链紧密联结后的增信措施及信息掌握。自2006年起，我国老年人口呈阶梯式上升，农村地区老龄化趋势则更明显。大部分老年农户习惯于通过银行柜台办理金融业务，由于其受教育程度及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普遍偏低，加上农村市场环境较封闭，金融知识普及滞后，乡村人口数字化水平偏低。农村居民对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新型金融产品的适应能力较弱且信任度较低，对自身的消费权益了解不足，存在一定顾虑，城乡数字化发展差异巨大。农村人口结构的严重老龄化也导致农村居民普遍缺乏金融意识，难以接受、适应金融创新成果，操作性较差，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型助农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推广及使用，也容易成为不法分子假借助农之名实施诈骗的目标。

2.2 农村数字价值挖掘不足，数字普惠金融增值服务供给不力

大量传统金融机构加大了科技研发力度，但农村金融机构大多依赖于现有业务的便捷化、数字化，并未改造创新金融服务和流程，仍停留于辅助性改造，部分产品和技术存在“水土不服”现象，反而产生了加重工作人员负担、加大农户工作量的反效果。乡村振兴过程中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是传统金融服务无法适应农业农村需求特点，二是技术驱动的金融增值服务供给不足。从农村地区整体情况来看，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创新与金融不断结合，推动了农村金融服务创新，但相较于非正规金融机构，正规金融机构也未充分发挥科技和人才优势，开发出更适合农村地区的网络金融产品。多数金融机构仍以基础信贷和结算服务为主，缺乏具有针对性、通俗性和趣味性的全功能“三农”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不能提供有效提高农村居民发展能力的金融增值服务。

2.3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监管滞后，制约乡村振兴发展

由于监管主体责任不明确，导致部分平台以金融创新的名义发放高利贷，扰乱金融秩序；风控审批游离于征信系统之外，存在虚假信息，甚至异化为庞氏骗局；融资信息不透明，资金监管账户形同虚设，自融和变相自融现象普遍。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8年末，全国共发现1 168个问题金融平台，90%以上面临清盘退出。因此，自2019年起，对于农村地区互联网金融等网贷业务的监管逐渐严格，2019年的大部分金融政策目标有以下几个方面：鼓励科技创新与应用、科技促进乡村产业振兴、金融创新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加强扶贫小额信贷管理和地方金融组织监管。但数字金融服务仍存在数据和安全风险，一旦出现技术漏洞或数据的违规使用，将产生金融和数据安全问题。对于数字金融的监管问题，亟需在鼓励创新和控制金融风险之间取得平衡，既要提高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效率，也要发展监管科技，以提升监管效率。

3、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影响的实证分析

3.1 指标评价体系构建

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模型[5]，具体模型如下：

式中，Uxy代表某个城市x于y年间城市与乡村的收入差距；Ifxy代表某个城市x于y年间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Xxy代表某个城市x于y年间的解释变量，包括地区生产总值、教育支出、对外开放程度、政府行为以及城镇化率等；γx、δy分别代表城市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εxy代表随机变量。运用聚类分析，把标准误差归到城市的影响层面。在这个模型中，α1用于判断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3.2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11—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省域数据来源于各省的统计年鉴，数字普惠金融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的金融指数数据。

3.3 数据处理

由于数据的单位及量度不统一，对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比较困难，故需要进行规范化处理，统一单位及其量度。

1）被解释变量包括城乡收入差距（IGUR），以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来判定城乡收入差距。

2）解释变量包括对外开放程度（OP），以经营单位进出口总额占该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反映其倾向及趋势；政府行为（GD），以财政支出占该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反映其倾向及趋势；经济发展水平（RG），通过“倒U”型理论，以地区生产总值的指标来代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率（UR），即城市居民总人口占年末该地区总人口的比重；教育支出（ED），以该地区教育支出总额占该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反映其倾向及趋势。

3.4 实证分析

运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来表示数据之间的相关关系，如表1所示。其中，RG和UR与IGUR的相关性均在0.8以上，因此被解释变量IGUR和解释变量RG、UR之间的关系是显著的，IGUR和ED、OP、GD之间是呈负相关关系，但相关程度较低。IGUR与RG、UR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说明这些指标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表1 相关系数矩阵

莫兰指数整体性检验如表2所示，其中，I即莫兰指数；E(I)即期望值；Sd(I)即标准偏差；z即标准正态分布的分数；p-value*即p值。根据莫兰指数模型计算所选城市（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和武汉，表3中分别以1、2、3、4和5代替）2011—2020年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当莫兰指数的值在-1～1之间时，莫兰指数空间相关性较强，即莫兰指数大于0代表空间正相关，值越大相关性越强；莫兰指数小于0代表空间负相关，值越小相关性越强。在此前提下，利用空间权重的矩阵去判定特定的变量所具有的空间滞后项，先对影响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变量进行整体性检验，再根据表3中针对地区变量的局部性检验，可以看出各个城市莫兰检验的p值均小于0.05,z值均大于1.96，莫兰指数显著。也就是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存在空间相关性，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其地区发达程度也越高。

表2 莫兰指数整体性检验

为了探究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IF和地区生产总值RG的内部作用机制，引入中介效应模型，将城乡收入差距IGUR作为中介变量，考察城乡收入差距对于数字普惠金融作用的发挥是否起到中介作用，中介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ACME代表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间接作用；ADE代表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效应；Total Effect代表总效应；Prop.Mediated代表中介效应的占比。

1）对自变量进行中介变量回归，确定了地区生产总值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作用（p﹤2e-6）。

2）考察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效应，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对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无显著影响（p﹤5.83e-10）。

3）将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生产总值同时纳入回归方程，中介变量依旧显著，证明存在中介作用。

4）研究拟合系数估计和效应对比，发现地区生产总值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影响，ACME的p值小于0.05，说明间接效应显著，反映出城乡收入差距在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表3 莫兰指数局部性检验

表4 中介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4、数字普惠金融助推乡村振兴的对策建议

4.1 重视科技与人才合力，增强运行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人才下沉、科技下乡、服务“三农”。因此，应发挥科技与人才的合力作用，推动乡村振兴发展。在此背景下，需要推动金融机构强化乡村人才建设，为搭建人才培养平台提供金融支持。如推广并实施金融助理进村、“党建+金融助理”等服务模式，在乡村一线培养人才，既强化了金融人才队伍建设，又为乡村人才培养提供了金融支持。人才回流将有助于解决城乡资源配置失衡和乡村振兴问题，乡村环境的改善将吸引更多人才，形成双向流动。在人才引进方面，应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指导下，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乡村科技人才引进机制，吸引金融、科技等各领域的人才返乡就业或创业，解决外来人才的待遇问题，加大对乡土人才的支持力度。在人才培养方面，应加强本土科技人才培养[6]，实施乡村人才振兴行动计划。具体至金融领域，应鼓励金融机构加大科技投入，为农户提供更加快捷的人工智能服务。应完善农村金融机构的绩效考核管理体系和薪酬管理体系，激发乡村科技人才的创新能动性，助力乡村人才振兴，增强运行动力。

4.2 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价值转移，优化运行方式

相关职能部门应出台政策鼓励新技术与新金融加速融合，推动金融机构产品创新。应打造全面的科技信息服务平台，使科技嵌入基础性金融服务，打破物理网点的局限性，拓展符合农村生活场景的综合性金融服务，扩大农村数字普惠金融覆盖面。通过储备熟悉农业农村和金融业务的科技人才，加速推进农村金融产品与科技深度融合。应引导金融机构及金融科技企业下沉至农村地区，根据基层的实际特点和金融服务需求，展开实地调研和服务，开发出更适宜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产品。应鼓励、引导和支持金融机构利用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开展农村金融与金融扶贫服务，开通绿色通道，鼓励有条件和意向的金融机构进入乡村提供金融服务，为实现“乡乡有网点”起到支撑作用。还应完善“三农”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完善绿色信贷体系[7]，鼓励金融机构利用数字技术加快创新服务“三农”的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为乡村地区污染防治、清洁能源、节水、生态保护、绿色农业等领域提供资金支持，助力乡村生态振兴，实现生态宜居。

4.3 打造数字普惠金融创新监管沙箱，保障运行效果

针对由技术进步引发的金融创新风险，部分国家采用限制性监管方式，根据数字普惠金融的特征，纳入现有监管体系；还有部分国家建立科技创新检验机制，平衡创新与风险。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提出了“监管沙箱”，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可借鉴此监管思维，发展监管科技，创新监管工作机制，完善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首先，应加强农村金融监管的基础设施建设[8]。我国监管科技目前处于探索阶段，农村地区金融监管局限性较大。应加快对数据信息和数据安全方面的立法，界定金融数据信息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等的权限范围及责任边界。应鼓励监管科技工具的开发应用，鼓励金融机构加强与金融科技企业的技术合作。其次，应健全试验性金融的监管体系。“监管沙箱”的核心内容即为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提供测试，监管部门可适度放宽或豁免法律的适用。应围绕农村金融产品创新、农村消费者权利保障、风险控制措施等建立监管试验场，并严格把控准入门槛[9]。再次，应优化监管部门对农村金融监管的角色定位。我国金融监管呈“监管上位、产品下位”的特征，应在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创新监管工作机制，加强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的沟通，使其符合法律法规和监管层的规制要求，并维护农村消费者的合法权益[10]。最后，应完善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为农村金融消费者做好权益保障工作，避免将技术创新风险从申请测试的金融机构转移至金融消费者。应整合“一行三会”内部分业监管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建立并完善第三方纠纷解决机制。

参考文献:

[3]李茂,王晨阳.金融创新如何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深度衔接[J].河北学刊,2021,41(6):204-209.

[4]张竣喃,逯进,周惠民.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与金融发展的耦合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域数据的实证分析[J].管理评论,2020,32(11):112-127.

[5]陈杨,郭庆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农民增收[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23,43(3):41-48.

[6]陈晓娜.乡村振兴视域下县域人才建设的现状及路径研究:以浙江省苍南县为例[J].经济师,2023(3):124+126.

[7]周林洁,傅帅雄.乡村振兴战略下解决“三农”问题的逻辑､关键与路径[J].农业经济,2023(3):38-40.

[8]张岳,周应恒.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村金融机构经营风险的影响:基于金融监管强度调节效应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22(4):64-82.

[9]赵春江,曲鸿源.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的路径优化研究[J].理论探讨,2023(4):163-168.

[10]马文武,韩文龙.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J].天津社会科学,2023(3):91-98.

基金资助:2022年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202211055031Z);

文章来源:赖思遥,笪思萱,李鹤.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研究[J].南方农机,2023,54(23):98-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