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提出了“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目标，这是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化。实现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升级，不仅是中国农业发展的理想传承和千年夙愿，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目标在农业领域的直接映射。但由于资源禀赋、基础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世界各国建设农业强国的路径是多元化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国情决定了发展现代农业既不能照搬一些国家大规模经营、大机械作业的模式，也不能采取一些国家依靠高补贴来维持高价格和高收入的做法，必须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1]。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是一条立足小农、服务小农、提升小农、富裕小农、助推小农高质量发展的“小农现代化”道路。

一、关于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模式的几种代表性思潮

关于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道路，存在着四类典型观点。

第一，“资本”立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强调小农生产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难以扛起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任，因此主张资本下乡对小农进行替代，以实现规模化的发展。如周其仁认为，农业生产要素亟需实现市场化配置，通过市场化运作，农民可以获得进城资金，城乡差距因此得以缩小[2]。何秀荣认为，中国目前不得不大力推进农场规模政策，为解决农业问题、实现农业现代化奠定农场规模这块基石[3]。党国英认为，不能把小农户看作现代农业的长期基础，要坚定地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不断提高经营水平[4]。这类观点实质是主张通过土地确权或变相私有化，实现产权界定和城乡统一市场主导资源配置，包括农民自由进城和资本自由下乡流转土地，促进现代农业的规模经营，走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道路。这种思路是以美国农业发展为理想模板的，但是美国农业自然资源丰富，地广人稀，劳动力短缺，与中国“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存在巨大的差别，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复制美国的“大农”现代化发展道路。

第二，“国家”立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又称主流政策派。这种立场认为，“三农”政策必须考虑中国当下农民数量巨大的现实，必须考虑全世界农业的主流都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必须考虑中国农村的社会基础是熟人社会的村庄，因此在中国搞大规模的工商资本下乡的现代农业并不现实。只有适度规模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才能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供给。如陈锡文认为，农业经营主体的多样化是农业向现代化演进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中国农业经营体系的创新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承包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发展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二是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三是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5]。政府在积极培育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社会化服务主体的同时，鼓励和支持土地向新型经营主体流转集中。近年来，面对新型经营主体培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国家又强调要抓好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两类经营主体。这种观点意在立足于中国实际来解决谁来种田的问题，具有明显的问题导向特征。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没有重视资本下乡的消极作用和对小农利益的忽视，导致在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同时，伴随着“去小农化”的进程。

第三，“小农”立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强调中国的小农没有过时，小农生产是一种坚韧且有效率的生产方式。如贺雪峰和印子认为，中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必然是小农经济的现代化之路，农业现代化与小农经济不应该相互排斥[6]。黄宗智认为，中国要走小农家庭农场发展的道路，小农家庭农场在新农业中展示了强劲的生命力，其效率比大农场只有过之而无不及[7]。温铁军等认为，在小农经济和村社制度的基础上实现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实现立体循环农业这种多功能农业，才配叫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8]。这类观点强调，从中国目前的生产力水平和产业结构出发，要认识到在大量进城农民仍不可能在城市长期安居的情况下，以农户经营为基础的现行农地制度有其持续的合理性、弹性以及精耕细作等产能优势。不可否认，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对我国社会稳定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但当前制约农业农村发展最大的制度因素也是城乡二元结构。因此，再不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继续维持小农“小而精”的小农立场的农业发展模式，是无法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

第四，“阶级”立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强调工商资本下乡对小农的挤压，实际造成农民的无产化或半无产化，因此只有走合作化的道路，发展和壮大集体经济，才能最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严海蓉和陈义媛认为，中国农业的资本化确实伴随着无产化的趋势，被资本主体再现而再造的“小农”，已不再是直接生产者[9]。陈义媛认为，以资本为主导的规模化经营，资本具有高度竞争性，它渗透进农业领域会进一步加深农村社会正在发生的分化，使小农户不断被边缘化。只有发挥村集体的统筹功能，将小农户组织起来，才有可能使规模化的社会化服务为小农户所用[10]。陈航英认为，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关键在于构建新村庄集体组织、发展集体经济以实现小农户的内生性组织化[11]。这类观点将阶级语言和分析重新带回到政策论辩当中，认为无论是资本下乡还是家庭农场，实际上都是农业生产资本化的表现，造成了对小农的排斥和隐蔽的剥削。坚持集体土地所有制，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底线。但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践过程中，不可能完全排斥资本的力量，正确的思路是引导资本在农业领域健康发展。因此，这类观点所主张的完全依靠小农组织起来建设新型的“道义”经济和村社共同体也只是一种理想化的道路。

二、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以小农现代化为根基的内在逻辑

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是一条以小农现代化为根基的道路。这条道路选择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现实、历史、制度、文化、时代逻辑。

第一，从现实逻辑看，中国仍将长期保持小农生产格局。中国是世界上农民最多的国家，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的农村户籍人口为5.09亿，占全国总人口数的36.11%。这表明仍保留农村户籍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普通农户，依然是中国农业经营的最基本单元，其构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农业经营主体群。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中国规模农业经营户占农业经营户的比重不到2%;小农户数量占农业经营主体的98%以上，小农户从业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的90%，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0%。同时，中国农户的户均耕地规模仅相当于欧盟的1/40、美国的1/400。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农业强国的家庭农场平均规模，一般是中国农户经营规模的300～5000倍[12]。目前，中国已经处于城镇化发展的中后期，即使21世纪中叶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80%，仍然将有超过2.5亿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他们以农业为生，户均耕地也只有30亩左右。因此，从农业强国建设的时间表看，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存且小农户占主体的格局将是中国农业生产的基本面。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当小农真正嵌入现代农业发展，中国的农业才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第二，从历史逻辑看，中国的小农具有坚强的韧性。长期以来小农生产方式被认为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因此，小农长期都被看作是“改造”甚至“消灭”的对象。实际上，中国是世界上小农生产历史最为漫长的国家，并在长期历史进程中锻造出了小农的韧性。历史上，正是依靠无数小农户，传统中国创造了世界上最为灿烂的农业文明。从国家治理视角看，正是这种小农韧性支撑了一个长期持续的小农社会结构，使得中国成为一个依靠自我生存发展能力，不断适应环境、克服压力，并获得稳定性和持续性的韧性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农村改革为韧性小农的现代转换与新生创造了条件。通过组织化、社会化与国家化等形式，现代小农的韧性和发展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改革开放以来，已经逐步社会化的小农通过半农半副、半粮半经、半农半商、半耕半雇、半工半耕等多元经营的家庭生计模式，提升了自身的生存韧性与弹性。这种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不仅提供了强大的粮食生产能力，而且解决了由于庞大的农村人口的存在所形成的社会稳定问题。因此，在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要进一步强化小农具有的韧性和优势，只有高度重视小农、呵护小农、发展小农，才能够真正实现“三农”基本盘的稳定，保持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韧性和持久生命力。

第三，从制度逻辑看，必须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必须回答好“为了谁”“依靠谁”“谁来共享发展成果”等根本问题。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西方国家，往往屈从于资本逻辑，这种以资本为中心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带来的是贫富的两极分化和小农户的破产。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决定了中国必须走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路，不能放任资本无序扩张。因此，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就必须立足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以农民为主体，紧紧依靠广大农民，构建利益联结机制，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实行的重要经济制度，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不能突破的底线。实践表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有其超强的适应性和发展性，具有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基础性制度优势，有利于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是保障小农利益、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由此，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个大前提下谋划推进，积极探索创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在稳定“分”的基础上更好地实现“统”的功能，彰显中国道路的制度自信。

第四，从文化逻辑看，小农是传承农耕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兴盛是国家和民族强盛的重要支撑。中国传统农业曾长期领先世界，主要得益于优良的农耕文化。优秀的农耕文化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持续精神力量。实践证明，以资本为中心的工业化农业依靠技术优势变农业多样化形态为单一性，颠覆了农耕文明，由此带来了文化与科技失衡、物质与精神失衡。大量小农的存在，不仅充实了村庄，为实现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产品供给、村庄管理提供了载体，而且小农经济小规模的熟人社会形成了对乡村社会秩序的内在约束，形成了异于西方的低成本的社会治理模式。小农经济作为乡村文化的载体，无形内化于小农生产生活的全过程，这是“去小农化”的大规模农业现代化所无法比拟的。小农经济的生命力之顽强，实质上是小农经济之下的乡村文化起着支撑作用，其不断地形成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在继承与发展中影响民族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也是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关键。没有了小农，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断了中华民族的农耕文化之根。因此，小农的存在与延续，实质上是传统文化的延续和传承，保护小农就是保护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

第五，从时代逻辑看，小农生产更符合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规模化农业使得资源和环境约束达到极限，同时化肥、农药等的滥用也给农业生态环境造成了致命破坏，并且农作物单一化的种植结构破坏了土壤生物多样性。而小农生产“小而精”“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更高的效率，也更加契合绿色发展的要求。在耕种行为上，小农生产非常讲究耕作方式的循环和资源利用的循环，同时小农对于耕地质量的保护意愿和投入更高。在污染方面，小农在农药、化肥方面的投入相对固定。也就是说，小农一旦决定了在特定地块上开展生产，农药、化肥的投入与农产品价格信号关联性不强，其在化肥、农药上投入的多少更多体现其耕作经验的“技术理性”。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小农有留种的习惯，并且更加倾向于间作、套种等环境友好型耕作方式，这种方式避免了作物的单一，丰富了生物多样性。小农生产还能够起到引领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潮流的作用。在中国，以小农生产为基础，以合作社、非政府组织（NGO）等为纽带的有机农产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总之，小农户生产方式适合农业生态自身的土壤、肥料、耕作方式和生命周期，更能体现生态文明的本质要求。

三、小农视角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要走得稳、走得顺、走得好，其关键在于路径的选择，这条道路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是统筹小农有序退出、有效成长、有机衔接的多元化道路

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并不是要谱写小农的“田园牧歌”，而是要顺应“小农分化”的客观趋势，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实现小农视角下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是要固化小农，更不是要恢复“清一色”的小农格局，而是要在顺应小农分化的历史趋势下，进一步统筹好小农有序退出、小农有效成长和小农有机衔接三大战略方向，增强战略定力、保持历史耐心，走出一条多元化的小农发展道路[13]。

第一，小农有序退出。一方面，从全球农业发展来看，农业是一个“昂贵”的产业，即使是欧美发达国家的规模农业也需要依靠高额的补贴而发展。中国农业人口规模巨大且多为小农户，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实施对农业的补贴不仅成本高而且效果甚微。因此，将小农固化在农业和农村，将会加重农业部门的内卷化或过密化，从而制约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与城镇化过程中涌现出的问题相比，将小农固化产生的问题更加严重、更加难以解决。如曾经以小农现代化著称的日本，由于小农的固化出现了愈来愈严重的农民老龄化、农地撂荒和村庄衰落等问题，不仅延误了日本半个世纪的农地集中，而且最终成为日本农业发展的瓶颈。另一方面，高度工业化和充分市场化的社会，产生了大量高生产率和高工资的非农就业机会，促进了城乡之间劳动力的相互流动，造成了小农户分化的客观趋势。目前，中国的城市居民与农民在教育、医疗、住房、社保、就业等诸多民生福祉方面依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小农户离乡入城，从事报酬率更高的非农产业，甚至最终成为市民，实际上是农民追求美好生活、平等地共享现代化发展成果的一种理性选择。从上述两个方面看，农业过剩人口的大量转移，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中国在这一点上也不可能例外。

第二，小农有效成长。引导工商资本下乡，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世界农业强国建设的普遍规律。这是因为，资本下乡带来了小农户所不具备的雄厚资本、发达技术和先进管理。由于缺乏规范和引导，资本下乡的过程中出现了种种乱象，但必须承认的是在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过程中，资本下乡推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业现代要素投入增加、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产品品质提升、农业品牌建设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中国未来农业发展的主力军，也是当前中国小农户成长的主要方向。反对和限制资本下乡，无异于让中国农业永远陷于“低水平均衡陷阱”。反对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认为中国的农业只能小农经营，则更是站在了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对立面。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靠现有的留在农村的老人、妇女、儿童不可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小农为根基也许可以解决“吃饱饭”的问题，但是解决不了农业强起来、农民富起来的问题。现代农业本质上是一种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对农业生产者的人力资本有着较高的要求。当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能“一刀切”。各个地方的农业资源禀赋存在显著的差异，因此必须走一条因地制宜的道路，允许各种不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存在。如要积极培育以农户为主体、规模适度的家庭农场，创造新优势推进农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等。总之，要实现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振兴，就必须真正意识到小农户和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共同构成和谐的农业生产生态系统。

第三，小农有机衔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14]，这是遵循世界农业发展规律和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的必然选择。从世界农业发展规律上看，任何一个国家的农业现代化过程，都不能完全地消灭小农，甚至在诸如荷兰等农业强国出现了“再小农化”的趋势。而在中国的农业发展实践中，也已经衍生出了小毛驴市民农园、有机农夫市集、共同购买组织、消费合作社等丰富多元的新型小农生产经营模式。作为农业生产生态系统有机组成部分的小农，在维护农村稳定、承续农耕文明、形塑乡村结构、保护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从尊重农民主体地位上看，当前中国的小农经营体系中，仍有不少小农户默默坚守着农业而不进城。农业生产不仅是其生活的希望所在，更是其精神的寄托。一些小农将农业生产视为一种长期的生活“习惯”，是他们面对高速变化的社会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一种“心理”慰藉；也有一些小农将农业生产视为一种“养生”，是他们锻炼身体、陶冶情操的一种“休闲”方式；还有些小农甚至将农业生产视为一种“爱好”，他们以“工匠精神”照料着土地，对农业生产充满着无比的热情。可以预见，未来仍会有一大批小农经营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这些在短时间内既没有进城，也没有放弃农业生产的小农依然在“广阔天地”中追求着美好幸福生活。实现小农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就是为了让党和国家“三农”政策的阳光雨露普惠广大小农，让他们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因此，针对那些仍将长期存在的小农，必须予以充分的尊重和保护，让小农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二）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坚持的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决定的。西方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这与中国所要追求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具有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集中体现在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第一，党的全面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15]。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然也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面领导在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顶层设计。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是自发的自下而上的演化过程，而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国家战略来自上而下推动的。这一点通过国家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以及每年发布的有关“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可以清晰地看出，正是党的领导保障了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可以“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干”。二是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涉及小农有序退出、小农有效成长、小农有机衔接三个方向，因此需要统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统筹协调不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关系，统筹协调粮食安全、农民增收以及农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统筹协调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正是统筹处理好这些复杂关系的根本政治保证。三是在市场经济内部直接发挥经济作用。如贵州毕节、山东烟台、安徽芜湖等地兴起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就是一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形态。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保证了“合作社姓党”“理事长在党”和“决策权归党”，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和农村地区的工业化，而且在农村基层创造性地贯彻和落实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制度，使其焕发出巨大的活力和生机[16]。

第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农村集体所有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一种重要所有制形态，这种所有制形态也决定了中国的小农合作化道路与东亚和欧美小农合作化道路的根本区别。首先，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引领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从中国正式提出农业现代化到后来的全面决胜脱贫攻坚，再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壮大农村集体经济都是一以贯之的主线，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方式存在差别。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17]。这表明发展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坚持的底线原则。其次，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要解决农业基本经营制度中“统”的问题，以实现农业发展的“第二次飞跃”。1992年，邓小平强调：“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18]在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践中，“分”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统”怎么适应市场经济、规模经济，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坚持农村集体所有制，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就是要将小农重新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集体化发展道路，帮助小农户解决自身独立无法解决的难题，最终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第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是要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正是在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下，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才要去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如果仅从生产力的角度去看，西方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已经表明依靠资本可以实现农业强国的目标。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较大规模小农数量的国家来说，如果任由资本下乡去组织农业生产，就会导致大量的小农被排挤在现代农业发展之外，这也是“阶级”立场的农业现代化理论所一直在强调的。所以，中国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始终对非农化和非粮化、大户排挤小户、资本无序扩张等现象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同时，在面对长期存在的“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田”的小农生产方式这一基本国情农情时，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就必须要处理好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扶持小农生产的关系。一要坚持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宜大则大，宜小则小，不搞“一刀切”，不搞强迫命令；二要坚持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培育各类专业化市场化服务组织，提升小农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改善小农户生产设施条件，提升小农户抗风险能力，扶持小农户拓展增收空间，把小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

（三）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功能拓展、三产融合、数字赋能的时代化发展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并联式”发展过程，而非西方现代化的“串联式”发展过程。“并联式”的发展意味着农业农村现代化过程伴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叠加发展乃至同步发展，这也使得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显著的时代化特征和融合化发展趋势。长期以来，之所以有人主张小农过时论，之所以有人信奉农业“现代化=规模化”的信条，就是因为小农户在过去的条件下难以从农业中获得足够的收益。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时代背景赋予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的条件。

第一，功能拓展。在现代条件下，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绝不只是生产力的提升，而是多功能的拓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建设农业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优质资源环境和绿色生态空间不仅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也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农业强国的优势。小农是优质生态产品和生态环境的需求者，也是供给者。因此，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好生产、生活、生态三者之间的关系，统筹谋划好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要利用小农的生态优势，发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保护“三型”农业，推动产业绿色化与绿色产业化融合发展，走绿色发展道路。要自觉把小农的发展活动控制在资源环境能够承受的范围内，通过资源再造实现价值再增，让小农生产自然融入生态景观带。另外，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小农与乡村之间存在着难以割舍的血脉联系，因此全面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是满足小农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这就是为什么党中央会将农业现代化拓展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并强调要开展乡村建设行动，其目的就是要因地制宜探索人居环境整治新模式，创新政府支持政策，激发农民参与动力，加快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生活条件，优化村容村貌。

第二，三产融合。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根本前提，也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但如果仅仅将农业视为第一产业，农业的确是缺乏效益的夕阳产业，只有通过三产融合，实现农业的“接二连三”，将农业转变为新型的“第六产业”，农业才能够转变为充满希望的朝阳产业。这一点对于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尤为重要，因为长期来看，中国的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始终会受到严格制约而且难以突破，因此只有一、二、三产业相互融合，才能走出一条提升小农户农业生产综合效益的新路。目前，在实践中，小农户已经通过多种路径开始实现三产融合。如通过大力发展复合农业、循环农业，实现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化的多元农业经营格局，优化了农业生产经营结构；通过发展农业特色育种、农产品精深加工、农业生产性服务等产业，形成上中下游完整的农业产业链条，增加了农业产业附加值；通过观光农业、休闲农业、采摘农业、农业嘉年华、农业特色村镇、田园综合体等探索，拓展了农业新功能；通过短视频、直播等网络平台，发展了“网红”农业、电商农业、农业私家定制、农业众筹、会展农业等，拓展了农业新业态。从这个角度看，三产融合保障了小农在小规模经营的同时能获得足够的收益，这是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得以成功的关键。

第三，数字赋能。随着“互联网+农业”时代的来临，信息正在成为各国农业发展具有战略性的基础生产要素。农户只有掌握充分的科技、市场、金融等信息，才能更好地防范现代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高风险。甚至可以说，没有小农的信息化，就没有小农的现代化。由于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叠加和同步发展，中国的小农户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可以享受到信息化带来的红利。如党和国家一直在不断加强乡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实现移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基础设施对小农的全覆盖，并全面推动“宽带中国”战略，统筹推进“云”“网”“端”建设，建设“宽带乡村”，这使得小农户能够及时享受到分类齐全、动态更新的农业信息化服务，从而实现了向“智慧农民”的转变。同时，随着各大电子商务平台更多更好地进入乡村，解决了小农户对接电商市场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订单农业、直播带货等各种新模式、新业态的出现，使得小农生产与农业经营方式革命、超市革命、互联网革命等实现了有机衔接。可以预见，在信息化时代，通过数字赋能将加速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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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安徽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哲学社会科学)“国家经济治理视角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研究”(2023AH040015);

文章来源:陈龙.小农视角下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J].经济问题,2024(04):9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