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内外文献综述

1.1 西方学者对信贷融资担保理论基础性研究的贡献

西方信贷融资担保理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不对称信息理论。西方理论界在不对称信息理论框架内，先后提出了信贷融资担保交易成本理论、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理论、资信评价与信号传递理论、关系贷款理论等主要理论。包括罗伯特·巴罗(Robort J.Barro)(1976)、斯蒂格利茨(J.E.Stiglitz)和韦易斯(A.Weiss)(1981)、詹(YukShee Chan)和塔克尔(Anjan V.Thakor)(1987)、伯格(Allen N.Berger)及尤德尔(Gregory F.Udell)(1995)等经济学家，为上述西方信贷融资担保理论的发展完善做出了较大贡献。

西方对信用风险的研究主要沿着Markowitz H(1952)的现代资产组合理论、Sharpe W F(1964)和Lintner J(1965)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以及Merton R C(1973)的期权定价理论等展开；Kiyotaki N和Moore J(1997)较早建立动态经济模型研究担保风险放大效应，认为担保风险会在经济下行时循环放大；Cvitanic模型和Karatzas I(1999)提出动态风险度量；Wang S S(2000)提出一种考虑动态交易行为的多期风险度量方法；Gendron M M等(2002)从资产组合角度对担保风险进行了研究；Kuo.C.J等(2011)研究了政府为小企业担保所承担的信用风险。

从文献资料来看，除了Kiyotaki N和Moore J (1997)等对担保风险放大效应进行了研究、Kuo.C.J等(2011)对政府为小企业担保所承担的信用风险进行研究外，西方学者基于再担保视角对融资担保体系，特别是小企业融资担保效率的研究较少，或许与西方国家对融资担保体系及架构的选择有关。

1.2 国内学者对西方融资担保理论体系实证研究的贡献

国内学者对西方融资担保理论及发展研究主要从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开始，包括吕薇(1999)、林昆辉等(2000)、曹凤岐(2001)、林毅夫等(2001)、何祖玉等(2002)、梁鸿飞(2003)、林平等(2005)、黄磊等(2005)、杨胜刚和胡海波(2006)、巴劲松(2007)、晏露蓉(2007)、李毅等(2008)、董裕平(2009)、张翔(2011)、刘孟飞(2013)等学者和研究人员，对西方融资担保理论及应用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蔡真(2008)、孟艳(2011)、李俊等(2012)、文海兴等(2013)、温信祥(2013)等学者和研究人员分别对韩国、美国、德国、芬兰、日本等国家的信用担保体系及其运行机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其中邹毅(2007)对韩国再担保进行了较细致的研究。

从已有研究文献来看，何祖玉(2004)从信用风险角度研究了融资担保机构面临的风险问题；刘殿辉(2010)、翁建兴(2011)、尚尔霄(2013)等对融资担保机构自身风险管理能力进行了研究；胡德海(2013)以实证分析提出，应建立银行、受保企业、担保机构之间共担的风险机制；顾海峰(2006,2014)从风险定价和风险补偿视角研究了融资担保信用风险转移机制；张文远等(2014)利用三元博弈模型证明信贷风险分担机制有利于降低整体的信用风险水平。

1.3 文献评述

(1)西方信贷融资担保理论较少基于再担保视角对小企业融资担保效率问题进行研究。从已有研究文献来看，可能与西方国家对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及其组织架构的选择有关。德国、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在支持小企业贷款中，普遍采用了强制性银政担风险分担机制，基于直接由中央和地方政府预算分担大部分风险损失，担保机构分担少部分风险损失，并要求贷款机构分担一定比例的风险损失，以防止道德风险。

(2)虽然部分国内学者注意到了我国银担合作失衡等问题，但较少会对导致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及风险影响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基于近年来融资担保政策支持因素的影响，对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效率的影响研究稍显不足，特别是基于再担保视角的研究较少。本文的价值在于弥补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

2、我国融资担保行业的风险暴露与发展困境

过去30年，在政策环境和市场化改革因素下，我国曾一度形成了以商业性融资担保为主、政策性融资担保为辅的小微企业融资增信体系。然而，这一体系在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10余年之后的经济下行调整期面临巨大挑战，各种风险叠加暴露，行业陷入发展困境。据笔者调研，主要问题如下。

2.1 融资担保机构内在运行机制存在重大缺陷

从过往资料、案例及数据来看，融资担保公司从事自融及高利贷活动较为普遍，往往存在抽逃或虚增资本、向借款企业收取风险保证金、截留借款企业信贷资金、高息向民间非法集资、伪造项目及资料套取信贷资金等行为，偏离融资担保本业与初心，加大行业风险。

(1)融资担保机构高利贷活动较为普遍。从本文实地调查来看，在过去10余年经济上行期和房地产黄金期，在经济高增长率和信用低违约率的环境下，民营融资担保公司大多依靠担保业务维持平台运营，依靠发放高利贷攫取高额利润，依靠自融增加自营贷款资金池。调研显示，绝大部分民营及国有融资担保公司以委贷等方式开展过包括“过桥贷”“周转贷”等高利贷业务，且持续时间长、贷款资金规模大、放款笔数多。

由于银行业监管部门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严格禁止银行采取“借新还旧”周转贷款，基于监管政策的商业银行信贷系统要求贷款企业必须先还款才能后借款，为“过桥贷”“周转贷”等高利贷活动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会。在经济下行、小微企业现金流普遍不足的情况下，“过桥贷”“周转贷”市场一度非常繁荣，并引发了高利率集资繁荣和民间投资理财公司大量兴起，非法集资活动十分普遍。据本文调查，2013—2015年高利贷市场利息按日计息，每日利率在2‰～4‰。由于利率太高，贷款期限通常在1周至1个月内，期限最长一般不超过3个月，以“过桥贷”为主，也有部分采用贴票方式放贷。按照企业每年流动资金续贷周转期20～30天和每日3‰利率计算，过桥贷给借款企业增加的财务成本大致为每年6～9%。

(2)融资担保机构缺乏规范经营的商业生存空间，大多通过收取风险保证金补充自有资本，获得放贷资金。除了“过桥贷”之外，贷款银行和融资担保公司普遍采用的风险保证金制度也是抬升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和加大融资担保行业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及法律风险并导致高利贷活动猖獗的罪魁祸首。从2014—2015年笔者对部分商业银行、融资担保公司、借款小微企业的调研中获悉，商业银行通常要求合作融资担保公司按担保授信总额的10%～20%交付风险保证金，存放于融资担保公司在银行开立的专户，并按照活期存款计息。

(3)融资担保机构主要依靠高利贷获利。鉴于以上缘由，抽逃资本、向借款企业收取风险保证金、截留借款企业信贷资金、高息向民间非法集资、伪造项目资料套取银行信贷资金(融资担保公司自融)，再以高息贷款向借款企业和个人发放“过桥贷”“周转贷”，成为大多数融资担保公司的重要营收来源。

除了向借款企业收取风险保证金外，抽逃资本、截留借款企业信贷资金、高息向民间非法集资、伪造项目及资料套取银行信贷资金等现象在融资担保公司中均较为普遍，这些问题或明或暗多有发生。一些融资担保公司实际控制人在丧失代偿能力前后，会采取转移资产、虚构债权债务、虚假涉诉、逃逸失联等方式方法，千方百计地套取信贷资金、逃废银行债务和截留企业贷款，拒不配合银行处置不良资产，给合作银行和担保企业带来了较严重的影响，不少企业因受此影响而倒闭。

2.2 融资担保机构普遍存在道德风险与囚徒困境

融资担保业务中缺乏银担合作风险分担机制。一方面，道德风险普遍；另一方面，囚徒困境明显。调研情况显示，本该具有风险分担功能的融资担保体系在我国一度发展成为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集聚场所，银担合作风险分担机制演变为风险集聚和转移机制。

实践中，大多数商业银行未能合理分担信用风险，银行信贷经理、信贷审批和信贷风控体系道德风险较为严重，一些银行完全根据融资担保机构的授信函件和加盖印章发放贷款，不对借款项目的真实性、市场竞争力、现金流、偿债能力、信贷资金用途、反担保物、借款主体涉诉情况及参与民间高利贷情况等进行认真核实，给一些融资担保公司虚构项目融资、自融、骗取信贷资金、参与民间高利贷活动提供了漏洞。当然，其中也有贷款银行与融资担保机构“心知肚明”的默契。

2.3 征信、司法、登记等政策环境不够完善

从调研情况来看，融资担保行机构还面临较多政策环境的制约，包括征信、司法、登记机构等相关政策和具体执行，不利于融资担保行业的健康发展。

一是大多数融资担保机构无法直接接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融资担保公司对申请担保主体的征信查证和记录只能通过合作银行进行；二是融资担保公司出现代偿后，一旦借款企业涉嫌非法集资和经侦介入，就会陷入旷日持久的刑事案件侦查和处置、维稳，融资担保公司的代偿债权很难通过司法诉讼清收，利益很难得到保护；三是一些产权登记部门给融资担保公司代偿后执行抵押物设置障碍，助长了违约贷款主体逃废债务，导致部分融资担保公司存量担保资产和代偿资产损失扩大。

3、从某省再担保业务视角看小微企业融资效率变化

近年来，各省在相关融担政策的推动下相继成立了省级信用再担保公司，并按照“增信、分险、稳定”政策性功能定位，以及“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严控风险”的经营原则，从增信、分险、降费、产品创新等方面入手，推动小微企业融资效率提高。本文以某省再担保公司2016—2018年的业务为视角，对在再担保因素介入下的小微企业融资效率变化进行了分析。

基于政策性功能定位，某省再担保公司2016—2018年累计开展再担保业务11,893笔，业务发生额突破300亿元，达到319.04亿元(其中国家融担基金专项合作业务14.70亿元)，向担保机构支付代偿补偿4,119.58万元，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人经营主体9,066户，在推动小微企业融资效率提高方面，主要成效如下。

3.1“支农支小”再担保成效显著

该再担保公司成立第一年，融资再担保额即达到了31.07亿元。2017年，融资再担保额迅速增长至129.37亿元，同比增长3倍多，年末在保余额111.49亿元，实现“双百亿”目标，在保余额居全国第8，增长额及增长率均居全国第3，放大倍数居全国第6。2018年，新增再担保业务7127笔，新增融资再担保额158.58亿元(其中，国家融担基金专项合作业务14.70亿元)，同比增长22.58%，年末在保4912笔，在保余额为135.96亿元，同比增长21.95%。

3.2 政策性融担功能逐步显现

一是引导融资担保机构服务中小微企业。2016—2018年，支持中小微企业、“三农”、新兴产业三大领域融资担保业务占比始终保持在99%以上。2016—2018年，1000万元以下项目占比分别为56.50%、77.60%和78.06%,500万元以下项目占比分别为22.30%、41.04%和47.29%，小微等重点领域担保比重逐年显著上升；二是对服务小微企业的融资担保业务开展分险支持。2016—2018年，开展分险的再担保业务分别为8.82亿元、51.65亿元和82.34亿元，累计达142.81亿元，累计向17家担保机构支付代偿补偿款43笔，共4,119.58万元；三是引导银行和融资担保机构降息降费，缓解融资贵问题。通过实行折扣让利收费、引入政府部门补贴等，引导银行、担保机构降低贷款利率和担保费率。

3.3 政策性融担体系建设加快推进

一是与国家融担基金达成合作，2018年获得国家融担基金首次授信额度100亿元，基金固定分险比例20%，初步形成国家融担基金、省再担保、省内融资担保机构的三层组织体系；二是合作担保机构覆盖全省，与省市62家担保机构建立合作，与33家担保机构签约，覆盖全省21个市州，合作担保机构的业务发生额占全省业务发生总额的50%以上；三是与省农担公司合作，对省农担业务提供再担保服务；四是同包括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地方法人银行在内的23家银行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参与实质分险业务银行15家，与多家银行达成对再担保体系内成员实行自动准入合作，新型银担合作模式取得重要突破。

3.4 合作担保机构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效率变化明显

本文以2016年与该再担保公司开展合作的42家融资担保机构为研究样本(以下简称“样本担保机构”)，对样本担保机构2014—2018年在保余额、在保户数、户均余额等调查数据进行比较，反映出再担保政策支持下合作担保机构2016—2018年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效率有明显变化。

统计数据显示，一是样本担保机构2014—2018年户均余额呈显著下降趋势，特别是2016—2018年，从户均在保余额从673万元降至2018年户均在保余额的158万元；二是样本担保机构在保户数显著上升，从2016年的6,892户上升至2018年的25,193户，三年时间在保户数上升3.66倍。以上变化表明，再担保政策对支持小微的政策引导效果明显，让金融普惠政策惠及更广泛的小微贷款客户(见表1)。

表1 42家样本担保机构业务规模统计  

4、政策建议

4.1 以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解决小企业融资贵问题

本文认为，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和商业性融资担保体系均有助于解决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但要解决小微企业“融资贵”问题，只能运用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导致小微企业“融资贵”问题有三个要素，即贷款利率、担保费率、非价格成本。

一是贷款利率要素。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政策性融资担保系统的运作经验表明，要想使小微企业获得利率优惠、价格低廉的信贷资金，就必须运用较高的外部信用予以增信。以国家财政为后盾的国家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具备这样的增信能力，而商业性融资担保体系则难以具备这样的增信能力。

二是担保费率要素。要想使小微企业支付低廉的担保费用，担保业务本身并不盈利，且会因保费率与风险损失率倒挂而出现持续性亏损。只有以国家财政(中央财政及地方财政)年度预算补贴为支撑的政策性担保体系才能承受这类非盈利性的持续亏损，这也是西方各国的普遍做法，这是商业性融资担保体系无能为力的，只有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支持的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具备这样的持续补贴能力。

三是非价格成本要素。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政策性担保体系并不向被担保企业收取风险保证金，由于担保期限符合被担保企业现金流周期，并没有“过桥贷”这类现象。此前，国内商业性融资担保体系中多数担保机构被合作银行强制性收取风险保证金后，又强制性向被担保企业收取风险保证金，甚至截留被担保企业信贷资金牟利。只有高度国有化和强力监管的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才能避免以上问题。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以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支农支小，服务于我国小微企业和农业，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对担保体系亏损给予补贴，能够解决小微企业、农业融资贵问题，也能显著提高小微企业及农业融资效率。

4.2 完善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法律规范

一是建议以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83号)，以及银监会、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联合制定的《融资担保业务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融资担保责任余额计量办法》《融资担保公司资产比例管理办法》和《银行业金融机构与融资担保公司业务合作指引》四项配套制度为基础性法律，逐步完善支农支小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的法律规范。对以支农支小为主要目标的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由于获得中央和各级财政资金支持与信用背书，建议在资本金的运用、担保增信倍数、风险权重计量、保费费率、绩效考核等方面予以形成差异化规范，使其符合政策性、公共品属性融资担保机构使命。

二是建议进一步理顺政策目标，废除2010年3月8日由银监会、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商务部、人行、工商总局联合发布的《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银监会、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商务部、人行、工商总局令2010年第3号)。该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与《关于有效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作用切实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6号)提出的“坚持保本微利运行”等政策目标相冲突，导致“降费让利”政策难以发挥应有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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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四川省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项目“四川省民间金融产业生态重构研究——基于成都市东大街民间金融产业圈的调查”(SC14B050);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以四川省为样本的银担合作信贷风险集聚､传导机制及化解措施研究”(16BJY163);

文章来源:罗志华.政策因素对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某省再担保业务视角[J].商展经济,2023(22):115-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