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全球关注,为中国进入国际舆论场中心、阐述中国思想理念、提供中国智慧方案、塑造负责任的国际形象提供了绝佳平台。2016年,中央深改组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加强“一带一路”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建设,推进舆论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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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构“一带一路”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十分必要
在当前“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中,始终伴随着对“一带一路”的误解、质疑甚至负面论调。尽管中国政府和主要媒体十分重视“一带一路”对外传播和舆论引导,但实践中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效果反馈等各方面体系化应对局面尚未形成,面对众多共建国家在国家制度、意识形态、语言文化上的巨大差异,谁来说、说什么、怎么说、如何传播等方面还未形成综合布局、多元参与的国际传播大格局,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设亟需理论与方法指引。
学理研究方面,笔者以篇名为检索范围,2020年2月15日在中国知网检索发现,中国学者发表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期刊和报纸文献共105篇,文献最早可追溯到2014年,学理研究源起于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但现有文献研究多重在探讨话语体系建设的困境、目标、意义、原则及策略等宏观层面,研究角度分散、观点各异,对体系究竟是什么,构成要素及如何构建往往泛泛而谈。
2019年10月18日,以“聚焦亚欧大陆——互利共赢的中土文化交流”为主题的中土文化交流论坛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开幕(摄影虞向军)
无论基于实践需求还是学理观察,当前研究探讨“一带一路”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要素与框架十分必要。
二、“一带一路”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构成要素
早在1995年,国内学者即开始采用话语体系的概念,通常将其定义为思想观念和知识体系的综合表达。著名学者福柯认为,话语是一种渗透了权力关系的语言主体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完成的言语行为。从福柯话语权力论角度理解,话语体系不仅要研究讲什么,还要研究如何让话语达到入脑入心的效果。因此,话语体系是将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正确表达给受众,从而产生现实影响力的一整套表达系统。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构成要素讨论较少。江时学认为对外话语体系包括话语权、话语力、传递话语的工具及方式方法;1高丽华等认为话语体系应包括话语形塑、话语权力、话语空间、话语实践、话语知识等内容;2邵鹏等认为国际话语体系主要由话语者、话语内容、话语对象、话语方式、话语渠道五个要素构成;3姜克银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包含话语生产、话语分配、话语消费三要素。4上述观点虽各有不同但都带有传播学与语言学融合的趋势。
针对目前“一带一路”所面临的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借鉴传播学中最经典的拉斯韦尔5W模式及理查德·布雷多克补充完善的7W模式,围绕“一带一路”对外传播话语由谁来说、说什么、什么语境下说、通过什么渠道说、效果好不好等问题,笔者认为话语体系应包含话语权、话语要义、话语传播媒介、话语传播方式、话语影响力五个核心要素。其中,话语权是“谁来说、为什么说、对谁说”,解决话语传播的初衷和目的;话语要义是“说什么”,是话语体系的内容基石,重在理清话语表述的核心内容,明确国际发声原则及议题设置方法;话语传播媒介是“通过什么渠道/媒介说”,需要研究话语更广泛传播的工具;话语传播方式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研究话语输出的场合与形式;话语影响力是“取得什么效果”,是用来综合评价话语传播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尺。
图1.“一带一路”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总体架构
三、“一带一路”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总体架构
“一带一路”对外传播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话语体系各要素之间处于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之中(见图1)。话语施语者基于自身相对受语者的话语权,在对“一带一路”核心要义的理解之上,设置包含话语要义的议题和话语内容,并通过合适的传播方式和传播媒介对受语者进行表达,随后通过产生的影响力不断修正话语内容、传播方式及媒介等。
(一)话语权
“一带一路”对外传播话语权既代表对外发声的权利,也代表掌控话语、引导舆论的权力。“一带一路”是各方共同打造的全球公共产品,向所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开放。因此,在“一带一路”对外传播中有权利发声的施语者应是多元的,既需要国家外交、政府外宣、主流媒体努力,也需要鼓励走出去企业、民间团体、智库与专家、公众,以及所在国政府、媒体及各界的共同发声。话语权从权利进一步形成权力,产生权威性、认可度和舆论掌控力,还需要在发起话语前了解、分析受语者的话语接受特点,如自身知识体系、对倡议认知程序及需求、情感偏向等。话语权力一定程度上是受众赋予的,对施语者与受语者的研究和合理选择,是实现精细化传播、有效传播的基础前提。
(二)话语要义
“一带一路”对外传播中,施语者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目的、意义、内涵外延、核心理念、建设内容、合作机制、进展成效等内容的理解和知识构建,直接决定了话语表述是否能传递“一带一路”主旨精神和准确信息。为此,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尽快编制一些普及性的、多语种的知识读本进行全球传播,凝聚更多理解和共识。在核心知识体系之外,应结合实际需求设置针对性议题,加工形成更具象的话语内容。议题设置需要考虑话语发声场合(媒介和方式)及话语对象,明确发声原则,选取话语主题,梳理核心观点。
(三)话语传播媒介
话语传播媒介既包含传统媒介,如报纸、广播、电视、图书、期刊/杂志、影视作品,甚至公众口碑,也包含新媒体,如互联网网站、社交平台、数字化产品等。“一带一路”合作范围已覆盖亚、非、欧、拉美等区域,各国因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条件不同,公众接受信息的媒介存在巨大差异。在话语传播中,需结合实际情况和受语者特点合理选择传播媒介和工具,进行分众传播、各展所长。
(四)话语传播方式
话语传播方式强调需结合“一带一路”不同受语者所在社会场域、关注重点和喜好,提出不同主客体情景下适用的输出方式,如党政外交、智库交流、媒体传播、民间文旅交流等。近年来,党政外交在“一带一路”对外传播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高层互访、国际会议、文件签署不断增多,都在传递“一带一路”理念,增强倡议的国际认同感,为倡议构建良好国际舆论氛围。此外,国内外媒体间成立国际媒体联盟,加强参访交流与稿件合作,中外智库间加强“一带一路”国际交流、课题合作,民间“一带一路”展览展会艺术交流,企业海外项目宣传等,都在成为“一带一路”对外传播、国际交流的有效形式。
(五)话语影响力
当前,“一带一路”以我为主、单向灌输式对外传播问题,与缺乏话语影响力评价不无关系。在话语体系总体架构中,话语影响力旨在建立一种传播成效评价体系,形成有效的话语反馈机制。评价可从话语内容与受众反响两个维度开展。话语内容方面考核内容生产量、内容原创性、议题设置合理性、时效性等,受众反响方面考核传播覆盖面、受众话语认可度、话语二次或多次传播力、对负面舆情的疏导力等。施语者评估受语者对话语的理解、感受、评价乃至话语传播所营造的舆论氛围对“一带一路”实际工作的推进效果,进而不断反馈、修正话语体系各个环节,形成闭环。
四、“一带一路”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实践应用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转入精耕细作的“工笔画”阶段,“一带一路”对外传播也应转向多主体、互动式、精细化的传播新阶段。笔者提出“一带一路”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架构旨在理清“一带一路”对外传播的话语要素,提供一个思维框架。在具体实践中,应充分考虑五要素间的作用机理,一是应强调话语主体的多元化,特别要注重用好“外嘴”“外笔”“外脑”,推动“一带一路”参与各方共同讲好丝路故事;二是注重对话语传播对象的深入研究,利用大数据等方法做好其情感倾向、热点关切的跟踪,从而支撑有针对性的话语议题设置;三是不断创新传播媒介和方式,注重使用所在国公众常用的媒介、易于接受的方式进行在地化传播;四是建立话语影响力评价反馈机制,以效果为导向,不断总结问题,促进话语体系能够更好地与国际接轨,符合海外受众特点与需求,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氛围。
2017年8月,一名埃及学者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参观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展品(摄影虞向军)
2018年6月18日,一名外籍记者在采访丝绸之路旅游节上的演员(摄影虞向军)
注释:
1.江时学:《进一步加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当代世界》年第期。
2.高丽华、吕清远:《话语实践:“一带一路”的国际话语建构与传播》,《宁夏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3.邵鹏、陶陶:《新世界主义图景下的国际话语权--话语体系框架下中国国际传播的路径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4.姜克银:《关于构建“一带一路”倡议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思考》,《华兴时报》2019年10月16日。
王璟璇,刘琦,潘玥.“一带一路”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构初探[J].对外传播,2020(05):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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