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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因素在美国复合同盟战略中的影响探究

2020-06-05 250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复合同盟战略是冷战后美国主导的欧亚同盟体系实际运行态势的抽象体现，具有同盟缔结的直接目标和维护美国全球主导权的间接目标。尽管美国的复合同盟战略带有多样化的生成机理，但中国因素似乎绕不开美国欧亚同盟体系的议事日程和反应视域，而且往往发展成美国夯实其复合同盟战略的重要推手，短期内不会因美国大战略的收缩或延展而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一战略趋向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安全压力，也不利于中美关系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
中国
复合同盟战略
外交
影响
欧亚同盟体系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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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一种载体具有悠久的历史。斯蒂芬·沃尔特将同盟看作两个或两个以上主权国家之间安全合作的一种正式或非正式关系[1]。沃尔特的概念比较宽泛，但概述了同盟的一般安全属性，其形成原因大抵包括反对威胁、通过协约抑制盟友威胁及为大国管理弱小国家的工具等[2]。冷战后，原有同盟在保留了传统内核基础上逐渐衍生出一些新变化，日益向复合化方面发展。这种趋势在美国主导的欧亚同盟体系中甚为显著，只是复合化程度有所差异。在美国复合同盟战略中，中国因素始终是绕不开的敏感因素，其目标指向在于：通过促成同盟的复合化，限制甚至遏制中国的崛起，减缓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的进程，继续保持美国领导世界的地位。

一、冷战后美国复合同盟战略的运行轨迹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同盟组织之所以长期保持连续的活力和动力，主要是应时而变、调整充实的结果。在这期间美国领导的同盟体系内部曾显现多重困扰，但是同盟作为美国处理对外事务的工具依然不可或缺，并且随形势的变化而愈发显现出复合态势。

（一）性质上的复合

二战后美国与欧亚多国构筑的同盟在性质上属于防御性同盟。1949年4月签署的《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1951年9月签订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第五条、1953年10月订立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第二条和第三条、1951年9月形成的《美新澳安全条约》第四条和第五条、1951年8月签署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第二条和第四条、1954年缔结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第二条和第四条等均言明缔约国受到武装进攻时采取单独或集体的行动予以制止。冷战后，由于这些同盟没有解体，其集体防御的基本属性也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不过，鉴于冷战后各类情势的复杂影响，美国的双边或多边同盟体系也在性质上打下了主动出击或集体“进攻”的印记。需要指出的是，冷战后并非所有美国缔结的同盟在性质上都积极拓展了集体进攻的空间，诸如北约、美日同盟的主动出击或集体进攻色彩最突出，而美泰同盟、美菲同盟表现得不明显。这表明同盟在性质上的复合始终存在差异性。

从较为单一的集体防御延伸至集体“进攻”领域，是冷战后美国同盟体系在性质上的复合，意味着诸如北约、美日同盟等不再局限于冷战期间那种集中反苏东集团、反共的防御姿态，开始朝着更为大胆的方向迈进。冷战后北约突破集体防御束缚，在危机管理、各类伙伴关系的构建等领域积极行动，改变了原先的性质图景；美日同盟调整或增订协定条款、积极介入周边乃至更大范围事务的行动事实，也充分显示了该同盟“不甘寂寞”“奋发有为”的主动姿态。诸如此类的性质变化，是冷战后美国同盟体系走向复合态势的根本表现之一。

（二）空间上的复合

冷战期间和冷战后的同盟实践表明，域内行动是同盟存续的根本。域外行动是对域内行动的补充，同时将同盟活动空间进行了实质性拓展。北约在阿富汗开展维和、援助、重建乃至打击叛乱的事实说明了超越防区、进一步扩大影响空间是北约保持活力的需要。美日同盟加强了日本在法理层面获得同情心和口惠的重要支点，并将活动空间由驻防美日本土扩大到日本周边、亚太乃至更远的区域。美韩同盟和美澳同盟都在域外空间开展了程度不一的行动。

冷战后美国同盟体系活动空间的扩大是一种渐进式和累积性进程。拓展外部空间的实施不仅为同盟活动开辟了新场所，有利于延长同盟的寿命，而且也给同盟的完善提出了新主题，从而推动同盟在新环境中的适应能力。

（三）内容上的复合

在美国缔结和维持的同盟体系中，传统以国家为主要载体的军事安全威胁始终是共同的主题，只不过不同的同盟面对的传统安全威胁对象不同而已。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依然是北约的“梦靥”。美国利用美日同盟将日本纳入冷战期间反共、冷战后应对周边特别是中国、俄罗斯可能带来的安全威胁的轨道，无疑提升了该同盟处理外部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美韩同盟直接的预防对象是朝鲜，间接映射中国。美澳同盟、美菲同盟及美泰同盟在冷战后虽然失去固定的军事威胁对象，但外部国家的军事安全威胁一直是这些同盟凝聚同盟向心力的基本依托。

除传统安全威胁外，非传统安全威胁已经演变成美国同盟体系的强劲敌人。打击恐怖主义成为“9·11”事件后美国同盟活动的主要任务；打击海盗也位列于美国同盟行动的阶段性主题；反网络袭击和打击黑客是信息时代美国同盟体系面临的新型挑战；经济安全、气候变化、跨国犯罪等其他“低级政治”领域的敏感内容进一步刺激了美国及其盟友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神经。因此，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复合，正在从事实上重塑着美国及其盟友的战略设计与行动方针。

（四）手段上的复合

军事手段是美国及其盟友执行同盟行动的主要手段。这一点在冷战期间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美国通过与欧洲、亚洲、大洋洲国家的结盟，为西方阵营树立了一道军事防火线。美国提供武器、军队、主要军事行动的指挥以及其他资产，盟友也提供一定数量的军队、武器、经费以及适度参与行动的意愿，这种分工有别、交叉协作的联合模式是实施同盟战略的最基本手段。

政治手段不仅用于解决美国同盟体系内部的棘手问题，如北约内部的美欧同盟战略偏向问题、美日同盟内部关于驻日美军规模与行为问题、美韩同盟负担分配问题等，而且用于处理影响美国同盟体系运转的外部难题，如阿富汗战争中的盟军部署问题、朝鲜核问题、伊拉克战后稳定与重建问题等。严格意义上说，民事手段是对军事手段的补充，但作用不容小觑。民事活动一般更具有广泛的认可度，更受到国际社会和当事方的欢迎。维和、重建、警务、援助、难民安置、训练和培训、信息分享等看似不重要，却深刻左右了美国同盟战略付诸实施的现实效果。

二、中国因素是美国强化复合同盟战略的重要推手

冷战后，美国的同盟体系从性质、空间、内容、方式等方面奔向了程度不一的复合化进程。这一进程给美国及其盟友的战略推行和利益扩展带来了新动力，并且通过预设的主要外部威胁源聚合了同盟的向心力。可以毫不夸张地指出，由于整体实力的提升，中国逐步上升为美国复合同盟战略强化的外部靶心。

（一）宣称中国威胁的多领域

在美国同盟体系复合化进程中，中国威胁作为外部托词并不陌生，但对中国威胁来源的主观认知却逐步有了扩充。应该承认，冷战结束初期，中国威胁主要来自于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主观认知，最主要的代表是美日同盟、美澳同盟、美韩同盟。这些同盟以美国为核心，认定中国国家军事威胁是需要潜在预防的对象。与此同时，这种主观认知还外溢到原来不将中国当作防范对象的北约上。北约逐步增加并扩大对中国的关注，甚至开始讨论中国崛起对北约的挑战。

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近些年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经济贸易、网络信息等领域产生政策差异或摩擦。虽然有些非传统安全议题不一定涉及到美国的盟友，但将中国作为防范和打击的核心进而聚合同盟复合功能的策略实际上已经在美国的同盟体系里悄然构建，如北约、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的网络信息分享机制等。因此，在美国复合同盟战略设计框架内，对中国安全威胁的防范范围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军事威胁扩大到非传统安全威胁领域，美国及其主要盟友将中国威胁逐步上升到多维度、深层次和交织性高度。

（二）中国对外政策的抵冲性

2015年5月发布的《中国的军事战略》指出，中国军队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3]。2017年1月公布《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强调，中国应尝试加大在救灾、反恐、打击跨国犯罪、网络安全、海上安全等领域的国际合作[4]。2019年7月《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重申，中国军队应积极履行大国军队国际责任，积极提供国际公共安全产品[5]。这些文本的出台从某种程度上引起了美国的消极关注。

按照美国的逻辑，中国在军事、安全及经济技术乃至总体国家战略方面越来越表现出的外向化态势，冲击了美国现有的国家大战略。数十年来美国对华的接触与融入战略不但没有将中国塑造成远东亲美的“同伙”，而且似乎中国独特的制度优势正在侵蚀着美国作为“自由灯塔”的制度根基。这种负面的战略认知将责任主要归咎于中国，没有从根本上实行美国及西方国家乐见的改革与变化，声言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完全失败。在这种情形下，美国需要适时亮出强硬的肌肉，将同盟打造成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的前沿棋子，以消抵所谓中国战略外扩的消极影响。

（三）盟友的“诱迫”性

中国作为美国同盟复合化的外部推助因素一直受到美国盟友的关注，并通过同盟机制影响美国的政策。其中，日本的态度倾向最显著。日本不但在本国国防预算及防卫白皮书中公开渲染中国可能带来的多方面挑战，而且还通过日美同盟机制引导美国强化对中国的防范行动。日美联合军演和信息共享的磋商机制建设一直以中国崛起作为关键的应对抓手。

中国因素在美韩同盟复合化方面显得不那么耀眼，因为韩国的主要关注点是朝鲜，是悬而未决的传统国家军事安全问题。然而，这并不是说韩国完全无视中国的影响，只是与日本相比，韩国的做法比较隐晦和低调。澳大利亚游走于中美之间，经济上与中国发展密不可分的关系，军事政治上优先考虑美国。这种二分的差异性政策滋生出内部的矛盾和困扰，但在同盟领域仍然强调美澳同盟的首要作用。澳大利亚领导人曾不止一次地宣称与美国为伍，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战略压力和威胁。

南海争端是影响中国与菲律宾关系的核心问题。杜特尔特执政后菲律宾对华的态度发生变化，但围绕南海岛礁的争端始终没有解决。美菲关系虽有起伏，美菲同盟也未必完全朝向多维复合化发展，但是美国不会轻易将菲律宾这枚棋子丢弃，必要时还会拿起来作为平衡中国的工具。美泰同盟在冷战后指向中国的意图不甚明显，但如同其他周边国家一样，泰国对中国崛起引发对外战略指向的不确定性抱有困惑。北约对于中国威胁的认知仍然显得较为肤浅和边缘。不过，以英国为首的部分欧洲盟友实际上已经加入对冲中国影响的行列。英国在南海派遣军舰执行的所谓“自由航行”行动，在呼应美国的同时，也将英美“特殊关系”引向亚太和中国。

（四）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的持续性

随着中美实力的逐步接近，美国相对衰落的态势不可避免。这种态势不仅表现在美国的主观认知上，而且体现在客观的数据分析上。在主观认知上，美国国内悲观派似乎逐步占据上风。典型的悲观派认为，中美权力转移的结果是中国最终取代美国，如果操作不慎，中美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式的激烈竞争甚至对峙。此外，中美GDP的此消彼长被看作是衡量中美实力变化的主要指标之一。2019年，中国的GDP为美国的三分之二左右，与2000年相比中国占美国GDP的份额大幅度增加。不少机构预测，如果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中美实力的差距将不断缩小，美国在世界权势格局中的份额比例将下降。

综上所述，美国实力相对衰落包含了主观上的自我认知和客观数据的支持。这种主客观的叠加作用意在言明，中国因素是美国当前及未来数十年内绕不开的一个竞跑者、竞争者甚至强劲的对手。因此，对美国而言，抑制本国相对衰落的主要措施之一是借助同盟复合工具，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给中国制造麻烦，拖延中国崛起的进程。

三、美国复合同盟战略对中国的影响

美国的欧亚同盟体系并未形成一张逻辑严密、张弛自如、权责明晰的立体网络。不过，这种散状态势对聚焦中国这一外部因素越来越呈现出内在的一致性，从而对中国造成多重影响。

（一）不利于中国和平发展

美国复合同盟战略逐步将中国作为共同的外部靶心。这一趋势无疑对中国一直致力于和平发展的努力产生消极影响。首先，美国复合同盟战略将中国看作外部安全威胁或对手，使得美国及其盟友在战略上很难扭转对中国的负面认知。其次，美国复合同盟战略的执行行动有可能引发双边或多边军备竞赛、甚至擦枪走火的不良后果。最后，美国复合同盟战略的推行，给中国制造了相对紧张或不正常的外部环境。美国同盟体系的复合化以中国为假想的外部对手或敌人，将矛头对准中国，通过鼓吹中国威胁甚至夸大中国威胁，在中国外部从军事安全维度抹黑中国，给中国制造“国强必霸、国强必侵”的不良形象，诱使或强迫其他国家或行为体与它们沆瀣一气。这种煽风点火、空穴来风的做法为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带来了风险挑战。

（二）不利于中美关系的良性互动并促发新的不确定性

如果以正常竞争合作并存的结构作为中美关系良性互动的基础，那么竞争性占据主导的双边关系模式必将影响双方的良性互动。事实上，贸易战已经促发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态势。美国复合同盟战略从军事安全领域加重了中美关系互动的竞争性。一方面，美国在国防建设和海外军力部署方面将继续紧盯中国。另一方面，美国复合同盟战略的推进影响并阻滞了中美之间业已构建的各类军事沟通对话与交流机制。中美尝试开辟了海军互访等机制，应该说适度地缓解了双方之间军事猜疑。然而，随着美国同盟复合化态势的加强，双边关系良性互动的前期成果必然受到迟滞或削弱。

应该承认，冷战后美国复合同盟战略的推行并非起始于中国，但随着这种战略的强化执行，中国因素被逐渐渲染成近似头等的防控对象。这种预设的不确定性未必引起中美全面对抗，也不一定在短期内双方催生大规模军备竞赛，但是至少能够反映出中国对美国复合同盟战略的戒备姿态以及更加强烈和紧迫的现实诉求。

四、结语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亚欧大陆的同盟体系继续保持一定的生命力。其中最根本的抓手之一就是将中国逐步上升为重要的预防对象。事实上，“中国威胁”一直是美国在传统安全领域巩固同盟体系的常规选项，而从非传统安全领域将中国锁定为重点的防范对象则是美国继续夯实同盟能力的新方向。中国应该认识到，美国复合同盟战略的推行既加强了单个的双边或多边同盟针对中国的能力，又提升了跨同盟机制兼容的协作水平。与此同时，中国应保持冷静、矜持、低调及客观的心态，反向吸取复合同盟战略的推行对于提升中国能力的积极意义，加强沟通力度，减少外界疑虑和猜疑，并以美国复合同盟战略的自身局限为突破口，保持必要的警觉，努力化解阶段性风险。

参考文献：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军事战略[EB/OL].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EB/OL].[2017-01-11]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防[EB/OL].[2015-07-24]

魏光启.美国复合同盟战略中的中国因素[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20,36(06):285-287.

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美国复合同盟战略的扩溢与中国的对策研究”(15YJCGJW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