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物流作为数字经济的产物，技术层面提升了传统物流的服务，并通过技术革新实现了智能化的产业链。智能仓储和物流无人机等为代表的物流科技从形成到发展，不断吸收智能化技术，呈现出物流网络生态的高效运转，整个产业链进行着智能化与无人化的革新。

技术不仅会促进整个物流和供应链运营的优化，更会催生商业生态系统的形成。因此政府以及行业参与者们在对自身运营模式创新和升级的同时，更要思考如何利用新技术在不断演进的产业生态中实现智能物流生态系统的形成与壮大。因此，本文旨在探索智能物流生态系统的演化成长过程，并基于多中心协同治理的视角寻求生态内部参与方的协同演化；最后，总结概括数字化赋能视角下企业商业生态系统共创的价值。

理论背景

(一)智能物流生态系统及其演化发展

智能物流生态系统。Moore在1993年提出企业生态系统的概念，他认为各主体在生态系统中以生态链为体系结构，分工与协作实现系统的成长与演化。国内学者(周凌云，2015；薛晓芳，2016)进一步分析物流生态中的主体则依靠生态链维系，主体间的信息与能量交换实现生存与发展。物流生态系统由产业链内部参与种群与相关的商业环境组成的复杂网络，物流生态种群在外部数字化环境中实现信息的交互与传递，进而实现相互依存(薛晓芳，2016)。与其他公司或机构的合作活动可以获得互补技术资源(如技能共享)的机会，这些资源促进创新的更快发展、市场准入的改善、规模和范围经济、成本分担和风险扩散。目前，国内外围绕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强调与数字创新相关的产业主体通过竞争合作关系构成的社会生态系统(刘兰剑等，2020；汪传雷，2017)。在此研究基础上，结合智能物流的独特属性，智能物流生态系统是指建立在数字化操作平台基础下的物流生态，通过吸收智能化技术，在物流系统中加入对人的智能化模仿，使其具有感知能力和推理判断能力，以此解决复杂问题。智能物流基于硬件的升级和技术手段的更新，不断提升物流分析和执行的有效性，自动化水平得到巩固和强化。

Moore(1993)将商业生态系统的生命周期分为四个阶段：萌芽、扩张、领导、死亡或自我更新。在萌芽阶段，公司的目的是建立竞争壁垒，寻找目标市场，改善产品和服务；在扩张阶段，公司吸引其他参与者进入生态系统，建立与其他参与者的关系来建立合作框架；在领导阶段，企业目的是成为系统的领导者，通过创新为系统提供技术和产品基础，协调系统内成员的协同发展；在死亡或自我更新的阶段，企业通过重新设计和组织变革来实现生态系统的组织替代。

在萌芽阶段，希望在特定技术领域获利的企业需要“生成感知”，通过该感知来检验有关消费者需求基本状态的各种假设，直到可以验证一组市场假设为止。一旦感觉到机会，下一步就是设计商业模式。在扩展阶段，随着商业模式的实施、完善和扩展，捕获和转换功能至关重要。通常必须快速确定业务模型，尤其是在数字产品的情况下。一旦商业模式确立了牢固、稳定的地位，传感能力便应运而生，以便尽早意识到战略威胁和新机遇，随即进入生态系统的领导阶段。当生态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由于技术变革或主要市场变化而显而易见。一旦确定了拐点，就必须选择新的机会并设计新的商业模式。建立新平台可能需要新的能力和联盟。同时，仍然必须有效地管理旧平台，这需要前面讨论过的灵活性，这就是死亡/更新阶段。

生态系统区别于其他复杂网络最显著的特征是种群间的协同进化。共同进化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物种之间具有共生和竞争关系的持续变化，这些物种的进化轨迹相互影响直到它们达到平衡适应状态。智能物流生态系统中，信息数据是核心资产，物流生态种群利用数据实现相互协作，传递和分享的数据能够有效帮助种群实现协同与联合，产业链条上的数据不断得到巩固与深化。在商业生态中，服务通过链接到路径中的业务模型进行资源循环。利益相关者共同创造价值，以新的方式或以更直接的方式共同创造价值循环使用稀缺的合作者相关资源(陈大勇，2010)。

(二)多中心协同治理

多中心理论中的“多”指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不仅是依赖单个主体的作用，而是依靠多个社会治理主体，以此获得更充分、合理、有效利用的资源，实现治理的可持续性。目前，学术界对多中心治理主体开展了多项研究，最为重要的方向是合作治理。这一理论通常结合协作治理和网络治理。在平等、主动、自愿的原则下，多个社会主体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方式被称为协同治理，这一理论强调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这一理论与领导关系和独断治理区别开来，强调的资源与权力的互补。

多中心理论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协同治理理论强调充分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能动作用，推动多元治理。治理目标的一致性：协同治理理论认为，多元主体的共同利益与共同目标的一致性是共同合作的基础。治理手段的多样性：协同治理实践中，诸多治理主体需发挥各方的优势和潜能。治理机制的协调性：协同治理理论认为，合作主体需关系协同、行为有序。

多中心治理的治理机制主要包括政策、契约和关系三类。政策是政府实施治理的主要手段，体现在规划引领、行政政策指引、资源激励等。契约则是一种普遍运用的治理机制，基于市场的合作是需要以契约为基础的，作用合作交易都是以契约为基础；政府与生态主体也以此为基础，例如政府采购、设立基金等形式。关系是一种非常规化的治理机制，主要是主体之间的长期交往过程中产生的信任，利益目标的驱使使得主体有着更为长远的联系。关系治理是契约治理的补充，更是顺利实施契约的有效辅助剂。契约在物流智能化过程中通常会遇到阻碍，关系治理提供了解决不确定性的有效途径。

智能物流生态系统形成与协同治理的多案例研究

(一)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智能仓储和物流自动驾驶为例，研究智能物流生态系统的形成与治理机制。物流领域是最接近先进数字技术的产业。以智能仓储和物流无人机为代表的智能物流技术，不仅为物流领域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同时推动实现“跨越式”发展，提高了物流业的发展效率。考虑到不同的人工智能技术在物流领域的不同环节或场景中具有不同的特征，本文选取智能仓储与无人机配送作为两类典型的智能物流生态系统为研究案例。

本文引入多中心治理理论进行探索性研究，探讨了智能物流生态系统的形成与治理。本文研究问题具有探索性和解释性的特征，因此采用了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多案例研究遵循复制逻辑的原则，因而研究结论更有说服力和普适性。本文数据主要来自行业研究报告与国家政策文件，这些数据对案例进行证实，并进一步验证公开数据真实性。

(二)案例分析

智能仓储生态系统。电子商务的发展与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要求，这对智能化、柔性化的仓储系统提出要求。而且，寻求转型的制造业企业生产向柔性化、智能化、精细化转变。这些因素都推动智能仓储行业快速发展。根据GGII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智能仓储市场规模为797.69亿元，同比增长16.5%，2013-2018年的智能仓储市场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6.2%。具体如图1所示。

智能仓储生态系统具有明显的多中心治理体系。生态种群之间的协同合作也在种群间的交互得到体现，功能种群主要是仓储第三方公司，作为运营者能够提供存储、装卸、拼箱、存货、运输安排等一整套专业化高效、经济的服务。支持种群包括由智能物流设备的科技公司组成的技术提供者，构成除基础智能设备外还需要智能软件的共同协作，它们影响着智能仓储基础设施建设和智能化程度。另外，物流地产公司或金融公司作为公共持有者来运作仓储，主要为生态系统内部的小型企业提供物流资金的支持。功能种群奠定了仓储物流生态的基本框架，而支持种群则引入资源，对生态系统的发展与演化提供转化的动力。

图12013-2019年智能仓储市场规模（单位：亿元）

在智能仓储生态系统演化发展过程中，不同治理手段的参与。在萌芽阶段，主要是依靠功能种群的契约治理为主，依靠主体间的契约实现商业模式的推进，在此阶段物流仓储通常以较为传统的模式开展。在成长阶段，政府在传统物流发展的基础上，提供政策性支持，其中包括对仓储的资金激励，国家出台政策以确保大型仓储基地的建设，为物流产业链的运作奠定了基础，国家政策的介入为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保障。另外，一系列的人工智能引导政策都为生态系统的发展提供了发展空间。而在领导阶段，智能仓储依靠科技企业的技术融入，实现了产业链的智能化，此时主体间的关系发展有了更为长期的考虑，关系治理在生态系统的治理中得到发展和巩固。依靠公司主体间的智能技术的契约签订已经不能够保障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关系网络的构建能够保障生态系统在未来得到源源不断的技术输入。

智能物流无人机生态系统。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中强调，要积极发展无人机(车)物流递送。物流无人机能够有效地节省成本、提高效率和突破物理限制。物流无人机不是颠覆传统物流业，而是对物流业的有效补充。无人机物流配送属于新业态领域，是人工智能和传统物流领域的相结合。在物流无人机生态系统发展过程中，整个行业走向成熟的过程不是直线而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因为发展中可能会由于政策法规、技术安全等问题的出现而受到阻碍产生阶段性停滞现象。

物流无人机生态系统的主要参与者主要包含三类主体。支持种群中的传统无人机公司和科技创新公司。传统无人机公司包含的业务比较复杂，物流无人机只是其在发展中拓展业务范围的一部分。科技创新公司专注于具体领域技术的创新研发和场景的落地，一般团体规模不大，但能快速决策和试错。另外，功能种群包括传统物流公司和电子商务公司。传统物流公司要降低未来物流成本，增加对电商市场价值攫取的议价能力，都需积极布局无人机业务，面临加入无人机物流生态系统之中。电子商务公司布局无人机业务，一方面可以促进自身业务全流程的畅通，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自身资源，打造开放的完整产业链条，赋能行业。除此之外，政策是影响物流无人机大规模商业化应用的重要因素，技术发展应用会倒逼相关政策的跟进与完善，政策将有效构建物流生态环境。

在智能物流无人机生态系统发展过程的萌芽阶段，主要是传统的无人机公司寻求新的商业模式的开发，体现在与传统物流公司的契约关系治理中。此时物流无人机的市场还没有发展成熟，因此处于行业中的各方更多的是需要合作来共同将市场做大做强；而面对不成熟的市场，契约通常是萌芽阶段最主要的发展方式，使市场发展得以稳定。在扩张阶段，政府在对市场加以规范的同时，通过政策激励的治理机制为智能物流无人机提供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在领导阶段，参与者相互之间同时存在的竞争关系则是一种良性竞争关系，可以促进技术的快速更迭和产品的大规模商业化落地。此时的治理机制过渡到对关系的依赖。关系不仅体现在对新的无人机技术的获取上，还体现在对商业成本的减低上。行业参与者们通过不断克服实际发展中遇到的技术难点，真正解决行业痛点且达到商业和成本的平衡，共同促使行业真正进入发展繁荣期。未来随着物流行业的蓬勃发展，这将继续倒逼物流无人机相关政策与法规的出台。当物流无人机产业发展趋于成熟，相关企业、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将达成深度共识，更具全面性、专业性、前瞻性的关系将得以建立起来。

案例发现。通过两个案例，本文发现目前智能物流生态系统的演化发展依赖多中心治理主体的参与。生态环境主要由政府维系，有效的政策为智能物流的发展提供稳定的发展；支持主体由物流科技研发与制造商组成，它们将先进的技术(如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落地到产业链中，支持性种群的重要作用是对产业生态的变革、商业模式的革新；功能种群是保障生态系统健康成长不可缺少的主要构架，角色定位在物流产业的上下游，功能种群被赋予不同的作业要求。

本文发现，随着生态系统的演进，种群的多样性得到丰富。萌芽阶段，依靠功能种群奠定生态系统基本框架，此时的治理机制以契约治理为主。扩张阶段，物流产业的快速发展，此时依靠政策治理的保障，生态系统并以此进行生态系统边界的扩张，成长速度能够得到显著提升。进入领导阶段，依靠支持群体的技术赋能，智能化发展在物流生态中得到嵌入与融合；实现以个体企业为主导的智能物流生态系统，此时的创新发展促进企业在生态系统内部成为领导力量。智能物流生态系统的多中心协同治理如表1所示。

构建智能物流生态系统的优势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构建智能物流生态系统促进多主体协同，传统物流产业生态中的协调困境得到解决。构建智能物流生态系统，需要主导企业联合功能种群、支持种群在数字技术、物流作业等方面的合作。其次，构建智能物流生态系统促进资源共享，一方面，面对物流产业上下游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智能物流平台(仓储与无人机运输)能够有效破解各方资源联系不畅的问题，实现从成本角度解决激励不足的困境。另一方面，智能物流生态系统能够有效缓解人力资源瓶颈，由于物流作业的分割导致人力的资源分配不均问题，物流生态的建立能够有效联系上下游作业的内容，通过信息数据起到沟通作用。最后，构建智能物流生态系统促进商业价值共创。价值共创是智能物流生态系统的重要作业，提升收益水平和物流产业升级的积极性，价值的共创能够更有效地实现协同发展。

表1智能物流生态系统的多中心协同治理

图2智能物流生态系统多中心与生命周期

讨论与管理启示

现代数字技术，商业生态也正在发生变化。智能物流生态系统可以帮助物流企业显著增强传统产品和服务的功能。各类物流企业加强其在智能物流生态系统中的传统相互依赖性。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在产业链条中增加新的相互依赖关系，从而开辟新的领域和增长机会(邢永梅，2017)。具体如图2所示。

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两点。第一，本文探索性的揭示了智能物流生态系统的演化发展，运用商业生态系统的生命周期理论，结合两个具体的物流生态系统发展过程中不同生态种群参与资源的流入和融合吸收。第二，本文结合多中心治理理论，探索性揭示了智能物流生态系统发展中生态种群的主要功能与相互作用的过程。

本文结合智能物流生态系统的发展与治理，给出如下管理启示：

第一，紧跟物流技术的更新，引入智能化物流技术构建智能物流生态系统。物流领域越来越多的初创公司参与进来，致力于消除传统运输与物流业务模式效率低等问题。这些现象均表明物流业的生态环境在发生改变，传统企业无论规模大小都应该投入到目前的创新改革浪潮之中，以稳固自身地位。因此面对智能物流生态系统的发展，在生态发展的前期需要：提前进行布局，抓住行业发展的先机；积极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进行合作，利用合作形成聚合效应，达成共赢。

第二，在智能物流生态系统的扩展和成熟阶段，吸纳更多科技技术种群的参与，促进整个物流和供应链运营的优化，更催生商业模式的创新。因此行业参与者们在对自身运营模式创新和升级的同时，更要思考如何利用新技术在不断演进的产业生态中实现商业模式的创新，构建起独到、坚实、可持续的竞争优势。物流科技的创新将给传统的商业模式带来升级和变革。

第三，注重治理方式在智能物流生态系统演化过程中的变化与运用。以契约为主的治理方式能够有效保障市场的稳定，为前期的商业模式的打下基础；在扩展阶段，主要依靠政策的治理机制，政策资源的倾斜能够帮助企业快速扩张生态边界，扩张市场份额，为生态系统的壮大提供动力；在领导阶段，生态系统内部的领导企业需要加强对科技型企业的关系建立，通过关系的治理机制的运用，智能化能够通过长期稳定的输入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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