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及文献综述

全球贸易竞争格局与资源禀赋基础的空间分布有较大联系。当前全球仍处于国际合作的深度调整过程中,国际外贸竞争关系处在传统竞争优势弱化和新竞争优势尚未形成的双重期。目前我国正大力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关系日益密切,未来贸易潜力巨大。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资源禀赋和基础差异明显,根据Hausmann和Klimger(2006)提出的产品空间理论,产品是一个国家资源禀赋和经济结构的最终载体,因此产品空间结构决定了该国比较优势产品市场拓展的重要指标。一国产品与潜在产品的距离,反映了两种产品生产边界的差异,而若遵循比较优势,那么现有产品在可到达的距离范围可以实现与周边比较优势产品的关联,从而提高产品密度。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之间的资源禀赋差异,相互之间的产品比较优势也会有一定差别,因而产品密度也是各不相同的。结合产品空间理论,既然一种产品的产品密度关联周围产品的比较优势,那么产品的生产甚至是交易的速度或依赖于产品密度。于是提出疑问:“一带一路”沿线的产品密度对出口市场的拓展是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产品空间理论支撑下,国内已有一些学者关于产品密度展开相关研究。马海燕、刘林青(2018)基于产品空间理论,研究了产品密度与产业升级的关系,发现产品密度与产业升级存在着正相关性,且具体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倒U型关系。马海燕、于孟雨(2018)的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结论。刘林青、邓艺林(2019)也是根据产品空间理论引导,研究了产品密度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认为产品密度充当了牵引力的作用。陈砺、黄晓玲(2020)基于产品空间理论,研究了产品空间结构与比较优势的动态关系,认为产品密度与比较优势的关系呈现出“U型”动态变动。从“一带一路”区域的研究来看,陈砺、黄晓玲(2020)实证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制成品的比较优势与产品密度之间的关系,指出两者存在U型关系,在工业制成品的不同发展阶段,两者关系是显著不同的。刘威(2020)基于我国出口贸易情况,研究发现出口产品密度对行业新产品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范围内却不明显。但是纵观一系列研究发现,对于本文提到的“一带一路”沿线的产品密度对出口市场的拓展是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仍没有学者给出明确解释。与此同时,在研究产品密度与出口或者产业发展的关系时,也鲜有学者按照产品结构或者按照不同贸易国的区域进行划分,去研究其中可能存在的异质性问题。因此,本文就目前存在的这些研究空白,通过实证检验予以分析。本文的主要研究脉络为:首先基于所选样本,从产品结构和区域两个层面分别测算贸易产品密度,然后再分两个层面检验产品密度对出口的影响。

相关概念界定

(一)产品密度

产品密度是指定的某件产品与存在比较优势的产品之间的关联程度,如果一种产品的产品密度较高,则意味着这种产品周围拥有较多的比较优势产品,于是该产品更容易受这些比较优势产品的影响,更容易承接比较优势产品技术溢出,从而也更容易转化为比较优势产品。要计算产品密度,需要先得到产品邻近度。根据产品空间理论,产品邻近度是建立在共同出口之上的,可以将贸易中成对的出口产品条件概率的最小值作为产品邻近度的一种衡量指标。产品邻近度表示如下:

公式1

其中,Φijt表示产品邻近度,Pr(i|j)表示j产品出口交易过程中i产品也发生出口交易的概率,Pr(j|i)表示i产品出口交易过程中j产品也发生出口交易的概率。事实上,Pr是通过产品的显性比较优势计算得到的,若一个国家m的i产品具有比较优势,那么显性比较优势RCAm(i)的值为1,如果该国在出口产品i和产品j同时具有显性比较优势,那么有RCAm(i|j)和RCAm(j|i)的值都为1。Pr可表示如下:

公式2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即为一国某产品贸易出口额占该国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与全球该产品贸易出口额占全球出口总额比重的比值。根据以上模型,可以将一种产品的密度理解为该产品周围拥有的生产能力禀赋,若产品密度越高,则说明该产品周围积累的生产能力的禀赋也越高。产品密度可表示如下:

公式3

其中,Destiny表示产品密度,x为产品显性比较优势的逻辑性判断值,如果有RCAmjt>1,那么有xmjt=1,否则xmjt=0。

(二)产品门类选择

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商品分类标准》(SITC),将贸易出口的产品按照9大类进行统计,即包括食品及活动物;饮料烟酒;非食用原料;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动植物油脂及蜡、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原料类制成品;机械及运输设备;杂项制品;未分类商品。基于研究需要,本文将前8大类贸易商品(第9类剔除)重新分类,共包含原料类初级产品、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产品、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产品、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品4类。其中,原料类初级产品主要包含初级生鲜食品、原油煤炭木材金属矿等粗材料;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产品主要包含粗加工食品、化学制品、纺织产品及基础生活用品;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包括化工产品、机械制造、汽车和运输制造产品等;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包括电子电器、医药和专业仪器类产品,具体分类如表1所示。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样本界定

根据目前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及与沿线国家合作情况,综合考虑数据可获得性,剔除了几个统计数据存在缺失的样本国,最终选择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60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作为样本,按照区域共划分为东盟、东亚及中亚、南亚、西亚中东及北非、中东欧5大类,其中俄罗斯、白俄罗斯、摩尔多瓦等独联体划归到上述类别区域中,具体划分及国家如表2所示。根据统计数据,我国在2018年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总额为7047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为机械类和设备类产品,即资本密集型产品居多,占比达到40%左右,其次为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占比为25%左右,初级产品则较少。但是,中亚、南亚等地则以出口初级产品、资源类产品为主;西亚则以资源类产品为主,特别是石油等矿物燃料类产品;欧洲地区则出口产品涵盖门类较多。

表1贸易商品分类

表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样本及区域划定

表3按产品类别的产品密度结果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产品密度分析

(一)按产品类别的产品密度分析

本文以2009-2018年共10年作为观察期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国研网数据库。基于产品密度模型,测算各国各门类产品的贸易产品密度,并按照表1的产品类别,对所有样本国家取平均值,得到产品类别层面的产品密度综合值,结果如表3所示。

很明显地,表3中的4类贸易产品的产品密度总体上都有所提高。这一结果表明,近几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出口产品与具有显性比较优势产品的关联程度总体提高,贸易产品周围的比较优势产品有所增加。据此也可以说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产品空间结构在不断优化,出口产品能够转化为比较优势产品的渠道总体在拓宽。与此同时,不同种类贸易产品的产品密度之间还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其产品密度存在着产品结构的异质性。比较之下,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产品的产品密度最高,如2018年密度值为0.3994,分别较原料类初级产品、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产品、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品高22.2%、27.9%和45.1%,原料类初级产品的产品密度居第二位,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品的贸易密度相对最低。

笔者认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产品一方面在整个制造业体系中处于中端甚至中高端位置,而且大多数是中间产品或者用于生产制造的终端产品,特别是一些机械设备,这就决定了其产业关联面相对更广,而“一带一路”区域资源禀赋总体较高,生产这类产品的技术条件也相对成熟,有利于通过资源相互传递而降低成本,可以为资本密集型产品带来更大比较优势转化渠道,从而有利于形成显性比较优势。但是对于技术密集型产品,一般属于产业链终端,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较高,不容易受周边产业的影响而提高比较优势。

表4按“一带一路”区域类别的产品密度结果

表5模型一回归结果

表6模型二回归结果

(二)按区域类别的产品密度分析

基于表2的区域分类,以各类产品做平均值处理的方法,测算2009-2018年各区域贸易产品密度综合值,结果如表4所示。

从“一带一路”分区域来看,贸易产品密度的区域差异化特征也是明显的。其中,中东欧地区的贸易产品密度相对最高,西亚、中东和北非次之,东盟居第三,南亚居第四,东亚及中亚居第五。中东欧地区不但在果蔬、原材料等方面产品的比较优势较高,而且在一些机械设备、生活用品等领域具备较高的比较优势,因为一方面中东欧地理资源禀赋较好,而且经济相对发达且集中,不但集聚了各类初级产品生产的优势,同时也集中了中高端产品制造优势。西亚、中东和北非的贸易产品密度较高,主要是与该区域资源类产品的比较优势突出有关,例如沙特阿拉伯、伊朗、科威特等地都是石油重要产地国,集聚了显著比较优势。东亚及中亚的产品密度较低,主要是与中亚国家和蒙古这几个内陆国家有关,事实上我国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产品密度也是相对较高的,总体产品密度与东盟相当,但是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产品密度明显低于周边区域的国家,拉低了东亚及中亚区域的整体产品密度水平。

实证检验

(一)计量模型与分析方法

计量模型。为了验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产品密度对出口市场拓展的影响,选取出口与产品密度等变量,构建如下基础方程:

公式4

其中,i、m和t分别代表出口产品、国家和时间,Export为贸易出口额,Destiny为贸易产品密度,X为纳入模型的控制变量,u、v、ε分别为面板数据模型中随横截面的扰动项、随时间的扰动项以及模型随机扰动项。

分析方法。一是对样本的分类组合分析,首先是以表1的产品类别为横截面、以年份为时序数据的实证检验,设此为模型一;其次是以表2的区域类别为横截面、以年份为时序数据的实证检验,设此为模型二。二是对模型估计方法的选择,考虑到一国的出口增长存在动态影响效应,因此采用GMM模型进行估计。

指标数据。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贸易出口的数据和控制变量的数据选择。贸易出口采用各国各类产品的贸易出口额作为指标,在模型一中,控制变量包括:年份、产品生产量、全球该产品价格指数,其中均选择以2008年为基期的可比价格指数;在模型二中,控制变量包括:年份、国家生产总值、地理位置虚拟变量,对于沿海的国家取值为1,非沿海国家取值为0。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国研网数据库。

(二)回归结果

按产品类别的实证结果分析。首先,按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出口的产品分类,对模型一进行GMM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从全样本结果来看,贸易产品密度的回归系数为0.2885,在5%显著性水平拒绝零假设,可见总体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品密度对本国的出口市场拓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究其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第一,一国的某种产品密度越大,则说明该产品周边积累的比较优势产品较多,会积累较高的生产能力禀赋,促使该区域范围内的总市场空间放大,相关产品的互补作用也会集聚更高势能,从而为该产品的出口市场扩展释放更大动能。第二,在一定的产品密度下,该产品与周边相关产品是置于一定的资源空间中的,它们的生产同样受当地的物质要素、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和制度等的影响,而与邻近产品之间的互动加深,有助于共享各类资源要素,可以使本产品所需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发挥出更高附加值,从而为本产品市场的拓展带来更大可能。

从出口产品分类来看,产品密度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产品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一般情形下,这类产品(包括化工产品、机械制造等产品)在生产中的上游原材料和中间品,以及旁侧产品在“一带一路”区域相对更具有比较优势,如上游的化学原料、纺织纤维等产品和旁侧的机床、通用设备等各类工业制品,因此周围积累的比较优势也较高,从而有利于通过产品密度发挥转化渠道效应,促进该类产品的出口市场得到有效拓展。而相比之下,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品中的产品密度的系数不显著,一方面是由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品本身处于产业链最末端,关联面都在前端,而且对产品精密度要求较高,因而即使周边集聚较多上游产品,能够释放的转化渠道红利也不够明显,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这类产品的产品密度在“一带一路”区域本身不高(根据前面分析),因此对出口市场拓展的作用也得不到充分发挥。

按区域类别的实证结果分析。其次,按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在区域分类,对模型二进行GMM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实际上,模型二也起到了稳健性检验的效果。

由全样本结果可知,贸易产品密度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市场拓展的作用也是正向且较为明显的,该结论与前面基本呼应,进一步说明了模型稳健性。从分区域结果来看,东盟、西亚、中东和北非、中东欧三大“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产品密度的系数都是显著为正的,说明这三大区域产品密度对出口市场拓展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这也是基本符合预期的。对照表4,这三大区域也恰恰是产品密度总体上居于前三位的区域,进一步体现了产品密度对出口的影响,与产品密度本身的高低有关。此外,东亚及中亚、南亚两个样本的产品密度系数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此可见,虽然理论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产品密度对拓展出口市场应发挥积极作用,但是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不同区域,这种影响作用也表现出明显异质性。

结论

本文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产品密度对出口市场拓展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得到相关结论:第一,近几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产品密度总体不断提高,但是不同种类贸易产品的产品密度存在较大差异,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产品的产品密度最高;从“一带一路”分区域来看,贸易产品密度的差异性明显,中东欧贸易产品密度最高,东亚及中亚产品密度相对最低。第二,总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品密度对本国的出口市场拓展存在显著推动作用,产品密度越大,则周边积累的比较优势产品和生产能力禀赋也越明显,也就越能释放产品出口市场空间。第三,产品密度对出口市场拓展的影响因产品种类而异,也因区域而异,其中,产品密度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的促进作用相对明显,但是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的作用尚未显现;产品密度对东盟、西亚、中东和北非、中东欧三大区域产品出口的影响是显著的,但是对东亚及中亚、南亚两个区域的影响却并未显现。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阶段性成效是显著的,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市场的繁荣,特别是后疫情期间出口市场的有效回暖,是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顺利推进,加速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往来的重要前提。基于本文的分析,笔者认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合作,有赖于对产品空间结构的洞悉,因此应进一步排摸“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品分布,对核心区域和稀疏区域明确掌握,从而挖掘其中的比较优势产品,为强化贸易合作打好基础。同时,我国也应根据产品空间结构特征和比较优势发挥,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对国内生产力布局进行再优化,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行有效引导加速转型。对于“一带一路”欠发达国家以及资源禀赋欠缺的国家,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亚投行等渠道加大对外援助,不断完善发展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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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砺,黄晓玲.产品空间结构与动态比较优势研究—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品数据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20(5)

[6]陈砺,黄晓玲.“一带一路”背景下沿线国家工业制成品比较优势与产品密度关系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20(5)

[7]刘威.出口产品密度对产业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出口贸易的经验数据[J].税务与经济,2020(1)

许珂,林子赛.贸易产品密度对出口市场拓展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经验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21(01):154-158.

基金: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一带一路’战略对义乌跨界电商发展的影响——基于贸易便利化视角”(Y201738679);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重点项目“贸易产品密度对出口市场拓展的影响——基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经验分析”(ZD2020JG4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