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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商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策略研究

2021-04-05 746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面对常态化应急金融服务的现实需要，数字普惠金融将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大型商业银行是发展普惠金融的重要金融主体，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应发挥重要的带头作用。大型商业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过程中在制度供给、基础建设、科技发展、业务流程、服务对象等方面面临着挑战，建议以完善制度保障、提速数字化转型、加快金融科技转化、变革经营模式为应对之策。

关键词：
大型商业银行
数字化转型
普惠金融
银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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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我国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大型商业银行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主要表现在资金投入力度、统一的大数据平台建设等方面。同时，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经济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也几乎阻断了正常的普惠金融服务，使得数字化普惠金融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1]。因此，从数字普惠金融角度出发，探索大型商业银行如何发挥数字化时代的数据禀赋，保障普惠金融服务的持续性、安全性、可靠性，不仅有利于满足民营和小微企业及广大群众多元化、多层次普惠金融需要，还有利于借助数字化转型优化自身的经营与管理，促进银行业的数字化普惠金融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能够践行大型商业银行的责任与担当。

二、数字普惠金融概述

按照业界普遍认可的GPFI（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对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定义，数字普惠金融泛指一切通过使用数字金融服务以促进普惠金融的行动。数字普惠金融是“金融┼科技┼普惠金融”的融合，是在制度、经济、社会环境、技术等基础之上，供给端结合了数字技术及普惠金融，最终为需求端的“三农”服务、精准脱贫及小微企业融资提供金融支持的金融行为，如图1所示：

图1数字普惠金融运行架构

由图1可以看出，数字普惠金融如果想要实现普惠金融的服务目标，底层的制度、基建、技术基础是其重要的支撑。从商业银行的角度出发，数字化普惠金融业务还具有成本低、效率高、覆盖面广等优势，是商业银行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三、大型商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

当前，经济社会正处于深刻复杂变化之中，大型商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

（一）经营理念向“客户中心主义”转变

从大型商业银行的起源及发展历史来看，传统商业银行的经营始终呈现着“渠道为王”的特点。与中小银行相比，大型银行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并无优势，甚至在诸多方面还处于劣势。得益于金融科技的发展，许多大型商业银行开始以金融科技为跳板完成战略转型。在这个过程中，部分大型商业银行关注的客户群体也开始向小企业、小客户等普惠金融服务需求者转变，同时经营理念也逐步向着更有利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客户中心主义”转变。

（二）经营活动对金融科技的依赖进一步加深

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一系列金融科技，已成为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的重要驱动力。近年来，各大商业银行纷纷加大金融科技投入。银保监会的数据显示：2019年，银行业整体的金融科技投入已突破千亿元。在大型商业银行中，建设银行金融科技投入为176.33亿元，占营业收入的2.5%，在全部A股上市银行当中位列首位；工商银行金融科技投入为163.74亿元，占营业收入的2.2%；农业银行信息科技资金投入为127.9亿元，占营业收入的2.16%；中国银行信息科技投入为116.54亿元，占营业收入的2.12%；邮政储蓄银行和交通银行的信息科技投入则分别为81.80亿元和50.45亿元，与营业收入占比分别为2.96%和2.57%，充分表明了大型商业银行对于金融科技的依赖逐步加深。

（三）“人才军备竞赛”愈演愈烈

数字化普惠金融业务的开展离不开人才的培养。近年来，大型商业银行中人才的竞争也愈演愈烈。2019年各商业银行的年报数据显示：在金融科技人员的数量方面，工商银行达到了3.4万人以上，遥遥领先其他商业银行。而其他商业银行也在加大资金和人才的投入及人才培养力度。例如，交通银行正在推进金融科技万人计划、FinTech管培生、存量人才赋能转型三大工程。这充分显示了当前出于数字化业务发展需要，大型商业银行之间的人才竞争异常激烈，尤其是具有数字化建设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这种竞争无疑为数字化转型以及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数字普惠金融的广度及宽度得到拓展

传统意义上，大型商业银行在融通资金、提供支付等方面处于优势地位，而在普惠金融领域，中小型商业银行由于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往往在业务覆盖方面更胜一筹。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使得大型商业银行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有利于提升普惠金融的覆盖面，还能够丰富普惠金融的服务场景。再凭借数字普惠金融助推低收入群体消费金融发展的特性,使其成为助力居民消费扩容升级的新兴途径[2]。依托于基于强大的技术、数据及客户优势，大型商业银行能够在金融科技革命中，持续发挥后发优势，拓展自身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广度及宽度。

四、大型商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面临的挑战

在数字产业高速发展的今天，受历史及现实的多重影响，大型商业银行在开展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的过程中面临着多种挑战。

（一）制度供给存在缺口

制度供给的缺口主要体现在法律法规、商业规则、应急管理、国家监管等机制供给相对不足。其原因，一是由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起步较晚，当前金融科技又正处在高速膨胀的发展阶段，技术进步与制度改革滞后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二是由于普惠金融本身服务对象的脆弱性，加上大型商业银行防范风险的现实需要，相关的制度保障就变的尤为重要。当前环境下，我国金融市场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服务对象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亦是如此。因此，制度供给缺口的存在大大降低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效率，还增加了数字普惠金融开展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金融风险。

（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薄弱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依赖于全社会数字化转型以及一系列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当前，我国在信用体系、支付体系等方面均存在明显不足。信用体系方面，由于部门重视程度不够、负面清单机制尚未全面铺开、信用信息归集机制不通畅，造成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开展普遍面临较大的信用风险，也提升了商业银行开展此类业务的成本；支付体系建设方面，由于普惠金融服务覆盖人群的特殊性，导致新型支付渠道的推广及普及难度相对较大，尤其是互联网支付，而传统支付及清算渠道又不利于效率的提升，不符合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要求。当前，互联网支付基础设施薄弱正在成为制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关键因素。

（三）金融科技发展无法满足现实需要

《2019中国金融科技价值研究报告》显示，2017—2018年，我国金融科技企业平均估值从73.2亿元提升至91.3亿元，增幅高达19.8%。但估值在200亿元以上的企业占比仅12%，反映出我国金融科技企业呈现出“多而不强”的特点，上游企业的创新能力将直接导致下游商业银行开展业务的技术支撑不足[3]。由于数字普惠金融市场环境及服务主体相较于传统业务更为复杂，对金融科技的需求相较于传统业务更加旺盛，金融科技企业的制约作用更为严重。技术开发实力不强、开发体系不完整、应用周期长、技术之间的协调应用能力弱等问题，都使得其无法满足数字普惠金融开展的全方位需求。

（四）业务流程及操作风险可控性差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需要在原有的普惠金融业务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重构业务开展流程，这也为大型商业银行的业务调整带来了巨大的考验。大型商业银行的业务流程相对繁琐，并不适应数字化转型的需要，对客户体验的提升产生较多的负面效应，在重构业务开展流程方面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财力。与此同时，数字普惠金融还面临着互联网技术应用带来的不可控的诸如黑客入侵、系统崩溃、网络延时等风险。因此，业务流程及业务风险不可控成为影响大型商业银行开展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的重要因素。

（五）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加大经营压力

数字普惠金融主要覆盖的业务为“三农”服务和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的客户主要为小微企业以及农村居民这类低收入人群。其特殊性在于，多数小微企业财务制度不健全、财务指标不理想、抵押品有限。而多数农村低收入群体资产有限、偿还能力差，贷款发生风险可能性较大。加之信用体系不健全、服务群体信用观念淡薄以及本土文化因素的影响，大型商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的开展困难重重。服务对象的特殊性，使得大型商业银行在与本土化程度更高的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农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进一步加剧了大型商业银行开展此类业务的经营压力。

（六）多层次的跨界合作渠道不畅通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不能仅仅依靠商业银行，在商业银行系统内部也不能仅仅依靠大型商业银行，而是依靠更多层次的跨界合作。然而，目前多层次的跨界合作并不畅通。从银行业外部来看，这是行业之间天然存在的阻碍以及高度复杂的市场主体的复杂性所导致的；从银行业内部来看，则主要是由于白热化的市场竞争使得商业银行之间的合作很难达到较高层次。另外，还有一些监管规则的限制因素。综合以上原因，导致了目前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较为被动，呈现出自下而上的改革路线，“木桶效应”明显。只有打通跨界合作渠道，将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各个环节串联起来，才能有效推进其步入发展快车道。

五、大型商业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对策建议

在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商业银行必须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化行业合作，植根客户需求，以持续的创新促进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的开展。

（一）强化顶层设计，完善制度保障

在经济逆周期调节的大背景下，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的相关制度建设，通过“定制化”政策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同时依托银保监会及中国银行业协会，制定相应的商业银行竞争机制及规则。要强化应急管理制度，把控好技术进步与制度保障之间的协调发展，做到“两条腿走路”，从而释放大型商业银行的服务优势，以确保为小微企业融资及“三农服务”的开展提供及时优质的服务。

（二）加强社会“新基建”，提速数字化转型

在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应当由政府牵头，各部门分工协作，打通数字普惠金融架构内各主体之间的信用信息沟通壁垒，通过全社会的信用体系建设，降低大型商业银行开展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的成本及风险。同时，加强多平台的支付及清算体系建设，吸纳多方金融机构参与建设更加灵活可调整的支付及清算体系，构建金融服务供需双方经济利益共同体，并进一步与资本市场协调，实现全社会的数字化转型，进一步优化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的开展环境。

（三）加快金融科技转化，放大自身竞争优势

完善金融科技成果的转化及应用链条，发挥大型商业银行的体量、资金、网点覆盖及品牌方面优势。商业银行虽然处于数字普惠金融供应链的下游，但是与客户发生直接联系，大型商业银行在诸多方面有着先天的优势，这就为其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业务提供了极大的助力。因此，大型商业银行应当更加积极地投入金融科技研究与转化之中，最大化金融科技带来的技术红利，通过调整内部结构，优化技术转化效率，提升金融科技网点覆盖面，将资源优势转化为技术优势，再将技术优势转化为盈利优势，从而有效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四）变革经营模式，提升数字化经营能力

经营的数据化和定制化是大型商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关键目标。为此，既要推动业务流程的数据化，大型商业银行要以数字化为基础，以“提质增速”为目标，对现有的普惠金融业务进行数据化重构，对原有的业务流程进行数据化优化，又要推动服务方式向定制化发展。针对不同类型的受众完成从产品到营销，从渠道到监管的定制化营运，以更好地满足个性化金融服务需求。

（五）植根客户需求，构建特色产品体系

客户需求是大型商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延伸服务半径、扩大服务覆盖、降低服务门槛和服务成本，构建与普惠金融相适应的特色产品体系的核心。为此，需要在产品设计与组合上做好用户分类，同时依托数据分析，做到精准对接客户需求，从供给端满足普惠金融差异化、多样化、个性化的金融需求。还要注重金融服务的持续高效，打造全流程、全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特色金融服务。依托大型商业银行庞大的客户基数及优秀的品牌效应，实现数字普惠金融特色产品体系的构建[4]。

（六）实行全流程防控，构建智能风控体系

大型商业银行要充分吸收国内其他类型商业银行线上业务开展的经验，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法，打造覆盖全流程的智能化风险防控体系。一是贷前贷中的智能审核及推荐。贷前及贷中除了要做到精准定位客户需求及相关产品的智能化推荐，还要依靠数字手段保障交易的安全可靠。二是贷后的智能追踪。要建立不同贷种贷后风险监控平台，并针对不同客户建立独立的风险监测档案，做到及时风险预警和风险处理。依靠全流程、一体化的风险防控体系提升风险监测及反欺诈的能力。

（七）推进跨界纵向合作，建立行业横向生态

大型商业银行要敢于合作，基于对数字普惠金融产业链的掌握，推进产业链上中下游的跨界合作，打通跨界沟通及合作交流渠道，并通过合作交流把控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动向。在银行业内部，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发挥自身优势，牵头组建行业的横向合作生态。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能够在这一生态下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合规的前提下沟通和交流相关业务开展的数据及经验，以实现银行业整体数字化普惠金融水平的提高，减轻大型商业银行持续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客户教育成本及业务推广成本。

六、结论

在普惠金融受到国家高度重视和政策鼓励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是责任所系，机遇所在，转型所致，也是当前环境下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大型商业银行由于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在数字普惠金融体系中应当充分发挥带头作用，在完善金融服务、创新产品服务、响应政策调整以及建立信用体系及行业生态建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随着各类金融机构纷纷发力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以及“金融┼科技┼生态”的良性循环逐步建立，数字普惠金融必将进一步为完成“六稳”任务、推进“六保”工作增光添彩。在多重机遇和挑战的协调促进下，大型商业银行的数字普惠金融业务将会迎来更加光明的未来。

参考文献：

[1]倪武帆,乐冉,万睿.疫情影响下的商业银行应急服务创新对策[J].经营管理者,2020(7):88-89.

[2]徐铭延,贺翔,阎永哲.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低收入居民消费扩容升级研究:以浙江省宁波市为例[J].经营与管理,2019(7):18-22.

[3]倪武帆,乐冉,万睿.“后疫情时代”商业银行完善应急金融服务机制研究[J].商业经济,2020(9):184-186.

[4]刘刚.商业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探析[J].农村金融研究,2019(8):7-12.

乐冉,倪武帆,万睿,许康.大型商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策略研究[J].经营与管理,2021(04):150-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