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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变化对肝移植术后患者早期感染的意义

2020-08-12 317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探讨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变化在肝移植术后患者早期感染中的意义。方法：采集2019年5—8月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行肝脏移植手术的38例患者的外周血共76例次,根据是否发生感染,分为非感染组和感染组。感染组患者采集感染时和感染治愈后的全血样本各19例次,非感染组患者采集同时间的全血样本各19例次。应用流式细胞术检测样本中CD4+T细胞、CD8+T细胞、CD19+B细胞、CD3-CD56+NK细胞、CD3+CD25+T细胞的百分比和绝对计数,并计算CD4+/CD8+比值。结果：感染时感染组血清中CD4+T细胞及CD8+T细胞的百分比显著低于非感染组(t=2.192、2.316,P<0.05);血清中CD19+B细胞百分比则显著高于非感染组(t=-2.212,P<0.05);两组间血清中CD3-CD56+NK细胞、CD3+CD25+T细胞的百分比以及CD4+/CD8+比值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而感染治愈后两组间上述指标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感染时感染组血清中CD4+T细胞、CD8+T细胞、CD3-CD56+NK细胞和CD3+CD25+T细胞的绝对计数均显著低于非感染组(t=2.087～4.136,P<0.05);两组间血清中CD19+B细胞绝对计数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而感染治愈后两组间上述指标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结论：监测肝移植术后早期患者血清中淋巴细胞亚群百分比和绝对计数,有助于评估患者的感染风险。

关键词：
淋巴细胞亚群
淋巴细胞计数
肝移植
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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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63年实施了全球首例肝移植手术以来,肝移植领域的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是目前治疗各种终末期肝病、肝恶性肿瘤的较有效的治疗方法[2]。感染是肝移植术后的常见并发症[3,4],也是肝移植患者面临的主要挑战[5,6],其中感染最常见的类型为细菌感染[7],其次是真菌和病毒感染[8,9]。感染的发生率在移植术后的第1个月最高[10],因此术后早期进行感染风险评估非常重要。临床上常用免疫抑制剂的血药浓度作为免疫抑制程度的指标,但因个体的差异并不能准确反映患者实际的免疫状态[11,12],也无法评估感染风险。研究表明免疫细胞功能测定试剂盒可以检测器官移植患者的免疫应答情况,如通过对患者外周血CD4+T淋巴细胞受刺激后释放的三磷酸腺苷(ATP)的浓度的测定,可以一定程度上评估肝脏、肾脏移植术后患者的感染状况[13,14],但此方法并未广泛应用于临床。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在肝移植术后感染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5],因此评估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情况,可以早期预测患者感染的风险。本研究通过检测肝移植术后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的百分比与绝对计数,探讨其对肝移植术后患者早期感染的预测价值。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2019年5—8月在我院行肝移植手术的患者38例,其中男34例,女4例,平均年龄(49.2±10.6)岁;其中原发性肝癌15例,乙型肝炎后肝硬化9例,重症肝炎4例,酒精性肝硬化4例,原因不明肝硬化3例,自身免疫性肝硬化1例,肝豆状核变性1例,多囊肝1例。纳入标准:①因各种终末期肝病行同种异体肝移植手术的患者;②肝移植术后≤30d的患者;③术后肝功能稳定的患者。排除标准:①因各种并发症再次开腹手术的患者;②术后早期更换了抗排斥药物如环孢菌素的患者;③具有其他系统并发症如肾功能异常的患者;④怀疑或明确存在免疫排斥反应的患者。38例患者全部接受活体供肝移植,供、受体ABO血型相同或相近。所有患者术后均采用他克莫司+吗替麦考酚酯+肾上腺糖皮质激素三联免疫抑制方案治疗。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或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根据临床上患者是否发生感染,将患者分为非感染组19例和感染组19例。感染的诊断主要依据临床症状、影像学检查(胸部CT等)以及血液、痰液、各种引流液的微生物学检测等[16]。

1.2研究方法

每次采集肝移植术后患者的外周静脉血2mL,感染组患者采集感染时和感染治愈后的全血样本各19例次,非感染组患者采集同时间的全血样本各19例次,共采集76例次。使用流式细胞术(CytomicsFC500MCL,美国贝克曼库尔特公司)检测患者血清中CD4+T细胞、CD8+T细胞、CD19+B细胞、CD3-CD56+NK细胞和CD3+CD25+T细胞的百分比,并计算CD4+/CD8+比值;同时检测所有患者血清中的CD4+T细胞的绝对计数,并根据淋巴细胞亚群百分比,计算CD8+T细胞、CD19+B细胞、CD3-CD56+NK细胞以及CD3+CD25+T细胞的绝对计数。

2、结果

2.1两组患者的外周血中各淋巴细胞亚群百分比的比较

与非感染组相比,感染时感染组患者外周血中CD4+T细胞以及CD8+T细胞的百分比显著降低(t=2.192、2.316,P<0.05);CD19+B细胞百分比显著升高(t=-2.212,P<0.05);而两组间的CD3-CD56+NK细胞和CD3+CD25+T细胞百分比以及CD4+/CD8+比值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见表1。而感染治愈后,两组间CD4+T细胞、CD8+T细胞、CD19+B细胞、CD3-CD56+NK细胞以及CD3+CD25+T细胞百分和CD4+/CD8+比值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见表2。

表1感染时两组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百分比及CD4+/CD8+比值比较(x±s)

表2感染治愈后两组患者外周血中淋巴细胞亚群百分比及CD4+/CD8+比值比较(x±s)

2.2两组患者的外周血中各淋巴细胞亚群绝对计数比较

与非感染组相比,感染时感染组患者外周血中CD4+T细胞、CD8+T细胞、CD3-CD56+NK细胞和CD3+CD25+T细胞的绝对计数均显著降低(t=2.087～4.136,P<0.05);两组间血清中CD19+B细胞绝对计数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见表3。而感染治愈以后,两组间CD4+T细胞、CD8+T细胞、CD19+B细胞、CD3-CD56+NK细胞以及CD3+CD25+T细胞的绝对计数比较差异无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表3感染时两组患者外周血中淋巴细胞亚群绝对计数比较

表4感染治愈后两组患者外周血中淋巴细胞亚群绝对计数比较

3、讨论

T细胞在胸腺中发育成熟,分化为CD4+T细胞和CD8+T细胞并参与各种免疫反应。而免疫抑制剂(如他克莫司等)是通过抑制CD4+T细胞的活化[17],进而抑制辅助活化B细胞及CD8+T细胞的产生,达到免疫抑制的目的。本研究中感染时感染组的CD4+T细胞百分比和绝对计数均低于非感染组,提示CD4+T细胞百分比和绝对计数是评估肝移植术后患者感染风险的比较重要指标。相关研究均表明在HIV或器官移植患者中监测CD4+T细胞指标对评估感染风险有一定参考价值[18,19]。

CD8+T细胞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分泌颗粒酶、穿孔素等物质杀伤靶细胞,或通过Fas/FasL途径诱导靶细胞的凋亡[20]。肝脏组织中的CD8+T细胞可以用于评估急性排斥反应的严重程度[21]。CD8+T细胞也可以评估器官移植后的感染风险，如巨细胞病毒感染等[22,23]。本研究中感染时感染组外周血中CD8+T细胞百分比和绝对计数均低于非感染组，提示肝移植术后早期在CD4+T细胞的辅助下，通过白细胞介素2等细胞因子的刺激使CD8+T细胞增殖和分化，从而使CD8+T细胞可能更具有抗感染作用，提示CD8+T细胞百分比和绝对计数对于评估肝移植术后早期患者的感染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感染时CD4+/CD8+比值在两组中差异无显著性，与刘伟等[24]的结果并不完全一致，提示肝移植术后早期CD4+/CD8+比值在评估感染风险方面意义并不明确。

CD25分子是白细胞介素2受体的α链,CD25分子表达于活化的T细胞、B细胞等,其表达是T细胞活化的重要环节,因此CD3+CD25+T细胞数量可以提示T细胞的活化程度[25]。本研究中感染时感染组的CD3+CD25+T细胞绝对计数低于非感染组,提示活化的T细胞可能是通过分泌细胞因子、辅助B细胞的活化等途径提高机体的抗感染能力,术后监测外周血中CD3+CD25+T细胞绝对计数可以作为评估患者感染风险的一种方法。

B细胞是机体分泌抗体参与体液免疫应答的主要细胞[26]。本研究中感染时感染组的CD19+B细胞百分比高于非感染组,提示肝移植术后早期B细胞百分比对于感染风险的评估具有一定意义。研究表明在心脏移植中监测记忆B细胞群体甚至是血清中的IgG均有助于评估感染的风险[27],但在肝移植方面对B细胞亚群或免疫球蛋白与感染关系的研究较少,值得深入研究。

此外,CD3-CD56+NK细胞被激活后可以通过释放穿孔素、颗粒酶以及表达FasL等方式杀伤靶细胞[28]。本研究感染时感染组CD3-CD56+NK细胞绝对计数低于非感染组,提示NK细胞在肝移植术后早期具有一定的抗感染作用,同时研究发现肝移植后第1个月NK细胞绝对计数小于50×106/L是感染发生的重要因素[29],提示NK细胞绝对计数越低发生感染的风险可能性越高。

总之,感染时感染组患者CD4+T细胞、CD8+T细胞百分比和绝对计数及CD3-CD56+NK细胞和CD3+CD25+T细胞的绝对计数显著低于非感染组,而感染组的CD19+B细胞百分比显著高于非感染组,提示上述指标对于评估肝移植术后早期患者的感染风险可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监测肝移植术后早期的淋巴细胞亚群百分比和绝对计数,可能有助于评估患者的感染风险。

参考文献：

[16]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医院感染诊断标准(试行)[J].中华医学杂志,2001,81(5):61-67.

[24]刘伟,李代红.小儿肝移植后CD4+T细胞ATP值及T细胞亚群监测的意义[J].现代诊断与治疗,2019,30(11):1850-1851.

[25]谷欣权,曹霞,傅耀文,等.抗CD25单克隆抗体预防肾移植术后急性排异反应的研究[J].中国免疫学杂志,2003,19(11):792-793,810.

[28]孙曙,蔡明,刘志佳,等.NK细胞亚群的研究进展及在移植免疫中的作用[J].器官移植,2017,8(4):320-323.

王勤拯,王峰,朱晓丹.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变化在肝移植术后患者早期感染中的意义[J].精准医学杂志,2020,35(04):372-375.

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81701582);青岛大学医学部“临床+X”工程项目(2017224);湖北陈孝平科技发展基金会恒瑞肝胆胰恶性肿瘤研究基金(CXPJJH11800001-2018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