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认知是患者基于个人知识经验对疾病或症状持有的一种疾病信念，是疾病管理中行为导向的关键决定因素，直接影响个体对疾病的情绪反应及其应对行为，如治疗依从性[1,2]。研究发现，患者对自己疾病总体的负面认知（例如大量与疾病相关的症状、更严重的后果、更长的病程）情况与未来残疾率的增加和康复缓慢相关[3,4]。躯体症状障碍（SSD）患者以全身多处不适为主要表现，他们对健康和躯体症状存在高水平焦虑[5]，对于疾病缺乏自我认知能力，导致其治疗依从性差，经常转诊且疗效不稳定，是临床上处理较为棘手的一种精神疾病[6,7]。目前尚未见国内外SSD患者疾病认知的研究报道，所以，为了临床医疗工作更好地服务于患者，本研究通过调查SSD患者的疾病认知情况，分析影响和预测疾病认知的相关因素，有针对性地提供个性化的医疗服务模式。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选择2018年4—11月于四川省人民医院心身医学中心住院的SSD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符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SM-5）中SSD诊断标准[5];(2）未合并其他精神病性疾病；（3）入组前两周未使用抗精神病及其他影响认知功能的药物；（4）无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史；（5）可与研究人员有效沟通；（6）自愿参加调查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兴奋躁动，行为紊乱，木僵不配合；（2）认知功能障碍无法完成调查；（3）有听力、视力等障碍影响问卷调查。本研究通过四川省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被调查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其中未成年人由监护人签署知情同意书。

1.2研究方法

本文创新点、价值/局限性：

疾病认知是疾病管理中行为导向的关键决定因素，国内外大多数研究集中在躯体疾病患者的疾病认知上。而在精神疾病中，存在一类患者以躯体症状为主诉，主观痛苦感强烈，常伴有“逛医综合征”，躯体症状障碍（SSD）患者对自身疾病的认识存在偏差，导致其依从性和临床疗效均差。为了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本文探索了综合医院住院SSD患者的疾病认知及其影响因素，发现SSD患者疾病认知程度较差。此外，患者的人格特征如内外向、个体躯体化、焦虑程度，以及脑诱发电位如P300、P50以及MMN成分均可部分影响及预测患者的疾病认知水平，对于在治疗早期辅助预测患者疾病认知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1.2.1一般人口学资料

采用自制的一般情况问卷进行收集，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长期居住地、职业、病程等。

1.2.2疾病认知

患者入院时采用自制的简易版疾病认知问卷评定患者疾病认知，该问卷由本课题组前期质性研究工作得出，共6个条目，10级评分（0～9分），总分越高，表明疾病认知程度越差。量表Cronbach'sα系数为0.739。问卷内容包括：（1）您了解您所患的疾病吗？（2）您担心药物依赖或成瘾吗？（3）您担心药物副作用吗？（4）您接受您患的是精神心理疾病吗？（5）您感到沮丧和无助吗？（6）您同意“患者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而自行减药停药”这个观点吗？为了解住院SSD患者疾病认知程度，将疾病认知问卷6个条目的得分按分值梯度划分：没有或轻度认知错误（0～3分）、中度认知错误（4～6分）、重度认知错误（7～9分），认为中重度认知错误的患者存在较明显的认知错误。

1.2.3心理健康状态

患者入院时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评定患者心理健康状态。量表包括90个条目，每个条目均按0～4级评分，当个体在某一因子的得分超出正常均分（>2分）时，则个体在该方面可能存在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量表包括有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9个症状因子[8]。

1.2.4人格特质

患者入院时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EPQ）评定患者人格特质，该问卷有良好的信效度，在许多国家得到修订和应用。本调查采用的是龚耀先[9]修订的成人版问卷，适用于中国人群。该问卷由88个项目组成，按内-外向（E）、神经质（N）、精神质（P）和掩饰性（L)4个量表记分，评分越高表明越外向、情绪越不稳定、精神质和掩饰性越高。

问卷的填写均在患者知情同意的基础上，由经培训并考察合格的研究员采用统一的指导语，让患者在指定时间完成问卷，对于文化程度较低者，研究员当面逐条对其讲解，然后按统一标准代为填写。问卷当场回收，核查。

1.2.5事件相关电位（ERP)

患者入院后均采用日本NihonKohden公司生产的MEB-9200诱发电位仪完成测试。患者保持清醒状态，全身肌肉放松，仰卧位于安静的检查室内，接受ERP检测。记录电极位置参照国际脑电图学会10/20标准，置于头皮FZ、CZ点。参考电极置于双耳A1、A2点，前额FPz点接地。电极间阻抗<5KΩ。分别测量并分析失匹配负波（MMN）潜伏期、P300反应时、N2潜伏期、P3潜伏期、P3波幅、关联性负变（CNV）反应时及P50抑制率等ERP指标。

1.3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3.0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表示，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M(P25,P75）表示；计数资料采用相对数表示；疾病认知问卷各维度间的相关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讨疾病认知现状的影响因素。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一般人口学资料

共发放问卷135份，回收有效问卷130份，问卷有效回收率96.3%。其中，男36例（27.7%），女94例（72.3%）；年龄12～76岁，平均年龄（49.4±14.1）岁；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35例（26.9%），初中36例（27.7%），高中25例（19.2%），大专及本科32例（24.6%），本科以上2例（1.5%）；婚姻：未婚12例（9.2%），已婚109例（83.8%），离异7例（5.4%），丧偶2例（1.8%）；长期居住地：城市84例（64.6%），农村46例（35.4%）；职业：学生8例（6.2%），工人13例（10.0%），农民14例（10.8%），在职或经商人员34例（26.2%），退休或待业人员61例（46.9%）；病程6～480个月，平均病程77.5(92.5,62.5）个月。

2.2疾病认知各条目得分

对疾病不了解得分为0～9分，平均（6.9±2.7）；对药物依赖担心得分为0～9分，平均（5.6±2.8）分；对药物副作用担心得分为0～9分，平均（5.6±2.7）分；不接受心理疾病得分为0～9分，平均（4.0±3.2）；沮丧无助感得分为0～9分，平均（4.5±3.2）分；对自行减药停药认可度得分为0～9分，平均（5.6±3.8）分。84.6%(110/130）的患者对所患疾病相当不了解；52.7%(69/130）的患者对药物依赖或成瘾存在较大程度的担心；49.1%(64/130）的患者对药物副作用存在较大程度的担心；43.6%(57/130）的患者基本不接受自己是精神心理疾病；61.8%(80/130）的患者存在较重的沮丧和无助感；55.4%(72/130）的患者对于“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而自行减药停药”的错误行为有较大的认可度。

2.3疾病认知问卷各维度间相关性分析

为了解SSD患者各个具体认知内容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控制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职业、长期居住地等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患者对疾病了解度得分与对精神心理疾病接受度得分（r=0.278,P=0.005）、对自行减药停药认可程度得分（r=0.328,P=0.001）呈正相关。患者对药物依赖或成瘾的担心程度得分与对药物副作用的担心程度得分呈正相关（r=0.561,P<0.001）。患者对精神心理疾病接受度得分与对自行减药停药认可程度得分呈正相关（r=0.263,P=0.007），与沮丧和无助感得分呈负相关（r=-0.244,P=0.013，见表1）。

2.4疾病认知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2.4.1疾病了解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疾病认知中“疾病了解度得分”（赋值：连续变量)为因变量，以性别[男（赋值：是=1，否=0），女（赋值：是=1，否=0）]、年龄（赋值：连续变量)、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赋值：是=1，否=0），初中（赋值：是=1，否=0），高中（赋值：是=1，否=0），大专及本科（赋值：是=1，否=0），本科以上（赋值：是=1，否=0）]、婚姻[未婚（赋值：是=1，否=0），已婚（赋值：是=1，否=0），离异（赋值：是=1，否=0），丧偶（赋值：是=1，否=0）]、长期居住地[农村（赋值：是=1，否=0），城市（赋值：是=1，否=0）]、职业[学生（赋值：是=1，否=0），工人（赋值：是=1，否=0），农民（赋值：是=1，否=0），在职人员或经商（赋值：是=1，否=0），退休或待业人员（赋值：是=1，否=0）]、病程（赋值：连续变量)等一般人口学资料，疾病认知问卷其余各维度得分（赋值：连续变量)，SCL-90各维度得分（赋值：连续变量)，EPQ各维度得分（赋值：连续变量)，以及MMN潜伏期（赋值：连续变量)、P300反应时（赋值：连续变量)、N2潜伏期（赋值：连续变量)、P3潜伏期（赋值：连续变量)、P3波幅（赋值：连续变量)、CNV反应时（赋值：连续变量)及P50抑制率（赋值：连续变量)等ERP指标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长期居住在城市、对自行减药停药的认可程度、焦虑、躯体化程度是对疾病了解度的影响因素（P<0.05，见表2）。

2.4.2药物依赖或成瘾担心程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疾病认知中“对药物依赖或成瘾的担心程度得分”（赋值：连续变量）为因变量，以性别[男（赋值：是=1，否=0），女（赋值：是=1，否=0）]、年龄（赋值：连续变量）、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赋值：是=1，否=0），初中（赋值：是=1，否=0），高中（赋值：是=1，否=0），大专及本科（赋值：是=1，否=0），本科以上（赋值：是=1，否=0）]、婚姻[未婚（赋值：是=1，否=0），已婚（赋值：是=1，否=0），离异（赋值：是=1，否=0），丧偶（赋值：是=1，否=0）]、长期居住地[农村（赋值：是=1，否=0），城市（赋值：是=1，否=0）]、职业[学生（赋值：是=1，否=0），工人（赋值：是=1，否=0），农民（赋值：是=1，否=0），在职人员或经商（赋值：是=1，否=0），退休或待业人员（赋值：是=1，否=0）]、病程（赋值：连续变量）等一般人口学资料，疾病认知问卷其余各维度（赋值：连续变量），SCL-90各维度（赋值：连续变量），EPQ各维度（赋值：连续变量），以及MMN潜伏期（赋值：连续变量）、P300反应时（赋值：连续变量）、N2潜伏期（赋值：连续变量）、P3潜伏期（赋值：连续变量）、P3波幅（赋值：连续变量）、CNV反应时（赋值：连续变量）及P50抑制率（赋值：连续变量）等ERP指标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对疾病了解度、对药物副作用的担心程度、N2潜伏期是患者对药物依赖或成瘾的担心程度的影响因素（P<0.05，见表3）。

2.4.3药物副作用担心程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疾病认知中“对药物副作用担心程度得分”（赋值：连续变量）为因变量，以性别[男（赋值：是=1，否=0），女（赋值：是=1，否=0）]、年龄（赋值：连续变量）、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赋值：是=1，否=0），初中（赋值：是=1，否=0），高中（赋值：是=1，否=0），大专及本科（赋值：是=1，否=0），本科以上（赋值：是=1，否=0）]、婚姻[未婚（赋值：是=1，否=0），已婚（赋值：是=1，否=0），离异（赋值：是=1，否=0），丧偶（赋值：是=1，否=0）]、长期居住地[农村（赋值：是=1，否=0），城市（赋值：是=1，否=0）]、职业[学生（赋值：是=1，否=0），工人（赋值：是=1，否=0），农民（赋值：是=1，否=0），在职人员或经商（赋值：是=1，否=0），退休或待业人员（赋值：是=1，否=0）]、病程（赋值：连续变量）等一般人口学资料，疾病认知问卷其余各维度得分（赋值：连续变量），SCL-90各维度得分（赋值：连续变量），EPQ各维度得分（赋值：连续变量），以及MMN潜伏期（赋值：连续变量）、P300反应时（赋值：连续变量）、N2潜伏期（赋值：连续变量）、P3潜伏期（赋值：连续变量）、P3波幅（赋值：连续变量）、CNV反应时（赋值：连续变量）及P50抑制率（赋值：连续变量）等ERP指标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对药物依赖或成瘾的担心程度、N2潜伏期是对药物副作用担心程度的影响因素（P<0.05，见表4）。

表1疾病认知问卷各维度间相关性分析（r值）

表2对疾病了解度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2.4.4精神心理疾病接受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疾病认知中“心理疾病接受度得分”（赋值：连续变量）为因变量，以性别[男（赋值：是=1，否=0），女（赋值：是=1，否=0）]、年龄（赋值：连续变量）、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赋值：是=1，否=0），初中（赋值：是=1，否=0），高中（赋值：是=1，否=0），大专及本科（赋值：是=1，否=0），本科以上（赋值：是=1，否=0）]、婚姻[未婚（赋值：是=1，否=0），已婚（赋值：是=1，否=0），离异（赋值：是=1，否=0），丧偶（赋值：是=1，否=0）]、长期居住地[农村（赋值：是=1，否=0），城市（赋值：是=1，否=0）]、职业[学生（赋值：是=1，否=0），工人（赋值：是=1，否=0），农民（赋值：是=1，否=0），在职人员或经商（赋值：是=1，否=0），退休或待业人员（赋值：是=1，否=0）]、病程（赋值：连续变量）等一般人口学资料，疾病认知问卷其余各维度得分（赋值：连续变量），SCL-90各维度得分（赋值：连续变量），EPQ各维度得分（赋值：连续变量），以及MMN潜伏期（赋值：连续变量）、P300反应时（赋值：连续变量）、N2潜伏期（赋值：连续变量）、P3潜伏期（赋值：连续变量）、P3波幅（赋值：连续变量）、CNV反应时（赋值：连续变量）及P50抑制率（赋值：连续变量）等ERP指标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对疾病了解度、恐怖程度、MMN潜伏期是对精神心理疾病接受程度的影响因素（P<0.05，见表5）。

2.4.5患病后沮丧无助感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疾病认知中“患病后沮丧无助感得分”（赋值：连续变量）为因变量，以性别[男（赋值：是=1，否=0），女（赋值：是=1，否=0）]、年龄（赋值：连续变量）、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赋值：是=1，否=0），初中（赋值：是=1，否=0），高中（赋值：是=1，否=0），大专及本科（赋值：是=1，否=0），本科以上（赋值：是=1，否=0）]、婚姻[未婚（赋值：是=1，否=0），已婚（赋值：是=1，否=0），离异（赋值：是=1，否=0），丧偶（赋值：是=1，否=0）]、长期居住地[农村（赋值：是=1，否=0），城市（赋值：是=1，否=0）]、职业[学生（赋值：是=1，否=0），工人（赋值：是=1，否=0），农民（赋值：是=1，否=0），在职人员或经商（赋值：是=1，否=0），退休或待业人员（赋值：是=1，否=0）]、病程（赋值：连续变量）等一般人口学资料，疾病认知问卷其余各维度得分（赋值：连续变量），SCL-90各维度得分（赋值：连续变量），EPQ各维度得分（赋值：连续变量），以及MMN潜伏期（赋值：连续变量）、P300反应时（赋值：连续变量）、N2潜伏期（赋值：连续变量）、P3潜伏期（赋值：连续变量）、P3波幅（赋值：连续变量）、CNV反应时（赋值：连续变量）及P50抑制率（赋值：连续变量）等ERP指标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对精神心理疾病接受度、E程度、P50抑制率是患病后沮丧无助感的影响因素（P<0.05，见表6）。

表3对药物依赖或成瘾担心程度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表4对药物副作用担心程度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表5对精神心理疾病接受度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2.4.6自行停药减药认可程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疾病认知中“对自行停药减药认可度得分”（赋值：连续变量）为因变量，以性别[男（赋值：是=1，否=0），女（赋值：是=1，否=0）]、年龄（赋值：连续变量）、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赋值：是=1，否=0），初中（赋值：是=1，否=0），高中（赋值：是=1，否=0），大专及本科（赋值：是=1，否=0），本科以上（赋值：是=1，否=0）]、婚姻[未婚（赋值：是=1，否=0），已婚（赋值：是=1，否=0），离异（赋值：是=1，否=0），丧偶（赋值：是=1，否=0）]、长期居住地[农村（赋值：是=1，否=0），城市（赋值：是=1，否=0）]、职业[学生（赋值：是=1，否=0），工人（赋值：是=1，否=0），农民（赋值：是=1，否=0），在职人员或经商（赋值：是=1，否=0），退休或待业人员（赋值：是=1，否=0）]、病程（赋值：连续变量）等一般人口学资料，疾病认知问卷其余各维度得分（赋值：连续变量），SCL-90各维度得分（赋值：连续变量），EPQ各维度得分（赋值：连续变量），以及MMN潜伏期（赋值：连续变量）、P300反应时（赋值：连续变量）、N2潜伏期（赋值：连续变量）、P3潜伏期（赋值：连续变量）、P3波幅（赋值：连续变量）、CNV反应时（赋值：连续变量）及P50抑制率（赋值：连续变量）等ERP指标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对疾病了解度、MMN潜伏期是对自行停药减药认可程度的影响因素（P<0.05，见表7）。

3、讨论

3.1SSD患者的疾病认知现状

表6对患病后沮丧无助感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表7对药物不依从认可程度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SSD患者对疾病及服药均存在较明显的认知错误。近一半的患者不接受自己是精神心理疾病，一方面从相关性分析结果可知，患者对疾病的了解度可以影响其对疾病的接受度；另一方面，因为患者存在较明显述情障碍，他们难以识别和表达自身情绪，倾向于将负性情绪所唤起的躯体不适解释为躯体疾病[10]，而且，SSD患者多以表达压抑型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来应对负面情绪，这是一种提高情感体验的生理感觉成分，并促使患者持续关注身体感觉，进一步增强其对身体的感知，并导致患者将躯体感觉错误解释为疾病指标[11,12]，所以SSD患者难以接受自己以躯体症状为表现却被诊断为精神心理疾病。

本研究结果显示，61.8%的患者感觉患病后沮丧和无助的程度较重。一方面，大部分患者入院前长期医治却无果，自身生活质量差，甚至部分患者丧失社会功能，造成极大的经济和家庭负担，对疾病治疗结局无望无助的感觉明显；再者，患者家属同样对于疾病的了解程度低，不能理解患者的躯体不适和痛苦，忽略了患者的情绪，因为家庭支持系统的欠缺，孤独感更加明显。另一方面，这种负性情绪得分与患者对疾病接受度得分呈负相关，患者越感到沮丧和无助，越容易接受心理疾病的诊断，解释可能如下：大部分患者院外长期医治无果，对治疗结局感无望无助，最终在精神科住院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恰是因为患者对治疗结局的失望和无助，所以更加愿意接受自己可能为精神心理方面的疾病，解释为一种被动的接受更为恰当。

另外，SSD患者对药物不依从（可自行减药停药）的认可度偏高，说明这类患者存在治疗不依从的风险，一方面因为患者存在明显地对药物成瘾性和副作用的担心。另一方面，患者对药物不依从的认可度得分与对疾病的了解度得分以及对疾病的接受度呈正相关，患者越了解疾病，越接受疾病，减药停药风险性越小，所以有必要在疾病早期对患者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认知干预，提高其疾病认知，降低药物不依从的风险。

3.2疾病认知的影响因素分析

从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可以得出，患者对药物不依从的认可度，焦虑、躯体化程度以及长期居住地为城市可以共同预测其对疾病的了解度，比如，患者对药物不依从越认可，对疾病了解度也越差（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根据临床经验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越认可药物不依从行为的患者（比如认为可以自行减药停药），对精神疾病的了解越是不足，需要进行疾病健康教育增加患者对精神科药物的了解；患者越焦虑，寻求症状解释的行为越强，对疾病的了解度带来积极影响，所以患者越焦虑，其对疾病了解程度越高；另外，患者的躯体化程度越明显，越关注于自身躯体不适，往复就诊于各医院相应科室（如消化科、疼痛科、泌尿科等）而非精神心理科，他们更愿意接受自己罹患躯体疾病，所以躯体化程度越明显，患者对SSD这个疾病的了解度越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最后，长期居住在城市的患者，受文化背景、交际圈的影响，对精神心理层面的关注度更高，获取知识和经验的途径更多，对事物的接受度更高，所以对疾病了解度有积极的正性影响。

事件相关电位P300与认知功能密切相关，是一个比较全面地反映认知功能的综合性指标，其中N2、P3是内源性成分，与刺激的物理特性无关，更能体现人的认知加工过程[13]。N2潜伏期反映对选择性注意事件的辨别加工速度，当对选择性注意事件的加工速度增强时，N2潜伏期缩短[14]。本研究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提示，N2潜伏期可以影响患者对服药的担心程度，即患者N2潜伏期越短，对药物成瘾性及副作用的担心越明显，说明患者对药物负性方面的辨别加工和注意力越强。另外，患者对疾病越了解，其对药物成瘾就越担心，因为患者自身对疾病的认知和评价更多受到周围环境、生活和疾病经验的影响，这种认知和了解是不全面的，“精神科药物容易上瘾”“精神科的药会越吃越傻”等说法在大众中是根深蒂固的认知偏差。

在一系列听觉刺激中，重复的刺激在脑内留下记忆痕迹，新输入的刺激能自动与之比较，若匹配则无反应，或失匹配则产生MMN[15]。故MMN反映脑的自动加工过程，反映大脑对新奇刺激信息分类加工功能，其辨别的不是刺激物本身而是刺激之间的差异，所以其反映了大脑的高级认知活动[16]。本研究结果显示，MMN潜伏期可以影响SSD患者对心理疾病的接受度（控制了其他变量），即MMN潜伏期越长，患者对疾病接受度越差。因为某种程度上，精神心理疾病的诊断对这些以躯体不适为主要表现的患者来说，是一个新奇的刺激性事件，若大脑的自动分类加工过程受损（MMN潜伏期延长），可能对其的接受就越慢。之前对老年抑郁症的研究也提示，患者MMN潜伏期比正常对照组延长，患者大脑对外界的偏差刺激信息的自动处理加工时间延长，进行偏差刺激与规律性刺激的速度减慢[17]。但需要进一步设计研究对此结论进行验证。另外，患者对疾病的了解度也影响其对疾病的接受度；且患者越容易产生恐怖焦虑的心理状态，越利于其接受疾病，因为这类患者更希望了解、掌控和治疗自身疾病的动机和意志活动。

感觉门控是大脑一种抑制性功能，大脑通过感觉门控选择地接收外界信息，保持正常思维和认知功能，其中以P50最具代表性。根据抑制比，将S2/S1≤0.5定义为抑制比正常，S2/S1>0.5定义为抑制比异常[18]。本研究结果表明，S2/S1抑制率越大，可以部分解释患者沮丧无助感程度越重。可能因为S2/S1抑制率越大，患者大脑抗干扰能力越低，不能有效控制感觉信息输入，负性情绪感受增多。另外，性别差异也能明显影响沮丧无助感，本结果表明，女性患病后更容易感到孤独无助，可能与女性的思维方式、情感体验以及激素水平有关。再者，EPQ中E得分越高，提示个体中枢神经系统兴奋性越高，越外向，易反复倾诉和表达自己的感受，所以获得的支持可能更多，故这类患者沮丧无助感更低。

最后，患者对疾病越了解能更好地降低其对药物不依从的认可度，减少药物不依从的风险。但“病好了就不吃药了”这样的经验性常识对于患者来说是根深蒂固的东西，“就算症状好了也不能自行停药减药”这个观点对首次接受精神科治疗的患者来说是一个新奇刺激性事件，所以MMN潜伏期越长（对新奇刺激信息分类加工减慢），患者对药物不依从的认可度越高。

本研究调查了SSD患者的疾病认知现状，并探讨了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SSD患者疾病认知程度较差，且患者对疾病越了解，对心理疾病就越接受，治疗依从性也就越高，但负性情绪仍然明显，提示在疾病治疗早期对患者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心理支持及改善情绪十分重要。另外，人格特征如内外向、个体躯体化、焦虑程度，以及脑诱发电位如P300、P50以及MMN成分均可部分影响及预测患者的疾病认知水平，对于治疗早期辅助预测患者疾病认知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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