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读〈山海经〉》意蕴的学术观点辨议

陶渊明因读《穆天子传》及《山海经》而作《读〈山海经〉》十三首，很多人认为这组诗的寓意类似于屈原的《远游》。清代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四借用吴兢《乐府古题要解》的说法，说《读〈山海经〉》类似于曹植等人所作的游仙诗，均源自楚辞《远游》篇，也都有“伤人世不永，俗情险艰，当求神仙，翱翔六合之外”[1]的特点。又如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二：“《读〈山海经〉》数章，颇言天外事，盖托意寓言，屈原《天问》、《远游》之类也。”[2]292虞集《胡师远诗集序》云：“《离骚》出于幽愤之极，而《远游》一篇，欲超乎日月之上，与泰初以为邻。陶渊明明乎物理，感乎世变，《读〈山海经〉》诸作，略不道人世间事。”[3]128认为《读〈山海经〉》与《远游》一样，“颇言天外事”而“略不道人世间事”。既然如此，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寓意。刘履《选诗补注》卷五：“词虽幽异离奇，似无深旨耳。”“愚意渊明偶读《山海经》，意以古今志林多载异说，往往不衷于道，聊为咏之，以明存而不论之意，如求其解，则凿矣。”[4]袁行霈以为刘履此说“最为通达”[5]398，同时认为“自汤汉解释《述酒》以来，或以为陶诗多有寓意，《读〈山海经〉》内容荒渺，尤易作种种猜测，恐失之穿凿”[5]398。

细究之，按汤汉解释《述酒》的思路去理解《读〈山海经〉》是有问题的，然而说这组诗毫无现实寓意，也未免过于武断。就隐喻时事而言，论者多以为《读〈山海经〉》暗指刘裕篡晋之事。吴崧《论陶》：“此数首，皆寓篡弑之事。”[2]310萧统曾说陶诗“语时事则指而可想”[3]9，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认为《读〈山海经〉》颇能体现这一特点，如其中“巨猾肆威暴”一首，“盖比刘裕篡弑之恶也，终亦必亡而已矣”[2]308。王瑶注《陶渊明集》也认为这组诗因刘裕弑逆而作，“帝者慎用才”之语就是慨叹于晋室的灭亡[6]451。

然而与此相左的观点也很多。逯钦立认为《读〈山海经〉》作于义熙四年（408），是年六月，诗人遭遇火灾，旋即徙居南村，《移居》云：“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7]114可知南村居民稠密，房屋狭窄，与《读〈山海经〉》所云“绕屋树扶疏”“摘我园中蔬”[7]334-335的景象不合，因此可知为义熙四年遇火之前所作。此说颇能反映这组诗创作较早，与刘裕篡晋无关。袁行霈指出，“巨猾肆威暴”一首，叙述“鼓”与“钦䲹”因杀“葆江”、“贰负”与“危”因杀“窫窳”，均遭到了帝王的惩罚，但这两件事并不涉及篡位，与刘裕篡晋不伦不类[5]397。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认为：“‘夸父’、‘精卫’、‘巨猾’、‘放士’四首，皆指切时事，尤隐然可想。惟末篇辞义未详，姑阙焉以质知者。”[2]292这反过来表明《读〈山海经〉》暗喻刘裕篡晋的观点难以成立。马墣《陶诗本义》卷四曰：“此《读〈山海经〉》十三首……慨慷后世之事，而晋、宋之事在其中，并不专言晋、宋也。”[2]310也认为《读〈山海经〉》虽有“指切时事”的特点，却很难用刘裕篡晋来一一坐实。

论者往往因“忠晋愤宋”的误导而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如黄文焕《陶诗析义》卷四云：

担当世事，矢志社稷，有如夸父其人者，功纵不就于生前，亦留于身后矣。精卫也，刑天也，是皆有其志者也。嗟夫！世人之不及久矣，但有作恶违帝之钦䲹而已。……佐恶之奸臣愈多，贤者愈无所容，鴸且日见，而士日放，云如之何！此元亮读书之血泪次第也。再拈重华之佐尧，贤得举而恶得退，桓公于仲父临卒之言，贤不听举，恶不听退，自贻虫尸之惨，盖从晋室所由式微之故寄恨于此。[2]288-289

黄文焕对《读〈山海经〉》后五首主旨的阐述非常准确，这组诗重点在于揭示“晋室所由式微之故”。然而，黄文焕又说：“怆然于易代之后，有不堪措足之悲焉。”[2]296这等于把前述的分析全部推翻，又落入了“忠晋愤宋”的窠臼。因为东晋的“式微”与东晋的“易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式微”之时，虽然忠奸不分、贤愚颠倒，但皇权犹在，犹有掌控天下的可能性。“易代”之后，皇权和东晋的臣子都不存在了。

陶澍注《陶渊明全集》卷四：“晋自王敦、桓温以至刘裕，共鲧相寻，不闻黜退，魁柄既失，篡弑遂成。此先生所为托言荒渺，姑寄物外之心，而终推本祸原，以致其隐痛也。”[8]125陶澍说《读〈山海经〉》在于“推本祸原”，追溯东晋衰亡的缘由，这是对的。但他将刘裕与王敦、桓温并列，同归于东晋衰亡的缘由，这又是错误的。因为王敦、桓温叛逆之时，乃是晋室“魁柄未失”之时，而刘裕篡弑，则发生于晋室“魁柄既失”之后。王敦、桓温可以称为“乱臣贼子”，但刘裕却只能称为“窃国大盗”。

总之，黄文焕所论之“怆然于易代之后”、陶澍所论之“刘裕”“篡弑”，乃是受“忠晋愤宋”说误导的结果，难以信从。而两者所论之“晋室所由式微之故”及“推本祸原”则颇为合理，并可以用来阐述《读〈山海经〉》后五首的含义。

二、《读〈山海经〉》后五首的意蕴

依据黄文焕的说法，第九首“夸父诞宏志”[7]346、第十首“精卫衔微木”[7]347，重点在于歌咏担当世事、矢志社稷之人。黄文焕又说：“天下忠臣义士，及身之时，事或有所不能济，而其志其功足留万古者，皆夸父之类，非俗人目论所能知也。胸中饶有幽愤。”[2]301又论“精卫衔微木”一首云：“被溺而化为飞鸟，仍思填海；被断而化为无首，仍思争舞。……死后无裨生前，虚愿难当实事，时与志相违。……志士之为精卫、刑天者，何可胜叹；懦夫之不知有精卫、刑天者，何可胜嗤！想当日读《经》时，开卷掩卷，牢骚极矣！”[2]302说这两首旨在为社稷担当的志士仁人鸣不平，牢骚已极，堪称精当之论。

黄文焕认为第十一首“巨猾肆威暴”[7]350旨在指斥“作恶”及“佐恶”之人。这是正确的，但落实到具体的解释之时，则未免有曲解之嫌。

据《山海经·西山经·钟山》所叙，钟山山神之子“曰鼓，其状如人面而龙身，是与钦䲹杀葆江于昆仑之阳，帝乃戮之……钦䲹化为大鹗……见则有大兵；鼓亦化为鵔鸟……见即其邑大旱”[9]37。“钦䲹”相传为昆仑山神，一作“钦駓”。黄文焕借助这个故事把“帝戮之”的意思带进来，与诗中“违帝旨”之语形成对照，无形中强化了“帝王惩罚恶人”的色彩。《山海经·西山经》又记载“贰负”与其臣“危”杀“窫窳”，帝乃“梏之于疏属之山”[2]307。黄文焕认为诗句“窫窳强能变”[7]350所指就是这个故事，“长枯固已剧”[7]350即“长梏固已剧”之意。黄文焕认为“窫窳”与“祖江”都是帝王垂怜的对象，“是钦䲹、贰负等均违帝旨，窫窳、祖江均荷帝怜者也”[2]307。基于此，黄文焕说本诗的主旨就是“违帝旨者终为帝所牿戮，庶几足昭为恶之报”[2]307。而诗歌最后两句，又进一步强化了“为恶者不可长久”的主旨—“使被帝戮而长枯不得复生，固为罚之剧，即化鵕、鹗，亦岂堪恃乎？”[2]307

事实上，黄文焕这种解释是很有问题的。“窫窳”在《山海经》中多次出现，如《山海经·北山经》说“窫窳”是一种“其状如牛，而赤身，人面，马足”[9]64的食人怪物，而《山海经·海内南经》载：“窫窳”“居弱水中……其状如龙首，食人。”[9]236郭璞注云：“窫窳，本蛇身人面，为贰负臣所杀，复化而成此物也。”[9]239意指“窫窳”原为蛇身人面之天神，被杀之后，复化而成此“龙首”而“食人”的怪物。黄文焕将“贰负”与“危”因杀“窫窳”而被“梏之于疏属之山”当作陶诗中“窫窳”的唯一出处，已经很不妥当。而把这个食人怪物说成是一个被冤屈而死的人物，则更是不妥。另外，将“长枯固已剧”解释成“长梏固已剧”，借此突出帝王对“贰负”与“危”的惩罚，也近乎于臆断。因为诗中并没有提到“贰负”与“危”，而“窫窳”与“长枯”句又是分开的，把两者糅合到一个故事中，并没有什么根据。

玩味原诗，“巨猾肆威暴”是诗人重点揭示的问题，“违帝旨”的“钦䲹”以及“强能变”的“窫窳”应当都属于诗人所说的“巨猾”，亦即狡诈多变、大奸大恶之人。“窫窳强能变”应当综合了《山海经》的几处记载，意指“窫窳”一会儿蛇身人面，一会儿人面马足，一会儿又变成龙首，但本质上还是个吃人、害人的怪物。

在此诗中，“祖江”应该是唯一一个用来与“巨猾”对比的“善人”。张衡《思玄赋》“速烛龙令执炬兮，过钟山而中休。瞰瑶溪之赤岸兮，吊祖江之见刘”[10]可为佐证。但黄文焕反复强调帝王对“巨猾”的惩罚，把“祖江”解释为帝王垂怜的对象也是不妥的。原诗之所以要强调“祖江遂独死”，表明“祖江”算是白死了。而“明明上天鉴”[7]350又反映帝王对“巨猾”无能为力，所以需要借助上天之手来惩罚恶人。最后两句“长枯固已剧，鵕鹗岂足恃”[7]350，其意为：善人死了就永远枯朽了，实在值得伤悲！然而那些死后妖魂不散、成精作怪的鵕鹗，也不过逞凶一时罢了！老天有眼，不会让他们长存的。这两句更能暗示帝王处于“缺位”状态，不能惩恶扬善。这一点又恰好可以和下一首对君王用人不当的指斥联系起来。

第十二首“鸼鹅见城邑”[7]352，指君王为小人所惑，贤士遭到放逐。寄希望于青鸟，让它给君王指点迷津，然而这只是一种幻想罢了。论者对这首诗的意见比较统一，如黄文焕《陶诗析义》卷四：“放士之主，必其迷惑者耳……青鸟不可得，而举世益多迷人。”[2]308又如陶澍注《靖节先生集》卷四云：“诗意盖言屈原被放，由怀王之迷；青丘奇鸟，本为迷者而生。何但见鸱鴸，不见此鸟，遂终迷不悟乎！寄慨无穷。”[8]124

第十三首“岩岩显朝市”[7]352顺接第十二首，旨在提醒帝王应当区分贤愚，慎用人才，不可继续为小人所惑，否则到了败亡之际，就噬脐莫及了。陈沆《诗比兴笺》卷二云：“末二章，贤士放弃，小人用事，追溯致乱之本也。”[11]这种解说是合理的，与黄文焕所说的“晋室所由式微之故”以及陶澍所说的“推本祸原”一致，揭示了《读〈山海经〉》后五首一以贯之的主题。

总之，《读〈山海经〉》后五首意在感慨仁人志士功败垂成，大奸大恶横行一时，君王不分贤愚，导致国事日非，无可救药。显而易见，这样的陈述具有很强的现实隐喻意义，但用于刘裕篡晋则十分不妥。刘裕掌权之后，诛杀异己，广植党羽，真正忠诚于东晋的臣子已近乎绝迹，哪里还有为东晋而奋发的仁人志士？复辟之后的晋安帝以及刘裕所立的晋恭帝，连掌握朝政都已成为一种奢想，哪里还谈得上区分贤愚、黜退小人而提拔贤人？

《读〈山海经〉》后五首影射的只能是晋孝武帝一朝的历史。淝水之战以后，东晋王朝本来很有希望荡平北方敌寇，重新一统天下，但事实上却功败垂成。究其原委，就是君王贤愚不分，任意猜忌排挤贤才英杰，任由大奸大恶在朝中横行。君王为小人所迷，不但导致国事日非，而且酿成了动摇根本的内乱，东晋王朝也就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具体说来，《读〈山海经〉》后五首影射的人物故事，都可以在晋孝武帝时期找到相应的史实。

1.“岩岩显朝市”一首，是感慨晋孝武帝一朝的政事。这首诗引用了齐桓公的典故，而晋孝武帝与齐桓公的相似之处很多。齐桓公位列春秋五霸之一，在列国纷争的情况下表现较为出色。而在五胡十六国与东晋并峙的乱局中，晋孝武帝也算是一位尚可称道的君主。齐桓公前期任用管仲为相，内强国力，外伐诸侯，称霸天下。管仲去世之后，齐桓公任用易牙、竖刁等小人，变成了一个昏君，因此引发内乱，自己也饥渴而死。与齐桓公相似，晋孝武帝也是个明暗参半的君主。在位前期，他重用谢安等贤人，安定内部，抵御敌寇，取得了淝水之战的胜利，收复了大片失地。然而后来又重用司马道子等奸佞，排挤功臣，朝政因而败坏，国势一落千丈。在他死后不久，大规模的内乱就爆发了。

第十三首中的“何以废共鲧，重华为之来”[7]353，也很像是对谢安的评判。东晋前期，内有王敦、桓温之流威逼皇权，外有敌寇不断侵犯，遍地都是共、鲧之徒。到谢安执政时期，摆脱了内忧外患的状况。这一点类似于舜代尧摄政之后，“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尚书·舜典》）[12]。诗中的“仲父献诚言，姜公乃见猜”[7]353，也与晋孝武帝猜忌谢安、桓伊一事有关。《晋书·桓伊传》记载：谢安因受猜忌而引退，令桓伊深感不平，为此对孝武帝唱《怨歌》云：“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13]2119

2.“夸父”“精卫”等神话故事，可用于比喻谢安、谢玄、桓冲、朱序这一班名贤。他们都有志于平定敌寇、一统天下，也都建立了赫赫功勋，然而在晋孝武帝的牵掣下，他们最终都没有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只能赍志以殁，怀恨而终，令人悲叹，却也可歌可泣。

3.诗中所云的“巨猾”，包括“钦䲹”“窫窳”，可认为是在影射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等奸佞。司马道子起初深得晋孝武帝信任，但他任用王国宝等宠臣，一味专恣弄权，又令晋孝武帝十分不平。中书郎范宁以儒雅方直著称，力劝晋孝武帝废黜奸臣王国宝，遭到司马道子、王国宝的打击报复。晋孝武帝迫于无奈，“流涕出宁为豫章太守”[13]1734。此事即可以用“钦䲹违帝旨”来形容。司马道子“既为皇太妃所爱，亲遇同家人之礼，遂恃宠乘酒，时失礼敬”[13]1734，令晋孝武帝十分不平。又因博平令闻人奭上疏揭露司马道子的罪恶，晋孝武帝对他便益发厌恨了。但因“逼于太妃，无所废黜”，“乃出王恭为兖州，殷仲堪为荆州，王珣为仆射，王雅为太子少傅，以张王室，而潜制道子也”[13]1735。晋安帝即位以后，司马道子“稽首归政”，却又把权柄转移到自己儿子司马元显的手上。这父子两人颇似阴魂不散，被杀之后化为“鵕鹗”的“钦䲹”，也类似死后“强能变”的“窫窳”，他们相继弄权，导致朝政彻底朽烂，终于葬送了司马氏的天下。与此同时，镇守京口的兖州刺史王恭于隆安元年（397）起兵讨伐权奸，司马道子为了息事宁人，便将所有责任推给王国宝，派人将他逮捕赐死。之后司马道子父子实施反扑，出兵征讨王恭。隆安二年（398），王恭因部下刘牢之倒戈而兵败，被捕之后处斩于建康。“窫窳强能变”与“祖江遂独死”对举，应该就是隐喻这一事件，前者指司马道子逃脱了惩罚，后者指王恭因讨伐奸佞而死。

三、《感士不遇赋》为《读〈山海经〉》提供的旁证

《读〈山海经〉》与《感士不遇赋》存在很多共同点，又有一些细微的差异。将二者进行比较，可以进一步确定《读〈山海经〉》所影射的时事。

1.二者都为仁人志士功败垂成而悲恸。《感士不遇赋》云：“广结发以从政，不愧赏于万邑；屈雄志于戚竖，竟尺土之莫及。留诚信于身后，恸众人之悲泣。”[7]366据《史记·李将军列传》，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大将军卫青率兵出征匈奴，李广为前将军，本来应该作为前锋，但因卫青“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14]2874，李广带领偏师绕行东道。因中途迷路而未及时到达。“大将军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14]2875匈奴遁走，卫青劳而无功，便追究李广延误军机之责，李广因此愤而自杀。“屈雄志于戚竖”就是指这件事情。然而李广死后，“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14]2876。“留诚信于身后，恸众人之悲泣”即指此。《读〈山海经〉》歌咏夸父“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7]346，与《感士不遇赋》对李广“留诚信于身后”的咏叹是一致的。

2.二者都认为当权者错失良机，导致仁人志士劳而无功。《感士不遇赋》云：“庶进德以及时，时既至而不惠……奚良辰之易倾，胡害胜其乃急。”[7]366《读〈山海经〉》则说：“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7]347仁人志士徒有精卫、刑天一般的雄心壮志，却再等不到“良辰”，亦即错失良机、“时既至而不惠”之意。

3.二者都提到宰辅受猜忌的现象。《感士不遇赋》：“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悼贾傅之秀朗，纡远辔于促界。悲董相之渊致，屡乘危而幸济。感哲人之无偶，泪淋浪以洒袂。”[7]366《读〈山海经〉》则云：“仲父献诚言，姜公乃见猜。”[7]353很显然，贾傅、董相、仲父等语都是在影射宰相一类人物受讥谤、受猜忌、受排挤的情况。

4.二者对奸佞、昏君的描绘也较相似，但有轻重之分。《感士不遇赋》云：“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7]366说奸佞对贤人的谗言太多、迫害太急，但他们尚未达到大奸大恶、动摇国本的程度。到《读〈山海经〉》之中，奸佞就被形容为无恶不作的“巨猾”或颠覆政权的“共鲧”之徒，直接对亡国负责，语意就要重得多。《感士不遇赋》说：“无爰生之晤言，念张季之终蔽。”[7]366君王受小人蒙蔽，不得下情，但还不算特别昏庸。《读〈山海经〉》以迷于奸佞、放纵邪恶以致国乱身死的楚怀王、齐桓公来比喻君王，语意就要重得多。

5.二者都相信天道会惩恶扬善。《感士不遇赋》云：“承前王之清诲，曰天道之无亲；澄得一以作鉴，恒辅善而佑仁。”[7]366“澄”为“清”之意，指天。《老子·三十九章》云：“天得一以清。”[15]“鉴”同“监”，指老天在监视着人世。《诗经·大雅·烝民》云：“天监有周。”[16]《读〈山海经〉》则云：“明明上天鉴，为恶不可履。”[7]350这与“澄得一以作鉴”意义相同。

综合起来，《感士不遇赋》与《读〈山海经〉》均有“指切时事”的特点，都抒发了对朝政的不满之情，表达了士之不遇的感慨。二者的共同点反映它们指向同一朝政，而不同点又反映它们指向同一朝政的不同阶段。创作《感士不遇赋》时，建功立业的时机已经错失，贤人已被排挤，朝廷已被小人把持，已经乱象丛生，但君王尚能维持大局，足以颠覆国家的共、鲧之徒尚未出现，让人感觉到希望尚存。而至《读〈山海经〉》之时，“士之不遇”已变为“士之绝望”，“小人”已成为“肆威暴”的“巨猾”，政权已在他们的恣意妄为中摇摇欲坠。将这两个阶段联系起来考察，就大大增加了它的确定性。淝水之战以后不久，谢安等贤人因受猜忌而被排挤，司马道子开始乱政，东晋名将如桓冲、谢玄、朱序等人的北伐志向遭到挫败，以致错失良机、功败垂成，而祸乱的因素则在不断积累之中。但此时晋孝武帝在位，尚能维持大局，还没有走到极端的地步，这就是《感士不遇赋》的创作背景。到了《读〈山海经〉》之时，晋孝武帝已死，失去制约的司马道子开始恣意妄为，变成了“巨猾”，而王恭等人屡次发动清君侧的军事行动，则又将东晋推向了藩镇与奸臣大火并的深渊。在《读〈山海经〉》中，“怀王”与“放士”连用，就应当指楚怀王之死。因为屈原流放江南之日，也就是楚怀王身死国乱之时。而“临没告饥渴”[7]353一句，则明确指齐桓公死于内乱。之所以反复引用君王身死国乱的典故，应当就是在隐喻晋孝武帝，因为晋孝武帝暴崩之日，也就是国家开始大乱之时。

四、《读〈山海经〉》与历史事实的关联

《读〈山海经〉》颇有“感慨时事”的特点。综合历代学者所论以及上述辨析，这组诗旨在揭示国君昏庸、奸佞当道、忠良晦迹的政治现象，体现了特别关注东晋朝政的情怀。为此可以进一步考察它与特定史实的关联性，从另一个角度来判断其创作时间。

1.桓玄败亡之后，晋安帝反正，刘裕等人掌握了朝政，偶有起兵反叛之人，也很快就被翦灭。站在东晋的立场来看，这一时期的刘裕功大于过，以“巨猾”形容之并不妥当，其罪在于诛杀异己，与共、鲧之流的罪行很不相同。此时政出刘裕等人，晋安帝不过是一个符号，“钦駓违帝旨”“帝者慎用才”之类的议论也没有事实的依托。因此，说这组诗作于彭泽辞官之初或义熙四年前后，是不够合理、缺乏依据的。在此之后，刘裕的地位日益稳固，篡位之心日益彰显，东晋名存实亡，诗人也就不可能站在东晋的角度去感慨士之不遇、抨击奸邪横行、提醒帝王慎用人才了，因此《读〈山海经〉》也不会作于这一时期。

2.桓玄当政之时，不乏正义之举。他不但诛杀了司马道子父子，也一度刷新了朝政。若说《读〈山海经〉》作于此时，则“巨猾肆威暴”等语也就失去了所指。桓玄篡位之后，晋祚一度断绝，站在东晋的角度感慨士之不遇、抨击奸邪横行、提醒帝王慎用人才，同样毫无意义。因此，《读〈山海经〉》不大可能作于桓玄当政及篡位时期。

3.据《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及《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隆安四年（400）、隆安五年（401）陶渊明均在仕途中奔走，生活不够安定，与《读〈山海经〉》第一首所描述的家居景象不符。尤其是庚子岁（隆安四年）五月中他从京城还家，四月份在家的可能性极小。而《读〈山海经〉》作于孟夏，明显与庚子岁的情况不符。

根据上述推断，《读〈山海经〉》应当作于隆安四年之前。前面已经指出“巨猾肆威暴”暗喻司马道子父子，“祖江遂独死”暗喻王恭之死，因此《读〈山海经〉》应当作于王恭被杀之后，亦即隆安二年九月以后。《晋书·安帝纪》：“（隆安二年九月）辅国将军刘牢之次新亭，使子敬宣击败恭，恭奔曲阿长塘湖，湖尉收送京师，斩之。”[13]251这两种推断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时间，亦即隆安三年。因此，《读〈山海经〉》说“孟夏草木长”，这个孟夏就应当是隆安三年四月，也就是这组诗的创作时间。此时司马道子父子因挫败了王恭等人的“清君侧”并杀了王恭，气焰更加嚣张，而桓玄等人则正在酝酿更大的军事行动，矛头直指司马道子父子。就在第二年，诗人创作了《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一般认为他此时已经作了桓玄的僚佐[6]388。后人对于陶渊明追随桓玄的心理动机，颇有些不同的看法。

通过上述分析，《读〈山海经〉》反映了诗人对时政的鲜明态度。在诗人看来，当时的执政者妄逞“威暴”，残杀大臣，必将陷国家于危亡之中，为此桓玄在王恭死后继续“清君侧”，乃是安定时局的必要举措。若有机会，他还是很乐意为此效力的。然而这种水火不相容的“君子小人之争”，实质上已经将复杂的派系之争、权力之争裹挟进来，从而变成了东晋王朝内部的大火并，直接导致了司马氏政权的覆灭。从《读〈山海经〉》来看，诗人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反映他当时对王朝政治的认识还不很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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