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沃尔特·惠特曼是美国知名浪漫主义诗人、人文主义者，《草叶集》是其代表作，被誉为19世纪的美国史诗。1855年问世以来，《草叶集》已被翻译成汉语、德语、日语等众多语言。“草叶”这一意象被各国人民熟知，另一主题“海洋”却没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但是大海一直与惠特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惠特曼触动艺术创作欲望就是童年时期第一次看到海上飘行的船：“我幻想要写篇东西，也许一首诗，关于海的……我感到必须写一部书来表现这个流动、神秘的主题。”[1]87《草叶集》中涉及到“海”的诗歌高达160余首，惠特曼也因此被评论界称为美国文学中的第一位海洋诗人[2]62。目前关于《草叶集》中海洋主题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角度：（1）回溯大海对惠特曼创作的影响[1]87-88;(2）探究大海有机论和生命共同体思想[3];(3）分析大海蕴含的生死观念[4]。然而海洋诗歌隐藏的生态哲学价值却尚无学者探寻。海洋文学的主题是展现大海与人类、人类与自然、人类与社会的多维关系，大海、人类同属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因此海洋文学是具有生态性的。根据广义和狭义之分，海洋诗歌属于狭义的海洋文学，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和审美价值[5]113。本研究运用生态语言学理论分析《草叶集》中一首以海洋为背景的诗歌——《给军舰鸟》（To the Man-of-War-Bird)[6]384，揭示诗人如何通过语言传递生态理念。

二、语言与生态：生态语言学

生态语言学是生态学和语言学相结合的跨学科产物，主要结合生态学的理论来探讨语言中的生态和非生态因素。菲尔[7]43认为韩礼德模式是生态语言学重要的研究范式之一，其诞生的标志是韩礼德1990发表的New waysof meaning:the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该模式强调语言的重要性以及语言在生态问题中所起的作用[8]。根据黄国文和赵蕊华的研究[9]，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可以为生态话语分析提供理论指导，因为韩礼德[10]提出语言反映客观世界并主动构建客观世界，从而，通过生态话语的分析可以揭示生态问题并反作用于人的意识，也能反映说话者的生态观念。

黄国文、赵蕊华[9]172-183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语域、语类和语言元功能等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生态语言学的分析框架。语域和语类作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分别说明语言发生的特定环境和文化背景，通过语域和语类分析可以了解非人类生态身份与生态系统中其他生命体的生态关系，以及发话者的生态理念和价值取向。语言元功能包括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其中概念功能由经验功能和逻辑功能两部分组成[11]140-165。经验功能中的小句过程和参与者反映发话者对于生态系统中不同生态位以及生态身份等的认知；逻辑功能中的逻辑语义体现人类活动的目的、对生态的影响以及发话者的价值判断。人际功能分析表明发话者的身份和地位和语气、情态的选择对信息产生的作用，进而有助于考察发话者对生态的看法和影响。语篇功能的主位选择和信息结构配置是否生态化表明发话者的语篇是否有利于改善生态状况，促进生态系统各成分和谐共生；衔接手段则揭示发话者是否存在人类中心主义倾向。

三、惠特曼和《给军舰鸟》

惠特曼出生于纽约长岛的西山村，靠近大海[12]46。海岸一直是惠特曼童年玩耍的好去处，在海边的见闻，使得“大海”成为惠特曼笔下的一个重要主题。惠特曼家境贫寒，只上过六年学。为了养活自己，惠特曼从十六岁就开始从事各种职业，包括乡村教师、信差、政府职员等等，长期变换工作也给惠特曼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写作灵感。发明自由体，不再拘泥于韵律是惠特曼在诗歌上的杰出成就之一。《给军舰鸟》选自《草叶集》中以“海洋”为主题的诗集《海流集》，为了便于分析，将每一行诗进行编号（表1)[6]384。

表1《给军舰鸟》及编号

四、《给军舰鸟》的生态语言学分析

（一）“海鸟”生态身份的建立

《给军舰鸟》全诗共22个过程：物质过程7个、关系过程9个、行为过程5个、存在过程1个。由于从小句单位无法判断第8行的“Far,far at sea”和第21行“What joys”的及物性和与之有关的参与者，故这两个小句不加入讨论。

从参与者的角度看，与“我”有关的过程共2个，第6行的行为过程“watch”和第20行的关系过程“had’st”。这2个过程都涉及到两个参与者，第一个行为过程从“行为者+范围”的角度说明“我”视觉上对“海鸟”的观察；第2个关系过程“所有者+所有物”，表明“我”和“海鸟”的关系。从过程类型来看，“我”是以一个观察者和追随者的身份出现的，“我”的观察对象和追随对象是“海鸟”，非人类生态位（“海鸟”）先于人类生态位（“我”）。

全诗共涉及7个物质过程，其中有1个物质过程涉及的动作者和目标分别是暴风雨和海岸。暴风雨来袭，海滩布满失事的船只，表明暴风雨对生态的影响是负面的、消极的。剩余6个物质过程的施事者都是生态位（非人类成分）——“海鸟”。“海鸟”的出现使海岸恢复了和平与宁静，惠特曼这样做突出了“海鸟”的能动性，提高了非人类成分在生态系统中的积极的生态参与度。从行为过程来看，“海鸟”的行动是自发的，对于自然现象也具有主动的反应能力，感知到暴风雨来临，它自然地醒来，随后展开翅膀飞到暴风雨之上。这表明非人类生物在生态系统中具有自身独特的存在价值，而并非依附于人类存在。结合参与者和关系过程来看，“我”和“海鸟”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我”尊重“海鸟”的独立生态身份，两者在生态系统中是和谐共生的。

比喻是诗歌的惯用策略之一，它能使抽象费解的概念变得易懂形象，其分为明喻和隐喻两种，两者的区别在于隐喻不使用“好像”“似的”等比喻词[13]79。《给军舰鸟》主要使用了隐喻的手法，诗歌第5行说“海鸟”是一个蓝点（a blue point），在遥远的天空中飞翔，第7行说“我”也是一个在茫茫世界漂浮的小点（Myself a speck）。这两处的隐喻还构成了一组对照：“我”和“海鸟”看似是两种对立事物，前者在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是人类成分，而后者是非人类成分，但是惠特曼使用隐喻突出了两者的相似之处，表明两者平等的生态身份。

拟人指赋予物人的形态、性格或感觉[13]116。发话者是否赋予生态系统中的非人类生物独立意识和主动行为能够反映发话者对该非人类生物的认知和情感[9]173。从《给军舰鸟》的标题“To the Man-of-War-Bird”和诗歌第19行“That sport’st amid the lightning-flash and thundercloud”中拟人的使用可以看出“海鸟”能有意识地感知到自然界的雷电现象，并且可以能动地做出反应，而并不是被动接受。这从侧面反映非人类动物也和人类一样具有生态参与度。

夸张的目的是强调或渲染事物故意言过其实，以更好地表达诗歌主题和诗人的情感[13]244。惠特曼将现实生活中体型渺小的海鸟描述成能够保护海岸不受暴风雨的打击，拥有巨大翅膀的生物，甚至在遇到打雷和闪电的危险情况时都能自如地在其间嬉戏。诗人通过夸张的手段突出了“海鸟”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海鸟”能够自发地展开行动，而不是受人类支配。

上述分析表明，涉及“海鸟”的物质过程中，施事者都是生态位（非人类成分）——“海鸟”，这突出了“海鸟”的能动性，提高了非人类成分在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参与度。从行为过程来看，“海鸟”有感知能力，能够自发展开行动，这表明非人类生物不依附于人类使用的内在价值而存在。结合参与者和关系过程来看，“我”并不是自然的统治者，“我”和“海鸟”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我”尊重“海鸟”的独立生态身份。

逻辑功能由相互依存和逻辑语义关系两个方面组成。《给军舰鸟》语篇中除第3行第一句和第21行的3个简单句，共有10个小句复合体。从相互依存的角度来看，主从关系和并列关系各占7个和3个。从逻辑语义关系来看，这10个小句复合体都属于扩展关系。惠特曼使用详述和延伸来描述“海鸟”行动，比如第16-19行诗人为了突出“海鸟”飞行速度的快和飞行时间的长，将“海鸟”比作一艘永不休息的船，迅猛的形象跃然纸上；第8-13行的两个小句复合体使用增强以清楚体现语篇的情景特征，“海鸟”出现的原因是因为暴风雨的出现破坏了海滩，因此“海鸟”飞到了天空之上与暴风雨搏斗，这说明非人类成分——海鸟，对生态的影响是积极的。从生态语言学的分析来看，使用上述逻辑功能有助于塑造非人类成分在生态系统中的正面形象，说明发话者对生态系统中的非人类生态成分的态度是积极的、亲近的。

诗歌中的连接词有二种：“and”和“after”。“and”出现了4次，主要用来表示动作的连接和关系的罗列。第3、4行描述“海鸟”先是登上了暴风雨之上，接着在上面休息，此处的“and”说明了“海鸟”活动的先后顺序。第10行的“and”连接“happy”和“serene”两个形容词，并列修饰白昼，它是幸福的，安详的。第15行“and”出现了3次，用来列举“heaven”“earth”“sea”和“hurricane”4种自然现象，此处的名词列举有助于增强语势。第17行的“and”连接“lightning-flash”和“thundercloud”两个名词，说明“海鸟”的活动范围。第9行的“after”是时间上的过渡词，当夜晚的风暴摧毁了海岸之后，白昼接着出现了，使用“after”使时间的过渡更加自然，逻辑更清晰。

（二）“海鸟”与“我”的生态关系

在生态语言学视角下，说话者在给予或求取物品、服务和信息时都在一定程度上传达出生态意义[14]，因此说话人对生态系统中其它生态位表达态度和判断时会直接或间接映射出其对各生命体生态关系的潜在认知。黄国文、赵蕊华[9]178在生态语气系统[15]基础上建立了话语力量的影响图示（图1）。

图1交流双方关系及所采用的语气对话语力量的影响

可从两个角度分析《给军舰鸟》中的生态关系：（1）诗歌内，语气系统和情态系统选择对“海鸟”与“我”的生态关系规划；（2）诗歌外，作者惠特曼的身份和地位对读者培养合理生态理念产生的引导性和约束性。

语气系统的三种类型以及其话语力量的强度依次为：祈使语气、陈述语气和疑问语气[9]178。《给军舰鸟》的语气配置为：9个陈述句、2个感叹句和1个疑问句。由于感叹语气也属于陈述语气的一种[16]164，因此诗歌的话语力量属于中等。陈述句的功能是提供信息，与其它两种类型相比，语气较为缓和，无压迫感，既保留诗歌的艺术性和浪漫性，又符合诗歌信息容量最大化的要求。疑问句的功能本是索取信息，但在《给军舰鸟》一诗中也起到了提供信息的作用，诗歌第三行巧妙地运用疑问句“Burst the wild storm?”表明“海鸟”出现的原因和时机，也吸引读者对接下来传达的信息产生兴趣。感叹句的功能以情感表达为主，报道信息为辅，诗歌最后一行连用两个以“what”开头的感叹句，表达“我”对“海鸟”的强烈情感。在“我”心中，“海鸟”是欢乐和喜悦的象征，凸显出“我”对“海鸟”的积极认知，表达人类生命体与非人类生命体友好关系的美好希望。

情态系统的作用是调节语气系统的信息力量，但仅凭情态值判断语篇的生态倾向存在纰漏[14]。《给军舰鸟》诗中虽然没有“must”“should”等高强度意态化动词，但诗歌使用的陈述语气实际上可以看作情态值的最高级别，因为这说明发话者将传达的信息视为事实，陈述性描述也表达了发话者对“海鸟”与“我”之间和谐生态关系的最高认同。

下面从说话人的身份地位考察诗歌的信息量（volume）、信息广度（coverage）和信息影响力（force）。发声体——惠特曼作为美国浪漫主义代表诗人，知名度高，属于“权威人士”类，其作品的可信度和权威性较高。诗歌的传播渠道广，受众面广，从说话人到听话人的信息量流失量较少。《草叶集》作为已出版诗集，其涉及面不仅覆盖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也包含手机、网络等新媒体，所覆盖的读者面大，信息传递范围广，书中蕴含的价值观念对大众产生的影响较大。从之前对诗歌话语力量的分析得知该语篇的信息影响力属于中等强度，不同于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倾向选择显而易见的祈使语句宣传环保理念，读者需要从诗歌的观察和描写中领悟其深层的生态寓意，有利于读者潜移默化地接受发话者传达的生态观念。

（三）“海鸟”的生态影响

对于语篇功能进行生态解读主要从语篇的主位结构和信息结构是否生态化和语篇衔接手段等方面考察[9]180。

《给军舰鸟》中的主位结构（表2）主要采用单项主位，即所有主位都只有概念成分而不含语篇成分如“yes”和“no”，以及人际成分如“certainly”和“to be frankly”等口语化表达。且除句（2)(5）和（11）外，其余都属于句项主位，即主位以小句形式呈现，句项主位的特点是其本身内部又可含主位述位结构，层次镶嵌更加丰富。句（3）和句（12）是倒装结构，句（3）将状语“above it”放于主语“thou”前面，形成有标记主位，既回答了句（2）的疑问，又引出“海鸟”接下来是如何应对暴风雨的，起到承上启下的效果。句（12）中担任主语的是属性（What joys）而不是载体（thine），强调“海鸟”带来的是积极影响。

全诗共11个主位结构。其中5个的主位是非人类生命体——“海鸟”：句1、句3、句8、句9中的主题主位“thou”，句4的名词词组“Now a blue point”回指“海鸟”。2个的主位是时间和环境成分：句5的副词词组“As to the light emerging”交代“我”观察海鸟的时间；句7的小句“Far,far at sea”说明“海鸟”的活动范围。1个的主位是人类生命体——“我”：句6的“Myself a speck”回指“我”。剩下句2的主位由动词“Burst”充当，句11的主位由名词词组“What joys”充当。形式是意义的体现，语篇选择特定的形式来表达特定的意义[17,18]，语篇大幅度地将非人类生物——“海鸟”，以及与海鸟有关的背景信息作为话语的出发点，且信息结构中的新信息也是围绕海鸟抵抗暴风雨展开，表明诗人希望非人类生命体——海鸟得到更多正面关注，以提高非人类生物在语篇的存在感和生态系统中的地位。诗歌中仅出现一个以人类生命体作为主位的结构也从某种程度表明发话者不存在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因此，该语篇的主位和信息结构是生态的，产生的生态效应是积极的。

表2小句主位结构  

《给军舰鸟》使用的语法衔接手段包括：照应（如man-of-war-bird←thou）、省略（如And(thou)rested on the sky）和连接（如诗歌第4行的第一个连词“And”）。发话者使用外指“thou”指“海鸟”，即发话者交流的对象是“海鸟”，但由于“man-of-war-bird”只出在标题中，读者无法从诗歌内容得知“thou”的参照点，这种做法有益于将读者置于“海鸟”的角度思考，增加读者对非人类生物的心理认同感和亲近感。诗歌使用的词汇衔接手段包括：重复、同义和反义。诗歌第5行的“far,far in heaven floating”和第8行的“Far,far at sea”重复“far”一词，富有韵律感和节奏感，加深读者印象。诗歌第5行的“point”和第7行的“speck”都有微粒、小点的意思，前者指“海鸟”，后者指“我”，发话者使用同义衔接，说明无论是人类生命体还是非人类生命体在大自然面前都是渺小的。诗歌第1行的“slept”和诗歌第2行的“waking”，一睡一醒，生动勾勒出“海鸟”的先后行为状态，语篇更加连贯。诗人有意识地将海鸟称呼为“thou”而不是“it”，反映诗人反对等级主义，生态系统中的人类和非人类生态位不应相互对立，而是和谐共生的。

五、结语

美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海洋文化已有200多年的发展历史[4]，孕育了惠特曼等众多作家对“大海”主题的创作。海洋文学作为展现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维度，蕴含深刻的生态哲学价值。本文在生态语言学视角下从三大元功能角度探讨了惠特曼笔下的一首海洋诗歌《给军舰鸟》，研究发现，诗歌以人类生命体——“我”作为观察者，聚焦非人类生态成分——“海鸟”在海上与暴风雨搏斗的情景，运用相互依存和扩展型逻辑语义加强语篇的情景特征，帮助读者对海鸟产生积极的认知。语篇选择“海鸟”作为物质过程的施事者、行为过程的行为者、主位和新信息的中心，进一步突出海鸟对生态环境产生的正面影响。

诗中惠特曼多次运用第二人称作为对“海鸟”的称呼：“thou”（“you”的古体用法）7次；“thy”（“your”的古体用法）3次；“thee”（古英语“thou”的宾格）2次；“thine”（第二人称单数“you”的物主代词的古体用法）1次，发话者对人称代词的选择，表达了对“海鸟”的亲近态度。惠特曼身份地位高、诗集出版传播范围广、诗歌情态语气较强，指引读者欣赏和尊重非人类生命体在生态系统中的角色和内在价值，培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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