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隆是明代万历年间著名的作家。著有《由拳集》《白榆集》《鸿苞》《昙花记》等等。从涉猎范围而言，他在诗文、传奇上皆有建树；从实际地位而言，继“七子”之后，名列“末五子”行列。《明史》虽没有为其单独立传，但附于后七子领袖王世贞的传记，已经是备显荣光。

由于从新文化运动之初确立的明代文学重视公安性灵创作思潮，当代学术界对于屠隆的研究并不充分。相关著述中的屠隆也往往被纳入复古派后进的范围，延续了自《明史》以来的正统评价。虽然也有学者承认其复古与性灵思想兼具，但对于他的形象，则普遍视之为风流不羁。那么这种文化形象的定位到底是否准确呢？本文拟从明代尺牍之中寻找答案。

尺牍是最能够体现真情实意的文体。通过屠隆友人尺牍中描绘的屠隆形象、屠隆自己尺牍呈现的自我形象、晚明其他文人尺牍具体的观照反思，可以摹绘出一个更为丰满、立体且更为真实的屠隆形象。

一、友人绘写的“肖像”

屠隆的交游非常广，这从《由拳集》《白榆集》等数量极其可观的尺牍资料就可以窥其一斑。其中有朝廷要员，有文坛领袖，有山人秀士，也有宗亲相知。诸如王世贞、汤显祖、袁宏道等都曾与屠隆有过尺牍往来。《弇州山人续稿》中，记录王世贞与屠隆往返的尺牍就达21札。梳理这些屠隆友人尺牍中的相关评价，所刻画出的是一个吏才与文才兼备的屠隆形象。

关于吏才。屠隆的从政履历主要包括颍上令、清浦令和吏部主事。而在颍上令、清浦令的任职期间，皆留下了很好的口碑。

屠隆任颍上县令时，最为时人称道的是治水。屠隆初至颍上，访问当地百姓疾苦，大家异口同声都指向县城边上大河为患，尤其东门河堤薄弱，时有崩塌，百姓深以为苦。于是筑堤便成为他上任伊始的主要任务，动员布置、经营规划，先募捐助，后集巨石，屠隆皆身先士卒。他还率先捐赠，百姓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历时五十余日，堤坝终于大功告成。耗费万金却未动一毫一文朝廷公款，显示了屠隆很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其相关事迹被梅禹金写入了《颍上县东门河堤告成记》。以上仅是屠隆颍上做官时的功绩之一。此外，屠隆在“为官”方面很有能力，能够“一摇笔而理解，再见颜色而摄吏若神明”，即看问题透彻，讲道理明晰，管理井井有条心中有数，如有神明一般。因此，时人这样评价屠隆与百姓之间的关系，“民之慕爱之若赤子之恋乳哺而不忍失也”，而屠隆也在刺史对本辖地官员的考核中名列第一，并上报中央政府[1]1。

屠隆在出任清浦令时的惠政更多，王世贞在《青浦屠侯去思记》中做了详细记载。具体表现为救水灾、保农时、惠民减税与复耕田地几个方面：

救水灾。大雨倾盆，堤防有倾溃之危，“长卿朝夕蔬食袒跣”，奔走于长堤监督工程，赏其勤劳者，资助匮乏者，又作文章向神灵请祈，愿意以自身抵御灾祸。凭借着其出色的动员号召能力，官民齐心协力，最终保住了堤坝。

保农时。正当农时之际，朝廷派员大修水利，无论老幼青壮都要出工。屠隆敢于担当，明确提出异议：“治河以利农也，而显夺农时，何以称利？”为此他做出分派：父老子弟忙于农事的皆归于田亩；自己带领部分人整修河务。及至农事结束，水利工程也完工了。做到了两全其美。

减赋税。朝廷派人准备调整赋税。屠隆根据清浦“赋重而田瘠”的现实，拒绝提高赋税。由于言之有理，持之有道，“使者亦不能以格绳之”，而当地百姓得以获益。

复良田。清浦有不少农田并非不毛之地，但出于种种原因，一部分农民并不愿意耕种，放弃土地迁徙他所。屠隆捐俸禄为倡导，当地一些富裕豪族也纷纷响应，招募了大批贫穷农民返回耕种。这为当地的繁荣也做出了贡献。

为官有道、为官有为、为官勇于担当之外，屠隆在地方官的任上，还展示了他仁爱的一面：修筑房室为养济院，抚养鳏独；赈济牢狱之中裸露的囚犯，并且有以下感慨：“藉令彼当死，法死耳，我不忍其生冻馁也”——即使他们当死，也要死在法律上，我不忍心看着他们这样被冻饿而亡；儒生王老者病故于学舍，屠隆拿出了自己一半的俸禄作为赙仪。他之所以被提拔为礼部主事，也正是由于“使者累以卓异闻”[1]。

屠隆的如此政绩与吏才治能，在其友人尺牍中被屡屡表彰。王世懋由此感叹：“今世上类訾文人一切无用，若门下，为吾党光，何愉快也！”[2]梅禹金尺牍则从反面印证了屠隆的吏才难能可贵。他首先描述了当时江南的饥荒：“江南千里，流离万状，较东海倍矣。吏虎而冠，民弱而肉。既已发大家之盖藏，又不能起饥黎之菜色。”如此灾难，天灾之外附以人祸，豪族的仓库也已经开始放粮赈济，却于饥民没有大的帮助。由此发出如下感慨：“安得如屠先生颍上与由拳也者？”[3]由拳就是屠隆曾经任职的清浦，自己无能为力，因此羡慕屠隆的治理之道。

关于文才。对于屠隆的文才，其友人尺牍中有着异口同声又极为密集的赞誉。具体表现有二：

其一是总体赞其文名声誉。王世贞对于屠隆声誉的推广可以说居功甚伟。作为文坛领袖，他称屠隆为“长才”，引为“畏友”，其尺牍中曾说：“后进之中，屠隆长才，徐桂隽才，胡应麟宏才。”[4]论后进诸人以屠隆居众才之首。在当时汪道昆尺牍中以“四明屠隆、句吴徐桂、吴江俞策、兰溪胡应麟”等为“尽东南之美”[5]，同样标屠隆为首。王世贞又称道其《由拳集》：“《由拳集》者，屠长卿著也，彼骎骎欲渡黄池，足下畏之否？”[6]进而则又盛赞：“后进中屠长卿文笔不可当，胡元瑞益矫厉。异日橐鞬中原，须厚集其阵以待！”[7]其弟王世懋首先将屠隆的声名告知王世贞，并在《与吴明卿》一书中写道：“后来之秀，有屠隆者，足下知其人否？”[8]兄弟两人，一个问“足下畏之否”，一个问“足下知其人否”，相关质询之中，透露出了对于屠隆才华的惊喜甚至惊讶。另有汪道昆与屠隆尺牍宣称：“当世称文人者首浙；称论著者首四明；那若都命世当名家则惟足下！”[9]更有甚者，梅禹金竟然得出了“屠先生名纽八纮，业振千古，金石有敝，神理常存”的结论[3]。

其二是通过对其具体创作的品目赞其才华。王世贞在与屠隆的尺牍中赞许“屠长卿者尤瑰奇不伦”，且称其尺牍之美：“雕龙绘辞，碧鸡宏辨，鞭霆掣雷，摐金附石，一扫千里，前无留行，即使庄生谈天，季子论人，尤且捧盟盘让牛耳，况其他哉！”[10]王世贞通过他的弟弟王世懋开始了解屠隆，后来屠隆致书，洋洋洒洒数千字，王世贞一口气读完，口干舌燥而不忍中间停顿，所以才有以上不遗余力的赞赏。屠隆的尺牍在万历年间已经声名远扬，因此时人论尺牍精工往往提到他，如陈懿典与卞天轴尺牍写道：“足下尺牍诗歌大是王元美、屠长卿雁行。”[11]梅禹金则将屠隆为其撰写的序文奉为“钧天乐部”，且自道“得大序，从枕上跃起，颂之正如上清仙史携乌龙女子唱朝元引”[3]。另如方应选论其诗作：“赠孟孺长歌，每歌一阙，青天倒流，林木作金石声，两腋谡谡风举。”[12]王世贞更是将其个别诗作纳入了“与太白少伯抗衡者”的行列[10]。在诸多友人尺牍中，江盈科的评价更为全面，他于《与屠赤水》书论《由拳集》云：

《东门堤》《鲍叔祠》诸记，高古斩截，即与龙门氏并驱中原，未知鹿死谁手？诸尺牍多而千言，约而数语，如石家珊瑚，十尺固自连城，径寸亦自珍玩，无不令人解颐醉心也者。诗七言绝、七言古，娟秀美好，丰度嫣然，翩翩青莲之致；其他五七言律，大抵不事椎凿，天趣自流，方之古人，直是神情默合，与字袭句剿者不啻径庭。[13]586

文中分别点评了文章中的“记”体、尺牍；点评了诗歌中的七言绝句、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以上都印合了他对屠隆的定位：“其人不世才也”。

在直接的称誉之外，还有对比参照之中的间接宣扬。如汪道昆曾与王恒叔尺牍：“比年习屠长卿，嘐嘐千古，周视当世，独于明公服膺。”[14]作者的目的是恭维王恒叔，恭维的方法则采取了衬托修辞，以屠隆如此自视不凡，如此傲视当代，却能够服膺于王恒叔，足见其人更为出类拔萃。另一位文人祝世禄采取了对比的方法，他的朋友吴玄希望他能够将诗歌寄给屠隆以为品鉴，但祝世禄断然回绝，论其原因则有些垂头丧气：“诗以寄屠长卿，如伧父见谢家子弟，仆不敢奉命！”[15]就是说，由于自己的造诣水准不高，不敢辱没了人家的法眼，其中颇有些丑媳妇不敢见公婆的意思。由此可见屠隆之文才，在友人眼中造诣之高。

二、屠隆的自我“写真”

依照传统的文学观念，尺牍就是一个人在遥远的地方向他人展示的自我，汉魏时期称为“尺牍书疏，千里面目”。屠隆尺牍的内容选择、集中倾吐的情怀以及写作方式等等，无不凝铸着他的文化形象。其核心可概括为“心意彷徨”，这一点主要是就其出处矛盾而言的。

屠隆并非嫌弃功名利禄，他于万历5年（公元1577年）就高中进士，时年才34岁，可见他的青春时代从事着天下学子共同的事业，那就是科举功名。由于仕途踉跄，他也曾自叹“兰台石室，名籍素定”，王世贞则给予了他热情的鼓励：“子不仙，固不敢觊兰台石室之有名籍。子不登兰台石室，又安知名籍之不有子耶？丈夫患无志耳！”[10]颍上与清浦县令的政绩也说明他的志向。但崚嶒的仕途、禅的洗礼以及性情之中对于闲逸的向往，汇聚于他的内心，即形成了他在出还是处、进还是退等方向选择上的心意彷徨。这在他的尺牍之中有着鲜明体现，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其一，虽然身在官场，却心不在焉。这在作青浦县令时已露端倪，虽然为官一方有成就，但为官的同时却也是饮酒赋诗、游山玩水，自号仙令。升迁礼部主事之后，肆筵曲宴，丝竹罗列，男女杂坐，绝缨灭烛，连累西宁侯夫妇，并因此罢官。屠隆喜爱曲乐丝竹，在《与沈君典》一书中，他奉劝友人宁可放弃口腹之欲、铜山金山，也不能失却曲乐丝竹。以上还是表象的放纵。深层的心不在焉是其尺牍中话里话外表现出的京城与江南的差异。如《在京与友人》云：

燕市带面衣，骑黄马，风起飞尘满衢陌。归来下马，两鼻孔黑如烟突。人、马屎和沙土，雨过淖泞没鞍膝。百姓竞策蹇驴，与官人肩相摩。大官传呼来，则疾窜避委巷不及，狂奔尽气，流汗至踵。此中况味如此。遥想江村夕阳，渔舟投浦，返照入林，沙明如雪；花下晒网罟，酒家白板青帘，掩映垂柳，老翁挈鱼提瓮出柴门。此时偕三五良朋，散步沙上，绝胜长安骑马冲泥也。[16]

燕市就是当时的都城北京。取京都与江南水村对比，所谓“两鼻孔黑如烟突，人、马屎和沙土”的景象，无论如何难以让人和帝都相联系、和荣华富贵相联系。《答李惟寅》一书用意近似：

含香之署如僧舍，沉水一炉，丹经一卷，日生尘外之想。兰省簿牍，有曹长主之，了不关白，居然云水闲人。独畏骑款段出门，捉鞭怀刺，回飚薄人，吹沙满面，则又密想江南之青溪碧石，以自愉快：吾面有回飚吹沙，而吾胸中有青溪碧石，其如我何？[17]

在官署焚香读书还好，一旦出门，迎面而来的便是阵阵风沙。虽然在尺牍中他向友人讲述了自己身在魏阙心在江湖的想法，有身心分裂的嫌疑，不过尚且能够做到“以心冥境”——用意志力调节自己的心境。但所谓的凭借意志力完成自我与环境的协调并非灵丹妙药，尤其对他这种感受型文人，更非长久之计。倒是其中隐隐约约的对为官的不耐烦让读者感受得更为分明。

其二，慨叹为官之苦。如果说以上对官场的心不在焉还只是潜在不满的表达，那么在另外一部分尺牍之中，屠隆则开始以叹息为官之苦的形式对于自己的乌沙公开叫板。列举数例如下：

《与沈君典》：“仁兄出门，遂化为车下尘。人生不满百，何自苦乃尔！邑中无佐贰官，区区一令，上事贵大人而下躬庶务，入视邑篆而出治水，垢不及沐，饥不及餐，形神且耗，将安所税驾？”[18]550

《与董阳明》：“男子在世，不得封侯庙食，希天壤之烈而垂竹帛之声，即五岳四渎，何处不可寄傲？何至局促一官，眷恋五斗，为造化小儿笼络耶？”[18]523

《与李惟寅》：“仆学书无成，矧又书吏，窳落可知也。辱食视事，戴星中道，将以小劳而补其大拙。今气息惙惙，头岑岑矣。人言屠生虽折腰，今腰肢不盈一束，独奈何？”[19]

最有代表性的当属《与沈箕仲》：

何物长卿，绰约若尔：谩骂则受之，呼牛马则应之，唾则干之，发于余窍则承之。彼怒而卑辞和颜，退而置之矣；诮让而谢过，背而胡卢之矣。故朝夕兀兀则无窳其业也，扶伏奔走将迎则无虞其患也，为眉妩取怜则无逢其怒也，逆而顺之则无滑其和也，罄折奚苦矣！[18]459

尺牍用反语自赞：“实是苦不堪言后的解嘲，实言作官就要无皮无脸、无心无气、无肝无肺、左右逢源，甚至人家‘发于余窍则承之’。所谓发于余窍者，无非是放屁之代言。”[20]374进而所谓要作天上侏儒、要放地狱万鬼，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念头正是他如此为人、为官毫无生趣之际的意气之言。

叹官苦，由此可以说成为了屠隆尺牍的重要主题。屠隆厌官叹官苦当然有深层的原因，其原因与他的性情所好密切相关，正如赵树功在《中国尺牍文学史》中所论：

如果看他罢官后调子马上明快起来的作品，就更能说明此公确是烟霞道近了：“此去鸟啼猿啸，山静水明，杨柳覆船，桃花夹岸，步步可怜。”“居此中，月且十圆署外。四际溪山，树声如涛；返照落霞，时孕烟曳霭，片片欲上人衣。”“栽竹数竿，宜春雨，宜冬雪；松两柱，宜秋月，宜晓风……有客遗笋鱼，留共脱粟清淡，谈多在人世外，或及方内，急取松下风浇之。”一派风月亲人、山人欲醉的陶然。而那一段清气，一颗闲心，日日随缘，事事任化的佳境，正是明末文人打扫凡心、极力酝酿的人生极致，是中国古代文人理想中一道美丽的风景。[20]374

由此而言，即使不能说辞官之后他所有尺牍中所描绘的欢乐尽属于由衷而然，但最起码那些短暂瞬间的欢乐仅仅凭借矫情是塑造不出来的。

公安派文人的旗手袁宏道平生佩服的人不多，前有徐文长，后有李卓吾，其间对于屠隆的评价也很高。现存《袁中郎尺牍》中与屠隆的尺牍只有一篇，但袁宏道却在与其他友人的尺牍中反复扬诩屠隆。如与汤显祖尺牍：“长卿隽人，东上括苍，不知唾落几许珠玑！”[21]62与王以明尺牍则云：“游客中可语者，屠长卿一人，轩轩霞举，略无些子酸俗气，余碌碌耳。”[21]64为了一个屠隆，袁宏道一句话可谓得罪了半个文坛。之所以有如此的推举，恐怕与二人在慨叹为官之苦中体现的性情之相近不无关系。

三、晚明文人的观照

屠隆由于自身的才华以及文坛领袖王世贞等人的宣扬，在明万历年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尺牍往还当中，尤其直接的彼此尺牍交流，有时不免客套，因此赞美的话固然很多，今天读起来也不能一概认真。往往时过境迁，没有直接交集的人之间，其相应的评价可能更加客观。从这个角度来讲，晚明茅元仪的《报曾棠芾给事书》[22]值得重视。茅元仪较屠隆小近50岁，而本书则是对于屠隆的专论，学术界此前几乎无人关注。在这则尺牍之中，茅元仪对屠隆给予了如下概括——炫才破法：

茅元仪以为，屠隆的大名主要是王世贞助成的，但“许之过实”，即屠隆的地位不足以当之。他对于屠隆的定位是：“窃以为屠长卿先生特雄于文耳，非能文者也；特豪于学耳，非传学者也。”所谓的“雄”“豪”，都是就屠隆的炫才而言。这种弊病在其传奇《昙花记》中也有显现。为了显示自己的理悟力高超，作者故意在作品中融进了“玄”“禅”两种思想，玄是道家的遗世而独立，禅则是佛禅的自修自律。作者行文中不能很好的区分二者，从而造成了“淆两说而不断，欲设奇以骇人”的毛病，致使一些情节不符合情理逻辑。茅元仪认为：“以长卿之才，岂非宿根者哉？好奇不已，慧剑自失。”好奇过分，反而磨损了自己的灵根。以上都是炫才的结果。至于诗文的选词藻与征用典故，往往填塞才学，将自己的光芒埋没在当中。炫耀才华的文人往往都有破坏规矩法度的毛病，这个规矩法度是就文学之法而言的。虽然文学以创造为追求，但具体的文体、具体的情理和文章之势对一定的法度有着规定性，文学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一项事业。茅元仪认为屠隆是文之“雄”者“豪”者而非能者，理论的依据就在于此。“长卿不惟自负宿因，亦且自负其才矣。历指上下百年间，自一二名家以外，其能尽其欲言者无如长卿若也。”如此狂傲，自然不将众人强调的法度放在眼里。因此茅元仪认为：“使长卿而肯潜心于学，纵不能敛其才以就于法，即以其能尽言者而言，其能亦当胜用修之艰涩，过元瑞之杂沓也。”用修是明代大家杨慎，元瑞就是和屠隆齐名的胡应麟。这里茅元仪的用意就在于批评屠隆没有收敛他的才华锋芒。

炫才破法之外，茅元仪没有刻意贬抑屠隆的成就。他敏锐地指出，才华四射不为收敛恰恰属于屠隆个性化的特征。如《鸿苞》一书，屠隆晚年曾有意付之一炬，黄汝亨等名家也主张应当裁剪其冗杂不经。但茅元仪认为，其中一些传记以及涉及地理的篇幅，多有可采，而且“裁其不经而长卿之才掩矣，裁其冗杂而长卿之面目失矣”，因此得出结论：“长卿之短不妨与千古共之，长卿之长不妨与千古共之。”暇瑜互见本来就是文人的本色，就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裁剪任何一面，整体反而丧失真趣与天然。

当然，茅元仪的评论并非都很客观，如论屠隆非能文者，他列举的理由包括如下一条：“夫文之有派，先祖鹿门先生道之详矣，长卿且不知其派，况于祖乎？如陈胜张耳之起草泽，未尝不屠城略地也，然非谙韬略而措施。”这显然是在重提他的祖上茅坤唐宋派的家法，又回到了明代文坛的帮派意识之中。无论采取什么策略，能够攻城略地本身就是成功，如何能够因为不属于哪门哪派就视之为不能文呢？

综上所论，在友人与自己的尺牍中，屠隆是一个有吏才有文才的仁义之士。但他为仕途所困，中国文人多有的出处矛盾便在他身上反复闪回，形成尺牍之中的叹官苦累。在寻求这种郁结的宣泄途径之际，炫才纵恣成为首选。炫才影响了他的艺术成就，但也成就了他的个性特征；纵恣表现为诗酒澜翻、曲乐寄情而不羁，同时也表现为放逸于山水之间的快意遨游。也许文学史上屠隆未必值得大书特书，但现实人生之中，他的确是一个有着真性情的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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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古代尺牍专集叙录编年与专体文学史修撰”(18BZW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