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百余年波澜壮阔的历史中，无数革命先辈和仁人志士为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进行了艰辛探索，历经多种政党制度尝试、挫折，并最终确立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仅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统一战线的样式与内容，而且使原本具有进步性的小资产阶级和城市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发展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并成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纪念中国农工民主党（以下简称“农工党”）成立90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我们重温历史不难发现，农工党90年的历史性跃迁正好见证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从艰难孕育、正式确立、完善发展到成熟定型这一进程。

一、新型政党制度的艰难孕育与农工党的新探索

作为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政治创造，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一起，在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一党独裁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实践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它蕴含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酝酿起来的多党合作初心。与此同时，作为在中国大陆成立最早的民主党派，农工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从犹豫彷徨到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为新型政党制度最终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新型政党制度创立的主导者，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以中华民族复兴为己任，并寻求在中国建立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值得一提的是，中共“二大”首次明确提出的“联合战线”，是对“一大”时确定推翻资产阶级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主张的一个重大转变，成为多党合作与统一战线理论创立的发端，同时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策略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期间经历许多曲折和艰难的探索。抗战时期的“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形式，则是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雏形。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人多年以来的奋斗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1]663。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它“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1]675。1940年7月5日，毛泽东又在《团结到底》一文中，将各党派联合专政同具体政策、具体纲领联系了起来。他指出：“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1]760这表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实际上已经开始将多党合作上升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

作为新型政党制度的参与者，农工党的前身与国民党有一定组织渊源关系。最初因不满国民党右派背叛大革命，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等为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筹组建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党前身，简称临委会）。但从思想渊源上考察，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明确提出的“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2]，与中共的主张非常相近。另外，邓演达关于“农民革命、土地革命”的思想[3]，早在国共合作北伐战争时期就与毛泽东在土地、农民的问题上的想法很接近，可谓志同道合。这就为农工党与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行通力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邓演达殉难后，章伯钧、黄琪翔等农工党人继承邓演达遗志，策动19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建立与蒋介石政权对峙的人民革命政府。后在遭一系列政治军事斗争失败后，临委会早期负责人章伯钧、黄琪翔等逐渐认识到，“共产党是斗争的主力，要革命就必须与红军取得联系，必须同共产党合作”[4]。1935年8月1日，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为挽救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临委会领导人备受鼓舞，认为反日反蒋，事有可为。随后发表了《组织反日阵线提议的宣言》，率先响应中共《八一宣言》，表达了同共产党合作的诚意。1935年11月10日，“二干会议”作出决议：“同共产党合作，以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思想武器”。会议同时决定将党名改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简称解委会），以示同国民党决裂，同共产党合作。会议通过的《临时行动纲领》提出要同“红军与全国反帝的军队和人民取一致的行动，共同对日作战”；《告同志书》则宣告以“反蒋联共抗日为党的总方针”，决心同共产党合作，以推动抗日为党的中心工作[4]。“二干会议”确立的联共抗日的方针，对于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各党派的合作起了积极推动的作用，标志着农工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开始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新征程。在整个抗战期间，农工党始终坚持民主、团结、抗战、联共的立场，同独裁、分裂、妥协的势力作了坚决的斗争，促进形成并坚决维护了多党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斗争的中心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1947年2月，解委会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基于邓演达的政治主张与革命的基本精神，党名正式定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会议再次明确提出以社会主义为农工党的奋斗目标和加强与中共的全面合作。四干会议是农工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对于加强和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起了积极作用。根据“四干会议”精神，农工党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去。1948年9月，在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之际，为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决战，夺取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农工民主党中央在香港举行扩大会议并通过《政治决议》，号召全党在国统区放手发动人民参加革命的武装组织。为了加速解放战争的胜利，农工党在中共指导下加强了军事活动，在东南和西南一些地区运用自身的特点和社会关系，积极开展反蒋军事斗争。

上述历史表明，在民主革命时期，作为中间性党派之一，农工党根据党的纲领，在国民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和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道路之间作出了正确抉择。这不仅对中国政党制度格局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在关键时刻最终选择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而为新型政党制度的正式确立奠定了基础。

二、新型政党制度的正式确立与农工党的新起点

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热烈响应，这两者之间积极互动的硕果便是成立人民政协并正式确立新型政党制度。在这一过程中，农工党在与中共的合作中逐步确立起新的发展起点。

从新型政党制度形成和发展的角度考察，中国共产党始终起着主导作用。早在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题为《论联合政府》报告，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有了比较成熟的思考。他在报告中完整地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胜利后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看法，认为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制度，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5]。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6]。1948年4月30日，正值“五一”节来临和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之际，中共中央提出了建立新中国的政治主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7]，即著名的“五一”口号。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以博大的政治胸怀，主动向各民主党派发出了合作邀请。

1948年5月5日，彭泽民代表农工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联合发出通电，一致响应中共中央召开新政协的号召。在中共的精心安排下，彭泽民等农工党领导人又相继踏上奔赴东北解放区的秘密旅程。之后，彭泽民、丘哲、季方等5人代表农工党，章伯钧代表民盟出席了1949年6月15日至19日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直接参与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人民政府的组建工作。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召开。彭泽民、郭冠杰等10人和候补代表2人作为农工党代表，季方作为解放区代表，章伯钧、丘哲作为民盟代表，黄琪翔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会议[8]。9月24日，彭泽民代表农工党在大会发言。他指出，共同纲领、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这三个历史性、创造性的文件，是中国人民共同遵守的建国方针，是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根据马列主义指导理论和中国历史、社会实际情况，以及数十年来的奋斗经验相结合创造出来的。我们愿协同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社会阶层，各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一德一心，接受这三大文件，并促成其彻底实现[9]。在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下，农工党参加了新政协和人民政府的工作，积极从事人民政权和国家建设，部分党员担任重要职务。至此，农工党开始进入参加国家政权建设和参政议政的新阶段。

当然，在新型政党制度确立的前期，农工党高层内部对自身的定位尚有模糊认识，一些人甚至借1949年11月14日至26日召开农工党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的机会，酝酿农工党解散事宜。他们认为农工党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到了该“光荣结束”的时候了。在这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及时出面，劝止农工党“光荣结束”。如周恩来在1949年11月22日上午邀请章伯钧、彭泽民、季方、郭则沉举行座谈，就农工党的前途、任务和作用初步交换了意见。下午，周恩来又邀请会议全体代表到北京饭店，就农工党的存废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周恩来指出：“农工民主党不同于中共以外别的党派者，它是唯一具有革命传统的党，但是一直没有很好地发扬过自己的事业……1927年以后，断断续续存在了22年才有今天这样一个会议的举行，当然不能不考虑到的历史性发展，借以确定今后的前途。”[10]他认为，农工党作为一个有悠久革命传统的政党，与共产党风雨同舟数十年，现在革命虽然胜利了，但还有存在的必要。“我以为农工民主党还有它的历史任务，不能让它无疾而终。一个革命政党不必害怕自己的消灭，但是农工民主党还没有到这个时候。”[11]195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关于农工党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与二中全会的通报中明确指出：“（一）各民主党派在政治上皆不发生存废问题……（二）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将长期合作’下去，这不仅是策略手段，也是‘目的’。”[12]作为农工党新起点的标志，五干会议通过了《宣言》和有关政治、组织和工作的决议。其中《政治决议》的重点内容就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教育全党同志”“我们即以《共同纲领》为本党的行动纲领”[13]。

在新型政党制度确立的初期，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面临着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的共同任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农工党积极行动起来，加入到恢复国民经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社会运动中，在《共同纲领》基础上，为新中国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的任务，发挥了积极作用。需要指出的是，1956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有人提出“民主党派是否还有继续存在的必要”这样一个问题。对此，毛泽东作了明确回应：“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14]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在1956年4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首次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随后又提出了“两个万岁”，即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万岁。他意味深长地指出：“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很有利。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办法，使同志们中很少不同意见，弄得大家无所顾忌，这样做很不好。”[15]

中国共产党提出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极大地鼓舞了农工党广大党员的政治热情和社会主义积极性，也给农工党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贯彻这一方针，农工党于1957年在北京先后召开了全国工作会议和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务工作的决议》和《政治决议》。《政治决议》指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提出，加重了我们的政治责任，为了正确贯彻这一方针，必须忠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创造性地发挥农工党的作用。本着对社会主义事业负责的精神，应该积极地向共产党提出建议和批评，同时也要主动地虚心接受共产党以及各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监督[13]。通过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农工党进一步增强了从政治上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自觉性，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更为融洽，党际合作与协商出现了新气象。

需要提及的是，在“文化大革命”逆境中，农工党被迫停止了活动，广大党员也饱受折磨。尽管如此，农工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始终坚信共产党，怀念共产党，从未动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在中共关怀下，农工党终究没有被搞垮。历史表明，即使在逆境中，农工党仍然同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一道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三、新型政党制度的完善发展与农工党的新作为

随着我国步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如何适应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新要求，就成为新型政党制度完善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和新课题。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和优点。在他推动下，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而且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理论与政策。

与此同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农工党坚决拥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为推进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开展了很有成效的工作。

在中共各级组织的帮助下，农工党开始着手恢复、建立地方组织和恢复活动的工作。农工党中央和各省省级组织临时领导机构的成员，也自上而下层层做思想政治工作，深入了解党员情况，积极协助党政部门在党员中进一步复查平反冤假错案，改正错划的右派。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政协五届二次会议精神的指导下，农工党于1979年10月11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农工党七大召开21年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农工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会上周谷城作了题为《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道路上前进》的工作报告，报告提出今后一个时期农工党的中心任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把工作重点坚决地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实现祖国统一，为加速四化建设，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奋斗”。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明确规定，农工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推进改革开放，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加快经济建设献计出力[16]。八大的胜利召开，成为农工党历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其中，“三老上书”堪称多党合作史上的一段佳话。之后，1983年11月、1988年11月分别召开的农工党九大、十大，继续并深化了八大确定的工作重心，进一步强化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觉性，动员广大党员踊跃投身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洪流中。这就为农工党在新时期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推进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社会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都联系着一部分群众，代表着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这些诉求也需要通过这些党派的有序政治参与而得以表达。这就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长期合作提供了新的现实依据。正是根据新时期我国政党关系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在全球冷战结束、多党制浪潮到来之时，1989年12月底，《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中发[1989]14号）正式发布。这是中共执政后第一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阐述多党合作制度。该文件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并规定这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993年，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宪法。由此确立了我国政党制度的基本框架：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2005年和2006年中共中央又先后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中发[2005]5号）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中发[2006]5号）。上述一系列举措开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新格局。

中国共产党就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人事安排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进行协商，是新型政党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民主党派参与国家重大决策，实现我国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的一个重要环节。自农工党十一大至十五大召开前，中央和地方组织主要领导人参加各级中共党委和政府举行的民主协商会、座谈会近数千次，分别就国家和地方领导人选、政府工作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法制等一系列大政方针，积极发表意见和建议，努力为科学决策作贡献。农工党中央领导人还多次应邀参加重要外事和国事活动，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我国政府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政权交接仪式，在国际和国内产生良好的影响。

四、新型政党制度的成熟定型与农工党的新使命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以巩固中国共产党长期全面执政的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高度重视多党合作和参政党建设。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的重要论述，深化和拓展了参政党的定位，不仅契合多党合作的历史初心，而且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进一步丰富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内涵。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明确提出，各民主党派是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17];2015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指出：“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1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概念的明确提出，不仅使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领导党更充分地获得了政党理论层面和逻辑层面上的说明和支持，同时也使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有了更为明确的政治地位。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框架内，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民主党派选择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不仅具有了十分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也找到了发挥作用、履行使命的最佳途径和方式[19]。

新型政党制度赋予新时代多党合作的重要使命就是凝聚人心、凝聚共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作为新时代的参政党，农工党不断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按照“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新气象、新提高、新作为、新面貌”要求，积极践行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彰显新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支持民主党派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要求更好履行职能。”[20]农工党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不断加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的历史使命。在新时代，农工党相继召开了十五大、十六大，不仅完成了进入新时代的新老交替，而且开启了崭新的篇章。到2019年底的统计，共有省级组织30个，党员总数达177943人[21]。农工党担负起新型政党制度的参与者、实践者、推动者的政治责任，发挥自身界别优势，把促进“健康中国”“美丽中国”建设作为工作主线，认真履行参政议政职能，许多建议被吸收到国家法律法规、方针政策、重要规划和职能部门工作中，在党和国家重大决策中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农工党十六大以后，全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开展“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活动，大力加强自身建设，充分认识参政党的时代使命，积极履行参政党职能，广泛引导党员及其所联系群众焕发新状态，创造新业绩，在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这次抗击新冠疫情的重大战“疫”中，作为以医药卫生、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为主界别的参政党，农工党中央和广大农工党党员在齐心抗疫中践行多党合作的初心，用疫情防控的履职实践，生动诠释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进一步展现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巨大效能。

五、简短的结论与启示

历史与现实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在民主革命时期，农工党由提出同中国共产党联合，到实现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到进一步靠拢中国共产党，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和新时代，农工党在履行参政党职能的实践中，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提高践行新型政党制度的自觉性，逐步成长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参政党。正如中共中央在致中国农工民主党成立90周年纪念大会的贺词中指出“农工党成立90年来，历经波澜壮阔的光辉岁月，形成了爱国、革命、奉献的优良传统。一代又一代农工党人同中国共产党并肩奋斗、携手前行，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进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进入新时代，农工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建言献策，服务社会助力民生，特别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充分发挥医药卫生领域人才优势，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疫情防控专报，广大农工党医务人员投身抗疫一线，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大爱精神和家国情怀。”[22]90年的历史跃迁无疑给我们以深刻启示：

启示之一，只有秉承农工党优良传统，不忘多党合作初心，才能进一步彰显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农工党历经艰难曲折，从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到逐步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从走上新民主主义道路到进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成为新型政党制度和爱国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从一个成员构成比较复杂的民主党派，发展为以医药卫生、人口资源、环境保护领域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界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指出：“农工党在90年发展历程中，锤炼凝聚了‘爱国’‘革命’‘担当’‘奉献’的优良传统；积累了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必须坚持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必须坚持知行合一、行动至上，必须坚持强化自身建设、永葆进步性的发展经验，这是农工党薪火相传的宝贵精神财富。”[23]90年的历史跃迁，正是一代又一代农工党人秉承爱国革命的优良传统，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团结奋斗，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走过了不断追求进步的光辉历程。不忘多党合作初心，方得共襄伟业始终。在新时代，农工党将彰显新型政党制度作为新时代的神圣使命。

启示之二，只有维护和巩固新型政党制度，丰富多党合作实践，才能使农工党与时俱进地履行好参政党的职能。在新时代，多党合作的空间十分广阔。农工党要做中共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以实际行动践行参政党的责任与担当，在维护、践行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中，积极探索、创新，履行好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职能，为新型政党制度更加成熟定型添砖加瓦。在当前就要充分发挥界别特色优势，积极建言献策，为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完成“十三五”规划贡献农工党力量。

启示之三，只有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凝聚多党合作的共识，才能使农工党在践行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中可持续发展。在新时代，农工党要围绕建设符合时代要求的高素质参政党的目标任务，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组织、制度和党员队伍建设。如果说，新型政党制度确立时期曾教育和引导了一大批农工党党员走上了正确的道路，那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它将激励广大农工党党员站在时代前列，更加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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