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世界出现了一系列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克服的困难和挑战。2003年的“非典”、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各种自然灾害、2019年底爆发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等等，都严重影响和冲击了国际社会稳定和各国发展进程，也造成了两种对比鲜明的治理结果。一是作为处于国际核心地位的美国，国家治理能力日渐不足。同时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愈发不确定和不稳定。二是社会主义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治理下，高效化解各种风险、挑战和危机，在极大地促进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同时，为世界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中国治理智慧和治理方案。而这种历史性变化和成就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得益于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鲜明体现。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1]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时代，如何“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2]，把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持续运用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并不断丰富和完善这一独特政党制度，实现制度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已成为新时代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课题。

一、国家治理的政党制度基础

（一）政党治国理政

当今世界政党政治时代，政党治国理政事实上已是主流，是一种普遍性的国家治理现象。国家治理的主体实际上是以政党组织为主轴而展开，形成的是政党驱动国家治理的基本格局，尤其是执政党的主导（或领导）驱动。这就意味着当今时代国家治理的根本基础在于政党制度的选择及其效能的发挥，从而也为我们从政党治国理政的角度来考察我国的政党制度及其效能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政党制度作为人类社会制度性的上层建筑，维护着政党和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根植于政党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是人类现代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的历史产物。从历时性看，政党制度发端于近代欧洲，与英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君主立宪制的确立有着直接联系，以此形成的民主政治制度作为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新形态，影响了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模式。20世纪前后，西方列强全球扩张展现出强烈的政治制度优势，迫使半殖民地半封建近代中国开始反思自身制度的弊端，如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等，清政府妄想通过简单模仿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以延续专制统治；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也曾试图仿效英美建立两党竞争制和议会制。但这种外来和仿制的政治制度由于难以适应中国实际，很快便出现“水土不服”的迹象。事实上，政党竞争默认了国家内部各个集团及其利益冲突的必然性。因此，民国成立之初的国民党必然面临党内外政治格局复杂、反动势力利益缠绕、相互勾结，以及政党领导和国家治理受制于利益纠纷的僵局。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这种混乱局面直接导致政党利益与革命力量的裂解，因为一旦群众利益在政治博弈中被边缘化，资产阶级革命则必然失去作为主要革命力量的广大人民群众。其结果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破产，国民党内部冲突不断，资产阶级政党非但没有清除封建残余和境外列强势力，反而依靠这些势力加剧对人民群众的剥削和压迫，社会矛盾此起彼伏。中国共产党历经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惨痛教训后，深刻认识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3]对于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开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解放、政党制度以及国家建设和治理模式的长期探索。毛泽东于抗战胜利前夕发表《论联合政府》，推动国共双方共商共建战后民主政治，蒋介石集团的背信弃义最终导致国共双方的决裂和内战爆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各民主党派等各种政治力量，在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的号召与组织下，积极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以1949年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治前提，最终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我国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各民主党派一致认同并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这一制度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国家治理主导责任，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共事的国家治理职能及目标，具有政党治国理政的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特征，也内在地规定了中国政党制度的人民大众根本立场。中国政党制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符合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制度原则、政党性质和组织目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理论、制度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经验相结合的科学政党制度。

（二）西方政党制度

西方政党制度发展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西方政党制度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集中表达，资本主义国家固有的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及其资本分工、阶级组织和社会结构，必然促使资本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占有事实上的统治权力。所以，在资产阶级私有制及其生产方式上成长起来的西方政党制度具有浓厚的资本色彩，作为制度文化反映着资本及其利益代表者的根本诉求。因此在制度内部潜在着难以调和的阶级矛盾和利益冲突。从组织原则来看，资产阶级政党在形成之初就具有特定的阶级利益，“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4]。其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和公平竞争的政治理念，是早期资产阶级为了资本积累、循环和垄断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主流意识形态在政党制度上的具体体现。因此，资本的利益原则、自由原则和竞争原则等共同决定了西方政党的组织原则，为资产阶级政党续存和运行提供了经济动力。反之，这些组织原则建立起来的政党和组织，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必然维护资本积累和再生产，并通过国家权力使私有财产、资本利润和自由竞争合法化，从而实现资本利润和国家形式、政党组织的相互演进。从组织形式来看，西方政党的组织原则是资本具体的、历史的表现形式，是资本利益和资本权力的外化。所以政党内部和政党之间存在着利益对立和权力分化，形成了特殊的、以少数人资本利益为优先的党派关系。在政党结构上，西方政党制度的资本利益原则，必然带来与之相应的分权制衡结构原则。籍此，民主代议制、内阁制、多党竞争制等构成了西方政党制度主要结构形式。西方政党制度这种以资本利益为本质的、与生俱来的内在缺陷，决定了党内和党派以及社会群体之间难以实现真正的利益平衡，从而必然在国家治理中缺乏政治和利益认同的基础，最终影响国家治理制度效力与权威，阻碍国家治理效能的体现，进而陷入能力不足、权威不够、体制不全、效能低下等国家治理的僵局和困境。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2018年3月，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强调，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并立足于理论维度、历史维度、价值维度和实践维度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深刻涵义作出了创新阐释。指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三新”和“三个有效避免”，即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5]。三个“新”和三个“避免”完整阐明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内部的几对辩证关系：一是党的领导与民主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不要民主了，而是要形成更广泛、更有效的民主，并具体有效地体现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当中。二是政党利益与群众利益之间的同一关系。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政党制度的性质和宗旨，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此外再无特殊的阶级和政党利益。三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领导与合作的关系。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形成了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政党关系。四是现代政党制度文明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创生关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华民族和合文化基因的政治表现，“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5]。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深刻地回应了执政党执政目的、国家政权行使方式、政党制度运行治理等政党政治价值、民主、效能等三大命题”[6]。为世界政党政治提供了新的制度范式。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家治理的效能意蕴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家治理的内在逻辑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中国本土化制度成果，形成了符合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规律，规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逻辑，与西方政党制度的国家治理逻辑形成了实质性差别。这种差异，首先表现在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分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制度体系，是在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同时其中的政党制度又推进了国家治理的程序化、制度化和体系化，奠定了我国国家治理的政党制度基础。相比之下，西方国家治理则遵循资本主义制度逻辑，国家治理的核心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政治体制与国家治理往往受财产私有制的主导和干扰，并常常出现制度失灵和国家治理失效的现象。其次，表现在价值逻辑分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路径，坚持的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并体现在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全方位、多层次的立体式发展系统中，内在规定了国家治理的核心和目标是以人为本。与此相反，西方政党制度和国家治理是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产物，资本的贪婪和剥削本质要求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及其政党，在国家治理中必然延续单向度的资本积累和无限循环的资本再生产，因而西方国家治理的核心要义是资本利润。第三，表现在法治逻辑分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特征，为国家治理提供了有力的政治和法治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同时，“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不是要否定和放弃党的领导，而是强调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7]。作为我国国家治理重要制度基础的新型政党制度，其同样是基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内在法治逻辑遵循而运行的。西方政党制度形式上基于个人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传统，人人具有所谓神圣的投票权，在宪法法治系统下行使个人权利，但其内在逻辑本质上是基于资本权力下的权利表达，法治只不过是资本权力的外衣，而各个政党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和资本权力才是根本目的，所谓法治保障下的政党轮流执政制度只不过是资本权力的置换。如四年一度的美国大选，从程序上看，最后以所谓选票多寡决定竞选结果；但事实上，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候选人当选，最后国家权力总是服务于为候选人提供经济支持的财团及其政党本身。这种资本和权力的互动逻辑在疫情防控中暴露无遗，为了资本利润最大化，特朗普集团以“资本至上、竞选第一”的理念进行疫情防控，导致民众连最基本的生命健康权都无法保障，至今累计逾800万人确诊新冠肺炎，20多万人失去生命。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家治理的主要效能

外在效能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家治理意蕴的必然表现，而这主要表现在国家治理的高效实践性和绩效性。在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下，各方能够充分了解彼此立场，也不会固执己见，能够化解矛盾冲突，把多元利益提升为公共利益，从而展现决策的高效性、一致性和科学性，实现执政党与参政党的良性互动，建构了政党政治和国家治理的新形态和高效能，并在制度运行上显示出高效的实践性和绩效性。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优劣好坏，还要看这种制度的施行效能如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凝聚共识、利益整合、汇聚力量、维护稳定、民主监督、决策高效等制度功能。经过70余年的发展创新和实践运行，已经发挥出独特的制度优势，显示出高效的制度效能。从根本上区别于、也优胜于西方异化民主制度所带来的极化政治和低效政治。邓小平1987年在会见喀麦隆总统比亚时曾说：“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8]应该说，邓小平当年指出的这三条，我们的政党制度交出了优异的答卷。这种优异的制度效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稳定的高效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是新型政党制度的显著特点。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体现广泛民主；既保持一致性，又体现多样性；既规范有序，又充满活力。这种政党结构有效地避免了权力制衡的民主滥用、多党恶斗的政治异化、金钱污染政治、政治回报金钱、政党治理困境及能力衰弱等西式民主政治通病，有效地保持了高度而长久的政治稳定。二是社会有序的高效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国家和社会治理层面，契合了多元治理主体合作、各利益相关者协同共治的理念，构建了一个广泛多层、开放包容、多方联动、规范有序的合作协商体系，同时把各种新兴社会力量有效纳入政治体系框架之中，把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优势，确保了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三是国家富强的高效能。政治的安定稳固、社会的和谐有序，必然表现于经济持续高质发展，国家逐步发达富强，人民倍感幸福美满。经过40多年持续稳定深入的改革开放，我国诸多方面实力进入世界前列，整体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中华民族已经进入强起来的历史征程。这一切都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体系的巨大优越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比正确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的伟大创造性。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家治理的价值意蕴

（一）团结和爱国统一的价值底色

团结和爱国构成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家治理的价值底色。这又包括民族团结和爱国统一的两个维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9]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所形成的爱国主义传统，其价值底色和取向始终没有变，那就是坚定不移地捍卫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而诞生于新中国成立之际的新型政党制度就内在地传承了这一价值底色和取向，并在国家治理的具体实践中展现了这种内在意蕴。首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展现的是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尤其是政治领导，以维护国家治理中的政治权威；其次，展现的是以爱国统一为价值取向，坚持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并在民主与团结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处理好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协调国家治理和发展过程中各方面的利益和关系，推进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第三，更展现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现最广泛人民民主的内在逻辑及其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行人民民主，就是要支持和保证最广泛的阶层群体当家作主，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协商制定。这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核心要义和鲜明特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实行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要求我们在治国理政时在人民内部各方面进行广泛商量”[10]292。相反，在国家治理的价值立场和目标上，西方政党制度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资本主义国家理解为“虚假的共同体”，多党制或两党制下的国家治理，其价值立场和目的是资本利润。资产阶级将这种特殊的目的美化成普遍利益，并以意识形态灌输的方式强化人们对这种普遍利益的认同，而其政党制度成了资产阶级谋取资本利益的平台和手段。但建立在资本利益之上的“虚假共同体”，其内部组织涣散，政党对抗冲突不断，本质上是资本之间的恶意竞争，在国家治理中往往表现为财团治国，尤其当前更陷入极化政党政治的无解僵局之中，也导致西方民主政治有名无实。

（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旨归

新型政党制度下的国家治理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实践和价值旨归。人民的需要构成了制度转化为实践的内在张力，而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是实现或者消解这种张力的系统化、科学化规范体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受到广泛的拥护和认同，关键在于新型政党制度关照下的国家治理实践，实际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价值实践，而这种价值实践是通过群众路线来实现和维护的。共产党人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10]295首先，在价值前提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及其对国家政党关系的处理，从两个方面提供了新的理论反思和价值启示。一方面，使人们对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的所谓普世性及其治理效能提出了反思，尤其是当前世界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中国多党合作的国家治理经验，其价值意义显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也为我们反思传统的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政党模式提供了启示。其次，在价值追求上，古往今来，“为谁服务、对谁负责”始终是检验一个政党和社会制度的试金石。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的价值追求是一致的，它们有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同价值立场，以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共同价值旨归。反观西方政党及国家治理的价值实践往往诉诸精英路线、官僚路线和利益路线，这是由其政党制度内置的缺陷决定而无法避免和修复的。与中国政党制度在群众路线中实现人民根本利益和人民价值不同，西方的精英和官僚治国最终导向一种资本利益和剩余价值的疯狂分赃。因此，在西方政党制度中人民群众的利益是被遮蔽的。西方政党制度的价值目标是以政党利益、财团利益甚至个人利益为中心，人民群众仅仅是资本利益无限扩张的附属品，个人价值则成了推动资本发展的“助推器”，在整个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人的主体性不断异化和逐步丧失，这与西式政党制度存在的本质缺陷有关。

四、重大疫情下中西治理分殊与新型政党制度文明

（一）新冠肺炎疫情下中西治理的鲜明分殊

2019年底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作为新型全球性传染病，具有病毒来源的不确定性、极强的感染性和极高的致命性，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心理恐慌和社会秩序失衡。作为人类史上全球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此次疫情是各种政党制度、政治体制和国家治理能力面临的“闭卷考试”，疫情治理构成了政党治国理政的新内容，成为了国家政党制度优越与否的试金石。在疫情治理中，中国实现了“抗疫与复工复产的平衡、克服危即是机的平衡、完善国内卫生治理体系与贡献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平衡”[11]。中国在疫情治理过程中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第一的理念，体现出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和制度优势。如高效的统一指挥能力，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统一策略、统一要求，这是根本保证。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政府采取坚决有力的防控措施，展现了出色的领导能力、应对能力、组织动员能力、贯彻执行能力和物资供应能力，为国际社会树立了典范，并充分肯定中国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高度赞誉中国在疫情防控中展现出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以及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而这就是包括新型政党制度在内的中国国家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巨大优越性所在。

与此形成鲜明分殊的是西方国家在疫情防控中出现的囧态和低效。西方国家的疫情治理，表现出对疫情的认知不足、重视不够、过程散漫和效能低下的显著特征，在疫情初期，严重忽视病毒潜在的危害严重性，无视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在治理过程中，推卸责任、污名化中国，将疫情视为资本利益获取的救命稻草，公然破坏国际准则和国际伦理，最终导致治理失灵、效能低下、疫情结束遥遥无期，以及众多民众失去生命的严重后果。而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缺陷。比如政党制度的资本利益属性。与西方制度一个显著差异在于，中国的政党政治可以超越资本的束缚，进行独立而高效决策。西方的政党政治则不得不臣服于资本。因为政党及其竞选候选人，需要讨好资本以获得政治献金和支持。美国疫情爆发后，媒体最关心的、讨论最多的，也是总统最为揪心的是，疫情对经济的损害，而不是人的生命。比如，法国的报纸甚至借医学科学院成员、传染科专家而里凯尔教授的观点提出：“阻碍经济，要比病毒有害得多。”欧美都出现政治人物为了经济增长而刻意淡化疫情影响，从而浪费了中国争取的一个多月的宝贵时间[12]。而这背后必然是政党利益优先、竞选第一，从而政党利益、政治人物利益高于民众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现象必然出现。另外，我们看到整个疫情期间，直到今天整个西方国家没有一位官员因疫情防控不力而被问责，这也是中西制度的根本差异所在。凡此种种，西方政党政治的制度性弊端一览无遗。

（二）国家治理中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文明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这既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家治理优势的体现。后疫情时代，世界发展呈现慢全球化特征，如何进一步完善政党政治的健康发展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难题。西方国家在这场疫情治理中表现出明显的治理体系封闭和僵化、治理能力不足、治理效率不高等系统性制度弊端，导致错过疫情防控的最佳时机，造成了重大损失，引发了民众不同程度对国家治理的不满和抱怨。从疫情治理的经验和成效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得到群众普遍认同，这不能不说也是新型政党制度共识政治、合作政治、民主政治[13]的制度优势和文明体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这是从政治保证上对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更好地发挥国家治理效能的进一步要求。

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形成。美国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Campbell）和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战略计划主任杜如松（RushDoshi）声称“新冠病毒可能重塑全球秩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疫情防控中表现得不尽如人意，在这场至关重要的能力检验上，西方政党及其政治制度昔日的优越感荡然无存，所标榜的先进性、文明性及普世性也黯然失色。在全球性重大疫情面前，国际社会本该通过全球公共治理探索一条共同战疫防疫的治理方案，但一些享有世界强国和发达地位的国家，却选择了逃避相应国际义务与责任。在人类共同灾难面前，西方国家第一时间关注的仍然是政党与资本利益问题。总之，曾经被誉为人类政治文明演进终点的自由民主体制，在这场疫情中逐渐走下神坛，西方政党体制治理失灵问题日益严峻，合法性基础动摇，人类历史必然要回归政治文明多元并举的常态。“制度稳则国家稳，制度强则国家强，好的制度是现代国家定国安邦的基石，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和关键。”[14]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蕴含着丰富的国家治理意蕴，是具有中国原创和中国特色，与西方政党制度有着本质区别的新型政党制度，创新了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新范式。一方面，新型政党制度内在的科学性、体系性，完善了国家治理体系，提高了国家治理能力，实现了中国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另一方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开放性，要求中国共产党为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制度参照，引领人类政治文明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求是,2020(1).

[2]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9:4.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73.

[4]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3.

[5]习近平.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18-03-05(1).

[6]高立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政党政治三大命题的回应[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9(3).

[7]习近平.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J].求是,2020(14).

[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13.

[9]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10-22(2).

[1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1]王义桅.新冠疫情防控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6).

[12]宋鲁郑.西方抗疫为什么学不了中国?有四大原因[EB/OL].(2020-03-15).

[13]邓晶艳,代金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比较优势[J].探索,2018(6).

[14]邝艳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及国际比较[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6).

高立伟.比较视野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家治理意蕴[J].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06):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