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末19世纪初,席勒以其秉持的人本主义理念积极介入社会,生成其独特的“诗性政治”——以艺术化、想象性的方式对现实政治问题进行干涉、评判和解决。对现实问题进行诗性的解决进而缓解焦虑是人类行为的重要表现与特征。席勒的审美教育理论是席勒诗性政治中最具实践性的部分,席勒是“政治美学”名副其实的开启者。审美教育能够充分而全面地渗入个人、社会、国家,并对以上诸元都产生影响且取得一定的效果。

一、审美教育是培育自由的人

作为一个时代的巨人,席勒所思考和试图解决的问题都是庞大的、根本性的。在席勒目力所及之处,艺术的、审美的问题固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远不足以覆盖他的一切思考。

“自席勒的时候起,现代的头脑即已意识到,关于世界中有神的存在的观念已经丧失”[1]19,席勒所处的时代,恰恰是一般所说的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大变动时期,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秩序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颠覆与改造。具体来说,前现代社会在政治结构上是以皇权、神权为核心的,其意识形态的重要部分是对皇权、神权,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差序社会的神秘化与神圣化。而现代社会的政治结构上则是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因此在转型过程中,对皇权、神权的颠覆和消解,对个人权利的肯定和伸张就成为各类思想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经济方面,前现代社会的经济往往是脆弱和小规模的农奴经济、小农经济、家庭手工业,这些都不足以催生出更加强大的利益集团从而对神权、皇权、贵族权力提出挑战,由于规模狭小也不足以形成广泛而复杂的交往行为从而构成文化上的冲击。而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当资本主义成为一种普遍的事实,就必然因政治力量的重新洗牌和文化上的巨大冲击而构成“交往—选择”问题。

在文化方面,前现代社会的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其整一性与封闭性,只要不是以多元的政治力量为后盾,就难以形成百家争鸣式的文化竞争、文化博弈关系,传播上的诸多限制与低效率必然导致文化的不发达,同时文化所遭受的政治压迫也相对巨大。而在现代社会,文化上的多元主义已经成为普遍承认的原则,更关键的是,对文化、信仰的个人选择的至上性也获得了广泛的承认,这就使得文化发展的可能性得到进一步的扩展,促成了文化的发达。

席勒终生对自由孜孜以求,把自由作为自己文学创作与美学思考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所谓自由问题,本身就是历史巨变中的政治问题。对席勒而言,无论是其话语实践还是其社会实践,都必须放置于“前现代—现代”的历史转型中才能考察出其意义与价值。他对暴君统治的尖锐批判,对个人、公民权利的极度褒扬,既是时代对他提出的要求,也是他对时代提出的渴望。而席勒对过渡时代的个人命运的深入思考、对巨大外力驱纵之下的渺小个体的描绘、对与彼时现实相对立的理想世界的想象、对达成这一乌托邦的路径的探索等,其个人话语无不与时代话语时刻共鸣。

在席勒的代表作《审美教育书简》中“席勒第一次把迄今获得的关于艺术的本质和作用的认识与当时历史现实联系起来”[2],并将他欲解决的问题的最终扭结确定在“人”的身上。在席勒眼中,他所处的时代并不是一个美好的时代,“时代的精神就是徘徊于乖戾与粗野、不自然与纯自然、迷信与道德的无信仰之间;暂时还能抑制这种精神的,仅仅是坏事之间的平衡”[3]42。因此,必须通过培育更加完善的人来建构完善的社会和国家。以上构成了席勒书写《审美教育书简》的基本动力。

审美教育论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被提出,是席勒的贡献。他的美育思想,“是根据自柏拉图以来西方传统哲学对人的心理结构作知、意、情三分的理解,特别是康德的‘三大批判’所阐述的思想,而提出的针对‘情’这一心理内容所开展的教育”[4]。在席勒之前,无论是柏拉图还是康德,都表现出明显的忽视人的感性存在的特征。尤其是康德,认为自然和自由之间存在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理性的理论领域与理性的实践领域分属于人的知和意。康德并未将审美视为人性的完美状态,他的最终目的在于道德,称之为道德至上也不为过。

康德对于感性和理性的调和的非彻底性,在席勒那里得到了继承与发展,从而真正实现了二者在美的领域内的和解。正如黑格尔所说,“席勒的大功劳就在于克服了康德所了解的思想的主观性与抽象性,敢于设法超越哲学局限,在思想上把统一与和解作为真实来了解,并且在艺术里实现这种统一与和解”[5]。于是席勒把自由从康德式的、高不可及的形而上学拉向了大地,认为审美的人才是自由的人。

二、审美教育是通往完美世界的必由之路

对席勒及那个时期的德国知识分子而言,法国思想者提出的诸多理念曾经代表着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法国大革命也曾经给几代德国知识分子带来巨大的心灵冲击。“自由、平等、博爱”是引领一个时代的话语,“法国大革命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它被看作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在这个时代里,为理性原则所指引的人将决定自己的命运”[1]6。但在法国大革命的实践中,却发生了超乎人类想象力的恐怖与残忍,雨果在《九三年》中对此曾有过精彩的描绘。这种剧烈的反差与悖论导致了德国的哲人们陷入更加深刻的思考,正如恩格斯所言,“政治自由和市民自由永远都是神圣之神圣,是人类奋斗最崇高的目标,是所有文化活动的核心要旨,但是这么一个雄伟的建筑只能以高贵的人格为坚实的基础,在给市民创造宪法之前,首先必须为宪法培育市民”[6]。而席勒所缔造的审美路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吸取和修正法国经验的产物,他对“完整”“均衡”“统一”等概念的执着和迷恋实际上意味着他力图消灭在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种种错误、谬乱和荒悖,从而达到某种至境。

席勒的“审美教育”理念,其基本逻辑,简单地说,就是相信通过一定的教化与训练,能够使人达到某种理想境界,而这种“理想的人”自然能够组合为理想的社会。席勒为训练这种“理想的人”而选择的路径是“审美”。他认为,“这个题目同时代需要的密切程度并不亚于同时代趣味的密切程度;人们在经验中要解决的政治问题必须假道美学问题,因为正是通过美,人才可以走向自由”[3]21。在他看来,审美是唯一能够既超越现实功利,同时又能抑制自然欲望的选择。片面发达的理性能力和片面发达的感性能力都将导致人类自由的丧失,使人类遭到客观法则和主观欲望的奴役(也即异化)。只有通过审美和审美教育,才能遏制理性与感性的片面性和危险性,同时调和理性能力与感性能力,使之统一在审美之上。由于审美的非功利性和非欲望性,所谓理想的世界,就是一个审美的世界。因此,通过审美之路达到的,既是个体的全面完善,也是社会的全面完善。“只有在有能力和有资格把强制国家变换成自由国家的民族那里,才能找到性格的完整性”[3]36。这样,审美教育就成为通往完美世界的不二法门。

席勒认为,无论社会的上层还是下层,无一例外都需要教化来使其达到理想状态。他指出,“希腊人”和“希腊”是这一理想状态的目的和终极——“他们既有丰富的形式,又长于形象创造,既温柔,又刚毅,他们把想象的青春和理性的成年结合在一个完美的人性里”[3]44。尤其在他的诗歌《希腊的群神》中,这种完整性更是得到了诗意的描绘:“那时,万物都注满充沛的生气/从来没有感觉的,也有了感觉/人们把自然拥抱在爱的怀中/给自然赋予一种高贵的意义/万物在方家们的慧眼之中/都显示出神的痕迹。”[7]而“希腊国家的这种水螅性如今已被一架精巧的钟表所代替,在那里无限众多但都没有生命的部分拼凑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一个机械生活的整体”[3]48。由此,席勒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建立起对“近代”的基本描述,在这一描述之中,“近代—古代”,“近代人—希腊人”之间的矛盾与张力构成了他理论叙述和解决方案的基础。

席勒不惜把最高的评价加诸希腊人身上,希腊人被想象为人的初始、完美阶段,他们先天所拥有的种种才能、品质没有被剥夺或片面地使用,其一切品质都是混合、均一进而完整的。从中可以看出席勒对“人”的赞誉和自信。“希腊人”既然能够成为审美教育的主体和目标,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人”的一种历史资源和未来可能性,也就是说人无论在遥远的过去还是未来,都能够达到这种完整、和谐、统一的境地。这也意味着前文中对“近代人”的评价貌贬实褒,也即近代人的不良现状源自外在条件的变换,通过改变或者抵消外在条件,近代人就可以恢复到曾经的完善状态。

席勒相信文明的发达导致了近代人得不到全面的发展,只能任由自己某一方面的能力获得最大幅度的甚至是超过界限的运用,使人本身不得不服从于这种片面应用所带来的“好处”。“在德国,工匠把劳动看成一种价值,劳动和工作变成了德意志城市中的一种公共道德、公共精神。这样一种工匠的工作观和马丁·路德宗教性的工作观都强调工作的重要性,形成德意志的工作拜物教。过分地注重工作技能,必然导致人的能力发展不平衡,成为危害人的发展的因素之一。这也就是席勒、赫尔德林强调‘bildung’(文化、教育、文化教养、修养)的原因之一。”[8]而所谓审美教育,就其运动轨迹而言是审美教育的对象向着主体无限靠拢、合而为一的过程,也是碎裂得到弥合、偏颇得到修正和闭塞得到缓解的过程。在这一运动过程中,人从原本逼仄、狭隘的空间中得到扩展进而得到解放,而扩展的路径则是审美。

三、审美教育是以人类的内在法则为人类社会立法

在席勒之前,几乎没有人把审美的作用提高到拯救世道人心、建立理想世界的地步。更没有人尝试以审美为途径来整合人类的思想资源,并确立审美的中心地位,席勒的这种努力无疑是开创性的。在席勒之前,人们要么将理想世界归功于宗教,以“世俗之城”的反面来想象“上帝之城”,通过对“人国”的否定来设计人的完美世界,同时极度排斥人类的世俗生活和欲望,这一逻辑的内在谬误显而易见。要么就将人类的福祉寄托于“理性”,相信凭借于对万事万物客观性法则的认知和人类的认知能力,就可以建构起完美世界,而忽视了人的自然需要和审美需要。无论是“上帝之城”,还是“理性之城”,这两种想象和努力都诉诸人类自身以外的某些要素,试图以外在于人类的法则与秩序奠定起人类的乌托邦。而席勒则不然,“为了从感性规定向意志的伦理规定过渡,康德提出以宗教为支援,而席勒却提出艺术”[9],他诉诸人类的内在世界,让人类的内在法则为人类社会立法,从而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审美教育作为席勒诗性政治的主要路径,其落脚点并非仅仅是“美”,而是指向了更为庞大的目标,也即前文所述的“完整、和谐、统一”。固然,无论席勒的现实判断还是他的终极追求都不乏想象性,但在其描述的“审美教育——完整、和谐、统一”中,仍然存在着相当多卓有价值的成分。

在席勒的审美教育乃至整个哲学、美学思考中,“人”都是其思考的重心所在,曾有论者称席勒的美学是“人本主义美学”,这是很有道理的。席勒赋予了人极高的价值,“人成其为人,正是因为他没有停滞在纯自然造成他的那种样子,他具有这样的能力,可以通过理性回头再走先前自然带他走过的路,可以把强制的产物改造成为他自由选择的产物,可以把物质的必然升华成道德的必然”[3]24。席勒对审美问题的一切发掘探索,终归都是为“人”而服务的,这也是整个启蒙运动的主要出发点。

在席勒的描述中,“人”得到了全新的定义,“人从感官的轻睡中苏醒过来,认识到自己是人,环顾四周,发现自己已在国家之中。在他还未能自由选择这个地位之前,强制力就按照纯自然法则来安排他。但是,这个强制国家仅仅是由自然的规定而产生的,而且也仅仅是根据这一自然的规定而计划的。人是有道德性的,因而他过去和现在都不会满足于这个强制国家”[3]25。这也就是说,人出现之后,就遭到了“强制力、自然法则、强制国家”的规约和限制,“人”在席勒那里是背负着镣铐登上历史舞台的,由此,审美成为一种解放的力量,美神借助于诗艺来展现真理,将自由赋予人类,并复归自然。“现在,兽性的界限变得模糊/人道浮现在开朗的前额上/思想,这个庄严的陌生者/从惊讶不已的大脑里往外奔冲/现在,人已经站起,对那些星星/指着君王般的脸庞/他富于表情的眼睛向着崇高的远方/仅仅对太阳光致敬鞠躬/微笑在脸颊上绽放/充满灵感的游戏的声音/扩展成为赞歌传颂/在湿润的眼睛中情感浮动/系上充满秀美的腰带/笑话就宠爱地对活泼的嘴唇迸涌。”[10]正是“借助于审美体验,人们获得生命的自由感和心灵的解放感,因而,审美体验总是人的自由意识的呈现,它只想人类解放的目标:生命的自由”[11]。

席勒首先论证了经由审美路径解放人的可能性,在他的描述中,人首先有其历史使命与历史目的,“每个个人按其天禀和规定在自己心中都有一个纯粹的、理想的人,他生活的伟大任务,就是在他各种各样的变换之中同这个理想的人的永不改变的一体性保持一致。这个在任何一个主体中都能或明或暗地看到的纯粹的人,是由国家所代表,而国家竭力以客观的、可以说是标准的形式把各个主体的多样性统一成为一体。这样,就有两种可能的方式使时代的人与观念的人相遇合,因而国家在众多的个体中如何保持自己的地位也有两种方式:若不是纯粹的人制服经验的人,国家消除个体,就是个体变成国家,时代的人净化成观念的人”[3]33。也就是说人先天就应该完成“纯粹的、理想的人”这一终极目标。这种具有目的论色彩的判定为席勒以下的论述提供了不证自明的基础。

根据席勒对人的理解,人的构成分为两个部分,“可在人身上分辨出持久不变的和经常变化的两种状态,持久不变的,称为人的人格;变动不居的,称为人的状态”[3]88。这种二元观念可以追溯到古老的“灵—肉”二元观念,不难看出席勒对“状态—人格”的区分也是这一古老思想之树所结出的果实。

但是席勒显然不满足于在这种传统意义上的二元世界中探讨人的解放问题,因为在他包括无数以前的哲人看来仅仅仰赖于“灵、理性、精神……”或“肉、感性、物质……”都无法让人进入更加完善的境界。因此,摆在席勒面前的路径有二,要么在人身上发掘二元以外的“第三元”;要么寻求二元的融合再生。对此,应该说席勒所选择的是一条兼容折中的路,为了解决这个古老的问题,他创造了“游戏冲动”(Spieltrieb)这一概念,他认为当“人同时有这双重经验,即他既意识到自己的自由同时又感觉到他的生存,他既感到自己是物质同时又认识到自己是精神,在这样的情况下,而且绝对地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就会完全地观照到他的人性,而且那个引起他观照的对象,对他来说就会成为他那种已经实现的规定的一个象征,因而……也就成为无限的一种表现”。[3]113可以看出,在席勒的描述里,游戏冲动的出现取决于一种“双重的经验”,用席勒的说法就是既意识到自由又感觉到生存,既感到自己是物质同时又认识到自己是精神,这样人就达到了一种理想的统一状态。而游戏冲动既与感性冲动、理性冲动相悖,但又是两者结合的产物。经过一系列辩证的推论,席勒创造出的“游戏冲动”成为他建筑审美教育大厦的基础。

在席勒的论述中“游戏冲动”等同于“审美冲动”,“游戏”等同于“审美”。席勒认为“美是从两个对立冲动的相互作用中,从两个对立原则的结合中产生的,因而美的最高理想就是实在与形式尽可能完美的结合和平衡。但是这种平衡永远只是观念,在现实中是绝对不可能达到的。在现实中,总是一个因素胜过另一个而占优势,经验能做到的,至多也是在两个原则之间摇摆,时而实在占优势,时而形式占优势。

席勒就如一个医师,力图以调和为手段来消除人的腐朽与粗野,但是调和仍然只是席勒对人的完美设计的初始阶段,而将人塑造为他所想象和设计的理想状态才是审美教育的最终目的。这一理想状态可以有多重命名,席勒曾经称之为“审美的人”“道德的人”“自由的人”,等等,一言以蔽之,可以称为“完善”。这种完善意味着线性时间的终结,意味着普遍运动的停滞,意味着顶峰和不能再超越的至境。这是席勒对于人类的最重要的期许和努力,具有一目了然的虚幻性和理想性。

可以说,席勒站在康德的肩膀上,在理论上彻底取消了上帝的位置而代之以理想的人,他深刻地认识到了人在现实境遇中的不完美性,于是进行了一场女娲补天式的战斗,席勒所进行的一切努力,都是试图把“人”扶到“上帝”的位置。他的诗性政治想象和建构都是围绕这一目的而进行的。这也反过来说明席勒的政治想象在结构上与上帝至上的时代并无根本上的不同,他显然无法理解和接受一个松散的、各行其是甚至无必然目的的世界,聚拢这个日渐分崩离析的世界、重建秩序,是席勒不懈努力的方向。尽管这种努力不无西西弗的意味,但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样本,从中可以看出从某种信仰、时代、意识形态中挣扎而出是何等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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