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哲学诠释学是有着实践性思维指向的关于理解、解释和应用的哲学技术。哲学诠释学认为,在理解“作者原意”的基础上,通过“语言的具体化”“情境的具体化”和“问题的具体化”融通理解与实践。基于这样的视角,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解和吸纳马克思主义政治建党理论的基础上,继承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优良传统,回应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的现实问题,贯彻落实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要求的新时代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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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1],这是首次把“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整体布局,凸显“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建党理论,继承了党的政治建设的优良传统,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成果。《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的发布,更是对党的政治建设作出进一步明确的部署。
哲学诠释学是关于理解和解释的实践哲学,以此为研究工具,有助于我们科学领会和把握党的十九大有关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精神,明确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治建设理论的理解与实践。早期圣经诠释学把理解当作一种认知活动,实践是认知活动的实际应用过程,先有理解再有实践。古希腊的知识论哲学以及近代的自然科学均对这种认识模式非常肯定,这种模式也是有着广泛影响的理解模式。
德国诠释学家狄尔泰一直捍卫精神科学的独立地位,他的视角是本体论的,认为理解是一种与理解者相关的生存活动,直面文本纯客观地反思是无法达成理解的,文本的普遍性具体化到理解者的情境中才是理解。后来者伽达默尔主张理解、解释、应用是一个相对普遍的具体化的诠释学过程:第一,理解的具体化之语言的具体化。语言是人们得以生存的要素之一,具有生存论意蕴的语言使用才是真正的语言,蕴含着人们对世界的全部经验。第二,理解的具体化之情境的具体化。文本代表作者的立场,具体化表达作者的立场,理解者应坚守自己的立场,因为文本获得文化存在形式后,不再是作者的原始情境。
对于文本的理解是为了创造出文本的新的意义,而不是复制作者在其原始情境中的意图。第三,理解的具体化之问题的具体化。对文本的理解带有理解者自身的能动性,理解者将自己的诠释学情境导入文本理解之中,在特定的问题域之中才可以与文本展开诠释学情境的对话。这种对话必须强调理解者的问题导向,而不是文本自身的对白。理解者对自身的诠释学情境的深刻反思才是理解者与文本对话真正有效开展的保证。
一、理解“作者原意”: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治建设理论的吸纳
基于哲学诠释学视角中的理解“作者原意”,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治建设理论的理解和吸纳。马克思主义政治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领导无产阶级运动、创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中形成的思想体系。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建党理论强调要树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权威。19世纪的无产阶级运动内忧外患,在反驳国际无产阶级内部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巴枯宁的反对无产阶级运动的权威主义倾向中,恩格斯指出,要想使党的战斗力、凝聚力得以保持,就必须要有“权威”。恩格斯认为“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形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都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而不管社会组织以及生产和产品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是怎样的”[2]276,无产阶级政党中央委员会的意志是权威,整个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服从,这不是由人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决定的。
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行动”,才能够摆脱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1864年,对于法国巴黎支部随意篡改《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的严重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马克思、恩格斯向伦敦代表大会提交了决议草案,要求谴责巴黎支部行为,并责成立即改正错误,对于协会的章程和决议,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要求“一个字都不能改”,以确保协会的支部、会员与协会中央委员会保持高度一致。可见,在维护中央权威上,马克思、恩格斯在立场上旗帜鲜明,原则上寸步不让。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建党理论强调要维护无产阶级政党的团结。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指出各国工人应该团结,同时又指出团结是不能做交易的团结,是不能在理论上让步的团结,不是为了团结而团结,不是毫无原则的团结,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原则。为此,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一针见血地批判了“跑来靠巧”的拉萨尔派。
恩格斯在致倍倍尔的信中也指出,建立在一味妥协、丧失原则基础上的团结的“气泡”总有一天会破灭,“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确实就会灭亡,会因‘团结’而灭亡!”[3]513,这里的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主要有二,一是以民主促团结,“必须在民主的范围内团结一致”,二是以斗争和批评促团结,因为“没有批评就不能互相了解,因而也就谈不到团结”[4]498。马克思、恩格斯在党的建设问题上提出了党内团结的辩证法,这是在总结政党建设的一般性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特殊性的基础上提出的。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建设理论强调要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使党员人数增加、规模日渐扩大,“什么乌七八糟的人都钻到国际里来了。它里面的宗派主义者猖狂起来”[3]512,针对党内复杂的成分,马克思、恩格斯要用“加盐酸”来“熔化”。为杜绝党内宗派现象,马克思、恩格斯起草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其中第五章第三条规定:所有支部和小组今后不得再用宗派名称,诸如以某某派或者某某支部的名称试图分离组织或执行与国际工人协会目标不同的“任务”都是不被允许的。
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后,列宁科学地汲取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建党理论,坚持走自己的路,把俄共(布)建设成为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列宁党的政治建设理论也强调集中与民主的统一。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布)在列宁的领导下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在借鉴巴黎公社的经验后,政权逐步集立法、行政权力于一体。全部地方苏维埃必须接受党的领导,苏维埃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尽管党内整体趋于集中统一,但是政治派别依然存在,最具代表的如所谓的“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等,这些派别的存在容易使党四分五裂,党会面临新的危险,因此列宁要求它们必须“毫无例外地解散”。
列宁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执政党的主要缔造者,他在高度重视党的集中统一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党内民主”,认为两者并不矛盾。列宁一贯充分尊重党员的主体作用,全体党员直接或间接地处理党的一切事物,所有领导成员、机构可以撤换。这些充分体现了党内民主的内容,实质是对于党的一切重大事务和重要决策,全体党员都有民主参与讨论、提出意见建议、批评质询的基本权利。列宁在俄共(布)的十大上为进一步扩大民主,决定实行“工人民主制”,也就是党内事务必须全部公开,主动接受全体党员的监督,“多一些光,要让党知道一切”。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是马克思、恩格斯创建无产阶级政党过程中,为实现民主、党员主体地位而给予的制度保障,这条优良传统列宁不仅继承而且坚持并不断地巩固发展。
二、“语言具体化”: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优良传统的继承
语言浸渗了世界的所有经验,在将一般共性具体化为个性的同时,与使用者个人经验相联结。基于理解的具体化表现之一语言的具体化,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优良传统的继承。党的使命是:革命时期带领人民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建设、改革时期带领人民争取国家的富裕和强大。对于广大党员来说,政治建设要求坚定的理想信念,要求始终不忘入党初心;对于党员干部来说,政治建设要求增强使命意识,敢于负责、勇于担当。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进程中,一贯主张要重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毛泽东提出党的建设必须密切联系政治路线来进行,邓小平认为政治建设应当具有核心地位,江泽民指出了政治建设的六个关键环节,胡锦涛强调要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政治路线是党在一定时期,通过对所处历史阶段的科学分析而制定的总目标总任务,政治路线是否正确,关系到党的整体事业是否成功,关系到党的建设全局,因此政治路线在党的建设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党的建设一个带规律性的基本问题。”[8]183毛泽东深刻总结了革命时期党建历史经验,认为党的建设要“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9]605,政治路线正确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化”,并指出“党的建设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9]605,根据当时中国具体国情,毛泽东提出党的政治路线是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进一步强调了尊崇党的章程和遵守政治纪律的极端重要性。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中心任务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党的建设必须与之相结合,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0]191。党的政治路线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讲政治”“守纪律”“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绝不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因为“那个东西害死人”[11]301。邓小平强调遵守党的章程和纪律,“不允许自视特殊”,要实现党和国家的团结“一靠理想,二靠纪律”,这是“我们的真正优势”。改革大业和“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就会产生巨大的威力。
世纪之交,江泽民提出党的政治建设的六个关键环节,即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大力倡导政治建设,把政治建设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方面。“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这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全局性作用。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12]。
江泽民把党内民主提高到党的建设的“生命”的高度,认为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具有示范带动作用,党内民主是中国民主进程的关键,党的建设决定着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进入新世纪后,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在回答执政党的建设问题时,强调要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号召全党“必须从新的实际出发,坚持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全面认识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12]。
胡锦涛指出,“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形成干部选拔任用科学机制”[13]。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引导全体党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和事业观,一名合格的党员不仅要品德高尚、能力过硬,也要政治坚定、作风优良。为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要在全党坚定不移反腐倡廉,同时建设廉政文化,在对腐败分子进行惩治的同时积极推进预防腐败体系的建设。
三、“情境具体化”: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需要
在哲学诠释学的视域中,理解不在于克隆作者始元意图,在于介联文本的一般性和理解者特殊性,以缔制文本意义。理解者在自身确实的情境中开展文本理解,文本的一般意义在情境具体化中形成特殊的新生意义。基于理解的具体化表现之一情境的具体化,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思想是对全面从严治党现实需要的回应。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经济上,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然无法完全消除,一部分国家与地区经济仍然低迷,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国家间竞争激烈。政治上,旧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地位难以撼动,不同民族间、宗教信仰间、国家间冲突不断,世界整体政治形势并不乐观。
一些西方强权国家干涉他国内政,明里煽动“颜色革命”,暗里加速“和平演变”。文化上,无论是传统大国还是新兴大国,都越来越认识到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硬实力越来越均衡,竞争越来越争无可争。作为民族凝聚力、创造力的重要源泉的文化软实力不再是竞争的辅助手段,而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参数。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了解当今时代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治国理政,必须客观而理性地考量国际形势,作出准确的判断。
面对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新格局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新挑战,对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提出的新问题,习近平指出:“从国际环境看,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没有变。同时,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国际环境方面的内涵和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14]。基于这样科学而辩证地判断,我们要面对的是风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和繁重艰巨的国内发展改革重任,完成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和历史使命的伟大斗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15]。
国内形势来看,中国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这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现实所做出的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基本判断。中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和中国的国际地位并没有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改变而改变: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描绘了奋斗图景“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
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1]。社会主义不是敲锣打鼓就能干出来的,在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有着各种风险、考验和挑战,如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教育、医疗、住房、食品安全问题,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社会公平正义的需求问题等。要成功解决这些失衡、失调的问题,就必须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切实提高党的领导能力与抵御风险的水平。
四、“问题具体化”:把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首位
哲学诠释学表明,文本理解并非水到渠成,理解者的能动作用一直浸渗相伴。理解者将本身的诠释学情境在反思中植入文本的理解,才能在特殊问题域中与文本进行诠释学对话。显然,理解者自身是否具备问题意识决定了这场对话是交流还是自说自话。基于理解的具体化表现之一问题的具体化,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思想要求必须贯彻落实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首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尽管已经初见成效,但是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1]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16],这些考验与挑战,从本质上看都是政治上的考验与挑战。一段时间以来,个别地方和单位,讲政治讲原则讲立场不受待见,与所处“环境”格格不入,被指大话空话,导致出现政治上的“两面人”,“真正讲政治”少之又少,党内政治生活非正常化,政治生态恶化。事实上,只有政治上坚定,思想、信念、作风才能过硬,才能全面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才能使党内更加团结统一。
(一)党的政治建设要求维护党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领导着14亿人口的大国,在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征程中,国际国内情况瞬息万变,对党的治国理政各个方面提出挑战,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原则。“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领导核心对于党和国家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增强核心意识。从历史来看,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坚强的领导核心的带领下,才能够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推翻“三座大山”,赶走日本侵略者,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全中国。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坚强的领导核心的带领下才能够顺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并对社会主道路进行初步探索。“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坚强的领导核心的带领下才能够“拨乱反正”,开启改革开放大幕,带领全国人民走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长征之路。从现实来看,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斗争,推出许多重要举措,解决许多过去想解决却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进入新时代。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面对复杂的世情、国情、党情,需要有这样一个不忘初心、统筹全局、运筹帷幄的坚强的党的领导核心。
(二)党的政治建设要求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欲知方圆,则必规矩。政治纪律是党最重要的纪律,是各级党组织以及全体党员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的行为规范。江泽民同志指出,“讲政治纪律,首要的一条,就是要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保证中央的政令畅通”“同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政治原则和政治纪律”[1]。习近平指出“五个必须”的要求要坚决做到,“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坚决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1]。
习近平指出:“党要管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17]。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就要增强全体党员、各级党组织的政治意识,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使得政治生态明显好转。突出政治建设,才能坚定有力地改变党的面貌,继而持续有力地改变国家、人民和民族的面貌。
(三)党的政治建设要求抓牢领导干部“关键少数”
为政之道,唯在得人。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于抓牢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培养出思想政治过硬、综合素质较高、业务能力较强的执政骨干,关键在于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好干部标准、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坚持专业化建设方向。把政治标准作为选人用人的首要标准:一看政治忠诚;二看政治定力;三看政治担当;四看政治能力;五看政治自律。“那些背离党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违、另搞一套的人,那些心术不正、有政治野心的人,那些‘身在曹营心在汉’、同党离心离德的人,绝对不能用”。
选人用人是干部工作中最基础的工作,也是最关键性的一环,选拔干部“五看”政治标准相互统一,相互补充,形成了完整严密的考察体系。选拔干部不仅应考察干部的工作表现更要考察干部的生活圈、社交圈,全方位考察干部的真实表现:考察干部面对关键问题的见识见解,对待群众的秉性情怀,为人处世的道德品质,处理问题的综合素质,面对复杂问题的专业水平等。对政治不合格的干部实行“一票否决”,提高违纪成本,明确用人导向,坚决把两面派、“两面人”拦截在党员队伍之外。
五、结论
综上所述,哲学诠释学认为,理解、解释和应用由彼此独立走向唯一实体的诠释学过程是对一般性存在的具体化。这个过程即理解的具体化,涵纳了语言的具体化、情境的具体化和问题的具体化,是理论与实践有条件转化的保证。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不断实现对马克思政治建党理论的理解和解释。同时,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建党理论的理解解释过程中不断实现对实践本身的推进和深化,形成了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思想。贯彻落实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首位,要求维护党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求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求抓牢领导干部“关键少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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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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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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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郭婉绯.哲学诠释学视角下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思想探究[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21,42(05):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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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19我要评论
期刊名称:政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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