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初期政治学学科恢复以来，广大政治学人经过四十年的努力奋斗，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与此同时，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与中国政治，以及全球政治的变迁都密切相关。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学者们关心、讨论的议题呈现出差异化的样态。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转变政府职能、政治体制改革、一国两制、干部制度改革等反映社会发展焦点和时代需求热点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到了90年代，热门话题变成了“治理”“村民自治”等；进入21世纪，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则逐渐成为不同领域学者的基本共识。关于这些议题变迁背后的学理逻辑与政治逻辑，国内外一些学者已经做出了深入、细致的梳理。

迈入新时代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议题又发生了许多值得注意的变化，本文重点关注政治学理论方面的议题。需要澄清的是，这里所说的政治学理论，并不局限于政治学的基本概念、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也包括对经验层面的政治问题从理论方面进行的研究，如政治文化理论、民主理论、政治发展理论等等。选取议题的样本，集中于近三年发表在重要的专业期刊上的文章，包括但不限于《政治学研究》《国外理论动态》《探索与争鸣》《政治思想史》等，还涉及一些重要的专著和译著等。不过，本文并非那种全面收集文献并借用统计软件，进行词频分析的研究，­‑‑‑而是试图通过对重点议题的勾勒，把握中国政治学研究在新时代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

一、研究概貌

综观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研究议题，在研究数量与内容上存在两个鲜明特质。一方面，理论研究议题数量下降。如果将政治学理论方面的研究，放在政治学学科整体的大背景来看的话，首先会看到它呈现一个比例下降的过程。无论是从发表论文的数量，还是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数量，甚至是大型会议的选题来看，‑这个趋势都比较明显。本文认为，这种趋势实际上是一个正常合理的现象。四十年以前，我国的政治学学科刚刚恢复重建，大量地翻译和引进国外理论，是必须要经过的一个阶段。其实，西方国家自身也是在20世纪中期以后，才经历了一个从以政治理论研究为主到以实证研究为主的转变。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大学的“政治学专业仍然把多数课程和大部分人员用于研究政治学说史上”。‑

未来中国，随着越来越多具有海外学习背景、受到定量研究方法影响的学者加入研究队伍当中，这种下降趋势可能还将持续。另一方面，从内容上看议题的延续性与创新性并存。总量下降只是一种外部视角的观察，如果将目光深入到理论研究的内部，就会发现一种延续性与创新性并存的局面。这里所说的延续性，指的是对经典议题的继承与推进。新时代的政治学研究并非无根之木，相反，它继承了改革开放、甚至是中国近代以来政治学研究的两个经典议题：政治现代化问题与民主法治问题。‑‑‑前者主要涉及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的宏观方向；后者不是狭义上的民主或法治，而是与现代政治相匹配的各种理论内核与制度外壳。这两个议题，不仅有其自身的独特重要性，而且构成了其他议题的基本参照系。所谓的创新性包括两种：一种指的是对原有议题从新的角度、用新的方法进行研究。

本文第二、三部分将具体论述关于政治现代化与民主的新理解。另外一种则是发现全新的议题。以往，中国政治学界的一大特征是各种短期热潮轮番登场。从后现代热，到伯林热、哈耶克热，再到哈贝马斯热，其中最热门的是罗尔斯与其《正义论》，一度甚至出现各种政治学会议、论文言必称罗尔斯与“最大最小化原则”的局面。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国内对西方政治理论的研究已经不再满足于对宏大理论的介绍和对重磅思想家的分析。与此同时，西方世界似乎也进入了一个大师的真空期，没有一个重磅的思想家或者理论能形成席卷性的浪潮。受此影响，中国学者的关注点也日益多元化与碎片化。比如，一些过去不太受到重视或者被忽略的“小人物”“小流派”开始受到关注，像对英国政治思想史中的“小人物”——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也有了专门的研究。

另外，2018年初，《国王的两个身体》一书中译本面市，引起了学术界与媒体界的热议，许多重量级的学者撰写书评，甚至还掀起了一场不小的论战。令人玩味的是，康托洛维茨的这本著作初版于1957年，因为采取政治神学的切入点，在西方学界长期以来也不太受人关注。这样的作品能引起热议，一方面显示了国内对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持续深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本书包含了一种对于世俗的现代化叙事模式的质疑。关于后者将在下一节中详细展开。此外，一些新技术以及社会现象的出现，引发了前所未有的问题，比较热门的如人工智能、互联网政治、大数据，还有基因技术、生命科学，等等。不少政治学者开始尝试从自身专业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近期讨论比较多的，主要是关于大数据技术在国家的公共治理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以上是总体趋势的变化，下面将具体分析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议题。

二、政治现代化的“辉格叙事模式”受到挑战

如前所述，政治现代化是一个贯穿中国政治学近两百年的议题。不过，以往学者们在论述政治现代化问题时，侧重于强调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与实现道路。进而在此基础上，吸收和引入西方最新的现代化理论。然而，这种理解实际上忽视了现代化背后的政治哲学意涵。换句话说，无论是一度风行于西方的结构功能主义或者民主转型学，它们背后的基本预设都是一样的，即现代政治在价值上优越于古代政治。因此，长期以来主导现代化研究的就是一种“辉格叙事模式”。简而言之，这种模式认为西方现代的自由民主制是历史演进的必然方向。在发展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曲折，但这个目标是不会发生变化的。用巴特菲尔德的话说，“他们站在新教徒和辉格派一边撰写历史，赞美业已成功的革命，强调在过去出现的某些进步原则，编写出能够确认现实甚至美化现实的故事”[1]。

相比之下，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只是对这种模式的一种极端化表达。在这种叙事模式的支配下，对具体的某个政治理论问题或者对某个具体政治思想家的研究，都是以这种进步模式为背景，并以此衡量他对现代自由民主制的贡献，抑或是进行反向的批判。然而近些年来，一些新的叙事模式越来越受到学者的追捧。比如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施特劳斯学派和剑桥学派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在国内收获了众多“信徒”。这两个学派之间虽然也经常相互攻讦，但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对辉格叙事模式的不满。具体来说，施特劳斯学派认为古代优越于现代，西方现代的自由民主体制实际上是一种降低了标准的政治。

换句话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非霍布斯和洛克，才是现代人应该追随的榜样。与之相比，剑桥学派在研究方法上主张历史语境主义，但他们的思想底色是共和主义，不论是主张所谓新罗马式的自由还是无支配的自由，总体上都是对自由主义理解的消极自由表示不满，进而希望通过发掘历史上的共和主义传统，重新唤起人们的政治参与热情。按照他们的理解，现代西方实际上背离了传统上宝贵的共和主义精神。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新兴的叙事模式，其意义并不仅局限于为政治思想史研究带来新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它们直接挑战了现代化理论的辉格叙事模式，虽然并未能彻底取代后者，但所形成的冲击，却可以让学者们注意到流行的现代化理论背后的政治哲学意涵。比如，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背后实际上是一种由法国思想家科耶夫所改造的黑格尔哲学。在充分了解与把握多种叙事模式的基础上，就可以透过一般现代化理论的表层，探查到它们的政治哲学底色，进而有可能从根本上不再受困于单一的现代化模式，并调整和校对关于其他具体问题的看法与评价。比如，学者们开始打破西方国家现代化路径千篇一律的传统印象，开始挖掘不同国家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差异与分歧。此外，关于政治衰败的问题，以往处于政治学研究的边缘地带，现在却成为一个热点。

三、对民主的新理解

如果要列举新时代以来，政治学研究议题最为突出的变化，那么无疑就是关于民主的各种新理解。其实在两千多年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中，民主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个负面词汇。不但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批判民主，直到18世纪的美国国父如麦迪逊仍然在辩护说美国政体是共和而非民主。只是到了20世纪，民主才逐渐成为一个正面的词汇，甚至是最为正面的词汇。

如前所述，在以往的辉格叙事模式的支配下，学者们讨论民主问题主要侧重于如何建立民主制，以及在建立民主制之后如何加以巩固的问题。随着新的多种叙事的出现，民主观念和民主制度的正当性受到了挑战，对于民主自身的反思也就开始大量出现。更为重要的是，近些年来西方一些成熟民主国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与挑战，而学者们却未能在理论上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五六年以前，中国学界关于民主问题最热门的是协商民主理论。据一些学者的梳理，协商民主理论由哈贝马斯于2001年带入中国，随后十几年间引起热议，最终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被转化为官方话语。协商民主理论在西方语境中，主要是对选举民主的一种补充和完善。但是，“中国的一些政治学者自觉地使其逐步脱离了西方语境而成为推进中国民主发展的民主实践形态。协商民主不再是代议民主的补充，而是贯穿民主各环节、各层次、各领域的实践要求。协商民主的话语大大拓宽了民主的实践内涵，为中国民主的发展拓宽了理论空间”。

此外与之类似的，还有关于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辨析等。另据统计，2015年，关于协商民主的单年文献量达到惊人的842篇，但在2017年就迅速跌落至380篇。近两三年来，民主理论中最热门的议题变成了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一词甚至成为剑桥词典2017年度词汇。这一现象背后的直接原因，就是2016年末到2017年初的两起“黑天鹅”事件：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的当选。此外还有最新的法国巴黎的“黄背心”抗议运动，也被很多人视为民粹主义兴起的标志。2016年美国大选之前，绝大多数美国政治学者通过各种各样数据模型分析测算，都预测希拉里大胜特朗普。这些出乎意料的政治现象及其引发的新问题不仅震动了西方学界，显然会相应地影响中国学者关于民主的反思与讨论。其实，民粹主义在政治学研究中并不是一个新颖的话题。

一般来说，民粹主义主要指三个对象：一个是俄国19世纪到20世纪的民粹派；一个是20世纪拉丁美洲的民粹政治；此外，美国19世纪的杰克逊总统以及后来的人民党运动，也被认为是民粹的一种类型。‑‑‑以往学者们不会认为民粹主义今天会出现在欧洲和北美那些相对成熟的民主国家，但是为了解释上述那些预料之外的新现象，民粹主义又成了许多学者最便利的工具。受此影响，国内学界也出现了大量关于民粹主义的文章。对于民粹主义的内涵、类型、成因与后果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无论在西方学界还是国内学界，对于民粹主义的内涵本身并远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现有的研究，大多是从现象层面对民粹主义的特征或者说“症候群”进行描述，例如，批评现有体制，魅力型领袖与草根大众的结合，反精英等。值得反思的是，民粹主义有时被用来描述两种完全对立的政治主张。比如美国支持移民的左翼，以及反对移民的右翼，都会被贴上民粹主义的标签。因此，民粹主义更多地沦为攻击政治对手的一个标签，就像英国学者达仁多夫所说，“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民粹主义，对于另一个人来说是民主，反之亦然”。民粹主义确实如一些学者所说，是一个“中心塌陷”的概念。民粹主义缺乏自身的独特内涵，常常与其他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它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激进主义”，即更多强调政治行动方式的独特性，而非观念主张的独特性。正如激进主义也有左翼和右翼甚至更多的类型。但是，麻烦的地方在于，激进主义除了与保守主义形成一组对立之外，并不存在一个与它自身重叠或者竞争的概念。相反，民粹主义则始终难以摆脱与民主自身的纠葛。

国内外有一些学者，试图区分民粹主义的价值层面与经验层面，还有一些学者试图通过区分一元的民主与多元的民主，理清民粹与民主的纠葛。这些努力值得肯定，但是也要注意到其中所存在的困难。首先，在价值观层面，民粹与民主的区分并不明显。民主究其本源即是强调人民的统治与人民的意志，这与民粹主义推崇人民的取向完全一致。其次，一元民主与多元民主的区分本身，实际上就已经先站在了精英民主的立场之上来批判民粹主义。总体来说，笔者同意林红教授的看法，即至少到目前为止，民粹主义还不能成为一个比较有力的政治分析工具。此外，与民粹主义相关的新议题还有政治极化、极端主义以及反建制主义等。近年来，西方国家中持极端言论和主张、试图挑战现有体制的领导人越来越多，并且有一些还赢得了大选。比如特朗普就是一位非典型的共和党总统，他不仅反对民主党，也激烈反对共和党内的建制派。民主、共和两党的政治家与学者们发现，相比于各自党内的极端派，两党的建制派或者说温和派在观念与立场上要更加接近，也能在许多议题上达成共识。因此，关于民主制的运转与某种既定共识之间的关系，关于民粹主义现象的兴起是否标志着共识政治的破产，也开始成为学者们反思的新问题。

四、“国家的回归”

除了对民主的各种新理解之外，另外一个议题上的重大变化是“国家的回归”。虽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斯考切波教授出版《国家与社会革命》并召集一系列相关会议时，就已经喊出了“找回国家”的口号。但是他们的影响主要局限在历史社会学领域。在主流的政治学研究中，国家仍然是被推到幕后，政治行为、政治过程和具体的政策才是被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学者们更多是在研究非洲、拉美一些所谓“失败国家”的时候，才会强调国家建设对于民主法治的优先性。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阿西莫格鲁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米格代尔的《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等。

换句话说，国家失败的问题主要是与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的。近些年来，随着西方发达民主国家出现各种新的状况，如何抑制政治衰败，重建国家也变成了他们需要面对的问题。在这其中，福山的两本作品《政治秩序的起源》与《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引起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福山批评美国的否决式政体带来了政治低效等问题，另一方面，福山一反经典的现代化理论以欧洲为标准、以其他地区为偏离的做法，把中国当作国家形成的范本。他甚至宣布中国早在秦朝时就建成了强大的国家，成功地发展出了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官僚政府，早于欧洲约有一千八百年。如果说以前人们喜欢问的是：“为什么他们没能成为欧洲？”而福山则掉过头来问：“为什么他们没有成为中国？”

当然，本文对于福山的一些具体判断并不赞同。但是他所代表的意义与影响却不能低估。在他这里，中国不再被隔离在主流的政治发展理论视域之外，只能拉伸或者调试西方的理论来适应中国的经验。相反，他是从中国的政治经验中提取理论性的要素，丰富甚至重构政治发展理论本身。随着中国的全面崛起，对于未来的西方学者来说，一个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如果不能将中国纳入进去的话，那就是失败的。也许会有人说，在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中，国家从来没有远离，所以似乎并不存在“找回国家”的问题。的确，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围绕国家能力概念，就做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研究。但是也必须看到，西方学界当时流行的研究范式在国内产生的巨大影响。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治理理论。从90年代到21世纪前十年，关于治理的议题非常热门。但在当时就已经有学者指出，这种理论在西方主要强调的是去国家的、以社会为中心的治理，它属于典型的后现代命题，与中国人一般所理解的国家为中心的治理存在不同。

现在，随着国内外关于找回国家的呼吁，90年代那种治理理论的热潮从根本上开始退却。取而代之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但进入到官方的话语体系当中，而且也成为政治学不同领域研究者最大共识之一。除此之外，关于国家建设诸要素之间的次序关系问题，关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新定位问题等，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五、大国崛起与全球秩序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的综合实力持续上升，也更加积极有为地参与到全球治理与全球规则的制定当中。虽然学界不再与之前一样热衷于“中国模式”的说法，以避免造成对外输入某种秩序的印象，但是关于中国崛起这一事件本身，及其对未来全球秩序可能带来的改变，仍然是需要政治学者们努力解释的问题。然而过去几十年中国政治学的研究存在着一个不可低估的隐忧：政治学的国内视野与国际视野的相对隔离。它反映在现实中就是，政治学研究者与国际政治研究者之间、政治学议题与国际政治议题的相对隔离。这其中既有学科发展的历史原因，更是因为部分政治学者自身不加反思地接受了国际秩序的现实及其背后的价值预设。近期，随着全球化发展所带来的经济不平等问题愈发严重，逆全球化思潮蜂拥而起，连同西方国家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再加上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这些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使广大政治学人深切认识到，国际秩序不是研究中可以推到一边的、遥远的、可有可无的背景，而是必须时刻保持关注并且要把国内问题嵌入进去的底层结构。

对于中国这样深度卷入全球化进程的大国来说，既没有纯粹的国际问题，也没有纯粹的国内问题。令人欣慰的是，两个领域都已经有一些学者做出了非常宝贵的努力。他们围绕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两项伟大倡议，极大地推进了政治学与国际政治两种研究的融合。比如有学者基于“中国期刊网”的数据统计发现，2000年以后，文章标题中含有“国际秩序”或“世界秩序”论文的年平均篇数为29.3，而在之前，此类文章的年平均篇数为14.3。­在国际政治的研究者一边，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教授于2018年出版了《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一书，就是试图打通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两个领域。他指出：“‘世界政治’作为一门学科，研究的是世界范围内政治发展的总趋势、各个国家和地区内部的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比通常理解的国际关系涉及的领域更深更广。”

在政治学者一边，杨光斌教授呼吁加强对世界政治体系的研究，建立新结构主义政治学，进而在此基础之上，设置中国人自己的研究议题。还有学者梳理了中国从晚清至今参与全球秩序的不同形式，并且指出，“在经济增长的鼓舞下，中国再次萌生修订甚至重构国际规则的强烈意愿，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旨归，导向新的国际规则体系，正成为中国近期努力的方向”‑‑‑。此外，外交学院青年学者施展的《枢纽：3000年的中国》一书，在2018年成为令人惊异的学术现象。《探索与争鸣》杂志专门组织了十余位不同学科专家，对《枢纽》一书的贡献与问题进行深度剖析。简单来说，《枢纽》一书利用边疆视角，揭示了传统中国的多元复合结构。这种结构使中国在历史上成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既实现了物质与精神财富的高度发达，也蕴含了难以克服的“内卷化”问题。

近代以来，中国在内外压力的综合作用下进入全球秩序，在开放的经济竞争中，超大规模性转变成了一种优势，从而在全球经济分工体系中占据了一个联通欧美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枢纽位置。抛开具体的论断不谈，这项研究的主要意义在于启示我们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必须回到中国古代到现代的演进历史，而在研究中国时，必须始终将其放置于区域与全球秩序的变动背景之下。在未来学界，虽然不一定会形成作为独立学科的世界政治学，但是广大政治学者一定会更加自觉和娴熟地运用全球视角来研究政治问题。国际政治学者也一定会在对中国政治建设与发展的深刻理解基础之上，拿出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方案。

六、结语：探索新的话语体系

总体而言，新时代政治学的研究既有延续性也有创新性。政治现代化与民主这些经典议题仍然重要，新兴技术、民粹主义、“国家的回归”、大国崛起与全球秩序等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简单来说有三点：一是中国政治学经过四十多年的重建与发展，已经基本补齐了学科的短板，丰富了研究议题，追赶上了国际前沿的潮流。二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的国家实力与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积累了丰富、宝贵、独特的经验。这些经验对国内外的研究者都形成了强大的心理冲击和智识上的挑战。政治学研究必须对这些经验进行描述、解释，进而从中提炼出有普遍意义的政治学概念与范式。三是西方发达国家所出现的一些全新问题，以及西方政治学界面对这些问题时的茫然无措，暴露了原有知识体系与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也影响了国内学者对待国外理论的态度。比如在以前，强调社会为中心的西方政治学似乎与中国的距离很远，但是当西方也开始找回国家的时候，这个距离就拉近了不少。

当西方学界开始自我更新与调适时，中国学者也可以更加自信地尝试汇通古今中西的思想资源。若干年前，中国政治学界曾经就“本土化”还是“科学化”的问题进行了非常热烈的讨论。进入“新时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人则开始呼吁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话语体系。有学者指出，这种话语体系必须立足中国的本土化经验，没有本土化就谈不上主体性与原创性，更没有中国特色。另一方面，话语的本土化又不是仅仅针对中国的个别政治现象和事件进行解释，而是必须提炼出能够解释一类普遍性现象的概念与方法。­

西方政治学过去几十年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除了“韧性威权主义”之外，也没有提出特别成功的概念。即使韧性威权主义这个概念，本身也是侧重于描述性。现在国内有学者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但更多停留在比较中、微观的层面，比如说“压力型体制”“谋利型上访”等。在未来，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政治学人，努力尝试构建起更为宏大的理论体系。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新时代是新理论最好的助产士。”‑‑

参考文献：

[1]张桂林：《逻辑要义､历史努力与认知前提: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5期.

[2]林毅:《西方化反思与本土化创新: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当代内涵》,《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2期.

何涛.新时代政治学研究议题的变化[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3):7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