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的问题

政府信任既包括公众对政治共同体的态度、对政治制度和政府部门的认知,也包括公众对政治行动者的评估,其中公众信任对政治系统至关重要1。美国的政府信任呈金字塔型结构,地方政府最可信,联邦政府的可信赖性最低2,与之相反,我国的政府信任则为“央强地弱”的倒金字塔型,并出现“央地双降”现象。香港中文大学李连江教授于1999～2001年间对中国3个省份的4个村庄进行调查研究后发现,由上至下各级政府的信任水平是逐级下降的3。根据对汶川地震后30个乡村社区在2009～2012年间的追踪调查显示,高层政府信任始终高于基层政府信任,虽然基层政府信任先降后升,但总体呈现下降趋势4。运用ChinaSurvey数据对政府信任总体趋势进行估算发现,政府信任已从“中央高、地方高”发展为“中央高、地方低”,未来可能向“中央低、地方低”演变5。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逆差序”政府信任和“央地双降”现象?如何解释我国政府信任格局的变化趋势?

政府信任存在三种解释范式:制度范式认为公众会依据物质利益和政府表现理性地考量、评估政府是否值得信任;文化范式强调传统政治文化和媒介使用等文化规范(culturalnorm)通过塑造国家、社会和族群间不同的价值观念来影响政府信任6;社会资本范式认为社团和公益事务参与等横向连接会促进互助合作,从而增进与政府及其官员的可见度,获得更多的支持和资源,进而增进政府信任7。政府信任的三种解释范式间彼此兼容8,在本土研究中被证实具有较强的解释力9。政府信任理论有助于理解区域、个体间的政府信任差异,即不同地区的政府绩效、社会资本存在差异,不同地区及个体受到不同文化规范影响等。那么,“央强地弱”是因为高层政府比基层政府有更好的政治绩效还是文化规范导致民众更信任高层政府?民众与基层政府的距离更近、互动更多,为何却更信任高层政府?“央地双降”现象又该作何解释?

我国知名社会学家渠敬东倡导研究者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直面中国转型中的总体性问题,坚守结构分析和机制分析:结构分析强调总体性,即对社会生产生活片段的认识要回归到社会总体结构的基本特性上,并努力寻找总体结构中每个位点的分布及其相关特征;机制分析通过系统或过程的思路考察一个现象或事情的来龙去脉,探索其逻辑转化及演化路径10。既有政府信任格局研究,从学科脉络上而言,多隶属政治社会学或政治学研究;从研究方法上而言,以定量研究为主、质性研究为辅;从研究旨趣上而言,关注民众与政府互动过程中的信任机制,接近于机制分析研究路径。因此,归纳和总结机制分析路径论及的政府信任作用机制,是理解“逆差序”政府信任及其演化趋势的重要内容。

然而,机制分析路径主要从民众和政府互动来分析政府信任,对央(高层政府)地(基层政府)互动机制关注不足,也无法解释为何存在央地之分、制度环境如何形塑民众与政府的互动模式等问题。近十几年来,国家治理研究成为热点,社会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多个学科共同关注国家治理研究,组织学视角的国家治理研究成果尤为突出,对国家治理模式、国家权力与官僚体制的互动、民众与政府的互动进行了系统分析。因此,本文拟引入擅长把握社会总体结构的结构分析,基于结构-机制分析,既考察制度环境对政府与民众所处场域、政府与民众互动模式的影响,也探讨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作用机制,以丰富对政府信任格局的理解。

二、政府信任的作用机制分析

机制分析主要研究高层政府信任的维持机制和缩小高、基层政府信任落差的机制,两者共论及六个政府信任作用机制:绩效感知机制、传统文化机制、信息控制机制、信息接触机制、信任传递机制和弹性认知机制。其中,绩效感知机制隶属制度范式,传统文化机制、信息控制机制和信息接触机制是文化范式的体现,信任传递机制和弹性认知机制则由社会资本范式在不同情境下触发形成,触发信任传递机制可以增进政府信任,触发信息接触机制则会侵蚀政府信任。机制分析论及的六个政府信任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

图1机制分析论及的六个政府信任作用机制

(一)高层政府信任的维持机制

1.绩效感知机制

经济增长、民生福利和纯公共产品的提供是我国政府信任度的基础11。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释放的自由流动空间和资源提升了民众自由度,极大地丰富了民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我国GDP持续增长,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二大国,创造出经济奇迹和“中国模式”12,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惠民政策和法规给民众带来直观、强烈的绩效感知,形成了较高的政府信任度。

厦门大学胡荣教授等对572位厦门市民的调查研究发现,政府绩效的“政务满意度”与“城市满意度”两个因子对政府信任有统计显著性,市民对市政府的工作、本市的治安状况和文明程度以及生态环境越满意,则政府信任度越高,政府绩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强城市居民对各级政府的信任13。

南京大学肖唐镖教授等对江西、江苏、山西、重庆、上海等省市的60个村在1999～2008年间的跟踪研究同样发现,“政府绩效”“公共政策”均会影响政府信任,其研究指出,政府绩效包括政府总体绩效与官员执政能力两个指标,一直对农民的政府信任发挥正向影响作用;公共政策则存在一定的内部差异,农村税费改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实施对农民的政府信任起着正向推动作用,计划生育政策、征地拆迁行为与补偿政策则对农民的政府信任有负向影响14。

2.传统文化机制

个体的政府信任受文化规范影响,并通过早期社会化得到传播。个体对政府和权威主义、集体主义等儒家传统政治文化越认同,则政治信任越高;年龄越大的被访者受传统政治和文化的影响越深,往往会有更高的政治信任度15。国人对政府具有高情感支持和低工具性支持特征,他们往往秉持“(遥远的)清官、(身边的)贪官”观念看待官民关系以及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加之“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传统政治文化,形塑了高水平的高层政府信任16。可见,对政府规范的接受而非反思有助于维持和提升政府信任。

我国的政府信任受到传统价值观的影响,“社会经济水平、政治制度与大陆不同的台湾地区,传统文化在塑造民众的政府信任方面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1]。在信任和崇拜权威、传统文化影响力越强的地区,民众越倾向于信任中央政府,因为“信任权威”的政治文化有助于高层政府形成只允许流入、不允许流出的单向“阀门”,将高层政府信任“堵”在高位。因此,一旦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被动摇,鼓励质疑甚至蔑视权威的“现代犬儒主义”就会起到拉开“阀门”的效果,降低高层政府信任度17。

3.信息机制与弹性认知机制

信息机制包括信息控制和信息接触两个作用机制。

国家对媒体的控制18、政治图像的生成和传播19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高层政府信任,此为信息控制机制。我国政治图像的生产由中央主导,高层政府控制了政治象征符号和新闻传播这两个政治图像输出管道,这种话语权上的优势使之比地方政府更有能力生产出能够取信于民的政治图像,地方政府则容易因“不说话”而与民众疏离20。

信息接触会影响民众对政府的认知,进而影响政府信任度,民众通过媒体、人际交往、上访等渠道接触的政府信息越多,该群体的政府信任度反而越低,此为信息接触机制。在信息越发达的地区,政府越难在传统和新兴媒体上控制于己不利的信息,新兴媒体的“小道消息”还会导致社会信任降低,进而间接降低政府信任,因此,信息越发达,民众的政府信任度反而越低21。城镇居民通过“饭局”积累、维系和动员关系资本,在特定情境下会降低个人对体制的信任,社交聚餐频率对政府信任有负向效应22。上访对政府信任有负向显著影响,农民上访会导致各级政府在农村的信任流失。农民走访过的政府层级越高,越不信任基层政府,随着上访层次的提高,也会对高层政府信任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加剧对中央的不信任和不满,而且上访所造成的负面效应不仅仅局限于上访者,也会对其他未上访的农民产生不良影响23。

既然上访不利于高层政府信任的维持,为什么访民的高层政府信任可以维持“既高且稳”(highandstable)状态?研究揭示,弹性认知机制起到了延缓高层政府信任下降的效果。上访之前,民众往往把中央部门看成统一的整体,对中央的承诺、能力、代表性等各个方面都非常信任,上访经历让他们一步步测试中央部门的可信度,一层层排除不值得信任的部门,重新定义中央的组成部分并调整中央的可信任范围,即便不信任中央的能力,仍然相信中央的承诺24。

根据以上分析可见,高层政府信任的维持机制共论及了四个政府信任作用机制:绩效感知机制、传统文化机制、信息控制机制和弹性认知机制,其中民众的绩效感知明显、传统文化对民众的影响力延续至今、高层政府进行了有效的信息控制、弹性认知机制的调控,均延缓了高层政府信任的下降速度。

(二)缩小高、基层政府信任落差的机制

机制分析路径还分析了缩小高、基层政府信任落差的机制。清华大学罗家德教授等运用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时期的调查数据,以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落差为因变量,以个体和社区社会资本为自变量,建构回归模型,对“个体社会资本与社区社会资本均负向影响高层与基层政府信任落差”的假设进行检证后发现,人脉广、与政府和社区关系好的居民,高层与基层政府信任都能保持在较高水平,“央强地弱”政府信任格局源于个体与社区社会资本缺乏。

个体社会资本有助于缩小高、基层政府信任落差:拥有较大的拜年网规模和乡级以上干部网规模的人,与地方官员的接触会增进对官员所任职基层政府的信任;有改善自己生活的能力、被剥夺感较低、政治效能感较高的人,具有较高的基层政府信任;接触异质性人群和多样化信息会增进对高、基层政府特质及其关系的反思,降低高层政府信任度。社区社会资本有助于缩小高、基层政府信任落差:在本村信任度高的居民人缘好,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可以及时知晓资讯、获得资源,提升政府资源的效率与效能,增进基层政府信任;合作行为多的社区在重建时较不依赖政府,可以减少政策期待与实际执行中的落差,减小基层政府信任下降的可能性25。可见,绩效感知机制和信息接触机制均在缩小高、基层政府信任落差中发挥了作用。

基层政府官员扮演信任系统的中介人角色,可以增进居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此为信任传递机制26。控制变量“年龄”呈负向显著效果,表明受传统政治文化影响越深的居民,高层政府信任越高,增大了高、基层政府信任之间的落差,此为传统文化机制。

由此可见,缩小高、基层政府信任落差的机制研究共论及了绩效感知、信息接触、信任传递和传统文化四个政府信任作用机制。

综上所述,高层政府信任的维持机制和缩小高、基层政府信任落差的机制共论及六个政府信任作用机制,其中绩效感知和传统文化机制两者均有论及。按作用方向不同,可将政府信任作用机制分成两大类:其一为增进政府信任的绩效感知、传统文化、信息控制和信任传递机制,绩效感知越强烈、对传统文化越认同、信息控制程度越强、越接近基层政府官员,则政府信任度越高;其二为削弱政府信任的信息接触和弹性认知机制,接触政府信息频率越高、数量越多,则政府信任度越低,弹性认知机制将很多中央部门以及中央的能力排除在信任范围之外,可以延缓政府信任下降速度,但从长远来看,仍然会侵蚀高层政府信任。

三、政府信任格局的结构分析

机制分析路径对央地互动关注不足,无法解释“央地之分”“央地双降”及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区的民众反而越不信任中央政府等现象27。除绩效感知机制,经济发展还会触发何种政府信任作用机制?机制分析无法完全打开“逆差序”政府信任格局成因及演化机制的黑箱,基于此,本文引入组织学视角的国家治理结构分析路径,探索“央地之分”“央强地弱”“央地双降”现象背后的制度环境,丰富和完善对政府信任作用机制的认识和对现存政府信任格局的理解。政府信任格局的结构分析如图2所示。

图2政府信任格局的结构分析

(一)“央地之分”: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

中央权威和地方权力的关系、国家和民众的关系是国家治理的关键议题。依据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和激励分配权的不同,委托-管理-代理三级治理结构会形成四种政府治理模式:(1)中央政府主导各项控制权,形成运动型动员机制,中间政府丧失主动性的高度关联型治理模式;(2)目标设定权在委托方,或者由委托方、管理方协商确定,检查验收权在委托方,激励分配权在管理方的发包制治理模式;(3)目标设定权在委托方,或者由委托方和管理方协商确定,检查验收权和激励分配权均在管理方的松散关联型治理模式;(4)管理方主导各项控制权,承担委托方角色,中央政府角色缺失的联邦制治理模式28。

一统体制、幅员辽阔基础上形成的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是“央地之分”的根源。我国不是联邦制国家,高度关联型治理模式仅为特殊情况下的纠偏手段,松散关联型治理模式只在允许政府间上下级谈判的局部领域和部分时间段内出现29。因此,属地管理的行政发包制30是我国一统体制的常规治理模式,中央政府是委托方,省、市、县等中间政府是管理/承包方,乡镇、街道等基层政府是代理方,形成中央政府拥有治官权、地方官执掌治民权的“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2]。

各个地区和领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配置和民情不同,因此,发包制采取逐级代理制、执行灵活性来回应决策一统性。通过调和中央统辖权和地方治理权,代理制度维系了一统体制的基本结构和象征性权威,权力下放将治理权力放于信息最充分的层次上,缓和了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2]。中央政府则运用运动型治理机制处理官僚制度失败和局部执行灵活性带来的治理偏差,因此,在“集权—放权”的周期性转变过程中,一统体制也经历了象征性国家和强势国家的角色演变31,但“央地之分”的治理架构始终保持不变。

(二)“央强地弱”:风险分散机制

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是目标责任明确的压力型体制32,向上级发出强烈的政绩信号是基层官员晋升的方法,“政治任务”“一票否决”成为地方官员晋升的“紧箍咒”33。在“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背景下,基层政府要完成上级任务,对上可能会通过政府内部的正式和非正式上下级谈判来争取有利条件34,内部则通过调整注意力和资源配置的“拼凑应对”来解决主要矛盾35;对下的策略,一是在上级考核检查时与基层政府发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共谋现象”[3],二是通过逆向软预算约束,通过“软硬兼施”的方式向下动员和攫取资源36。因此,征地、拆迁、资本下乡、农民上楼等能获得政绩和谋取晋升私利的行为37往往将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置于民众的对立面,激发民众不满,甚至引发冲突,损害民众对基层政府的信任。

可见,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内含风险分散机制,有利于体制的长期稳定,好比中央将掌握不好火候就会爆炸的大锅炉分解为1000个小锅炉,即使大小锅炉都有10%爆炸的可能,但分散开来后,中央的风险就降低了[2],“地方政府负全责”的“过度分权”把例如食品安全等全国性公共产品的提供职责下放给地方政府,把中央的风险下移、打包给地方政府,分散了中央和全国性的社会风险38,不满和压力在基层交锋、释放和发泄,民众倾向于把问题归咎于地方政府。通过分散和规避风险,高层政府的复杂性得到简化,高层政府信任得以维持。运动型“纠偏”进一步助推民众形成“高层政府在发展经济、消除贫富差距、打击腐败等绩效上明显优于地方政府”的认知39,维持“央强地弱”政府信任格局。

(三)“央地双降”:合法性危机与认知转型

运用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合法性基础—权威类型—支配形式”的理论工具,美国斯坦福大学周雪光教授分析了官僚制在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中的角色40。新中国试图建立法理权威,但路径依赖使然,执政党的合法性逐渐建立在卡里斯玛权威之上,用一系列国家运动证明其超凡禀赋。1949～1976年间,党政的主从关系、红专的人事制度、常规与运动的双重过程等制度安排实现了执政党卡里斯玛权威的常规化,但用政治运动解决卡里斯玛权威与官僚权力张力加剧了合法性危机。改革开放后,执政党力图实现从卡里斯玛权威到法理权威的转变,但拨乱反正、经济起飞和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等举措仍在延续通过创造奇迹重建合法性的轨迹。官僚体制扮演了经济发展实体和垄断强制权力的双重角色,权力急剧扩张,卡里斯玛权威在整治官僚体制的失败中日渐式微。

民众在经济发展和生活经历中发生了政治和社会心态变化,出现了从生活政治到解放政治的后物质主义认知转型,不再以卡里斯玛权威的追随者角色出现,更加注重个人自主和自我表达的需求,要求程序正义、法理面前人人平等、维护正当权益的公民意识和行动,挑战着卡里斯玛权威及其官僚体制的合法性基础,推动着执政党由表及里走向法理权威。除非有稳定的合法性辩护出现,否则难以挽回国家治理合法性危机导致的政府信任下降。

综上所述,机制分析论述了政府信任格局的结构和制度根源:幅员辽阔、一统体制形塑的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是“央地之分”的根源;风险分散机制使高层政府拥有最多合法性、面对最小挑战,基层政府拥有较少合法性、面对最大挑战,形成“央强地弱”政府信任格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合法性始终未摆脱卡里斯玛权威的轨迹,合法性危机和民众后物质主义转向中出现的认知转型导致“央地双降”现象。结构分析丰富了政府信任格局的解释,那么,为何法理型权威未能占据卡里斯玛权威的上风?合法性危机与“央地双降”之间存在何种心理机制?除“央地双降”外,合法性危机还有哪些表现形式?认知转型是如何发生的?这一系列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四、总结与讨论

(一)研究总结

转型时期,我国形成了“央强地弱”“央地双降”的政府信任格局。政治学、政治社会学脉络的政府信任机制分析,研究了不同情境下的民众与政府互动及其信任作用机制,探索出高层政府信任的维持机制和缩小高、基层政府信任落差的机制,发现了增强政府信任的绩效感知、传统文化、信息控制和信任传递机制,以及削弱政府信任的信息接触、弹性认知机制,但机制分析对央地互动关注不足,不能解释“央地之分”和“央地双降”等现象,也无法解释为何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民众越不信任中央政府。因此,结构分析视角的国家治理研究被引入,以丰富对政府信任格局的认识。

结构分析从总体性视角出发,探讨制度环境对政府、民众所处场域及其互动模式的形塑:幅员辽阔、一统体制形成的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是“央地之分”的制度根源;“央强地弱”是因为体制内含的风险分散机制将高层政府的执政风险分解、下移给基层政府;由于卡里斯玛权威式微、法理性权威尚未确立,合法性危机导致的“央地双降”无法扭转,民众后物质主义转向过程中的认知转型加速了下降趋势。但法理权威为何没有全面建立、合法性危机与“央地双降”之间的发生机制是什么等问题,仍有待解答。

政府信任的结构和机制分析如图3所示。

图3政府信任的结构和机制分析

结构、机制分析路径的研究取向不同,但各有所长、互相补充、彼此兼容,表明政府信任是制度安排和央、地、民互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共同增进了政府信任格局的解释。

一方面,从制度环境而言,我国治理结构及其蕴含的风险分散机制有助于解释“央地之分”和“央强地弱”现象。在幅员辽阔的国家实行一统体制,形成了“委托-管理-代理”治理结构下的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是央地之分的根源。高层政府权责下放给基层政府的风险分散机制是“央强地弱”政府信任格局的体制原因。国家权力与官僚体制的博弈决定着权威类型和国家合法性的基础,政府信任下降的根源在于法理型权威未能完全确立的国家治理合法性危机,也与民众后物质主义转向过程中的认知转型密切相关,而高层政府信任下降速度较慢则与弹性认知机制密不可分。

另一方面,从政府信任作用机制而言,“央强地弱”是因为相比维持和增强政府信任的机制,削弱和侵蚀政府信任的机制占据了相对优势。按互动主体不同,八个政府信任作用机制可分为央—地、央—民、地—民和央地—民四类。如图4所示,①为央—地间的风险分散机制,高层政府将风险下移给地方政府是“央强地弱”的重要原因;②为地—民间的信任传递机制,民众连带着信任政府官员任职的地方政府;③为央—民间的信息控制机制,高层政府的信息控制有助于维持更加取信于民的“央强地弱”政府信任格局;④为央—民间的弹性认知机制,调整高层政府的组成部分和可信任范围,可以减缓高层政府信任下降速度;⑤为央地—民间的传统文化机制,对政府规范的接受而非反思有助于维持和提升政府信任度;⑥为央地—民间的绩效感知机制、信息接触机制、认知转型机制,绩效感知可以提升自我效能感和生活满意度,有助于提升政府信任度,信息接触和认知转型则会强化个体对政府的反思,不利于政府信任的维持和提升。

图4政府信任的作用机制

①央—地:风险分散机制②地—民:信任传递机制③央—民:信息控制机制④央—民:弹性认知机制⑤央地—民:传统文化机制⑥央地—民:绩效感知机制、信息接触机制、认知转型机制

(二)研究讨论

本文基于结构-机制分析路径,综述了央、地、民所处制度环境和三者的互动机制,对“央强地弱”“央地双降”政府信任格局进行解释,可与既有政府信任研究和信任理论进行对话。

首先,有助于厘清政府信任作用机制间的关系并探索其生效情境。社会关系网络及其传递的信息既可能触发信任传递机制,增进民众对官员所任职政府的信任,又可能触发弹性认知机制,延缓政府信任的下降速度,也可能触发信息接触机制和认知转型机制,不利于政府信任的维持和提升。认知转型机制可以部分解释为何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区的民众越不信任中央政府,即经济发展可能触发绩效感知机制,增进政府信任,也可能触发信息接触和认知转型机制,降低政府信任。本文推测,信息机制在经济发展与政府信任中起着中介作用,即在信息控制机制生效的情况下,绩效感知可以维持或提升政府信任,而在信息控制失效的情况下,信息接触、认知转型机制会抵消绩效感知机制,不利于政府信任的维持和提升。信息接触会促使民众反思现存政体,出现认知转型,加之绩效感知弱化,导致政府信任下降,因此,绩效感知、信息接触和认知转型机制可能是勾连合法性危机与“央地双降”的中间机制。

其次,强调了信任传递机制在政府信任中的重要性。信任系统存在三种传递信任的中介人:承担损失声望风险的顾问帮助委托人和受托人建立联系;承担损失资源风险的保证人使委托人愿意信任受托人,对其倾注资源;占据结构洞位置的承办人利用信息、控制优势,为委托人达成目标,自身也能从中获益41。在政府信任的信任传递机制中,民众连带着对官员任职的基层政府产生信任,基层政府官员扮演顾问角色,让民众与政府沟通更便捷。在政府信任格局中,高层政府承担的是承办人角色,它利用结构洞位置降低自身风险,形成“央强地弱”政府格局,若高层政府转化为保证人角色,承担更多的角色和责任,提供更多的跨区域公共物品,则能缓解基层政府信任的下降速度,使高、基层政府信任趋于均衡。

最后,可与不对称信任理论对话。“信任文化在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中比在任何其他类型的政治系统中更有可能出现”,因为它预设“制度化的不信任”“为那些愿意冒信任危险的人提供了一种支持或保险,为那些企图背叛信任的人设置了障碍,并且为实际背叛信任的行为提供了一种矫正机制”,通过建立事先承诺产生了信任。威权政治企图直接建立制度化信任,并将其变为正式要求,更为脆弱,容易崩溃,因为民众被看成是可疑的、不忠的、不服从的和会犯罪的,单方面的信任指向统治者和政权制度,距离感、不透明、不可问责性、不确定性会造成普遍的不信任42。放心关系和信任关系的区别在于后者需要约束机制43,政府信任是有约束机制的信任,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会随疑虑增加而增大,因此需要借助严格的制度、规范来树立法理型权威,通过触发民众的绩效感知、信任传递机制,规避认知转型机制对政府信任的侵蚀作用,才能扭转“央地双降”趋势,提升政府信任度。

本文对维持和提升政府信任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一方面,就个体而言,提升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如消费更多的公共物品、获得更多的体制和市场资源、认识并交好更多的政府官员,从而获得良好的绩效感知,实现信任传递,可提升政府信任度;通过发挥信息控制机制的作用,并规避信息接触机制,即接触封闭、同质的群体和信息,并强化政治社会化,可以维持或提升政府信任度。另一方面,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而言,加强信息控制,强化政教礼仪和意识形态的宣传、管控,发挥传统文化机制的作用力,规避信息接触和认知转型机制的影响力,可以权宜性地维持政府信任;集中部署解决腐败等历史遗留问题,大刀阔斧地解决就医、入学、住房等民生难题,缩小贫富差距,通过提升民众的绩效感知来扭转认知转型,是当前阶段修复政府信任的关键举措;高层政府转变为保证人角色,设立约束机制,运用制度化方法实现权力和利益的分而治之,将国家合法性完全建立在法理型权威基础上,则是提升政府信任的根本方法。

既得利益者的阻挠、根深蒂固的臣民思想、圈子文化盛行等传统文化机制可以部分解释法理权威全面确立之难,“央地双降”是合法性危机的体现,而合法性危机也可能表现为信任传递机制失灵、传统文化失效等。政府信任机制之间的关系及其交互效应,如为何绩效感知在认知转型过程中会减弱、传统文化和认知转型机制之间有何关系等,有待后续研究。在未来的研究中,可运用跟踪数据研究政府信任的动态演化机制,或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探究重大事件的政府信任影响机制;可通过口述史研究重大历史事件等关键节点对不同阶层、地域的民众政府信任度的影响,或通过分析反映民众政治和社会心态的民谣、俗语等探究政府信任的历史变迁;信息接触机制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大多限于人际和媒体接触、上访等调查资料,可运用大数据分析或实验法,研究信息接触频率、信息内容及信息的情绪倾向等对政府信任的作用机制。

参考文献：

[2]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J].社会学研究,2011(1):1-40.

[3]周雪光.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J].社会学研究,2008(6):1-21.

注释:

4.参见罗家德,帅满,杨鲲昊:《“央强地弱”政府信任格局的社会学分析——基于汶川震后三期追踪数据》(《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5.参见吕书鹏,朱正威:《政府信任区域差异研究——基于对ChinaSurvey2008数据的双层线性回归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5年第2期)｡

6参见威廉·米施勒,理查德·罗斯,周艳辉:《何为政治信任的来源?——以后共产主义国家为背景考察制度理论和文化理论》(《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9期)｡

9.参见胡荣,李静雅:《城市居民信任的构成及影响因素》(《社会》,2006年第6期)｡

10.参见渠敬东:《坚持结构分析和机制分析相结合的学科视角,处理现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大问题》(《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

11.参见孟天广,杨明:《转型期中国县级政府的客观治理绩效与政治信任——从“经济增长合法性”到“公共产品合法性”》(《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4期)｡

12.参见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3.参见胡荣,胡康,温莹莹:《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

14.参见肖唐镖,王欣:《“民心”何以得或失——影响农民政治信任的因素分析:五省(市)60村调查(1999~2008)》(《中国农村观察》,2011年第6期)｡

20.参见叶敏,彭妍:《“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的解析:关于央地关系一个新的阐释框架》(《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22.参见陈云松,边燕杰:《饮食社交对政治信任的侵蚀及差异分析:关系资本的“副作用”》(《社会》,2015年第1期)｡

23.参见胡荣:《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流失》(《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

26.参见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28.参见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29.参见周雪光,练宏:《政府内部上下级部门间谈判的一个分析模型——以环境政策实施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30.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31.参见周雪光:《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开放时代》,2012年第9期)｡

32.参见荣敬本,崔之元,王拴正,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33.参见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

35.参见周雪光,艾云:《多重逻辑下的制度变迁: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36.参见周雪光:《“逆向软预算约束”:一个政府行为的组织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37.参见周飞舟,王绍琛:《农民上楼与资本下乡:城镇化的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38.参见曹正汉,周杰:《社会风险与地方分权:中国食品安全监管实行地方分级管理的原因》(《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1期)｡

40.参见周雪光:《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官僚体制:一个韦伯理论视角》(《开放时代》,2013年第3期)｡

42.参见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

帅满.政府信任格局演化的结构和机制分析[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3(01):52-59.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编号:20FSHB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