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成长为一个组织上强固、政治上坚定的全国性、群众性工人阶级政党的重要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进程中,通过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确保了中共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一个具有严密而完整组织体系的政党。当前,对这一时期中共基层组织建设研究更多是从宏观层面加以阐述,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从历史纵向比较研究的视野出发,考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建设的具体实践及其内在逻辑仍有探讨空间。本文旨在深入考察延安时期中共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具体实践,总结相关历史经验,为新时代中共基层组织建设提供借鉴。

一、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中基础性工程

党的组织建设作为中共党建的主要任务之一,必须从理论上阐明其在党的建设中的基础性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共产党组织建设理论提出了许多形象的阐述,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进组织,“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1]526,只有“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一支工人阶级的大军”[1]526,才能必然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视野中,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在共产党组织建设中处于最基础的地位。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并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进程中,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作为领导党全部工作的基础性地位来予以重视。然而,初创时期的党处于非法状态,其组织发展较为缓慢。特别是在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遭到了反动军阀的残酷镇压。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中共总结了“二七惨案”的经验教训,更加意识到寻找较为宽松的组织发展环境以及发展壮大组织力量已成为当时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

作为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如何发展和壮大党的组织体系,以及为什么要加强基础性工程建设,成为中共成立初期加强自身建设的关键词。中共二大在提出“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2]162的决议后,对党内组织作用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并将其视为党一切发展的中心工作。在中共四大上,不仅首次将支部作为党的基本组织,对支部的组织和工作方法也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可以说,“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3]258,中共成立初期的中心工作是围绕发展与壮大党的组织体系来开展的。针对当时党在组织建设中存在“支部工作并未真正建立”和“不能接近和领导群众”等情况,1927年6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对党的支部六项任务和地位作用作了专门的阐述,这对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加强党的建设意义深远。同时,在如何加强基础性工程建设的可能性问题上,中共根据党的政治任务、所处的历史条件以及党的自身状况,从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确立到基层组织建设的实现形式、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摸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然而,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左”倾和右倾错误思想的影响,给中共组织建设带来了严重损失,中共中央到延安后,红军与共产党员仅3万余人。除此之外,当时红军党组织的活动范围也非常狭小,除了陕甘宁边区和南方各省游击区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外,在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只剩下北方局所属部分组织和上海、西安等地保存下来的少部分组织,有党员关系的党员为数极少。面对严峻复杂的战争环境形势,如不对当时党组织队伍做出主动性调整,“纠正追求数目字与采用突击方式的错误”[4]580,将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领导、动员和组织全国工农群众完成全民族抗战胜利的历史性任务,便成为这一时期各地党组织建设的首要任务。遵义会议重新确立党的建设正确路线后,毛泽东吸取前期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鲜明提出从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建党,坚持中共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中基础性地位,明确号召“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5]548。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提出“在组织上扩大与巩固党”的战略任务。中国共产党作为全民族的先锋队,在发展党员过程中不仅要避免关门主义倾向,而且要明晰吸收新党员的标准,而这就特别需要坚持组织建设在党的建设中基础性地位。毛泽东全面论述了这一时期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基础性作用,及时纠正了基层党组织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错误观念,充分肯定了“广大的发展共产党的组织”的方针,并提出了要“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6]523-524,对抗战初期各地基层组织的迅速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经过三年的基层党组织建设,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力迅速扩大,已经初步承担起领导民族抗战的历史重任。

面对“新党员所形成的很多的新组织”[6]603,在扩大中共队伍和建立中共基层组织的过程中,由于对新党员和新组织缺乏有效的指导和管理,中共组织生活难以正常开展,这给巩固党的组织基础带来了负面影响。中共中央根据党组织发展的问题及面临的形势,将巩固党的组织视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4]579,分“审查党员干部,整顿健全党的组织”和“开展支部教育,提高党员素质”两个阶段来加强和巩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历经14年抗战的严峻考验,在正确方针和思想的引导下,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成效明显,党的组织与党员遍布全国各地,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和政治影响力逐渐提高,“已被全国人民认为是他们唯一的救星”[7]376。解放战争时期面对当时国内外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随着广大解放区群众运动的深入开展,深厚而广泛的群众基础使公开建党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从中共基层组织建设从秘密向公开的转变过程不难看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在中国共产党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对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重视中共基层组织队伍建设

全国性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开展组织建设的政治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中共基层组织队伍建设也“要在各种复杂环境中保持纯洁”[8]200。作为整个党组织建设的坚实基础,需要从党员群体素质、干部队伍能力、组织机构构建三个方面出发,将发展教育党员、巩固党的组织基础以及提高党员干部素质作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关键点。

一是注重中共党员队伍建设。为适应抗日救亡运动迅猛发展的需要,1938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针对“党的组织力量,还远落在党的政治影响”现状,提出建立“强大的党的组织是必要的”,要“把发展党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战中新的积极分子与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上”[9]186。然而,随着党员数量的迅猛发展所引发的新问题,尤其是党的基层组织发展不平衡、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力不高、党员的思想觉悟差异性明显等问题,对党组织的适应力也带来了相应的挑战。要把“发展党的工作应成为经常性的工作,反对拉夫的方式发展组织”[4]731,克服发展党员过程的关门主义倾向,通过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健全基层组织的制度化建设以及深入审查支部党员身份等举措加强建设,这对后期的组织建设起到了良性的推动作用。在抗战之后,我们党的组织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共接收了一百多万党员,建立了近千个县委、几万个支部”[7]413。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发展党员作为党的建设中起着基本作用的严肃的工作,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的指导方针也随之转变,特别是“在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党员的原则仍然应该是先求质而后求量”,在农村、部队、工厂、机关和学校中发展和接收党员,“必须具体考察与具体指导”[7]414和“经过宣传和教育之后,才能接收”[7]415。1946年4月彭真在《关于发展党的问题》中指出,随着土地革命的开展和党群关系的密切,这一时期“应该注意在斗争中大量地慎重地发展党员”[10]415。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展和新老解放区的不断巩固扩大,1948年7月30日新华社在《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的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社论中指出:“我们是已经三百万党员的大党,现在正处于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最伟大年代,担负着中国革命事业中的最重要任务。”[8]401因此,发展党员要着手解决适应领导大革命和大战争的形势需要,为赢得全国胜利奠定坚固基础。

二是重视干部队伍建设。正确的组织路线与干部政策,是革命事业成功的关键和保障,这就需要通过健全党的组织体系和明晰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等路径,使干部自觉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积极践行者。因此,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结合革命战争年代干部成长的规律和需求,在吸取前期干部培养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先后在《总政治部关于干部工作第二号指示——关于干部政策与教育》《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延安几种干部培养与使用的决定》《晋察冀边区的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增强新党员新干部的党性》《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等文件中,对干部选拔、培养、任用制度等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从根源上组建一支理想信念坚定、忠诚干净担当和言论行动统一的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1945年刘少奇在《论党》中指出“党的干部问题,实是中国人民事业中决定一切的问题”[7]432,认为要从“从政治上来理解党的干部问题与干部政策”[7]444,同时就党选拔干部的标准、培养和选拔本地干部、重视党内的干部教育、加强共产党员干部与非党干部的团结合作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1948年10月10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三万至四万下级、中级和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五千万至一万万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8]557这为新中国成立后,造就一支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较强、熟悉地方情况的干部队伍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健全中共基层组织建设的运行架构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处于全国范围革命、局部范围执政的特殊历史时期,为了最大限度地动员和组织群众参与民族解放运动,中共在这一时期面对复杂的社会情境,对基层组织建设的理念和方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适应。1937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告全党同志书》指出:“学习与创造新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式,以适合于目前的新环境,成为展开党的全部工作的需要关键。”[8]1701937年5月《苏区党代表会议组织问题报告提要》对中共的政治和组织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我们党的工作方式、方法、组织形式有适应新的形势的改造”[8]213。中共中央从当时革命战争的形势和边区实际出发,对中共的基层组织机构和运行方式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调整。

一是对中共的中央和基层组织机构和职能进行科学划分。中共的中央领导系统是整个党组织的核心与大脑,中共中央从建立领导体系和确立领导机构两个方面出发,对中共的中央领导系统进行了完善。1935年11月3日《关于组成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通令》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任红一方面军领导人的命令》明确了毛泽东等人在军事上领导体系的建立。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明确组织委员会的任务与权限,有效加强了党对组织工作的具体领导。

在中共中央一系列会议精神和具体工作指导下,延安时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从具体的实际和所处的战争环境出发,加强中共对基层组织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克服前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思维惯性,确立了中共基层组织的组织路线和工作原则。首先,对基层党组织进行科学划分,如陕甘宁边区充分考量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和群众基础的差异,在老区、新区、敌区、顽区等区域确立不同的组织和活动原则。对新老区革命根据地中共组织的工作重点做了规划,《中共中央关于发动与争取基本群众的方针给华中局的指示》指出“在新区彻底实行减租减息,在老区发展生产运动”[11]282,党的组织活动方式“必须打破过去地下党那种狭窄秘密活动方式”“在一切可能的与合法的范围内,去联系与团结尽可能广大的群众,去提高群众的觉悟性、组织性”[11]305。在抗日战争发生的地区,党的秘密组织形式以短小精干为主,同时“必须适合于战时的状态”,在做到足够严密与巩固的同时,“党组织必须准备任何时候的突变与敌人的袭击”[8]293。

二是加强党支部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窗口”,中共对党支部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范式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中共四大首次将“支部”确定为党的基本组织,从中国革命发展的实际出发,从“一切工作归支部”口号的提出到“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形式探索,丰富了中共的组织结构,夯实了中共的组织基础。随着中共面临的革命环境及任务的变化,中共支部建设在总结前期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支部建设的地位、支部的组织原则、支部的基本任务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

作为中共的基本组织,支部“是党的力量增长的主要源泉”[12]145,在革命战争年代“支部应以编村或联保组成之”[4]704。作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团结群众的核心组织,1939年6月陈云总结了建党以来党支部建设的经验教育,对党支部建设的设置原则和主要任务等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1939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指出:“党的支部,必须以群众作为基本工作,每一支部必须变成每一个乡村每一个市镇所有群众的核心,变成一切群众运动一切群众斗争的宣传者组织者和领导者。”[4]738作为党的基础工作的重要内容,将有计划加强支部的教育作为各根据地党组织建设的重点。为了更好地应对激烈变化的环境,更好地领导广大群众投身到巩固边区和支持抗战的热潮,1943年5月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边区群众工作的指示》指出“支部要指令党员带领民众,去参加各项群众的组织与工作”[13],这为加强中共的群众工作指明了新方向。

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中共的基层组织建设在不同区域发展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1945年5月14日刘少奇在《论党》中明确指出:“现在各解放区党员的数量虽已很大,但还有一半以上的乡村没有党的支部,很多的乡村没有党员,只在几个边区,有支部的乡村超过了百分之五十,在另外几个边区,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乡村没有一个党员。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在每一个乡村建立一个几个人至几十个人的党的支部,是必要的。因此,在解放区还须发展党员,建立新的支部。”[7]415-4161945年6月中共七大在总结中共成立以来党组织建设所取得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首次对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进行了系统性的阐述,这也标志着党支部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渐趋成熟。为适应领导东北群众运动发展的形势,1946年7月7日陈云在《东北的形势和任务》中,要求东北局“在农村中建立党的堡垒——支部”“使东北自卫战争成为广大人民参加的战争”[10]346。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展,公开建党的条件已趋于成熟,1947年12月31日刘少奇在《在同华北军工会议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支部要公开,党员要公开。”[14]1948年2月22日周恩来在《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中也强调:“除尚未巩固的新区以外,一切党的支部,均应公开。”[8]172同年5月25日,毛泽东在《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党内指示中要求“按照正确政策,完成党的支部组织的整理工作”[8]316,这为进一步夯实中共基层组织建设指明了方向。在正确方针的指引下,到1949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为448.8万人,共成立支部约20万个。[15]

三是重视军队中共组织机构建设。为适应民族革命战争的需要,更好地应对改编后军队中出现的诸多新情况新问题,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军队组织机构建设,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1937年在《中共中央关于红军中党及政治机关在新阶段组织的决定》中,对改编后的红军的中共组织系统进行了完善,通过了在师以上组织军政委员会、团师以上组织党务委员会等决定以及对各级政治机关的组织职责进行了规定。1937年8月1日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红军改编后党及政治机关的组织的决定》中,适时地调整了党在军队中的组织系统,并对党的各级组织的根本任务和职责作了具体规定,指出:“连队的党的支部,是党在部队中的基本组织,支委会由党员大会选举五至七人组织之,其分工为支书、副支书、组织、宣传、民运、青年等委员。”[8]420为了更好地形成中国共产党在整个军队中的领导力,在坚持“党指挥枪”原则下,保证中共的各项决策在军队中能有相应的机关执行,中共对基层部队的组织建设也进行了完善,通过设立军政委员会、联防军政治部、各级军队党委会以及成立士兵委员会等举措,先后颁布了《军政委员会条例》《军政委员会条例》《关于成立陕甘宁及晋西北联防军政治部的决定》《关于在军队中组织党委会的指示》等文件,保证了党对军队的正确领导和军队党组织的纯洁性,对军队基层组织建设的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据统计,改编后的八路军,各连队均建立了党支部,营以上的军政干部100%为中共党员,连排级干部90%为中共党员,中共党员占八路军部队总数的20%。[16]到1939年,在整个八路军、新四军中的中共党员由抗战前的3.5万人发展到14万多人,各部队党员数量始终保持在占部队总人数的30%～50%左右的水平,连以上干部几乎全部都是中国共产党员。[17]

四、严肃中共基层组织建设的纪律要求

中共基层组织建设成效的好坏,必须有严格的纪律保证。列宁曾深刻地指出,在尖锐的阶级战争的时代,共产党要实现他的任务,必须有最集中的组织方式和铁的纪律的维系。可以说,战争环境下严肃中共组织纪律建设,对维护中国共产党党内团结和实现革命胜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党的组织纪律建设,将其视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必须遵循的规矩和行为准则。基于此,延安时期主要从以下方面严肃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纪律要求:

一是强化党的组织纪律建设的重要性认知。健全的组织纪律是保证实现党内各项工作的重要保障,针对当时党组织发展中存在的关门主义倾向,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中指出:“党用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与铁的纪律,去保证党的组织的巩固。”[5]549全国性抗战开始后,党进一步加强了对组织纪律建设的重要性认知。1939年8月《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指出,严格党的组织纪律对“保证党的行动上的一致”[4]581和“团结全中国人民,引导抗战到最后的彻底的胜利”[4]582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针对党内部分党员存在的无组织纪律和无政府状态现象,中国共产党将建章立制贯穿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全过程,对违法违纪党员处分、党员破坏革命道德的行为检查等方面进行了具体规定。任弼时在1948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明确指出“建立制度,制订法令”[8]470是加强纪律性要求的两个重要条件之一。同时,结合党组织和党员人数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中共深化对组织纪律自觉性和强制性的认识。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强调:“党的纪律是带着强制性的,但同时,它又必须是建立在党员与干部的自觉性上面。”[9]6461939年4月陈云在《共产党的基本组织原则》中指出,为了党的行动的统一,党的“纪律是自觉的,同时又是强制的,两者不可少”“否则不能保证行动的统一”[12]182。1942年4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整顿三风》的讲话中指出,要使党的纪律能更好发挥作用,要在坚持其自觉性的同时,还要使其具有强制性。为保持解放战争的胜利趋势和保证党纪的集中性,要“迅速地克服现在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进而“达到全党的政策与纪律的完全统一”[8]329。

二是提出中共组织纪律的基本原则。组织纪律和组织原则是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必须遵循的规矩和行为准则。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过去正反两方面斗争经验科学总结基础上,毛泽东于1938年10月在《论新阶段》中指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9]645,第一次完整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四个服从”原则,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9]645,在革命实践斗争中逐步深化和完善。面对违反组织纪律和规定的行为所带来的“血的教训”,中共中央着重强调各级党组织应提高组织性和纪律性,以随时应对任何可能到来的严重事变而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同时,针对当时新党员新干部党性薄弱的情况,1942年9月陈云在《增强新党员新干部的党性》中指出要加强党员的纪律教育,“严格纠正本位主义的一切直接或间接的不合组织纪律的作风”[18]。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将“严明纪律”作为在新解放区开展斗争、发动群众的重要措施。随着解放战争进程的加速进程,面对当时中共党内存在的“地方与经验主义严重;办事不请示不汇报;隐瞒错误;处理原则性问题草率;不仔细研读中央文件”[8]262等五种不良作风,任弼时指出,鉴于各地统一,党威信提高,战争规模日趋扩大,在此情况下更加需要党的集中领导,提高纪律性,并强调在解放战争的进程中需要加强纪律性,统一集中,请示报告,服从纪律,这样才能避免各种问题,消除不良倾向,从而“战胜国际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8]470。延安时期通过明确中共的组织纪律的基本原则,进一步加强了中共党员遵守和服从纪律的意识,严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纪律。

综上所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具体情势的发展需要,在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中作出及时调整,有效解决了当时党内遗留下的一些历史问题,对巩固、发展和壮大中共组织力量,最终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在重视基层组织队伍建设、健全中共基层组织建设的运行架构以及严肃中共基层组织建设的纪律要求等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有益尝试,对新时代加强中共基层组织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26.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58.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6]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2]陈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5.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09.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66.

[15]张明楚.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建设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189.

[16]曹润芳,潘贤英.中国共产党机关发展史[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165.

[17]朱汉国,谢春涛,樊天顺.中国共产党建设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167.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70.

林碧烽.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建设的历史考察[J].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20,18(05):409-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