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 比较18F-FDG PET-CT和肿瘤标志物诊断肺癌的应用效果。方法 随机选取疑似肺癌患者80例,均接受18F-FDG PET-CT和肿瘤标志检查及病理学检查,统计分析18F-FDG PET-CT和肿瘤标志物诊断肺癌的应用价值,分析18F-FDG PET-CT对肺部肿块诊断假阳性、假阴性患者的一般资料、SUVmax与肺癌临床病理参数的相关性。结果 80例患者中,病理诊断阳性70例,阴性10例; 18F-FDG PET-CT诊断阳性72例,阴性8例,诊断肺癌的敏感性为97. 1%(68/70),特异性为60. 0%(6/10),准确性为90. 0%(72/80),阳性预测值为94. 4%(68/72),阴性预测值为75. 0%(6/8);肿瘤标志物诊断阳性67例,阴性13例,诊断肺癌的敏感性为88. 6%(62/70),特异性为50. 0%(5/10),准确性为83. 8%(67/80),阳性预测值为92. 5%(62/67),阴性预测值为38. 5%(5/13)。18F-FDG PET-CT诊断肺癌的敏感性、准确性、阴性预测值均显著高于肿瘤标志物(P <0. 05),但特异性、阳性预测值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P> 0. 05)。18F-FDG PET-CT对肺部肿块诊断假阳性、假阴性患者的SUVmax与CYFRA21-1、CEA、NSE均无相关性(P> 0. 05)。原发灶直径≤3 cm肺癌患者的SUVmax显著低于> 3 cm患者(P <0. 05),但鳞癌和腺癌患者的SUVmax之间的差异不显著(P> 0. 05)。结论 18F-FDG PET-CT诊断肺癌的应用效果较肿瘤标志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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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诊断、鉴别诊断肺癌、评价肺癌分期、临床疗效的过程中,18F-FDG PET-CT均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仍然有一定的假阴性、假阳性存在[1]。本研究比较了18F-FDG PET-CT和肿瘤标志物诊断肺癌的应用效果。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2017年10月至2019年5月我院疑似肺癌患者80例,其中男性52例,女性28例,年龄38~83岁,平均(58.4±5.4)岁。病理诊断70例为肺癌,其中病理类型:25例为腺癌、21例为鳞癌、6例为小细胞癌、4例为大细胞癌、3例为腺鳞癌、2例为类癌、2例为细支气管肺泡癌、7例不明确,病理分期:10例为Ⅰ期、20例为Ⅱ期、31例为Ⅲ期、9例为Ⅳ期;10例为肺部其他疾病,其中疾病类型:2例为结核、1例为结节病、1例为错构瘤、1例为炎性假瘤、1例为肺脓肿、1例为支气管扩张、1例为淋巴瘤、1例为鳞状上皮不典型增生、1例为肉芽肿性炎。
1.2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均接受胸部X射线或CT检查;(2)均接受18F-FDG PET-CT和肿瘤标志物检查;(3)均接受纤维支气管镜、病理学或细胞学检查。排除标准:(1)缺乏完整的病例资料;(2)合并精神疾病;(3)合并心理障碍。
1.3方法
1.3.1 18F-FDG PET-CT检查
采用PET-CT扫描仪(Ingenuity TF 64飞利浦公司)显像,应用日本住友HM-20回旋加速器生产18F-FDG,放化纯在95%及以上。督促患者禁食,安静6 h,对其空腹血糖浓度进行常规测量,将其控制在7.0 mmol/l以内,然后给予其肘静脉注射3.7~7.4 MBq/kg 18F-FDG,平静休息50min后对其进行CT、PET全身断层显像,层厚、AROV分别为4.25 mm、50 cm,全身检查平均6个床位,每个床位2 min,检查约20 min,将PET数据获取过来,CT衰减校正后在Portal工作站重建,在此过程中运用迭代法,多幅、多层面成像并融合CT图像。依据病变位置将感兴趣区(ROI)选取出来,并对标准摄取值(SUV)进行测量,阳性标准为最大SUV(SUVmax)在2.5及以上[2]。
1.3.2血清肿瘤标志物检测
治疗前抽取所有患者的血样,采用新产业4000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分析仪,应用深圳市新产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商用试剂盒对患者的细胞角蛋白片段(CYFRA21-1)、癌胚抗原(CEA)、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水平进行测定,阳性标准为NSE、CEA、CYFRA21-1水平分别在17.0ng/ml、3.4 ng/ml、3.3 ng/ml以上[3]。
1.4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用表示,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用χ2检验。采用SPSS 21.0,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18F-FDG PET-CT和肿瘤标志物诊断肺癌的应用价值比较
80例患者中,病理诊断阳性70例,阴性10例。18F-FDG PET-CT诊断阳性72例,阴性8例,诊断肺癌的敏感性为97.1%(68/70),特异性为60.0%(6/10),准确性为90.0%(72/80),阳性预测值为94.4%(68/72),阴性预测值为75.0%(6/8);肿瘤标志物诊断阳性67例,阴性13例,诊断肺癌的敏感性为88.6%(62/70),特异性为50.0%(5/10),准确性为83.8%(67/80),阳性预测值为92.5%(62/67),阴性预测值为38.5%(5/13)。18F-FDG PET-CT诊断肺癌的敏感性、准确性、阴性预测值均显著高于肿瘤标志物(P<0.05),但特异性、阳性预测值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P>0.05)。见表1。
表1-1 18F-FDG PET-CT和肿瘤标志诊断肺癌的应用价值比较/例
表1-2 18F-FDG PET-CT和肿瘤标志诊断肺癌的应用价值比较/%
2.2 18F-FDG PET-CT对肺部肿块诊断假阳性、假阴性患者的一般资料分析
18F-FDG PET-CT对肺部肿块诊断假阳性、假阴性患者的SUVmax与CYFRA21-1、CEA、NSE均无相关性(P>0.05)。见表2。
表2 18F-FDG PET-CT对肺部肿块诊断假阳性、假阴性患者的一般资料分析
2.3 SUVmax与肺癌临床病理参数的相关性分析
原发灶直径≤3 cm肺癌患者的SUVmax显著低于>3 cm患者(P<0.05),但鳞癌和腺癌患者的SUV-max之间的差异不显著(P>0.05)。具体见表3。
表3 SUVmax与肺癌临床病理参数的相关性分析
3、 讨论
18F-FDG PET-CT将局部生理、代谢方面的信息提供给临床的途径为将肿瘤细胞过度蓄积FDG的原理充分利用起来,SUV属于一种半定量方法,能够分析18F-FDG PET-CT,通常情况下,其鉴别肺部肿块良恶性的临界值为2.5,18F-FDG PET-CT即PET和CT同机融合图像,促进了肺结节诊断准确性的提升[4]。PET与CT的同机融合进度受到病灶大小、位置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假阴性,发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为支气管肺泡癌、高分化腺癌、类癌等恶性病变具有较好的分化或过小的结节[5]。相关医学研究表明[6],肺癌原发肿瘤大小、临床分期均与SUVmax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病理学类型与SUVmax无相关性。相关医学研究表明[7],SUVmax在0~2.5之间,肺癌的可能性为24%;SUVmax在2.6~4.0之间,肺癌的可能性为80%;SUVmax在4.1及以上,肺癌的可能性为96%。恶性病变几率随着原发灶的SUV的增大而提升。相关医学研究表明[8],18F-FDG PET-CT假阳性的原因主要为隐球菌新生物、神经鞘瘤、组织孢子菌病等。肿瘤标志物属于一类化学分子,产生主体为肿瘤组织,能够将肿瘤细胞在体内存在情况反映出来。现阶段,CYFRA21-1、CEA、NSE在肺癌诊断的各项肿瘤标志物中较为常用。相关医学研究表明,CYFRA21-1相对敏感于肺鳞癌,CEA相对敏感于肺腺癌,NSE相对敏感于非小细胞肺癌。但是,CYFRA21-1、CEA、NSE只能早期辅助诊断肺癌、监测疗效、评价预后[9,10,11,12]。
但是,如果只有18F-FDG PET-CT检查阳性或肿瘤标志物检测阳性,那么即便18F-FDG PET-CT显像诊断肺癌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准确度,仍然应该充分重视18F-FDG PET-CT显像阴性但肿瘤标志物检测阳性的情况,从而对过度依赖18F-FDG PET-CT造成漏诊的现象进行严格避免。如果疑似肺癌患者肿瘤标志物阴性,则可以对其进行18F-FDG PET-CT显像等检查,从而明确诊断。此外,如果临床较难诊断一些患者,则应该将其和其他特征有机结合起来,密切随访观察,并尽可能快地将组织病理学诊断获取过来。在肺癌的诊断中,18F-FDG PET-CT显像是一种非创伤性检查方法,较为可靠,但是有一定的假阴性、假阳性存在。虽然和18F-FDG PET-CT相比,血清肿瘤标志物具有显著较低的灵敏度、准确性,但是仍然应该给予肿瘤标志物的补充诊断价值以充分重视,综合分析二者能够促进肺癌诊断准确性的提升、误诊或漏诊几率的降低。相关医学研究表明[13,14,15],SUVmax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将原发病灶大小反映出来,18F-FDG PET-CT检查诊断肺癌具有较高的灵敏度与可靠性,联合肿瘤标志物综合分析能够促进肺癌诊断准确性的提升、误诊率或漏诊率的降低。本研究结果表明,18F-FDG PET-CT诊断肺癌的敏感性、准确性、阴性预测值均显著高于肿瘤标志物,但特异性、阳性预测值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18F-FDG PET-CT对肺部肿块诊断假阳性、假阴性患者的SUVmax与CYFRA21-1、CEA、NSE均无相关性。原发灶直径≤3 cm肺癌患者的SUVmax显著低于>3 cm患者,但鳞癌和腺癌患者的SUVmax之间的差异不显著,和上述相关医学研究结果一致。
总之,18F-FDG PET-CT诊断肺癌的应用效果较肿瘤标志物好,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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